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身經歷了氫爆和三次地下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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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乃彥 口述 董建麗 整理

王乃彥

印象最深的是搬鉛磚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時候，我正在蘇聯杜布納研究所工作，從使館拿到核爆的紀錄片，回去之後請我們實驗室的主任、副主任和組長等外國朋友一起觀看。當時我們實驗室主任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副主任也是蘇聯有名的核物理學家，他們看了之後，都非常激動，想不到中國會這麼快就研製出原子彈。我那會兒知道和我一起在杜布納工作過的一些同志已經參加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比如王淦昌、周光召、唐孝威、呂敏等。我內心非常激動，希望回國後也能夠參與其中。

1965年，我結束了在蘇聯長達6年的學習回到國內。當時國內正熱火朝天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也希望加緊補補落下的功課。回到原子能所，得知自己要去駐馬店勞動，當時可高興了，還買了舊軍大衣、棉衣棉褲等。到了編隊的時候，才發現沒有我的名字，我著急地去找當時的人事處長問怎麼把我給漏了。處長說，沒有漏，王乃彥同志，你馬上要到九院去報到。

就這樣，1965年夏，我來到了位於青海海晏縣金銀灘、代號「青海西寧曙光機械廠」的地方，開始參與我國第三次核武器試驗。去了之後，我馬上就參加了第三次核武器試驗的準備工作，這次是要走加強型原子彈的路線，我負責測量中子。那時年輕，幹勁十足，天天都睡在辦公室，通常晚上幹到11點多，把鋪蓋往辦公桌上鋪好就睡，早上再收拾起來，辦公室與宿舍合二為一。那次試驗，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搬鉛磚，因為測量中子要用鉛磚做屏蔽體。幾大卡車的鉛磚運過來，一塊鉛磚重四五公斤。這次試驗取得了很好的結果，但也證明了發展餘地有限，所以當時就做出了要突破氫彈的決定。從那時起，我自始至終參與了氫彈的原理試驗工作，主要負責核武器實驗中近區物理測量。

「如果能成功，你要說出來為什麼成功」

1966年12月，開始突破氫彈的任務。當時九院共分為四個部：理論部、設計部、實驗部和生產部。理論部是龍頭，負責原理設計。我當時在實驗部，該部最大的任務是檢驗理論是否可行，因此要做大量的冷實驗。我參與了一部分冷實驗，但大部分精力是做熱實驗。熱實驗非常關鍵，劑量也很大。當時院裡的總負責人是鄧稼先，我負責近區物理測量。鄧稼先明確告訴我說：「老王，如果能成功，你要說出來為什麼成功。如果失敗，那是更艱巨的任務，你要說明失敗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這次氫彈試驗採取地面實驗，因為所有的測量設備都在地面，聚焦對準爆心,有利於安排更多的物理診斷測試項目，然後才能分析成功或失敗的原因，這是一次非常關鍵的實驗。我們有500米、1000米、1500米的地下工號，工號頂上都是探頭，探頭都對準爆心，有六個確保項目一定要保證測量到。當時任務很艱巨，大家都全力以赴，也準備得非常充分。當時有一個項目，就是要用光學的方法看到氫彈的動作。200米高的鐵塔要通過光學的方法看進去本來就有困難，再加上那時已是12月份，天寒地凍，玻璃上會結霜。那時我是室主任，組織上就把解決玻璃結霜的任務交給了我。等插雷管的同志把雷管全部插好，我把窗玻璃擦乾淨，薄薄地抹上一種透明的油，以防止結霜。完成之後，大家一起下了鐵塔，回到指揮部，一切準備就緒後就可以引爆了。

12月28日，氫彈引爆試驗非常成功，而且發現威力比理論設計的更大。大部隊撤退之後，現場只留下了7個人，我是隊長。我們7個人要負責去地下工號取測試的結果。眾多的探測器通過電纜把測到的信號傳到地下工號，記錄到示波器裡，這樣才能知道中子、伽馬、X射線等的波形以及時間寬度等一整套的數據。

