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標題：《張允熠|「兩極相聯」與中西之間——論歐洲近代哲學中的儒家哲學元素》
「兩極相聯」是馬克思對中西兩種文化系統相接觸的譬喻。中國哲學與希臘哲學形成兩大精神動力，中西哲學名異實同。研究有助於還原中華民族對人類思想文化所作的貢獻，有益於開顯當代中西方哲學在跨文化交流中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未來圖景。
作者|張允熠，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來源|《文史哲》2018年第4期，第61-76頁。
一、哲學思想的中西際會
利瑪竇於1594年用拉丁文翻譯《中國四書》以及羅明堅、金尼閣等人的此類著述應被視為中國哲學西傳歐洲的正式開始。17世紀，中西際會，以儒學為載體的中國哲學流布歐洲，儒學中所表現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吸引了西方思想家，一時成為批判基督教神學的他山之石和重構歐洲哲學的重要思想資源。然而，作為一種異質文化，中國哲學畢竟只有融入歐洲哲學語境或通過歐洲化進程才有可能發揮作用。
（一）中西哲學的異同。除通常認為西方哲學有邏輯體系而中國哲學缺少邏輯之外，人們通常認為西方哲學有本體論而中國哲學無本體論，西方哲學有形上學而中國哲學無形上學，等等。實際上，二者異名而同指。中西哲學邂逅和交流，最初遇到的是語言和翻譯問題。翻譯外來名詞和術語，通常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借詞，一種是譯詞。
「哲學」——並非一個音譯的借詞，而是一個實意相應的漢譯詞。日本學者西周在把希臘文的philosophia譯為「哲學」之前，也曾譯成「希賢學」、「儒學」、「理學」等。用「哲學」二字翻譯philosophia，西周是第一人，但用漢字對譯philosophia，西周則晚之又晚。早於他二、三百年前，1595年，利瑪竇在《天主實義》裡首次將philosophia譯為「理學」；同時，他在寫往歐洲的信件中，又把中國的「理學」和「性理之學」對譯成philosophia，這是歐洲人始知中國有哲學的最早記載。而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一書中則認為，中國不但有「道德哲學」（在孔夫子那裡），而且還有一種「自然哲學」（在《易經》中）。20年後，義大利人馬爾蒂尼（衛匡國）認為「易學」原理跟畢達哥拉斯學派相同，都是把「數」看成宇宙本體，「易學」就是philosophia。正因為在西方來華人士的眼裡中西各有其「哲學」，所以他們才致力於在兩種哲學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的譯詞，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借詞。
有學者堅持認為：西方哲學又稱「形上學」或「本體論」，而中國沒有「形上學」和「本體論」。這裡仍然存在著一個中西哲學之間的意譯或通約的誤區。「本體論」一詞在漢語中被普遍使用恰是出於中國哲學語境自身的理解，因為對「本體」的研究實為中國哲學固有之問題。把「being」理解為「本體」，用「本體論」翻譯ontology，儘管並不合西方哲學原意，但卻打通了中西哲學各家各派的話語通道，從而使中國哲學語境中的西方哲學範疇稟賦了中國屬性。對「邏格斯」（logos）、「形上學」（metaphysics）的解讀同樣如此。
強調中西哲學「名異而實同」，並不是說二者毫無差別。首先，兩者在形式和方法上有異。其次，中國哲學強調「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相互包含性，但歐洲哲學的「二元對立」卻終難統一。其三，中國哲學重視現實世界，而西方哲重視此岸與彼岸的分野。
（二）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哲學的回應。歐洲近代哲學產生於17世紀，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三人被稱為「歐洲哲學之父」。唯理論學派所「唯」之「理」（理性），不是基督教經院哲學中神秘的「邏各斯」或「奴斯」，而是reason。要知道，朱熹哲學之「理」，恰被啟蒙思想家翻譯為reason。儒家哲學在歐洲思想界的傳播，萊布尼茨無疑是關鍵人物。
