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世紀，截止2014年，全國出國留學人數高達350萬（包括全球的各個層次留學生），超過歷史任何階段。同時回國潮也十分洶湧，僅五年就高達80萬。之所以出現全民留學熱潮。是因為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都需要大量了解國際規則、常識及語言的人才，國家自此不再對自費留學設限，設立了「國家留學基金委」，對公派的資助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留學層次也不斷提高，提出選派一流學生，選擇國外一流專業、師從國際一流教授。在此我們不免會想起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師的大師」葉企孫，他當初就是這樣做的，為中國構建了整座科技大廈。
由於國家把「單位推薦」改為「個人申請」，自費留學也興旺起來，特別是當人們初步富裕起來，首先想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出國留學劇增。這裡有個明顯的趨勢就是留學人員的年齡逐年下降，從開始大多是研究生，到出現大學本科生，再接著是中學生，最後出現了不少小學生。當然我們記得，第一次留學潮就是幼童留美。不過我們要看到當年的留美幼童和如今的留美幼童有許多不同之處。
儘管教育部規定出國者要具有三個條件：具有自立自控能力，經濟來源有保障及語言達到入學要求。現在的情況是留學生低齡化，中、小學生出國普遍，而他們許多並沒有達到上述三個條件，特別是第一和第三項沒有達標。十九世紀的留美幼童是住在有教養的美國人家裡，房東同時也是監護人，他們不僅負責小留學生的生活起居和學習，也要對他們的德育、體育有一定要求，而不是放任自流。清廷在哈德福特建的「幼童出洋肆業局」也負有監管幼童的職責。現在中國家長只想到「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好像孩子越早出國越好。實際許多孩子中文還沒有掌握好，英文也是非常初步，就匆匆送出去，自己不能陪伴，交給親戚或中介，但不是每個中介都是很負責的人，他們推薦的家庭，有的願意接收小留學生，完全是為了每個月能拿到2000美元，他們對小留學生談不上關心和教育，彼此還有許多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留學教父俞敏洪就不贊成把孩子送到國外讀高中，更何況讀初中及小學。他認為社會上會出現「垃圾學生」（不好好念書，逐漸變成壞孩子），他們變壞的渠道就是：上課聽不懂——對學習失去了興趣——逃學——在社會上和壞孩子結交，最後自己變成壞孩子。十九世紀第一次留美的那批120個幼童（他們是10-16歲），沒有一個變壞的——清廷對他們的不滿鑑於他們的「美國化」，而非變壞，也就是說幼童留美不是不可（但不鼓勵，畢竟中文和中國文化沒有學好就出國，還是有欠缺的），但要有人關照和管束。在語言尚不通順時，讓沒有成熟的孩子單獨來到一個陌生國度、陌生家庭、陌生學校，很難掌控他的走向，是不負責任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那些有人關照和自律力強的小留學生，表現出色的也大有人在，如同百年前的留美幼童一般。
另外一個問題是以往中國留學生都是選擇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就讀。可是現在什麼樣的學校都會充斥中國留學生。有的學校甚至為了招收更多中國留學生而降低門檻。而真的進入美國好大學的學生，又屢見被開除——在被開除的學生中，62.89%來自前一百位好學校，有些甚至是常青藤學校，究其原因有的就是成績不好跟不上，也有不少是誠信問題，不過讓人欣慰的是，新世紀留學生的主體——我們最報以期望的研究生這個群體仍然表現出色。科大少年班走出來的尹希，2001年來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2015年獲得哈佛大學正教授，年僅31歲。還有許多就不一一列舉。他們像留學生前輩一樣，學有所成，珍惜時代賦予的機遇，愛惜並豐滿自己的羽毛，在學業和事業上都有出色表現，他們是我們的希望和驕傲。
