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來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櫻花已開過三十三次了。」朱天心寫在散文集《三十三年夢》開篇中的一句話，不禁讓人想起蘇曼殊「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的詩句。
《三十三年夢》於2015年在臺灣出版後，今年7月首次在大陸出版。朱天心在這部散文集中重現了三十三度遊京都的細節，用楊照寫在序言裡的話來講：「天心記憶力驚人，能將三十多年來的眾多細節全都存藏著。在書中，她甚至幫我記住了我自己都忘了的事。」
朱天心（陳佩芸 圖）朱天心近日來到北京，因不適應乾燥的氣候而帶著沙啞的聲音接受採訪和演講，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專訪時間也因此縮短。在記者的提問結束後，天心老師囑咐道：「我比較期待大陸的作家用比較輕鬆的心態看這本書。因為臺灣太小，裡面寫到的人和事居然讓那些不相干的人一副大動幹戈的樣子，結果整個臺灣社會好像假裝沒有看到這本書。」
在訪談中，澎湃新聞記者和天心老師聊到了《三十三年夢》在臺灣惹來的麻煩、臺灣文脈未斷的現象、她對流浪動物的用情之深以及女兒謝海盟的近況。訪談內容整理如下。
澎湃新聞：您說在寫《三十三年夢》時惹了一些麻煩，究竟是什麼麻煩？
朱天心：在書中被我批評到的人至今沒有任何回應，反而是很多不相干的人沒有看完整本書，就指責我。可是我看他們私底下講同樣的事情，用語比我還要狠，但在表面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非常討厭這樣的斷裂，「人前一套人後一套」。對於一些不再來往的朋友，我想交待清楚為何無法相處下去。
澎湃新聞：我們所處的大概是個人情社會，您這種不吐不快的做法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嗎？
朱天心：是個性。當然後來也會覺得這樣的個性對寫作很有幫助。我非常注意保護自己的個性。如果想著會傷害到誰，下個月和誰還有個對談，寫作時就所顧及，如此一再讓過，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一般人的話，這是方便做人處事的態度，我也沒有覺得人人都是很任意的。但是如果是寫作的話，我簡直無法想像就這樣把自己的看法輕易讓渡掉。被馴化、被社會化，這樣的人要怎麼寫東西呢？
我可能小的時候就是這樣，個性很強烈。到後來寫作時，我會覺得這對寫作來說是很重要的特質。絕對不能因為這是我妹妹或我孩子，我在他們身上就用另一套標準。寫作的那把刀必須時時磨得很鋒利。
《三十三年夢》澎湃新聞：您曾說害怕別人把這本書當作回憶錄，但此書還是和記憶有關。您說自己還在往前衝，怎麼會去寫回憶錄。
朱天心：把它說成回憶錄太誇大了。我的人生還沒有走完，還有好多事情沒做。回憶錄應該是大致看到了人生的終點，了無心事。而我不管在哪個方面還在往前衝，並不在寫回憶錄的狀態。但這卻是一本記憶之書，把過往的東西再次召喚出來。
澎湃新聞：您之前說過寫完《三十三年夢》像卸了一個包裹，然後接下來才能寫小說。
朱天心：我想以臺灣為背景寫一部長篇小說，主題是我在臺灣的五十年，寫我從打開眼睛起看到和記得的事情。此前大概在十年中試過幾次，寫了三五萬字的首篇，但我自己覺得寫得很失敗，是些初學者才會犯的錯。人物剛登場，我就立即把自己想的話塞到他嘴裡。人物還沒活起來，我就把他們當成木偶，講自己的話，這註定很失敗。所以我先將記憶用散文的形式寫出來，把全身的東西放在大袋子先記著，輕裝簡裝上路。
澎湃新聞：為什麼臺灣作家都那麼愛京都？
朱天心：像舒國治、林文月都寫過京都，他們的理由不盡相同。林文月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在京都做交換教師一年，動機大概只是記錄自己一整年人和事的變遷。舒國治愛走路，和我一樣非常喜歡遊蕩。他喜歡老的日本電影，他在京都還能看電影中的那些街道、牆壁、像木刻版畫一樣的小房子。我自己是因為正巧去了這麼多次，從不到二十歲到結婚、到推著嬰兒車、到看海盟去工作......我已經分不清我是愛京都還是愛回憶，愛那些當時很喜歡的人，以及和他們同行的回憶。
只有「女作家」，沒有「男作家」澎湃新聞：您寫作時會在心裡認定自己是女性作家嗎？