（三）中國哲學融入歐洲哲學的主要路徑。美國學者雅可布遜認為17至18世紀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有兩條線索可尋——「一條是由萊布尼茨經由培爾到休謨，另一條是由魁奈經過亞當·斯密到休謨」。萊布尼茨深受斯賓諾莎的影響，休謨既受萊布尼茨的影響同時又受斯賓諾莎的影響，培爾則發揮了中介作用。這兩條路線反映了以儒學為標識的中國哲學在歐洲的傳播主要得力於德、法、英三國中的頂尖哲學家，兩條路線交集於萊布尼茨其人。
二、中國原理納入了歐洲的思維形式
就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來說，「偉大相遇」的史實僅為外證，內證則需要從對中國哲學融入西方哲學學理內部的分析和論證中開顯出來。
（一）中國「實體」（自然神論）與無神論。文藝復興後的這種「新知識」（希臘和東方學）乃是由於儒家哲學的輸入才激活了對它的記憶。它力求回答這樣的問題：人與宇宙的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夠用除了啟示神學之外的其它方案解決嗎？或者說，人類思想理性化的進程能夠帶來某種自然和理性的結合嗎？
斯賓諾莎的實體是「自然神」，「自然神」是隱蔽的無神論，這源於斯賓諾莎與笛卡爾共同的學術師承。從笛卡爾學派的實體論中不難看到儒家哲學實體的身影就是「理」或「道」。
朱熹的「理」，按歐洲人的觀點就是那種以理性實體或物活實體取代「上帝實體」的「自然神論」。萊布尼茨與斯賓諾莎的不同就是他強調活力論的「精神實體」。在談到朱熹的鬼神觀時，從萊布尼茨的著作中，我們既讀懂了他的「單子論」，也發現了斯賓諾莎的身影。「無神論」在歐洲本含貶義，而「自然神論」或「泛神論」作為「無神論」的代名詞，則是進步思想家用來反教會、批判有神論的理性工具。
（二）朱熹哲學與「有機論」。當代哲學界一般把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稱為「有機哲學」，然而李約瑟卻認為：在中西哲學比較中，中國哲學是「有機論」，尤以朱熹哲學為代表；在西方哲學中，萊布尼茨是「有機論」，而且是歐洲哲學史上第一個「有機論」哲學體系。李約瑟指出：萊布尼茨受到了中國哲學特別是朱熹哲學的影響。
正是《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把朱熹哲學推介給歐洲思想界。李約瑟認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紀）曾建立起一個比歐洲任何思想都較接近於有機哲學的哲學體系」；所謂「有機哲學的哲學體系」，在朱熹之前，中國哲學的全部背景都是如此，在朱熹之後，則有萊布尼茨的哲學如此。萊布尼茨哲學的「前定的和諧」命題，是自笛卡爾以來的第一個辯證法命題，其來源於萊布尼茨對朱熹理學的研究。「有機論哲學」通過「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在德國思想界有著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深深地紮根在德國哲學界，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都受其薰陶。
（三）「理」、「道」、「性」與「理性」。柏應理等人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另一重要貢獻就在於它把儒家的「理性」概念介紹到了歐洲。從《大學》和《中庸》等書的譯文中可以發現：中國哲學的「理性」從傳入歐洲起，就納入了歐洲化思維的進程，成為歐洲近代哲學「理性」概念的重要源頭之一。
實際上，利瑪竇等人在16世紀就把中國哲學的「理」與「道」譯成了西文的reason（理性）。隨著中國哲學的傳入，中世紀「理性」（神性）發生了質變，出現了取代上帝的一種「純粹理性」，而中國卻很早就達到了這個境界。
「理性」在希臘和基督教哲學傳統中大致有三個用詞，一是reason，二是nous，三是logos。基督教神學和經院哲學的「理性」多是用nous和logos，它們都沒有脫離「神性」，甚至等同於「神性」，而reason一般被理解為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在把「道」翻譯成拉丁文rationalem（理性）的同時，還用了另一個拉丁字naturam，即「自然性」。因此，在歐洲人的心目中，儒家的「理」張揚了一種「自然律」（naturallaw），即「天道」，也即「理性」。可見，歐洲人是基於歐洲固有的「理性」範式來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學之「理」的。啟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的流行表明過去被視為「萬惡之源」的無神論合法地楔入了歐洲思想界。
