西南聯大:國難當頭,知識分子的選擇

戰火中的西南聯大作為中國高校史上的一個特殊存在，為延續中國的文化命脈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也在時代背景下見證了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和民族做出的選擇。

記者／吳麗瑋

西遷昆明

1938年4月，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院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走到了繼續西遷的最後一程。

為了躲避戰火，挽救教育，國民政府決定內遷各校，三所高校的學生定於1937年10月赴長沙報到，但僅僅一個學期之後，長沙也開始面臨戰爭的威脅，1938年1月，繼續西遷的工作列入日程。經過65天3500裡的長途跋涉，三所高校部分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終於抵達昆明，他們從昆明城東南的迤西會館出發，經過市中心的金碧路。這條路當時是廣東人和越南人的居住區和貿易區，路上有昆明標誌性的「金馬」「碧雞」兩大牌坊，相傳每60年，碧雞坊的影子與金馬坊的影子會交匯在一起，那分別是太陽和月亮的光影。

南湖是聯大師生在蒙自辦學時常去散歩地

如今這裡仍是昆明的地標建築，以復建的兩大牌坊為核心，形成了以市民廣場為中心的步行購物場所。而在它南側的巷子裡，則掩映著蔡鍔將軍的故居，這位曾在昆明發動起義，推動民主共和進程的雲南都督，開辦了雲南全省工錢局，次年改名為富滇銀行，位置就在金馬碧雞廣場的北側。富滇銀行在龍雲執政期間，依靠發行滇幣的優越地位，一直扮演著雲南地方央行的角色，是地方軍閥統治雲南的重要金融工具。地方經濟的穩定也成為西南聯大做出西遷選擇的一個重要外部條件。

當長沙臨時大學決定搬遷的消息公布後，很多地方都表示了歡迎，廣西政府邀請臨時大學去桂林或者其他城市，但經濟系教授秦瓚主張遷往昆明，他了解雲南，父親秦樹聲在清末時擔任過雲南學臺，秦瓚曾隨父前往，而且在當地有很多父親的關係可以利用。臨大常委採納了秦瓚的建議，1938年1月任命他為先遣隊長，與遷校籌備委員楊石先、王明之赴昆明探勘。秦瓚到昆後，他的關係果然起了很大作用，不僅教育廳長龔自知極為支持，雲南省主席龍雲也表示甚為歡迎。

但遷滇的決定在校園裡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聞一多曾回憶說：「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於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長沙臨時大學圍繞是否遷滇的爭論，不僅是戰事爆發以來學校關於如何對待戰爭的第一次大討論，也是當時教育界關於怎樣投身抗戰討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綜觀這一時期的輿論媒體，在這個問題上都發表了許多不同意見。」聞一多的孫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聞黎明向本刊分析道。

截然對立的意見並沒有動搖長沙臨時大學的搬遷決心。梅貽琦在西南聯大校慶九周年紀念會上曾闡述遷校的初衷，選擇雲南「並不是專以安全為原則，因為單純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馬拉雅山」。但是過分閉塞的地方，不是學校所在的目的地，選擇雲南，「是因為有滇越與滇緬兩條路可以通到國外，設備儀器容易運到」。

位於昆明的雲南師範大學內西南聯大舊址

滇越鐵路這條在當年對雲南異常重要的鐵路線，它進入雲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這個小站距離聯大文法學院上過一學期課的小城蒙自約有半小時車程，從越南境內西遷過來的聯大師生，就是從碧色寨下車，再換上從開遠到昆明的列車而到達目的地。地方政府有意將碧色寨車站打造成一個旅遊景點，我們去時，當地村民正在復建站臺和鐵道兩側的民房，在牆面上刷著法式風情的淡黃色油漆。一個來自法國的考察旅遊產品項目的團隊在導遊的帶領下正在站臺裡參觀「雲端上的鐵路」老照片展。這些照片拍攝於1903～1908年，拍攝者是當時參與修築鐵路的法國會計師喬治·奧古斯特·瑪爾伯特，圖片裡展示了當年沿著陡峭的山崖修建鐵路的不易。而在已經修繕完整的寬鐵軌旁，還有幾段尺寸較小的窄鐵軌殘段，法國團隊的導遊對此並沒有做什麼介紹，但這條兩軌間距僅為600毫米的「個碧石鐵路」其實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是當年在蔡鍔的批示下，由個舊錫礦商人集資修建的一條鐵路，目的是為了抵製法國人對個舊的錫礦資源掠奪，用一種小尺寸的鐵軌將個舊的礦藏經碧色寨直接運往石屏。儘管這條鐵路已廢止多年，但這段歷史仍舊閃耀著雲南人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決心。