試驗過後，從直升飛機上往下看，200米的鐵塔已化為烏有，工號破壞得很厲害，工號頂也受到損傷。這樣會造成放射性物質往下漏，會導致記錄著很多數據曲線的底片發黑。再看看工號的鐵門，都已嚴重變形。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進到工號裡面取出記錄著寶貴數據的底片。

穿上防護服，戴上防毒面具和安全帽，第一梯隊是防化兵部隊，邊開進邊監測劑量進行匯報。第二梯隊是工程兵，他們的任務是打開鐵門。當時的場面很震撼，塵土飛揚。我們是第三梯隊。我們分乘兩輛吉普車，路面被毀壞得很厲害，坑坑窪窪，吉普車司機用最快的速度往裡衝。汽車很顛簸，一次次把我們顛得腦袋頂到頂棚，撞得頭都麻木了。到達工號後，我們迅速從吉普車上跳下來，以最快的速度提著鉛罐往裡衝，然後用最快的速度把底片放進鉛罐。這些操作全是在沒有燈的地下工號完成的，事先已經演練過無數遍，早已爛熟於心。

膠捲衝洗出來之後，我們不僅用數據說明了成功的原因，而且還說明了威力比理論設計要大的原因，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等都高興得不得了。當時于敏跟我說：「老王，原來做這個實驗心裡還有點拿不準，敢做不敢做都是個問題，下了決心去做，現在拿到你們這個數據，更有信心了。」

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1966年12月28日第一次氫彈原理性試驗，我國僅用了兩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這也為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的空投試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和氫彈之後，國際上的敵對勢力不斷以反對核汙染作為藉口，拉攏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停止核實驗.他們還斷言中國再過20年也掌握不了地下核試驗技術。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啟動地下核試驗籌備工作，地點是在新疆羅布泊附近的馬蘭基地。1969年9月，國家綜合戰略考慮，以及為了向國慶20周年獻禮，決定進行中國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試驗，我作為科研人員也參與了這次試驗。

1989年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氟化氪雷射裝置前,左起：王乃彥、洪潤生、王淦昌、單玉生

試驗區像地火奔騰一樣爆發出巨響

1969年，王淦昌領導和組織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這時正逢「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開始奪權，科研生產受到嚴重破壞，科生處變成了科生組，沒有幾個人了，很不正常。王淦昌就到處去做思想工作，動員大家。同志們也很有覺悟，雖然混亂，但大家還是積極準備著。

1969年9月23日0點15分，試驗區突然像地火奔騰一樣爆發出一陣巨響，地爆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將試驗區的山體都震得猛烈搖晃起來，堪比強烈的地震。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總體來看是成功的，但單從近區物理測量來看是不成功的，因為對於地下核試驗裡的抗電磁幹擾認識不足，導致很多示波器都被幹擾了，掃描線沒有測出來。當時王淦昌、彭桓武兩個人在場，他們倆都不高興，因為到了洞裡發現有放射性氡氣，計量器一直在叫。當時王老就說一定要採取措施，不能讓同志們受輻射，不允許在裡面喝水吃東西，把在裡面工作的時間減少到最短。因為這些，王老當時還挨了批判，說他是「活命哲學」，貪生怕死。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王淦昌和彭桓武一直堅持和大家一起在洞裡工作，那種精神非常感人。之後，由於一些原因，地下核試驗就此停止，導致第二次地下核試驗和第一次核試驗間隔長達6年之久。

第一次慣性約束聚變研討會（二排右起第五為于敏，二排左起第六為王淦昌、第四為王乃彥)

「底片太重要了，一定要回收」

1975年，第二次地下核試驗開始，張愛萍是現場總指揮。這一次主要吸取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中出現電磁幹擾問題的經驗，把洞裡的示波器、計數器等設備都放在洞外。我因為在這次試驗的準備工作中，受到了很嚴重的意外照射，被送到醫院檢查治療。治療還沒結束，一個通知下來，我就馬上趕往試驗現場了。