朱天心：一點也意識不到。這可能和個人經歷有關，我家裡三個姐妹，男女非常不平等，女權高高在上。我父親永遠是：「好東西你們吃！」 他很勤勞，家務事全包。在我的原生家庭裡，媽媽也不是傳統的母親，她自己是日文翻譯，喜歡釣魚，打網球。到周末，常常是我爸在做飯，我媽已經去哪裡打球。結婚以後更不用說了，我沒有燒過一頓飯，都是唐諾在燒，他怕我們餓死。
我的行業是寫作，不像公司裡的性別差異那麼明顯。後者可能同工不同酬，加上職場中必須考慮到生小孩等許多因素，女性在方方面面會因為不平等而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是對我來說，女性的角色和自覺不會是我關注的前幾項價值。當然也有人批評我缺乏女性意識，經常用男性的口吻寫小說，那我也認了。
《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澎湃新聞：女性在寫作時會更關注內心，而男性寫作更關注外在的東西，類似歷史方面的內容。您自己能感到這種區分嗎？
朱天心：我自己在《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中就用原始社會中的現象來描述男性和女性的關係。我很早就感到這種區分，而且始終好奇，後來自己用小說的形式找出道理來。女性在原始社會一起編織東西，養小雞小羊，身體健康彼此都看得到，也很習慣說自己的事情。
我和唐諾的朋友在一起，男生永遠不談自己的感情和近況，他們喜歡談體育、時事和政治局勢，不談切身的事。因為這些男生，我們這些做妻子的「被迫」成了朋友，反而建立了綿長恆久的友誼。大家每次見面，從少婦很在意愛情的時候談自己的心情，到養育小孩，到中年甚至丈夫有外遇，再到老了有病情怎麼照顧，一直與時俱進，貼著生活。
這可能和原始社會，男生在外打獵一去就是幾個月，在外圍著篝火，他們根本不知道生活的細節，女生在幹什麼和想什麼。彼此在討論明天那場獵事每個人的分工，打到以後如何分，就像最早的政治。我會這樣來理解兩性是有所不同的。
朱天心和唐諾澎湃新聞：在臺灣的文化圈，會不會感覺到男性的聲音比較強，女性的聲音比較弱？
朱天心：會。我們到現在還在說「女作家」，從來沒人講「男作家」，仿佛作家就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然存在，而對於女生來說是後來的，我始終覺得很奇怪。當然，臺灣的出版社老闆、雜誌主編、報社總管，大概是男性在掌權。女性整體是很薄弱的。
澎湃新聞：從讀者群來看，女性作家是不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讀者或者內心很柔軟的男性？
朱天心：在臺灣的話，以前描述大致是這個樣子。現在基本上是不讀書的，無論是男女老少都不讀的。
澎湃新聞：關於臺灣文脈未斷的事情，您自己有感覺嗎？臺灣的採訪稿寫得都像散文詩，和大陸不同，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朱天心：正是你說的文脈沒有斷過。我自己的觀察是大陸的年輕人難免會對港臺文學具有蠻美好的想像，之前有記者問我那麼是真的這樣，還是言過其實？我會比較宏觀地看待這個問題。我覺得大陸經濟繁榮的時間還不長，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很多價值是留不住的，因此價值觀很單一，多以金錢來衡量成功。
可是臺灣經濟繁榮的時間很長，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都還保留得下來，價值觀會顯得比較複雜，沒那麼單一，不只用金錢來衡量成功。從事文學藝術的話，會覺得可以留得下許多奇奇怪怪的價值和信念。可能某種信念站在那裡，人就能站在那裡，就能過得下去。所以這對大陸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能在臺灣的一些作品裡發現原來華人也可以以其他的面貌出現，一種比較複雜、豐富或者悠閒一點的感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後四十回」澎湃新聞：除了張愛玲，您有沒有其他自己喜歡的大陸作家？
朱天心：我反覆會讀的還是阿城。他對我其實感覺亦父亦兄長亦師，我始終敬重他，希望和他看齊，與他交流不同的年齡狀況看到什麼，最近在做什麼。當然，像王安憶也是很不錯的作家。但對於年輕一代的作家，我始終很被動地在讀，如果他們寄給我，我也許就會看得到，但是為了了解這一代的創作而去閱讀的情況就比較少。