臨大決定西遷時，蔣夢麟為了說服同學，特邀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來校演講。陳誠在演講中說道，對日作戰是長期的，政府深信抗戰一定勝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們，理應承擔更艱苦更困難的使命，現在政府為了抗戰組織青年從軍是必要的，但培養未來的建國人才也很必要。」這種表態多少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況且繼續學習與投入抗戰並不矛盾，只是救國的方式不同，有些同學「聽某一人說話以後，覺著救國對，然而當與另一個人辯論以後，立刻改變了主見，於是覺得讀書對了」。

昆明師範大學教授餘斌

但搬遷的過程異常艱難。從長沙臨大赴滇路線有三種：一是從湖南途經貴州到雲南的步行路線；二是沿粵漢鐵路至廣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鐵路經蒙自至昆明；第三條路線是沿剛剛竣工通車的湘桂公路經桂林、柳州、南寧，過鎮南關至河內，同樣沿滇越鐵路從越南到達昆明。在這三條路線中，最值得紀念的是湘黔滇旅行團的3500裡長途跋涉。1946年11月，胡適在西南聯大九周年校慶紀念會上說道：「臨大決遷昆明，當時有最悲壯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動和注意：師生徒步，歷68天之久，經整整3000餘裡之旅程。後來我把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是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可見，即使在當時，這段湘黔滇長徵已令世人欽佩不已，而作為保存國粹、延續文脈的文化大遷移中的一部分，它的意義更自不必言。

滇越鐵路進入雲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

最開始大家把步行入滇的隊伍稱作「步行團」，在1938年2月長沙臨大發出的步行路線報告裡，第一次將隊伍命名為「湘黔滇旅行團」，為這趟艱難的冒險之旅增添了一些輕鬆的色彩。從長沙步行至昆明的路線共分成七段：從長沙至常德，193公裡，步行；常德至芷江，361公裡，乘船；芷江至晃縣，65公裡，步行；晃縣至貴陽，390公裡，汽車；永寧至平彝，232公裡，汽車；平彝至昆明，273公裡，步行。原先彼此互問的「去昆明乎」迅速變成了「步行乎，海道乎」，甚至有三位首次體檢未能通過的學生，在堅持要求複查後，才得以進入湘黔滇旅行團的隊伍。

政府指派50歲的前東北軍師長黃師嶽中將擔任旅行團團長，還有11位自願加入的教師：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教員許維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繼桐、助教吳徵鎰、毛應鬥、郭海峰，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地學系教授袁復禮、助教王鐘山。學校請聞一多、李繼桐、曾昭掄、袁復禮組成旅行團輔導團，由黃鈺生教授擔任輔導團主席，這些教師中，除黃鈺生途中因公幾次離開外，其餘皆步行到昆明。

在旅行團成員的回憶中，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沿途的驚險，除了大自然的震懾，還有來自草莽的威脅。旅行團進入湘西山區時，傳言土匪猖狂，「公路愈來愈曲折，兩旁峭壁矗立，眼界頓時縮小，左右前後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雲霧吞沒，加上叢叢密密的樹林，給人一種強人隨時可能出沒的感覺」。

位於蒙自的聯大文法學院女生宿舍舊址

聯大學生向長清在《橫過湘黔滇的旅行》一文中回憶：「把鋪蓋攤好睜著朦朧的眼睛正想倒下頭去，忽然間傳令兵傳來一個可怕的消息，說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這裡了。頓時山腰間布滿了緊張恐怖的空氣，燈放射出的黃光，到後來索性吹滅了，變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張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麼用，幸而我們的大隊長挺身出來獨當一切。時間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卻沒有來。恐懼終究是擋不過疲倦的，大家終於都昏昏入睡了。因此當第二天那破裂的號音在屋角吹響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已經平靜地度過了一夜。」旅行團始終沒有與土匪正面接觸過，據說這是湖南省政府事先給「湘西王」打了招呼，說將有一批窮大學生「借道」去雲南讀書，請求放行。

戰時環境下的思考，給教育界的「小長徵」增添了不尋常的意義。抗戰爆發後，從前線和東南地區避居內地的人成千上萬，西南地區已成為抗戰建國的重要腹地，認識西南、開發西南，已是堅持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團員們深思著，西南地區雖然「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方，將來開發，前途遠大」，卻也「高山峻岭，急川湧流，只利於自守，而不宜於向外方發展」。一些團員不由心情沉重，國家已經失去江浙、華北及沿海地區，若只是固守西南「而不思收回失地，則生命上所受的威脅，便無解脫」，「蜀漢的往事，可引以為鑑」。