近一兩年由中美兩國貿易戰引發竊取商業機密及 「圍剿華人科學家」這個問題，人們對留學生行為和歸宿產生了不定感和疑惑。究竟該如何看待 。
大家都記得華羅庚的話：「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是有自己的祖國的。」
最近謝曉亮教授說過：「疾病沒有國界，科研亦應如是！」
我的基本觀點是：「科學沒有國界，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則不然。」
這個情況不是首次出現，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儘管表現不同。
第一次留學潮也即幼童留美，最後清廷下決心全部撤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拒絕接收中國學生進入軍校，但同期卻接收了60多個日本留學生。這對一心想送中國留學生進入西點軍校和海軍軍校的清廷是個沉重打擊。最後加上其他因素而把全部留學生撤回中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中國更迭政權之時， 1949-1956年中國曾經出現過兩波歸國潮。鄧稼先、錢學森、郭永懷等人都是這期間回國的，他們為中國的兩彈一星及其他各行各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不過當時他們並沒有攜帶什麼機密資料回國，帶回的是知識和見地。在1956年中國制定12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中，他們帶回來的新的技術知識和視野，使得中國在該年就建立了四個研究所，包括自動化、無線電、計算機和半導體研究所，另外兩個沒有公開的是核物理及飛彈（不可忽視的是類似的建議也來自蘇聯專家）。參與這些項目的技術帶頭人多是不同時期從各國歸來的留學生。
自新中國建立以後，中美絕交。但是在七十年代，美國幾次主動對中國示好。這在上面已經詳細談過。這說明美國對和中國科技交流中，他們曾經是主動的、積極的。
自從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國52個公費留學生也於1978年12月27日抵達華盛頓，踏上美國國土，其後中國留學生逐年增加，到21世紀在美國際學生中佔最大比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量留學生留下了，近三十年來，大陸留在美國的學人中來自大陸的人數頗為可觀。許多人已經成為各個大學或研究所的骨幹及學科帶頭人。和七八十年代臺灣學人使美國出現「無華不成校」一樣，現在矽谷及其他高技術公司出現大量中國本土出來的留學生已經成為常態。
二次大戰前後的世界局勢，導致大量歐洲科學家來到美國，他們有的是德國猶太人（如愛因斯坦），有的是妻子是義大利猶太人（如費米）。他們的祖國變成法西斯強人佔據統治地位的國度，他們來到美國，變成美國人。在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這些來自不同國度的科學家工程師們，齊心合力做出了一件人們不敢想卻去做的偉大事業。此時他們對自己祖國並沒有一點歉疚。因為儘快結束二戰、不讓法西斯德國搶先製造核武器是所有人的願望。
今天的世界，表面上遠離戰爭。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許多方面沒有硝煙的戰爭仍然存在。我要說的是「科學沒有國界，高技術則不然」。可以從核物理與核武器為例詳細說明。
