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表在著名綜合性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的一篇論文,聲稱在科研領域,女性在男性導師的幫助下,會比在女性導師的幫助下發展更好。而男性選擇不同性別的導師對發展影響不大。
這篇論文因為「挑撥」學生和同性導師之間的關係,一經上線,就引起了大量科研工作者的激烈反對。
該論文目前已被標黃提醒,編輯正在審查,有可能撤稿。
11月17日,Nature Communications雜誌在線發布了以《早期職業生涯中學術合作的非正式指導與初級作者表現之間的關係》為題的論文。
論文由紐約大學阿布達比分校的三位作者完成,計算社會科學助理教授 Bedoor AlShebli,社會研究和公共政策助理教授 Policy Kinga Makovi 和計算機科學副教授 Talal Rahwan 。
導師-學徒制度(mentor-protégé)是最典型學術傳承與合作方式,例如大學的研究生和導師。對科研新手而言,導師制為他們提供了榜樣、非正式的網絡和文化資本。許多女性和有色人種等群體因此得以突破原有階層。
而隨著科研工作的團隊化,跨團隊、跨領域合作的增多,導師制也在發生變化。團隊中的資深成員,也開始擔任導師角色,指導年輕同事或合作者。在科研合作中,一個新手科學家可能得到多位高級合作者的支持。
研究者從上億條論文數據中,篩選識別出300萬對導師-學徒關係,並分析了導師制與科學家職業生涯發展的關係。
結論認為,增加女性導師,不僅會減少女性學生的收益,連導師自己的收益也會受損。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熱烈討論。
華盛頓大學生物統計學家Daniela Witten寫道,論文並沒有告訴我們關於性別對導師制的限制,但卻告訴我們,統計學界需要更好地教科學家關於相關關係、因果關係及其混淆的知識。
洛克菲勒大學和霍華德·休斯頓醫學研究所的Lselie Vosshall甚至向期刊主編發布了一封公開信,聲稱Nature Communications有撤回這篇文章的「道德責任」。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遺傳學家Oana Carja則諷刺Nature Communications雜誌是在提醒大家,性別歧視至今仍在學術界瀰漫。
許多活躍在推特的學者,對這篇論文的假設、結論、審稿過程提出質疑,向期刊編輯施壓要求撤稿審查。
Nature Communications官方推特發布了編輯聲明,但相關的爭議、聲討仍然不斷
僅從研究角度,這篇論文仍有其價值。
研究者收集了微軟學術圖譜中2020年以前的所有歷史論文數據,共計2.2億篇,對應著2.15億名作者。經過姓名消歧、合併,並制定身份關係的判斷標準,一共抽取出了300萬對導師-學徒。該研究的樣本數據跨越了10個大學科,時間跨度超過一個世紀,足夠具有代表性。研究者也開放了原始的論文圖譜和進一步獲得的資料庫。
對導師-學徒關係的泛化處理,是該研究在數據分析上的特點。論文作者 AIShebli 表示,這項關於導師制的工作與其他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沒有從正式的導師-學生關係來研究。她認為在科研新手的早期職業生涯中,導師作為一個整體,可以是多個年長學者,而不一定是正式的老師角色。
論文結論主要包括兩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爭議較大。
第一部分證實了在學術合作中,初級科學家確實從潛在的多個高級合作者那裡獲得了支持。這與更早的研究也相印證:高階合作者能幫助新手大幅提升影響力。導師制有助於提高個人在科研方面的職業發展。
而第二個部分,也是最被詬病的——兩種性別的初級科學家,在分別跟從兩種性別的導師之後,長期科研成就的差異。
論文假設在科學家的職業生涯中,會受到多位合作導師的輔導,把「導師」的概念泛化了。所以作者研究的是一個人所有導師(一起發過論文的正式導師、前輩、高級別同行等)的男女比例,怎樣影響其科研生涯發展。
而之所以引起爭議,可以看它摘要中的一段話:
增加女性導師的比例,不僅與女性學徒的輔導效果降低有關,而且與女性導師自身收穫的降低有關。該研究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異性導師實際上可能會增加有志科研的女性的影響力。這些發現為「如何最好地提高女性在科學中的地位」之類的政策辯論,提供了新的視角。
a是男學徒受女導師比例的影響。b是女學徒受女導師比例的影響。c是男女導師分別指導女學徒時導師的相對收益
簡單來說結論就是,對女同學,其女性導師的比例增加,與未來科研成就降低顯著相關。未來科研產出最多可以降低達35%。
而男同學的科研生涯發展,與導師性別的關係相對較弱。
女性導師指導女性學生,不僅損失學生的成就,而且會讓導師自己的論文引用量下降18%!
作者進一步給的解釋是,從歷史上看,男性科學家比女性科學家享有更多的特權和資源。年輕女性如果想留在學術界,跟從男性導師會比跟從相同影響力的女性導師,獲得更多的收益。
這樣的解釋引發許多學者反感——簡直是在破壞女性導師跟她們的學生、合作者之間的關係!
研究者在論文中也承認,以當前的數據並不能捕捉社會層面的信息,且相關機制尚待揭示。但僅僅是給出一種可能的解釋、建議,就足以引發眾怒了。
性別不平等在學術界始終存在,並且日益成為敏感話題,這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 論文只是冰山一角。性別差距,更直觀地體現在論文發表數量和科研生涯長度上。
2020年2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 刊載論文,研究者利用涵蓋150萬名科研人員、1300萬篇論文的大數據,分析了不同國家和學科中性別不平等的歷史。這是利用論文數據對學術界性別不平等發展所做的第一次大規模研究。
該研究的一個發現是,每年發表的論文中女性作者佔比,從1945年的14%上升到2005年的35%,但比例仍遠低於男性。
另一個發現則是,男性科研工作者的平均職業生涯為11.0年,而女性只有9.3年。相比於男性,女性往往過早退出。但女性科研人員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每篇論文的引用量(影響力)與男性的幾乎沒有差別。那麼「女科學家去哪兒了」?
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續發酵,女科學家的工作時間還在被進一步壓縮。
2020年7月發表於 Nature Human Behaviour 的一篇論文發現,疫情致使許多科研人員不得不居家工作,而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則會降低科研產出。由於年幼子女的居家撫養非常耗費時間精力,所以受到衝擊最強烈的就是女科學家。
科學史上存在著各種性別偏見,如今已經很難在紙面上再見到。但作為一種社會現實以及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科學界的性別偏見仍然會長期存在。
本文開頭提及的論文之所以在審稿人未達成統一意見時,就被草草發表,正是性別偏見的體現——
研究者和學術期刊都迫切想表達對性別不平等現象的關切,但卻急於用帶著偏見的眼光來分析因果、提出建議,而簡化了性別問題的複雜性,忽視了某種建議的潛在傷害。
作者:劉培源
審校:黃俊銘
編輯:鄧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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