向長清寫道：「三千多裡走完了，在我心頭留下了一些美麗或者慘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罌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們，使我覺得如同經歷了幾個國度。」他頗有感觸地說，對於抗戰而言，邊遠地區還遠遠沒有動員起來。「一路上簡直就看不出什麼戰時的緊張狀態，只不過大都市裡多了幾個窮的或者富的流浪者！鄉村充滿了抽丁的麻煩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聯大師生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在這次長途跋涉中得到了升華，正如團員馬伯煌所說：「在西南聯大的精神結構中，也有徒步3500裡的因素在內。」

昆明市內保留了少量老房子

1938年4月9日，距旅行團第一次長沙碼頭集合恰好兩個月，成員們終於抵達通往雲南的關口。這時距離昆明還有100多公裡，在開始最後一段旅程之前，旅行團於早上8點集會。黃鈺生教授報告了學校的最新消息：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為了能給迎接他們的師長、同學及昆明市民一個好印象，所有人換上乾淨整齊的衣服。

行至金碧廣場時，學生們不禁感慨起來：「走到城中心區，抬頭一看，金碧輝煌地立著『碧雞』『金馬』兩座大牌，不禁使我憶及那已淪陷的可愛的古城——北平！太太小姐公子哥兒們，大家也想想北平是怎樣丟的呵！」接著，絲綢橫幅展開，上面寫著「歡迎湘黔滇旅行團」幾個大字，從其他路線來到昆明的師生們，唱起了語言學家趙元任譜寫的歌曲：「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 It's a long way to go.」隊伍穿過昆明城到達北側的圓通公園，黃師嶽將軍對梅貽琦說：「我在長沙從你手裡帶走了200多人，現在我把他們還給你。根據名單，所有人都在這裡。」

約1938年，故宮博物院第三批南遷文物

三校合作與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舊址位於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圍繞著一些保存下來的遺蹟，雲南師範大學建起了一座西南聯大博物館。當年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匾額和西南聯大紀念碑留存了下來，另有一間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設計的鐵皮屋頂教室也加固完好。除了位於室內的西南聯大校史展覽外，庭院的深處矗立著李公樸、聞一多的衣冠冢，以及「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墓，代表了西南聯大最悲壯的一面。

西南聯大博物館館長李紅英

西南聯大博物館館長李紅英告訴本刊，現在每年來參觀的遊客超過17萬人，除了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文化機構和高校外，港澳臺地區及海外遊客的數量也佔了相當的比重。「當年西南聯大去臺灣的有300多人，這些人成為了臺灣當時的核心教育支柱，西南聯大在臺灣的影響力非常大。不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來參觀博物館的遊客普遍都有種『朝聖』的心理，西南聯大是一座豐碑。即便是我這裡的講解員也覺得這份工作特別光榮，我們在每年的新生裡都會招募志願講解員，他們的培訓時間是三個月，之後經過考核才能上崗，同學們都非常踴躍。」

給我講解的女孩是9月份剛入學的「大一」學生。走進鐵皮屋頂教室裡，她為我介紹牆上掛著的西南聯大校歌《滿江紅》，羅庸作詞，張清常譜曲。「我給你唱一遍吧。」她自告奮勇，「萬裡長徵，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青澀的嗓音在教室上空迴響。

抗戰期間，遷走合併的高校有很多，但只有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大堅持了下來，首當其衝的原因是三位校長能夠精誠合作。

最開始，三校合作並不是一拍即合的。擔任過西南聯大外語系系主任的葉公超回憶說，當年他到了長沙以後，才知道蔣夢麟先生仍在杭州。蔣回來以後，葉公超問他南開和清華的兩位校長什麼時候來，蔣夢麟並不樂觀。「不過他說，假使他們兩位不來，我們也要把大學辦起來。那時候的情況很微妙。北大一向是窮慣了，什麼事不一定要有什麼規模，只要有教員、有學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課。清華是有家當的學校，享受慣了『水木清華』的幽靜與安定。南開好像脫離了天津的地氣，就得不到別的露潤似的，總覺得政府要在後方辦大學而要他們來參加，他們當然不能夠把家當挖出來。清華有穩定的基金，但是恪於條文不能隨時動用。」當時蔣夢麟和葉公超以及清華、南開的幾個教授在一起，沒事的時候聊天，大家總要打聽張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到長沙來，梅貽琦也遲遲沒有確實的消息。當時有人主張蔣夢麟回南京一次，甚至說，假使張、梅兩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蔣夢麟當時的反應很見他的性格：「你們這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我們多等幾天沒有關係。」後來張伯苓、梅貽琦兩位校長都到了昆明，聯大時期總的來說合作是很成功的。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劉宇

