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
副標題: 武裝的先知：託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裝的先知：託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託洛茨基1929—1940
作者: [波]伊薩克·多伊徹
譯者: 王國龍/ 周任辛/ 施用勤等
出版社: 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 2013-2
文/張偉（四川國金律師事務所律師）
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藥》周刊獨家專稿，如無授權，請勿轉載。
多伊徹（IsaacDeutscher）的《先知三部曲》多達一千餘頁，這無疑對讀者的耐心和體力都構成了挑戰。但這三部曲絕非泛泛而談，而是充滿了歷史研究者應有的謹慎和克制。事實上，作者具有的高遠立意和洞察力尤其為主人公的政治沉浮做出了絕妙的闡釋。
先知的存在與統治階層的腐壞墮落緊密相連
多伊徹將託洛茨基定義為政治神學意義上的「先知」，眼力老辣之至。但讀者若要完整領會這三卷的託洛茨基傳記中蘊含的政治哲學意蘊，必須對古猶太教中的約法-先知-人民「三位一體」政治體系的構造瞭然於胸。對此做出卓越分析的當屬馬克斯·韋伯的《古猶太教》。在這本書中，韋伯以古以色列人所面臨的政治困境入手，從獲取壟斷暴力的政治權力的鬥爭著眼，將古猶太教意義上的先知描述成為恪守約法傳統，施行言辭統治，說服、勸解人民遵從「律法」的管束，從而實現耶和華與信民立約時的應許：進入流著奶與蜜的和平、幸福之地。
在韋伯看來，先知的存在與統治階層的腐壞墮落緊密相連。先知的政治權威和王權專制權威之間的此消彼長構成了先知政治的核心。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先知所力圖實現的政治願景具有獨特的道德和倫理優勢。值得提及的是，先知政治的基礎在於實現耶和華的「律法」，在他們看來，現實政治中的災禍（奴役之苦）完全是人民的咎由自取——正是他們脫離律法的管束，成為恣意放浪的索多瑪、蛾摩拉人。
託氏的政治浮沉，關鍵在於他從未將人民偶像化
因而，先知-人民之間有著深刻的緊張關係。一般而言，先知對頑冥不化的人民總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忿然。但先知可資利用的政治武器唯有言辭，尤其是在政局動蕩不安、戰爭焦灼不定的時刻。在這種時刻，先知-人民亦敵亦友的關係則躍然紙上：能夠利用言辭激起人民反抗奴役專制、實現耶和華應許的政治勇氣的先知，便是武裝的先知；而不能喚起人民鬥志實現約法之治的先知則淪落為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前者功成名就，後者則將飽受專制權力的任意宰割而毫無還手之力。
「凡是滿懷謙卑與恭順履行耶和華之道者，有神同行，便無所畏懼。這也就是先知政治的基礎。先知是群眾煽動家，但是與現實的從政者或政治黨派分子完全兩回事。」在多伊徹看來，託洛茨基政治命運的浮沉，關鍵在於他始終對人民保持著足夠的距離，而絕非黨派分子那樣將人民偶像化，甚至在政治修辭上將人民擺放在神龕上頂禮膜拜——這是他和政敵史達林的核心區別。
多伊徹在本書的開頭即引用馬基雅維利的斷言：「因而，凡是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總是遭到毀滅。因為除了上述原因外，人民的天性反覆無常，儘管說服他們並不困難，但要使他們堅信說服的意見卻不容易。因此必須採取措施：當人們不再信仰時，就依靠無力迫使他們就範。」
「正當新政府面臨著全部文職官員的抵制和內戰初起時，當政府還沒建立自己的行政機關時，當政府的命運尚完全取決於支持者的警惕、紀律與幹勁時，群眾的酗酒卻達到高潮。」「伏特加和詞彙一樣，都是政治因素：革命的詞彙使人們清醒，鼓舞他們為反對壓迫者而鬥爭；而伏特加……又使人們沉睡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