（四）道德哲學與「實踐理性」。16世紀中國哲學初傳歐洲時，利瑪竇最早把它界定為一種「道德哲學」。到了德國哲學始祖萊布尼茨那裡，他對中國的「實踐哲學」十分推崇。之後，沃爾夫的哲學統治德國思想界近半個世紀。康德作為沃爾夫的再傳弟子，在其「三大理性」批判中，《實踐理性批判》居於核心地位。到了18世紀，雖然康德開始貶低中國哲學，然而尼採卻把他稱為「哥尼斯堡的中國人」。這裡的「中國人」三字實指「孔夫子」。馬克思在提到「中國人」時還把他與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相併列——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說「完善的中國人才是共產主義者」，這裡，「完善的中國人」即指孔子。
那麼，究竟怎樣來看待康德與中國哲學之間這種複雜的關係呢？學者謝文鬱認為：「對於尼採來說，康德用德國人的思路表達了中國思想，正在毒害德國人。」康德哲學中究竟哪些要素屬於中國思想呢？「我們不難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並吸收了中國儒家思想。」有意思的是，在毛澤東看來，康德「絕對命令」的道德律，就是宋儒的「天理」！
不過，無論康德還是黑格爾，都沒有公開承認吸收了中國哲學思想要素。在哲學史上，除馬克思公開承認他繼承了黑格爾又批判了黑格爾之外，主動承認吸收了別人思想的哲學家微乎其微。理性的先驗性和至上性、道德的形而上性和實踐的自律性以及「止於至善」的終極關懷，等等，這些正是康德哲學能夠打通中西之間的主要隧道。
三、中國哲學與黑格爾
單就17世紀以來中歐哲學的融通而言，最不可忽視的是德國哲學，而黑格爾哲學又是德國近代哲學發展的裡程碑。
（一）黑格爾哲學的實質。「絕對精神」作為黑格爾哲學的核心範疇，有著基督教的logos、新柏拉圖主義與斯多葛派的nous的痕跡，然而，它更有著自笛卡兒、斯賓諾莎以來歐洲近代哲學「實體」論的基礎和萊布尼茨以來德國唯理論哲學自身的土壤。
黑格爾哲學的概念大廈在公式上可以表述為「三一式」，在方法上可以歸結為「否定之否定」，在理念上可以概括為「有、無、變」，簡而言之，即對立面的統一。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對道家哲學尤其《老子》一書中「無」的論述是值得重視的。在這裡，黑格爾從本體（being）來闡解老子的「無」，認為它就是無規定的「本質」。另外，在《邏輯學》中，黑格爾關於「無」的觀點與其對老子「無」的理解如出一轍。
在西方哲學史上，本來沒有「無」這個範疇，正是黑格爾首先把「無」納入了他的思辨哲學體系。直至後來海德格爾的「無」，也是其存在論中的重要範疇。黑格爾之所以批判康德，因為康德的「物自體」不可知，是懸隔於他的實踐理性之外而被實踐理性拒斥的對象。而在黑格爾這裡，「物自體」不僅是可知的，而且是能動的、生生不息的、終極的本體——這就是「絕對理念」即太極。
「有無變」、「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對立統一」，等等，這些辯證命題在黑格爾那裡都是指的同一事物兩種屬性的相成相輔，這是黑格爾哲學不同於歐洲哲學傳統最顯著的地方。歐洲哲學的實體論滲進了中國哲學元素，黑格爾的主觀辯證法中有著中國式的思維邏輯。
（二）黑格爾西方主義背後的東方主義情結。人們通常認為黑格爾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精神代表。實際上，知識淵博的黑格爾從來不否認東方在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貢獻。
（三）從萊布尼茨到黑格爾。黑格爾的時代，中國文化和哲學已在歐洲傳播了近二百年，歐洲近代理性主義哲學從肇始發展到頂峰。在德國，這是一個由萊布尼茨、沃爾夫公開推崇中國轉而走向康德、赫爾德等人公開貶損中國的精神旅程。黑格爾同萊布尼茨一樣，對中國的一切懷有好奇心。他同樣看重《易經》中所包含的哲學原則，如果說，萊布尼茨從陰陽兩爻中看到了「零」與「一」，黑格爾卻從中發現了「有」與「無」、「肯定」與「否定」、「正題」與「反題」。黑格爾視陽、陰兩個爻符互為正、反對立範疇，而陰陽「兩儀」出於「太極」，「太極」自然就是「正反合」了。《易·繫辭傳》又強調「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果說「陰」是正題（肯定），「陽」是反題（否定），那麼，「道」就是「陰」與「陽」的「合題」即「否定之否定」了。這實為中國的陰陽辯證法所獨有。