葉公超說：「聯大初成立，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對北大蔣夢麟校長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作我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梅貽琦校長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較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公正負責，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認真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校長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1915年，梅貽琦從美國留學回來，到清華任教。20年代初，清華早期的留美學生陸續回到母校教書，他們回校後不滿清華的落後狀態，以「改革清華、提高清華的學術地位、反對官僚政客控制學校、實行教授治校」等主張號召「反對由少數行政寡頭治校」。因此，1926年清華大學教務長改由教授會推薦，梅貽琦由教授會選出兼任教務長一職。1928年他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這一年國民政府推翻了北京政府，校名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由教育部長李書華推薦，1931年12月他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此前一段時間，隨著時局的變化，清華大學校長一度更換頻繁，梅貽琦臨危受命，至1948年底，其間包括長沙臨大在內的聯大九年。

「聯大時期是梅貽琦治校實踐中壓力最大的時期，也是其教育方針在學術與政治的互動中顯現成效的時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劉宇告訴本刊記者。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曾就《梅貽琦日記（1941～1946）》指出：「今天我們研究這本日記，很希望知道當時針對那些困難的局面是怎樣考慮的，最後怎樣做出決定。這方面，可惜他留給我們的太少了。……這本日記包括的時間正是西南聯大在昆明八年的關鍵時期，也是先父一生經歷中最艱難的時期。從日記裡可以看出當時國家的形勢和學校事務對他精神上的重大壓力。」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出任校長後，先後從全國羅致了數十位有才識的教授，他認為「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兩項關聯的。」

梅貽琦尊重教授，在校內樹立了教授的威信。「他在校務會議、評議會和教授開會討論問題被問及校長意見時，常常說『吾從眾』，以尊重教授發表各自意見。」劉宇說，「他將自己在校內的位置比喻成京劇中的『王帽』一角，表面上看著很好看，但實際上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教授群體。」對於此，朱自清在聯大時期發表的《清華的民主制度》一文中寫道，大學的民主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支持的話」，「梅貽琦校長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陳岱孫也曾回憶說，「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和「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這兩件對清華大學迅速發展起了關鍵作用的事，都和梅先生的偉識、宏量分不開」。

「清華大學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預備學校裡設立大學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華大學，只用了十年時間，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已成為世界知名大學。可以從它的成功中找出許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它在開始時能夠吸取現代大學的精華，就是大學獨立和教授治校，這是現代大學的命脈。」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謝泳告訴本刊記者，「當年國民黨也千方百計想在大學插足，但收效不大，因為那裡的教授不買帳。西南聯大時期，陳序經先生一度做過法商學院院長，這位當年挑起全盤西化論戰的學者，身上有股濃鬱的西方知識分子氣質。他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學校裡或社會上從不參加政治活動，但對政治上的是非他心裡非常清楚。1941年前後，國民黨想加強對西南聯大的控制，要求當時擔任院長以上職務的教授都得參加國民黨，陳序經知道後淡淡一笑，對他的一個學生很堅決地說：『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後來也沒人敢把他怎麼樣，而且當時許多教授也是這麼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國民黨，但多數教授對此很不以為然。那時西南聯大從梅貽琦到眾多教授，對上面的各種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時候，但除了抵制以外，多數情況下是應付了事，那時的聯大不能說完全實現了大學獨立，但作為一種理念，在西南聯大裡是紮下了根的。」

1940年，教育部頒布訓令，要求全國高校統一科目、統一教材，這激起了聯大教授的不滿。聯大召開校務會議，由教務長主持，全體教授參加，商定抵制策略。會議通過了一份文件，由馮友蘭撰寫，既義正言辭又文辭雅訓。「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機關，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作賞罰。「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這份函文經梅貽琦審閱後抄呈教育部，教育部無可奈何，只好默認聯大對相關訓令可以變通執行，此事不了了之。

同時，梅貽琦性格溫和，在三校教授雲集的西南聯大也化解了不少矛盾。「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就會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樣辦，就會如何如何，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言慍色，所以大家願意和他討論。」鄭天挺曾在文章裡這樣回憶梅貽琦。

