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學術造假被查了,想退學」

導師學術不端對研究生、博士後的學術生涯構成了重大的打擊：一些學生會感到對科學的信任從此破滅，想要離開學術界，想要留在學術界的人則面臨背著「不良記錄」尋找新職位的窘境。在這篇文章裡，一些「過來人」分享了走出困境的經驗和建議，希望你沒有機會用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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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the Scientist

作者 Katarina Zimmer

翻譯 阿金

審校 戚譯引

演化生態學家凱特·拉斯考夫斯基（Kate Laskowski）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新教職開始得不太順利。2019 年底，她剛入職不過數月，就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有研究人員對她的一篇論文表示擔憂，那是她在 2016 年與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多產的蜘蛛生物學家喬納森·普魯伊特（Jonathan Pruitt）合作的論文。

拉斯考夫斯基在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讀了研究生，畢業後成為德國萊布尼茲淡水生態和內陸漁業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of Freshwater Ecology and Inland Fisheries）的博士後，她曾與普魯伊特合作研究蜘蛛的社會行為。那封電子郵件提到，當時普魯伊特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實驗室收集到的原始數據有問題，這些數據記錄著個體蜘蛛間的行為差異，但在電子表格的列中包含著奇怪的重複值。拉斯卡夫斯基自己重新梳理了數據之後，最終認為這些數據以及基於此做出的研究都不可信，於是，她在今年年初請求《美國博物學家》（the American Naturalist）撤回論文。她還要繼續撤回和他合作的另外兩篇論文。

這些研究支持一個假設：個體蜘蛛的行為受到社會互動的影響。這不過是普魯伊特接受科學期刊雜誌審查的幾篇論文中的第一批，而一系列的撤稿和擔憂言論讓動物行為研究界陷入恐慌，影響了不少合作者，包括許多學生和處於科研生涯初期的研究員。「我這才第一年……開始夢想中的工作，」拉斯考夫斯基告訴《科學家》（the Scientist）雜誌，「我一直都盼著啟動新項目，然而過去四個月，我用了大量時間收拾爛攤子，處理這些我以為早已結束的舊論文。」

麥克馬斯特大學對普魯伊特論文的調查正在進行中，關於那些奇怪的數據是偶然出現還是人為操縱，目前尚無定論。（普魯伊特 1 月份在接受《科學》採訪時曾暗示是因為數據管理不當。）然而，這次事件在學界引發的討論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高級合作者或導師被指控學術不端，甚至被證實學術不端，那些資歷淺的研究人員該怎麼辦？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研究生和博士後本身並無過錯，但最終還是會受到連帶傷害，萬達·瓊斯（Wanda Jones）說。瓊斯是美國誠信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簡稱 ORI）的誠信研究副主任，該辦公室監管著學院機構對學術不端的調查工作。瓊斯說，每年 ORI 針對學術不端的 30 多起調查中，大約 40% 的結果顯示科研項目負責人（PI）是主要責任人，其餘的則指向學生、技術人員和其他員工。在每個給定的年份，都可能有幾十名年輕研究人員發現自己的研究項目陷入危機，或者在實驗室關閉後不得不匆忙尋找新職位——而論文撤稿常常還伴隨著學術不端的指控，這讓找新職位變得難上加難。

「PI 如果被發現有學術不端行為，這對他們的博士後、研究生以及員工們都可能是巨大的不幸。」瓊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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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中信任的缺失

瓊斯指出，學術不端醜聞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最直接的影響常常是心理層面的，包括對個人學術名聲和職業前途的擔憂，和對學術合作甚至整個科學界的信任危機。「你能看到，這對一個學生來說將會是多麼大的創傷。他們可能決定這輩子去再也不做科學研究，而去幹點別的事情，」拉塞爾·特雷西（Russel Tracy）說，他是佛蒙特大學拉納醫學院（University of Vermont Larne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生物化學家。

瑪麗·安·艾倫（Mary Ann Allen）在 2006 年就產生了這樣的念頭。當時她和其他五名研究生發現自己的導師，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生物學家伊莉莎白·古德溫（Elizabeth Goodwin），為了申請基金而偽造實驗結果。學生們最終向學校行政部門告發了古德溫的行為，同年年末，他們向《科學》描述了這段痛苦萬分的經歷。大學隨後裁定古德溫確實存在學術欺詐，這讓艾倫感到在科學界偽造數據要比她想像的普遍得多。「當發生這種事的時候，你會覺得大多數科學都在造假。而且我和碰到過這種事情的人談過，他們幾乎每個人都確實有過這種想法。」