1989年3月底，我在西柏林參加了一個國際會議，那是為了紀念核裂變50周年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二十世紀是物理學、特別是核物理學的輝煌時代。從1895年倫琴發現X光射線，1896年貝克勒爾發現天然放射性、1898年居裡夫人發現鐳、1911年盧瑟福發現質子，確認核反應的存在、1932年查德威客發現中子、安德遜發現反電子、1934年約裡奧·居裡夫婦發現人工放射性，直到1938年12月德國化學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一起發現被中子轟擊的鈾分裂成兩部分，並釋放出能量。他求助於老合作夥伴邁特勒。邁特勒和費裡斯解釋了這種現象為核裂變。20世紀100年中，有40位與核物理相關的物理學家獲得物理學諾貝爾獎。那為什麼在世紀末的1989年要特別紀念核裂變50周年呢？那是因為當核裂變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核裂變剛被發現時，物理學家就意識到這個發現的巨大威力。按照愛因斯坦的能量質量轉換公式，裂變原子釋放的能量約等於被轟擊狀態中子的兩億倍之多。就在核裂變被發現一個星期內，奧本海默在辦公室的黑板上塗鴉——那是一顆炸彈；費米在辦公室做了一個手勢，像是握著一個球，他對學生和同事說，一個像這麼大小的炸彈，這一切就會灰飛煙滅，他指的是眼前的整個曼哈頓。核裂變從發現起始就被認識到其無窮威力，它具有獨特的地位。
前往紐約的波爾在臨走前從核裂變發現者之一的費裡斯處獲得這個信息，他將這個驚人發現帶到了大西洋彼岸。波爾答應在發現者正式發表前不公布這個消息，可是他不慎洩露了給一個朋友，1939年1月16日晚上，美國人第一次聽到有裂變的消息。消息迅速傳開——後來波爾為自己沒有遵守諾言而不安，他迅速給《自然》雜誌寫信表示核裂變創始權應歸邁特勒和費裡斯。這個新發現迅速向四面八方傳播，那年1-6月僅在《自然》雜誌上發表的關於鈾的論文就有20篇。這一切說明，科學發現沒有國界，是要迅速向世人傳播的，晚了諾貝爾獎金就是別人的了，這裡有個首發權，創始權。必須公布於眾並被他人驗證。
新的核裂變發現成為各國原子物理學家議論焦點，人們在驗證。科學家們開始討論鏈式反應是否可能和如何引發及可控，以及它帶來的危險性。鑑於德國此時仍然擁有當時最好的物理學家，如海森堡、魏茨澤等人。如果這裡能想到利用核裂變製造武器，那麼德國難道不也會嗎？因此齊拉動員愛因斯坦寫封信，陳述德國製造原子彈的可能性，再由與羅斯福總統私交甚好的銀行家兼學者的薩克斯將信交給羅斯福。促使羅斯福組織了一個「鈾研究顧問委員會」。
人們相信如果能製成這種武器，將是一種反擊納粹的正義行為，可以提前結束戰爭。1942年「曼哈頓計劃」出籠，將近15萬人參加了與其有關的工作（最後參與人達50萬）。位於沙漠的洛斯阿拉莫斯像一座迷宮，於世隔絕、無法接近。人們稱其為「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集中營」。那裡有武裝崗哨站崗，在帶刺鐵絲網圍住的沙漠小鎮裡出生的孩子，出生地都是同一個信箱號碼。
與此同時，費米，這個來自「敵對國」義大利的被稱為「超級冠軍」的科學家，正在芝加哥大學室內網球場運作一個石墨堆，1942年12月2日，在人類知道核裂變後三年，在沒有暖氣的廢棄的網球場裡，人類第一次實現了受控鏈式反應。康普頓知道後給科南特打了一個非常出名的電話，他說：「那位義大利航海家在新世界登陸了。」那天晚上，費米和他的同事為慶祝這一非凡成就舉辦了一個晚會，費米夫人及其他科學家夫人們也都受邀前往，不過費米夫人始終不知道人家祝賀她丈夫的成就究竟是什麼，她悄悄問一位女科學家，女科學家回答：「他擊沉了一位日本海軍上將的軍艦。」費米夫人疑惑地把這個答案去向另一位熟人證實，那位科學家回答：「你認為他還有什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嗎？」她什麼也沒有問出來。直到向日本投擲了第一顆原子彈，費米夫人和那天參加晚會的夫人們，才恍然大悟那天的晚會慶祝的是什麼大事，她們的先生們這些年都在幹什麼。
費米實現了裂變受控鏈式反應，製造原子彈正式起步了。
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到，科學沒有國界，但是高技術，或者說科學應用到軍事上以後，那就有國界了；也就是說科學可以迅速傳播，當應用到軍事上（或者商業上）卻是絕密的了。不僅科學家的妻子們不知道，上層一樣。美國起初還和英國有協議合作，英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也抵達那個沙漠鐵絲網內。他們的工作大大提前了第一批原子彈製造所需的時間，但是當費米網球場上的實驗成功了，羅斯福就不再和邱吉爾溝通這方面的信息了。