抗戰與文脈

蒙自分校後面的老街

戰爭沒有完全阻隔學術，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戰爭爆發前中國學術的強大生命力，這主要是靠當時一批學者的風範來共同構成的。抗戰前的中國學術精英，在戰爭爆發後基本上都集中於西南聯大，在這個獨立的精神家園裡，30年代學術界形成的學術傳統得以保留和延續。

「從三位校長的年齡上看，他們基本上是19世紀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華、南開初創的時間早15年左右，這決定了他們的小學和中學教育是傳統的，而大學教育則是現代的。」謝泳說，「從清華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學生赴美國留學到抗戰爆發，30年代前受過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回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尚比較適合他們生存，這批人除少數在政府做官外，絕大多數成為大學教授。」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群體恰好是由30年代前完成中西方兩面教育的三代知識分子共同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於19世紀末的一批人，以陳寅恪、傅斯年、劉文典、聞一多、朱自清等人為代表；第二代人是20世紀初出生的一代人，如王力、唐蘭、浦江請、錢端升、葉公超等；第三代則是1910年前後出生的錢鍾書、費孝通、吳晗等人。「這三代學人的共同特點是在抗戰前基本完成了學者的準備階段，開始迎來自己學術上的豐收期。他們的年齡結構恰好是50歲、40歲、30歲，這個結構是學術繁榮的最佳梯隊結構，可以使三代學人的知識結構、學術視野形成互補。

「以1909～1929年清華留美學生為例，在這期間幾乎每一年度都有人成為西南聯大教授，而且人數越往後越多。通過以上觀察，我們大致可以說，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群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抗戰前中國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學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聯大。」謝泳說。

而在戰爭時期的特殊環境下，西南聯大的一些純學術研究也自覺地增添了現實需要的內容。

為馮友蘭帶來極高榮譽的《貞元六書》動筆於長沙臨時大學南嶽分校，一直到蒙自後，才終於完成了《新理學》一書。在顛沛流離中他不斷思考民族興亡與歷史變遷。「抗戰時期，本來是中、日兩國的民族鬥爭佔首要地位，這就更加強了我的民族觀點。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正統思想既然能夠團結中國民族，使之成為偉大的民族，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泱泱大國，居於領先的地位，也必能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復舊物，出現中興。」

與國防關係密切的學科，在抗戰中受到格外重視。曾昭掄在抗戰期間撰寫了大量軍事科普文章和讀物，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各種武器，目的就是為了普及軍事知識，喚醒民眾武裝抵抗意識。1938年秋季，西南聯大成立了航空工程學系，其空氣動力學研究與實驗在當時的中國首屈一指，而它的航空風洞實驗更與國防建設密切相關。

西南聯大師生把支援抗戰作為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其中抗戰戲劇演出是聯大師生文人抗戰的一個重要方面。

「皖南事變」發生之前是聯大話劇演出氛圍最濃厚的時期。1938年10月，雲南省抗敵後援會發起為前方將士徵募棉衣運動，省政府也決議募集棉衣20萬件。15日《雲南日報》刊登啟事：「目前第三期抗戰，已入重要階段，我前方將士，為保衛大武漢，正用血肉與敵人搏鬥，而我三迤健兒，亦已磨礪準備加入前線，惟因冬令將屆，氣候漸寒，單衣蔽體，實難抵禦。」啟事說，「近接前方部隊來函，委託代為發起捐募寒衣」，為此特號召「後方民眾，本愛鄉愛國之精神，抱與前方戰士痛癢相關之心，慷慨捐助」。當時正是「九二八」日本對昆明實施第一次大轟炸後不久，昆明民眾無不義憤填膺，紛紛響應省府號召，支援在前線與日寇鏖戰的滇軍子弟。西南聯大一些同學和教師聯合起來，於1939年春排演四幕話劇《祖國》，以演出收入作為捐款。

這齣話劇是外語系年輕教授陳銓根據國外劇本《古城的怒吼》改編而成，劇情描寫的是：「北平愛國男兒秘密從事抗日救國工作，不屈地與日寇及傀儡鬥爭，唯因有迷戀愛情之荒淫少婦洩露機密，致使收復北平之偉業未成。」話劇圍繞著投身民族解放鬥爭的男青年劉亞明如何擺脫美麗姑娘佩玉給他的愛情羈絆來展開。注重文藝效果的陳銓，沒有把故事結局寫成勝利，而是有意表現「光榮的犧牲和光榮的失敗」，但這種「嚴肅悲壯的氛圍」，並沒有「減低它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1939年2月18日，《祖國》在光華街雲瑞中學禮堂首次公演。首演當天，聯大劇團發表《敬謝贊助本團的人們》，向孫毓棠、聞一多兩位教授表示感謝。孫毓棠擔任舞臺監督，在他的邀請下，他的妻子鳳子擔任了劇中佩玉一角；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時間的聞一多則全權負責舞臺設計，這令劇組和觀眾們都非常感動。