本來每一次進去回收都是我帶隊，因為我是室主任，又是黨員，帶頭義不容辭。但這一次，領導不同意讓我進去，就換了其他人，我只能到達警戒線。我當時就站在警戒線旁，後面一公裡多是指揮部，指揮部的人員都拿著望遠鏡觀看。張愛萍、張震寰、朱光亞、王淦昌等都在指揮臺上站著。爆炸之後，回收的隊伍就進去了。最先進去的是防化兵車隊，後面隔開一段距離是負責回收的小組。距離目的地還有200多米的時候，防化兵掉頭回來了，告訴回收隊趕快後撤，劑量太大了。負責回收帶隊的同志從吉普車上下來說：「就剩200多米了！怎麼不能進啊，東西都在裡面呢！」防化兵打開吉普車門，把帶隊的同志塞進吉普車，把門「咣」就關上了，邊關門邊說：「服從命令聽指揮，趕快回去！」就這樣，回收隊就撤回來了，他們告訴我說：「王主任，趕緊向指揮部報告，隊伍被防化兵擋住了，請指揮部批准他們衝入洞口把測試車開回來。」

我馬上乘車去一公裡以外的指揮部報告。到指揮部之後，正好碰見當時的科工委副主任張震寰將軍走過來，他看見我就問：「王乃彥幹啥？」我說：「向指揮部報告回收隊的一個要求。」「什麼要求？」「請指揮部給命令讓我們繼續進去，那個底片太重要了，如果再不回收，時間長了底片就會發黑失效了。」說完之後，張震寰說：「王乃彥，你學物理的，應該懂得，那裡面那麼強的放射性，防化兵都不讓你們進去，你的底片都黑了，都完了，不用進去了。」他還安慰我說，這個事情你沒有責任，你們同志都沒有責任，但是不能亂來，亂來出了事故要找你算帳。聽了他的意見，我想是對的，就回去把指揮部的意見告訴了同志們。

雖然指揮部給出了明確的意見，但實際上大家不是這麼考慮的。之後同志們回去洗澡吃飯，正準備休息時，有人來報告說第九作業隊的同志已經把測試車全部從洞口開回來了。我馬上問照片洗了沒有，得知洗出來的照片都有掃描線，還有好多沒有衝洗完。於是，我趕緊去找當時第九作業隊的政委趙敬璞。他聽了之後說：「你們這樣是違反紀律的，非得挨批評不行，我馬上向張愛萍同志報告。」後來，聽趙敬樸說，聽了匯報，張愛萍態度很嚴肅，沒說什麼。但趙敬璞還是讓我們做好挨批的準備。我回去跟同志們說了之後，大家都有高度的思想覺悟，說挨批就挨批吧，反正把底片拿到了。我當時也跟他們說，沒關係，要挨批我和你們一起挨批，因為我是頭。

隨著一張張照片衝洗出來，我們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數據，大家非常激動，覺得就算挨批也是值得的。後來開總結會，本來我們是硬著頭皮上去等著張愛萍將軍批評，結果張愛萍在會上特別高興，還吟頌詩句：十年重返陽關道……講到第九作業隊時，張愛萍說：「你們做了這麼大的貢獻，證明了你們的隊伍是能打硬仗的隊伍，就是毛主席所說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隊伍。」這是張愛萍將軍給予第九作業隊的高度評價。

1976年，進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試驗。當時正好「四人幫」垮臺，再加上第二次攻堅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第三次試驗全面取得了幾十套數據。成功之後在寶雞召開總結會，宣布中國第三次地下核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就此結束了地下平洞核試驗，開始轉入豎井試驗。

院士等合影（第一排左二起：王乃彥、劉盛綱、陳能寬、朱光亞、于敏、張存浩、陳佳洱等）

（王乃彥,核物理學家。1935年11月21日生於福建福州。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參加研製並建立了我國第一臺在原子反應堆上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測得第一批中子核數據。對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結構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參加和領導了核武器試驗中近區物理測試的許多課題，提供了重要的實驗數據。2003年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策劃：楊金鳳

原標題：《我親身經歷了氫爆和三次地下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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