蘇聯同樣擁有一批一流的物理學家。戰爭創傷帶來科研的滯後，可是蘇聯1949年就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人們質疑為何如此之快？他們是否從美國絕密的曼哈頓計劃獲益呢？FBI一直在監視所有參加核武器製造的科學家，包括最高負責人奧本海默以及推薦人愛因斯坦。曾經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過並且極受歡迎和尊敬的德國流亡物理學家富可斯後來證實確實是為蘇聯提供幫助的人。富克斯從德國流亡到英國，又隨英國科學家一起來到洛斯阿拉莫斯，他參加過計算第一顆原子彈當量的工作。戰後回到英國，於1950年被捕，被判14年徒刑。美國也在自己國度裡抓間諜，羅伯森夫婦被控為「原子彈間諜」，1953年6月19日被處死在電椅上。
和平時代沒有硝煙，但是不要忘記，任何戰爭都是由商業利益引發的。所以商業利益一樣會引起國與國之間的嚴重矛盾和敵對，甚至升級到抓「商業間諜」的地步。基礎科學、科學發現及其傳播沒有國界，但是高技術、商業機密卻不一樣。這個我們通過核物理及核武器發展的歷程，應該對二者的不同有清醒的認識。在新世紀，對置身於科學技術領域的人，要分清上面提及的兩個不同方面。要學會尊重法律、契約、規則、誠信和道義，讓自己行為符合國際法則，遵循企業合同。這樣才能成為高科技時代成功的創新者，對科學技術做出貢獻。
今天美國為了尋求國家安全風險和開放合作的科研壞境之間保持平衡，我們即看到有兩黨參議員推出的《保護美國研究法案》，也看到60個學術團體聯署致信美國白宮科學顧問辦公室、美國科學基金會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機構，建議審查少數人的不端或非法行為不要擴大到其他正常的科研人員。
回顧歷史，彭德懷元帥曾在蘇聯專家撤走後，中國與外界隔絕的條件下，對自行研製核武器表示擔憂，他特別請來並詢問海外歸來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和彭桓武，兩位科學家表示，美國製造核武器的那批科學家和我們一樣都是核物理先驅的門生，彭桓武說，「我和美國曼哈頓計劃總負責人奧本海默，同是玻恩的學生，我比他還晚幾年入師門，適逢量子力學蓬勃發展時期，更加受惠」；其後玻恩的中國學生程開甲，也參加了核武器工程。而王淦昌表示，他的博士導師邁特納，本人就是開創原子時代的核裂變的發現者。這兩位科學家都表示我們和美國科學家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美國人能造出原子彈，我們這些科學家也可以造出來。他們後來分別成了核武器計劃的理論和實驗的領軍人物。
錢學森說過：「所有尖端技術都離不了基本數理化規律，所以除了要學會它，還有就是要掌握它、應用它，讓它成為活的東西。」他回國時攜帶的所有資料都被沒收，但是他帶回了一個知識和智慧的大腦，及一顆火紅的愛國心。
當今歸國的留學生應和先輩一樣，可以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還有那些看不到摸不著的技巧和本領——具有邏輯思維，既有科學的懷疑精神，又有對證據的尊重；學會證明和判斷、知道憑直覺行動、重新計算驗證、會分析哪些實驗結果不可靠，哪些經驗該吸取等等，從而能和你在國外學習和工作時一樣，也和外國科學家一樣，和我們創造出輝煌成就的先輩科學家一樣，馳騁在在科學的不同領域裡。
不管當前形勢如何險惡，相信中國人留學美國或其他國家還會繼續下去。可能會有一個低潮，然後回歸常態，就像臺灣大學畢業即留學的比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80-90%降到新世紀的10-20%。而回國潮也將會再次出現，同樣緣於兩個方面：祖國的召喚及美國逗留的艱難。歷史在不斷循環往覆，這個現象在上個世紀已經出現過。但是留學美國不會終止，鑑於移民政策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開放政策也是符合中國利益。不管中間會有多少波折，會有高潮就會有低潮，歷史總是波浪式地前行，這是人類發展的規律，不可阻擋，也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