《祖國》的上演引起了相當轟動。每晚不到7點，所有坐票就全部售完，甚至還有些觀眾要求買站票觀看，但出於安全考慮，劇團對此沒有破例。原本定於22日結束的演出，在觀眾的不斷要求下決定加演三天，一時，《祖國》成為當時昆明人民熱議的話題。

「昆明遠離前線，天長日久，疲憊的人們不免存在著某種與戰時氣氛不很協調的現象。」聞黎明說，《祖國》的劇情，便帶有對這種現象的批判性質。正如一位觀眾在評論中所說：「在前線或鄰近的後方，敵人的炸彈，正是我們的宣傳品；可是在這距離前線遠遠的安適後方，除了一些書報外，很少有什麼去刺激在做著甜夢的人們，並且有部分的設施直接間接地減少入夢的困難和推動著入夢的波浪！」而這個時候的《祖國》，「適應著客觀的需要而產生了」，「它要深深地刺激著安樂裡的人們，並且指示出一條光明的大道」。《祖國》成功之後，「聯大話劇團」正式成立。這個劇團後來常常下鄉宣傳，相繼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後一計》等著名抗戰救亡獨幕劇。

更直接的是投入到抗戰的最前線去。西南聯大博物館裡矗立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碑文中寫道：「聯大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這座紀念碑的背面，刻著832位從軍學生的名單。回溯西南聯大短短八九年的歷史，竟相繼掀起過四次從軍熱潮：從抗戰初期的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長沙臨時大學時期；1941～1942年為了配合美國空軍來華作戰及中國遠徵軍兩次入緬甸對日作戰時期；1943～1944年印緬戰區盟軍反攻時期；1944年底響應國民政府號召組織知識青年從軍時期。

雲南生活苦與樂

劉平章七八歲就跟父親劉文典到昆明

抗戰前，教授們在北平的生活相當優越。劉文典的兒子劉平章七八歲時就跟著父親的腳步來到昆明，之後除了上大學幾乎再沒離開，但他仍對北平的老宅記憶猶新。「父親買了北池子大街的一幢兩進的四合院，除了家人，傭人、廚師、司機等等加起來有七八個，家裡還有黃包車和汽車，那時父親的工資每月有800塊。」

「根據日本的資料，日本早在侵華以前就對中國的水文地貌以及各種社會動向進行過深入調查，他們對北京知名學府的教授的生活狀況非常了解，不太相信生活條件這麼優越的人，會願意選擇到雲南這樣的邊陲地區去過清苦的日子。」劉宇說。劉平章回憶，周作人曾多次向劉文典發出留在北京的邀請，均遭拒絕，於是日本憲兵上門搜家，「把一家人趕到客廳裡，憲兵去後院裡搜，並沒有搜到什麼，最後也對我們一家很客氣。這件事之後，父親通過蔡元培的幫忙，搭上了南下的火車」。

長沙聯大遷昆明後，校舍一時未及建蓋，只能租借大西門一帶的昆華農校、昆華師範學校、昆華工校和昆華中學的部分校舍以及拓東路的迤西會館和全蜀會館來用，但仍不夠，只好將文、法兩學院暫遷滇南的蒙自上課一學期。

陳寅恪是孤身一人從香港轉道滇越鐵路抵達雲南的，他的夫人患心臟病，和子女們留在了香港。陳寅恪赴滇途中損失了很多藏書，先是寄存在長沙親戚家的書被大火燒光，走滇越鐵路時又被竊書兩箱，裡面裝的多是他自己的中文古籍批註本、古代東方書籍及拓本、照片等。1938年春抵達蒙自後不久，他又染上了瘧疾。半年後隨聯大文法學院遷回昆明時，右眼視網膜已脫落，僅剩左眼視力。