中國哲學的「道」或「太極」，在黑格爾那裡就叫「絕對理念」或「絕對精神」。「道」在《周易》哲學中就是「有無變」——「道」從形而上的抽象本體到派生出具體形象的天地萬物、變化出無窮的大千世界和精神現象，其邏輯過程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通過三個環節兩次否定而生出自然、社會和精神現象何其相似乃爾！黑格爾在評述《老子》的「道」時透露出他的這一發現，認為他的哲學「本質」就是《老子》哲學的「無」，這非常值得玩味！
那麼，為什麼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公開回應卻是一種極力貶低的評價呢？首先，黑格爾成長於歐洲「中國熱」流行的時代，他的前輩們對中國哲學和文化正負兩面評價在他的思想中都有體現。其次，「中國熱」的消退歸根到底取決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勢崛起和中國國勢的急劇跌落。最後，學者的特殊心態也不容忽視。可見，探討兩種思想體系之間有無相互影響和彼此吸收，決不能依據學者本人的表白，而主要應取決於兩類證據，一是外證，二是內證。如果內、外證都有，還要看發明者孰先孰後。
四、結語
四百年前中西哲學的「兩極相聯」和「偉大相遇」以及歐洲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回應對歐洲近代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顯著標誌是在哲學領域用「理性上帝」取代了「神本上帝」。
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正是一個理想化了的中國，他們運用來自中國的「理性」和無神論哲學作為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武器。同時，被西方思想家看重的中國哲學「原則」逐漸融為歐洲哲學範疇，納入西方的思維形式，中國元素被深深掩埋在西方語境深處。羅博特姆回顧了儒家思想對法國、德國和英國影響的證據，認為中國哲學的重要影響在17世紀歐洲的三種運動中可感受到它的存在：（1）激發了針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批判精神；（2）喚醒了對個人與國家關係問題的興趣；（3）意識到了學者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這三種運動的學理依據皆得力於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
西方哲學有著自身的發展理路，但由於以儒學思想為主的中國哲學的輸入，其與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希臘思想共同形成了理性時代「兩個平行」的推動力，致使歐洲思想界執牛耳的重要思想家如萊布尼茨學派以及伏爾泰等人「都毋庸置疑地受到了中國思想的影響」。
事實上，歐洲哲學正是從17世紀才開始真正走向了實踐理性和主體性的發展道路。自沃爾夫、康德之後，道德哲學和人文主義已經成為西方哲學的主流，而純邏輯的本體論漸次讓位給自然科學而淪為工具理性。當我們聽到人們談論普遍道德和「全球倫理」的重建時，我們就無法否認儒家哲學至今仍具備的普遍性價值。
然而，從19世紀末至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又出現了新的危機。然而，與西方相比，中國人始終是一個哲學的民族。在相當於西歐的神學（宗教）時代，中國則是一個以倫理為核心的哲學時代。「重建形上學」離不開中國哲學的在場，三百多年來，從萊布尼茨到海德格爾，相當一批歐洲主流哲學家無不把歐洲思想界尋求支援力量的關注目光一再投向中國，試圖從跨文化角度汲取東方的智慧和營養。
基於跨文化的視角，應著眼於人類理智共性的「普照的光」，而不是拘泥於對中國哲學文本所謂絕對正確、無誤的理解或詮釋。跨文化的哲學交流，重在思想的啟蒙、啟發、啟示。跨越溝壑的文化傳播和交流既為一種同質共求，更是一種異質互補，惟有如此才能對人類的文化總量有所增益，對品質有所提升。歐洲哲學對中國哲學的需求不在於原汁原味，而在於後啟蒙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同理，當今中國哲學對西方哲學的吸收，也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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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編輯 |鄒曉東
微信製作|雷作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