澎湃新聞：那您主要是看阿城已出版的作品嗎？他會把自己的創作講給你們聽嗎？
朱天心：我會反覆讀阿城以前的作品，尤其是《棋王》、《樹王》、《孩子王》。阿城對自己創作的作品打死不讓看、打死不說，就是藏在電腦裡。非常偶爾地，他會在深夜講一個故事，聽那個描述的程度已經是有文字了。估計這也是一個好習慣，創作是靜靜的一個人的事兒，而不是大聲嚷嚷。先講述出來，試試溫度，看看讀者的反應，這是我不大能想像的。我還是喜歡靜靜地寫，讓讀者靜靜地聽。
阿城澎湃新聞：您怎麼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出版或不出版的選擇？
朱天心：阿城確實寫了一些存在電腦裡，他覺得人都還在，事情也在，出版後可能是有問題的。在臺灣必須考慮的東西還是不同的。我們要對抗的東西是在網絡上專制的、集體的、民粹的、反智的聲音，這目前是對作家的考驗。很多作家敢怒不敢言，唯恐得罪了人民群眾，害怕在網絡上被霸凌。在網絡時代，作家很難對抗眾人的「專制」，對抗網民是很困難的事情。我看到很多臺灣作家，尤其是有臉書的，不知不覺變得媚俗軟弱，我認為這是很有礙寫作的。
澎湃新聞：那麼您認為小說是否應該考慮和讀者、編輯的存在呢？推理小說家在寫作時，心中肯定始終想著讀者閱讀的心理，除非如意識流的現代文學，可能完全不考慮讀者的存在。
朱天心：這是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區別。我喜歡的作家都是專心寫作的。一旦自己在寫作，我也是這樣的。很難會去喜歡那樣的作家，心裡總是想著「這樣好嗎」。我有朋友是畫家，有個商人蓋了豪宅，去買他的畫時說：「我家裡的沙發是紫灰色，希望你畫一個什麼色調來搭配我的沙發。」這就是把畫家當油漆工用。很難想像一個創作者會瞻前顧後，考慮讀者是不是喜歡，讀者是不是看得懂，這大概不是我喜歡的作家。
作為讀者，我喜歡那些不理我們的作家，我作為作家也是這樣。這樣是有風險的，通常的下場就是讀者不管你，你去的地方他不想看了，你曾經帶他走過柳暗花明美妙的地方，走到無人之境，但他不想再跟下去。我也有過喜歡的作家，他走到無人之境，我會覺得可以了，到此為止。不是說作品的好壞，而是他在思索的問題，我已經接收不到，甚至是沒有興趣了，於是我們就此別過。確實有風險，但因有意思和有挑戰性，而非時時問你的買家。
澎湃新聞：您之前所說的「文學的盛世已經消失」和此有關係嗎？現在大家似乎沒有耐心閱讀純文學了。
朱天心：這樣的作家都不怕了，那我們擔心什麼呢。天地這麼大，總會容得下一兩個想法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古人也是不與時人同調，大家做不一樣的事兒，追尋同樣的東西，好單調噢。湯湯人潮逆向而行，和大家完全不一樣的方向，這個風景好迷人。文學藝術家在當代應該是這個樣子，而不是在人群追尋一樣的東西，那不是創造的人。他都不怕餓死，我就不擔心。
我的閱讀似亂跑野馬澎湃新聞：《擊壤歌》這個名字取自於《古詩源》的第一首詩嗎？
朱天心：對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澎湃新聞：當時為什麼會寫出《擊壤歌》這樣的文字？
朱天心：那是在高中畢業的暑假寫的，好朋友玩了三年，運氣好的進了好的學校，有的甚至沒上大學。很清楚再也不會有放學背著小書包，誰也不想回家，走到天涯海角那樣的生活了。有人用相機記錄，我則用筆把它記下來，純粹就是這樣的心情。
《擊壤歌》澎湃新聞：您在寫《擊壤歌》時，當時胡蘭成說這是《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不知你將來要怎麼寫後四十回。那現在這後四十回對您意味著什麼？
朱天心：這後四十回在人生的真相裡勢必會發生。大觀園的人曾經熱鬧年輕、天真充滿夢想、無憂無慮、不知現世險惡，每個人都有他的前八十回。後四十回的意思是，到一定年齡後發現人生的真相不是這麼簡單的、不是這麼天真、不是粉紅色的，會被迫做一些以前一點不屑做的事情。反而是以前沒覺得幸福的事情，現在覺得好幸福。
每個人都有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我會把後四十回寫出來，因為通常前八十回是有趣的、好看的，後四十回幾乎要把自己的七寶玲瓏塔搗毀，曾經這麼可愛的人變得這麼平庸，庸庸碌碌，這麼好的夢想不再提。每個人都有後四十回，差別是有沒有勇氣和必要寫下來。