陳寅恪在昆明的時間為抗戰前期，當時日本飛機頻繁轟炸昆明。他視力不好，又多病，家人不在身邊，跑警報都成問題。他當時和傅斯年住在靛花巷3號，樓高三層，傅斯年住一層，陳寅恪因為有午睡和早覺的習慣，為了圖清淨住在三層。警報一響，大家都爭著往圓通山腳下的防空洞裡跑，傅斯年怕陳寅恪睡著了聽不見警報，或者因為視力不好下樓危險，每次都要上三層攙扶著陳寅恪一起跑防空洞。教授們的日子過得非常辛苦。

昆明師範大學教授餘斌對西南聯大師生在雲南的生活情況進行過深入研究，他告訴本刊：「抗戰的頭兩三年，雲南物價還是比較平穩的，加之『外省人』用的是中央法幣，而新滇幣和中央法幣的比值為10∶1，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回憶說，用法幣計算，當時一角錢可以買100個雞蛋，很佔便宜，所以聯大師生在雲南的頭兩三年日子還是比較好過的。但隨著日本敵機對昆明轟炸日益加劇，物價飛漲，教授們的日子也難過了，大家為了養家，都得找門路創收。」

人們熟知的有聞一多刻圖章養家餬口，以及幾位教授夫人賣自己製作的定勝糕貼補家用的故事。更普遍的是教授去大學或中學兼課或當家教，也有政治系教授開律師事務所的，或者中文系教授為人撰壽辭、墓銘，也有教授在房前屋後種瓜種菜改善生活的。

葉公超當時住在昆師宿舍後面的孝園裡，那裡是金家祠堂所在地，葉住的是祠堂的享堂。1939年他的家眷從香港來到昆明後，他的夫人開始在花園裡種菜。吳宓當時在葉家搭夥，他在日記中記錄，曾「在超園中盤桓，看二水牛耕園地」，足以想見花園之大。孝園的位置在現在昆明學院昆師路校區內，餘斌通過現存的一張《葉公超花園》照片找到了早已湮沒在歲月裡的教授舊宅，祠堂整體格局早已不在，在曾經闊大的需要兩頭水牛耕種的花園裡，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建起了教師宿舍樓，中央唯獨留下了葉公超曾住的享堂。餘斌說，享堂後來被用作昆明師專離退休工作處的辦公室，原本的平層中間隔出一層，又分出若干間，變成了一座二層小樓。

不過，雲南舒適的自然環境還是給了聯大師生不小的安慰，令他們回憶起在北平的歲月。在昆明時，翠湖就在學校附近，陳寅恪和吳宓常去湖邊散步。「照影橋邊住小車，新妝依約想京華。」陳寅恪在湖邊生發出對故鄉的思念。文法學院在蒙自時期，陳寅恪看到哥臚士洋行旁邊的南湖，也不禁吟出「景物居然似舊京」的詩句。教授浦薛鳳在文章裡寫出剛去蒙自時的印象：「初到時，南湖裡段涸乾見底，及雨水充滿，景致益佳。沿湖右望，石橋方亭，長堤滿樹，又具些微什剎海光景。此蓋因吾儕流亡者念念不忘最美麗之舊都至可愛之清華，故觸景生情，動輒聯想動輒比擬，正如李青蓮詩中『華陽青樹似新豐，行人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云云也。」

蒙自當年在市區裡種著很多高聳的桉樹，聯大學生周定一回憶說：「桉樹的葉子修長而中部稍寬，老了就變成紅色，可選做書籤，在上面題字，還寄給遠方友人。」如今因為城市改造，市區裡已難覓桉樹的身影，但聯大師生的教室和住所卻較昆明保存得更為完好。在南湖的南北兩側，分別是男生和單身教師居住的哥臚士洋行和用作教室的法國海關、領事館等等，哥臚士洋行仍刷法國黃色漆，其中一部分改造成了蒙自分校博物館。聞一多當年因為讀書不肯下樓和師生們一起參加課外活動，被鄭天挺勸說，「何妨一下樓？」於是他住過的房間現在掛上了「一下樓」的牌匾。

在聯大師生到來之前，蒙自相當封閉。那些從香港轉道過來的女學生衣著時髦，走在大街上非常引人矚目，甚至有苗族婦女掀起女學生的裙裾，想看看她下面是不是穿了褲子。聯大到來時，發現當地蒼蠅非常多，於是聯大聯合當地駐軍和其他部門，掀起了一場滅蠅運動，給每人發一個蒼蠅拍，到蒼蠅最多的飯館、菜場、豆腐作坊等地去打蒼蠅。一些思想比較進步的同學還給當地老百姓辦了夜校，不但學文化，也講時事，宣傳抗日，教唱抗日歌曲。