艾倫的本能反應是考慮退出研究生院。但她回憶說，後來當她與另一所機構的研究人員聯繫，表示希望攻讀計算機科學學位並尋求建議時，那位研究員溫和地鼓勵她繼續科學研究。「現在我緩過來了，因為我和許多實驗室合作過，他們都很努力地在完成自己的研究。」她說，「但在當時……你的想法就是沒法再信任科學了。」至於艾倫的同學，有三個人沒有完成博士學業就離開了研究生院，但是《科學家》雜誌無法與他們取得聯繫，因此無法確認是否因為古德溫事件的緣故。

尋找新的實驗室和基金

指控 PI 的學術不端不僅會引發實驗室人員的存在危機，還會引發複雜的後勤問題。ORI 調查監管部門主任亞歷山大·倫科（Alexander Runko）指出，如果 PI 的職位被徹底終止，那麼學生們將不得不尋找新的實驗室，不過通常情況下，大學會嘗試將學生們重新分配到研究院內部的其他實驗室中。

以古德溫的實驗室為例，艾倫回憶說，除了她本人以外，還有兩名學生決定繼續學習，他們的論文委員會幫忙找到了新實驗室。一名學生不得不開始新的研究項目，而另一名學生繼續進行之前古德溫指導的項目。艾倫自己則通過認識的一位博士後在一個新實驗室找到了職位。最終，她放棄秀麗隱杆線蟲的遺傳性別決定機制研究，轉而研究 RNA 調控，她回憶說：「反正我一直對這個方向挺感興趣。」所有這三個案例中，雖然學生們最終順利畢業，但是過渡期還是讓博士項目延期了好幾年。

瓊斯還指出，如果學生的籤證、獎學金或者基金與特定的研究人員掛鈎，那麼留在科學界可能會變得異常複雜，儘管此時大學通常也會盡其所能提供幫助。艾倫及其同學的基金都掛在古德溫的名下，當古德溫被證實學術不端時，威斯康星大學將金額退還給了聯邦政府。最終，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院想辦法籌集了一些基金來支持這個團隊剩餘的成員，艾倫回憶說。當德國烏爾姆大學（University of Ulm）的弗裡德海姆·赫爾曼（Friedhelm Herrmann）和馬裡昂·布拉赫（Marion Brach）被指控學術不端時，校方也對在他們實驗室工作的實習生提供了同樣的支持。這兩位癌症研究人員於 2000 年被指控操縱數據（不過兩人都否認了指控），艾伯哈德·希爾德（Eberhard Hildt）當時在他們實驗室當博士後，曾就這一醜聞發出警告。他告訴《科學家》，大學隨後介入，補上了損失的基金支持。

當學生們或者博士後們準備離開研究機構的時候，實際問題並沒有結束。希爾德指出，申請其他地方的職位可能讓他們充滿焦慮，因為原來的實驗室因為學術欺詐指控而名譽受損，即使他們本人並沒有捲入醜聞之中。「這後果很嚴重，因為他們來自以學術不端聞名的實驗室，這可不是好的『推薦信』。」他說。1997 年，希爾德對赫爾曼和布拉赫的研究操作產生了懷疑，於是向一位指導過自己博士論文的前導師透露此事。那位導師不但支持希爾德「吹哨」，還願意為他尋找新職位寫推薦信，希爾德說。如今他是德國保羅·埃爾利希研究所（Paul Ehrlich Institute）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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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和名譽問題

希爾德和艾倫都沒有和他們的導師一起合作發表過論文，但總有人會遇到更麻煩的情況：高級合作者在研究過程中操縱或者捏造數據，合作發表的論文最終被撤稿，這對科研事業正起步的年輕研究人員構成了獨一無二的挑戰。凱特琳·懷特（Katharine White）是聖母大學附屬哈珀癌症研究所（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Harper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的化學生物學家，她說：「在某些時候，你曾經努力付出一切、懷抱真誠信念做出的研究，現在要撤稿，這太可怕了。」懷特在 MIT 讀研究生時親眼見證了學術不端行為，一名高級博士後數據造假，雖然懷特並沒有參與這位博士後的任何一篇論文的撰寫。「PI（通常）會想方設法擺脫影響。但我不知道捲入學術不端的眾多研究生們能不能走出來。」

失去所發表的論文，埃裡克·波爾曼（Eric Poehlman）實驗室的初級研究員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波爾曼是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的研究員，主攻肥胖和衰老研究，2005 年他被指控在研究和基金申請時偽造數據，並承認了指控。幾篇論文撤稿之後，波爾曼的博士後們突然發現，一年多的研究結果幾乎全部付諸東流。

特雷西當時是佛蒙塔大學負責該學院研究和學術事務的高級副院長，他擔心失去論文會影響博士後們未來申請新的職位和基金，於是他和幾名高級教職人員組織起來，建議學生們在自己的履歷表和基金申請書上解釋清楚當時的情況。他還給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基金項目官員寫了幾封信，「讓他們了解這不幸的情況，由于波爾曼博士的不端行為，博士後們的諸多努力無法完全展現在他們的個人履歷中。」他回憶說，「我不知道那些信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機構有責任幫助年輕研究人員建立自己的科研事業。」