澎湃新聞：《擊壤歌》的文字很特別。那時候您的閱讀狀況是怎樣的？
朱天心：就是什麼都讀。父親是作家，母親是翻譯家。我們家雖然不大，但書房和書架完全敞開，沒有禁區，父母沒有說哪些書等我們大一點再看，而是讓我們探險摸索，培養自己獨特的鑑賞力。
我十二歲時津津有味地讀《洛麗塔》，那時就想寫一本屬於我的《洛麗塔》。父母也完全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我的閱讀是很雜的，書架上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讀的時候也很任性，有時讀幾頁就作罷，並不像當作功課一般。
澎湃新聞：那您現在的閱讀狀態是怎樣的？天文讀書似乎喜歡專注於某個領域。
朱天心：我跟天文不同，天文讀書時喜歡按照領域來「攻克」，甚至讀一些和文學完全無關的書。像她最近在讀一些和腦部有關的書。我依然還是亂跑野馬似的，維持著不把閱讀當作工作的狀態，因為這樣才會興味盎然、興致勃勃地讀下去。比如我不會因為下個月要去北京和青年作家討論，就專門去讀他們的作品。
澎湃新聞：您在書裡也會寫到星座的問題，這和星座有關係嗎？
朱天心：好像有關係。處女座我認識的全是偏執狂，在各個領域都是很嚴厲的。不像我們亂跑。
對待街貓，我像個「老吸血鬼」澎湃新聞：您曾說是靠對流浪動物的保護，把破碎的心撿起來了。這裡「破碎的心」指什麼？
朱天心：流浪貓狗的生命短過我們，可能被車撞，貓可能被狗咬，還可能受到人的虐待。它們盛年和變老時，我們還記得他們剛出生的樣子。我覺得這就像吸血鬼的情節和困境一樣，西方那麼喜歡去處理這樣的題材，一言以蔽之，就是一方永遠要送自己的心愛之物離開這個世界。吸血鬼長生不老，生命長過人類，不管他們多愛人類女子，最後都得送走她，人和動物的相處就像這樣。我就像個老吸血鬼，每次送走它們都會嚎啕大哭出來。我還學不會如何保護自己的感情和心臟，這個也由不得自己，看到就是看到了，我不可能不理它們，說是硬起心腸當做沒看見。破碎的心在照顧動物時會出現，而不是遇到大的人生困境時。
《獵人們》澎湃新聞：您說到對流浪貓狗的保護，把對臺北城市的信心找回來了。為什麼會這樣說？
朱天心：我們這些外省第二代很容易被當作箭靶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排擠不接納，讓我曾經對臺北很失望。後來我做動物保護工作，臺北市政府對於街貓不再捕捉和撲殺，而是讓志工來照顧它們，並做絕育。
街貓可以三天不吃東西，但不能一天不喝水，現在路邊的雜草叢裡有水罐。不能藏得太好，否則貓找不到，也不能被人看到，否則不明就裡的人會當作垃圾倒掉。一個小水罐，背後就代表著好仁慈之心。反過來說，如果臺北連一個小水罐都容不下，大概就是我要離開的時候了。
澎湃新聞：關於海盟的近況，想問一下您和唐諾老師的感受？
朱天心：當然過往她對性格的描述有很多，但現在還是不能把她當小孩子看。因為我從小就想當男生，很多小女生也是這樣的。男生一夥，把女生排擠在外，所以女生想成為男生，我們一開始是這樣去理解海盟的，但我們其實也在摸索學習。
謝海盟（陳佩芸 圖）她這幾次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最後一次她告訴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資料，像她這樣做變性手術的人會比正常人短命二十年，因為長期服用男性荷爾蒙，對身體傷害很大。她說：「我寧肯以一個男性的身體死在手術臺上，也不願意作為女生長命百歲。」她這話說服我了。她現在在看精神醫生，等醫生鑑定過了就可以做手術，大概明年開始。她說，三十歲照著鏡子總算有點變化。
但以後手術萬一有感染髮燒，我就會擔驚受怕。我對她說：「我也不是盲目當你的拉拉隊，你想好了就去做，我會很誠實地面對你。我有任何恐懼或困惑，都會告訴你，這樣才是在一起走這條路。而不是大家報喜不報憂，強顏歡笑。」
唐諾鼓勵她把這些都寫下來，因為性別困惑和轉換身體的例子這麼少。一些人可能做完手術以後就等於和前半輩子告別，不會再去留戀她的社交甚至家人，應該把這段默默地不為人知的事兒都寫下來，包括其中的喜怒哀樂或困惑等等。
謹謝宋一帆對本文的貢獻(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