哥臚士洋行背後的小街上居然還能找到當年在師生回憶錄裡提及的那家越南咖啡館。周定一寫道：「咖啡豆現炒脆現碾碎後，放入雙層金屬杯的上層，用開水一衝，瀝到下層。這種咖啡味濃香烈，而且可以一衝再衝，我們總要喝到一點咖啡味都沒有了才算完。店裡還有頗為精緻的洋點心，成瓶的啤酒，但吃得起的人不多，現做的西紅柿雞蛋餅，物美價廉，倒也實惠。」這家小門臉仍舊是當年淺綠色的牆漆，裡面住著的老人就是當年店主的女兒，她不願多言，只是指指牌位上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照片，當年隨著滇越鐵路的開通，他們一家從中越邊境遷到蒙自開咖啡店。這所房子在1949年後被國家收回，後來又把其中一半歸還給了他們。

整體上來說，在雲南求學基本免除了戰爭的侵擾。最大的威脅便是跑警報，對此汪曾祺曾有過非常有趣的回憶：歷史系教授雷海宗授課內容爛熟於心，每次下課講到哪算哪，下次上課前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的筆記記得非常詳細，有一次課前他照例發問，女同學打開筆記本說：「您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由此可見當時昆明警報之多。

「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報』。『跑』和『警報』連在一起，構成一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並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麼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在汪曾祺的筆下，習以為常之後，跑警報便成了一件輕鬆有趣的事。

「說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幾個比較集中的『點』。古驛道的一側，靠近語言研究所資料館不遠，有一片馬尾松林，就是一個點。這地方除了離學校近，有一片碧綠的馬尾松，樹下一層厚厚的幹了的松毛，很軟和，空氣好——馬尾松揮發出很重的松脂氣味，曬著從松枝間漏下的陽光，或仰面看松樹上面的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都極舒適外，是因為這裡還可以買到各種零吃。昆明做小買賣的，有了警報，就把擔子挑到郊外來了。五味俱全，什麼都有。最常見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麥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關東糖，不過做成一個直徑一尺多，厚可一寸許的大糖餅，放在四方的木盤上，有人掏錢要買，糖販即用一個刨刃形的鐵片楔入糖邊，然後用一個小小鐵錘，一擊鐵片，丁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極多，個大皮薄仁飽，很香，也很便宜。我們有時能在松樹下面撿到一個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開鱗瓣，一顆一顆地吃起來——那時候，我們的牙都很好，那麼硬的松子殼，一嗑就開了！」

劉平章也向本刊回憶說，那時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站在街上看昆明市的制高點五華山頂發出的信號燈，「五華山頂的水塔上掛了紅燈籠，說明今天有預行警報」，趕緊跑回家通報，全家一起躲到郊外去。「有一次有顆炸彈投下來，強大的氣流把屋頂都掀了，瓦全落在了床上。」劉文典像很多教授一樣，選擇搬離了市區，他們家住到了官渡，在那待了五年。

官渡駐紮著國民黨一個炮兵團，有三個聯大學生在炮兵團服務。「周末的時候那三個學生就開著炮兵團的吉普車帶我們到處去玩。他們身上裝著兩種信件，一種是中文的，一種是英文的。見到中國人就拿英文信，見到外國人就拿中文信，反正對方都看不懂，通通都會放行。」聯大學生在炮兵團的任務是為美國教官做翻譯，當時還是孩子的劉平章對一個50多歲的美國教官印象極深：「他很喜歡唱歌逗小孩子玩，每次開車經過時，我們都翹起大拇指喊：『老美頂好！老美頂好！』他就伸出手來撒一把糖給我們。」在劉平章的印象裡，美國人非常友善。有一次有座樓失火了，一個中年人被困在二樓，「那個人無親無故，決定不逃了，面無表情地坐在那裡準備等死。那個50多歲的老美披著被子衝進去，把那個人背了下來」。

而美國大兵與聯大女學生之間也生發過不少浪漫的故事。前幾年，報社的朋友來找餘斌幫忙，一個曾在昆明服役的美國退役老兵帶著夫人回到昆明尋人。他當年曾和一個中國女孩談戀愛，只知道她的小名叫做「彬彬」，父親是一個學校的校長。「一聽到這樣兩個信息，我馬上就想到這個人是梅祖彬，梅貽琦的大女兒。輾轉找到了梅貽琦的侄女，最後獲得了梅祖彬的聯繫方式。其實梅祖彬也在美國好多年了，兩個曾經的戀人又在昆明互相聯絡到了彼此。」餘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