就算是論文發表許多年後因學術不端被撤稿，也可能對研究人員造成影響。一位因為事件敏感性而要求匿名的歐洲研究人員說，2009 年的時候，ta 在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工作了幾年，一篇 ta 在博士階段與丹麥神經科學家米蓮娜·彭科娃（Milena Penkowa）合作的論文遭到了撤稿。這名匿名研究員說，為了配合對彭科娃實驗操作的調查，也為了澄清自己的名聲，ta 不得不重新梳理七年前研究中獲得的原始數據；這已經足夠「令人痛苦」了，而且 ta 最擔心的就是撤稿會讓哥本哈根大學取消自己的博士畢業論文，因為這項研究是論文的關鍵組成部分。研究員還害怕調查新聞的廣泛傳播會影響到自己的僱主，後來報導已經發展成指控彭科娃「公然偽造」（最後該指控被推翻）。「我當然害怕，怕老闆們最後會因為不再信任我而炒了我。」這位研究員回憶說。

幸運的是，ta 的前博士導師採取行動，確保那篇論文不受到撤稿的影響，研究員也能夠重新向僱主保證，自己和撤稿論文的可疑部分沒有關係。儘管如此，這位研究員說在申請新的工作職位時，ta 只會寫「排名前五」的發表論文，免得讓未來僱主立刻聯想到米蓮娜·彭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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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塹，長一智

雖然學術不端行為給涉事的每個人都製造了障礙，但是由此引發的調查和對話也會推動積極的改變，尤其對處理這些情況的機構。例如，有感於古德溫的行為調查，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引入了一項官方政策，在其他 PI 發生類似情況時幫助學生找到新的實驗室，並保留他們的基金。當艾倫到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擔任教職人員的時候，她協助設立了同樣的政策。

而對於年輕的研究員本身來說，直面遭指控或者被坐實的學術不端可能會改變他們自身，使他們成為更加勤勉的科學家或者教育者。比如拉斯考夫斯基，她說雖然她將會繼續信任自己的合作者，但是如今在分析過程中，她會對研究中所有的數據進行全面的仔細檢查。而希爾德嘗試鼓勵自己的學生對實驗結果持開放態度，避免可能導致數據造假的思想產生。懷特和艾倫說他們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

即使是涉事實驗室中與事件無關的科研人員，也能夠通過觀察事件的發展始末來學習經驗。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攻讀動物行為方向博士學位的亞歷桑德拉·麥克金圖爾夫（Alexandra McInturf）說，普魯伊特調查的進行讓她一直反思著學術界內「不出版就出局」的思維模式，並在今年 2 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記錄了這些思考，文章得到了廣泛好評。她告訴《科學家》：「我希望普魯伊特的這次『數據崩潰』事件，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都能為在未來創造更好的科學提供真正有益的發展動力，即使速度可能會慢一些。」

如今在博爾德，艾倫不僅教授 RNA 在疾病中的作用機制，還開了一堂有關負責任的研究行為的課程，她說這樣做是希望為受到科研不端行為影響的人們創建更好的學界環境。「雖然不是人人最終都會留下來，但既然你要留在科學界，那就要做出好的科學。」

如果導師涉嫌學術不端，

你該怎麼辦？

如果你對導師產生了懷疑，請告知他人：誠信研究辦公室（ORI）建議人們聯繫 ORI、學院的誠信研究辦公室、與論文發表相關的期刊編輯以及基金申請機構。通常情況下，「如果『吹哨人』害怕打擊報復」， 匿名舉報是允許的，ORI 的亞歷山大·倫科解釋道。

強化專業人脈：在你的研究機構內尋找你信任的其他高級研究員，例如論文顧問委員會成員或者院系領導，他們可以給你提供擔保，寫推薦信，給出指導建議，艾倫說。「我知道建立人脈很難，但是在這些情況下，關係真的要比其他方法更有用。」

閱讀你的學院政策：許多學院機構都有保護「吹哨人」的政策，有時候也會幫助學生找到新職位。特雷西說：「你要確保自己理解學院能夠為你做什麼。」

保持透明度：懷特建議，如果你因為撤稿而失去了發表的論文，或者出現了論文發表的空白，你可以在個人履歷或者基金申請書上解釋原因，強調你在撤稿論文中的工作，「人們會回應那些對自己情況了如指掌的自信的候選人。」

開誠布公地談論：拉斯考夫斯基建議與有資質的顧問、朋友或者其他涉事學生公開討論，「儘可能地向其他人尋求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