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非國大領導人都熟悉西方的文化，比如莎士比亞、板球運動等。甚至是那些反對西方影響的黑人民族主義者也不拒絕西方的價值觀。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非洲人後來挑戰白人權威提供了思想武器。那些受過教育的黑人大多能夠接受西方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已部分地西方化，然而，已西化的黑人的價值觀不是與南非白人的主流價值觀接近，而是與歐洲文化主流價值觀相接近。他們有選擇地接受普世主義、成就、自由、個人主義和平等觀念，反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毒瘤。隨著黑人識字率的提高，廣播、報刊、電影等影響的擴大，黑人進一步受外部世界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黑人從白人自相矛盾的價值觀中汲取了向現存秩序挑戰其合法性的武器。
大多數城市化的黑人，以及大多數政治上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不排斥西方文化，「因為被殖民的知識分子渴望投入西方文化。」相反，大多數西化黑人在對待傳統的生活方式上表現出一種「文化羞恥感」。他們認為傳統的生活方式「落後」，對非洲傳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表現出敵對的或至少矛盾的心理。他們不像大多數有色人那樣渴望同化進白人社會，他們接受西方價值觀，並且發現這些觀念是抨擊現狀的合適武器。大多數黑人團體組織、政策與方法清楚地表現出這種西化傾向。
西化的黑人對本土傳統的態度從一個方面反映化其矛盾的心理，即「文化羞恥感」。「文化羞恥感」反映了他們部分地接受傳教士學校灌輸的西方的標準和價值觀，同時也接受了白人貶損非洲為「異端」、「部落」、「不文明的」與「沒開化的」的看法。南非祖魯人哲學家倫比德在闡述其「非洲主義」思想也提到非洲人深受種族歧視的心理創作，必須重整信心。他的思想影響了包括曼德拉在內的整整一代南非非洲人的民族主義者。這種態度尤其表現在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黑人中，他們後來被「憤怒的青年人」稱為「湯姆叔叔」、「妥協者」與「飲茶者」。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他們不再崇拜西方文化，不再盲目效仿西方文化，儘管大多數城市黑人渴望在物質上達到歐洲人的生活水準。他們反對部族主義。首先，在現代城市環境中，部族主義已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只能成為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除礙。其次，反對將部族主義看作是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出現的政治反動與分裂的源泉。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一代強烈反對普利托利亞強制性的本土主義政策，反對與政府妥協的世襲酋長。在他們看來，「普利托利亞本土主義」政策旨在對非白人實行蒙昧主義政策，在各語言群體間製造分裂。政府的部族復興政策使得非洲人很難在他們的文化遺產中尋找身份認同與自尊。另外，那些受過教育的黑人政治精英大多放棄傳統主義，他們的利益與酋長的利益是對立的，可以理解他們不滿於白人提出的非洲人應回歸自己的傳統的建議。
因此，非洲知識分子的文化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與南非白人政權的文化政策是對立的。儘管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不再盲目地全盤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基督教，但在其思想觀念中佔主導地位的仍是西方的觀念。政府極力灌輸「部族權威」、「母語教育」、「班圖人」、「土著法律習慣」以及其它的「普利托利亞本土主義」的觀念，無疑會遭到他們極力反對。
儘管南非黑人文化西化有很大的進展，但除西開普外，西方文化並未完全替代本土文化。因此，在農村黑人與城市黑人之間，在西方教育與傳統教育之間，在老一輩與年輕一代之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傳統主義與西方主義的對立，這導致黑人民眾團體間的不和與對立。文化同化的影響即使在最「不開化」的地區也照樣發生。兩代人之間這種形式的觀念衝突在城市裡最為激烈，常常導致家庭關係的緊張。兩代人之間觀念的差異主要涉及生育觀、對酋長與老人的敬重、婦女的解放、親屬義務與戀愛婚姻等問題。到20世紀50年代之後代際間的衝突往往轉化為更保守的老人與好戰的年輕人之間政治上的分歧。
當文化同化伴隨著社會排斥、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時，這一進程就會產生威脅現狀的衝突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