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名校學者合作，撤稿的機率是高還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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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過去幾十年，全球範圍內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學等領域的論文和專利，合作所佔的絕對數量和相對份額都在持續增長；同時期刊撤稿的絕對數目也在逐年增長。那麼，合作，特別是與來自名校學者的合作，對撤稿有何影響？

唐莉、曹聰等人的最新研究發現，合作發表或因作者之間的內部監督核校，減少了被撤稿的因素（比如造假和重大錯誤等）而降低了撤稿機率；而當合作文章有來自排名靠前大學的學者參與時，撤稿機率更低。但有意思的是，排名靠前大學的學者的撤稿一旦被識別，撤稿速度會更快。

撰文 | 唐 莉（復旦大學國務學院）

曹 聰（寧波諾丁漢大學商學院）

責編 | 陳曉雪

關於科研誠信和不端行為的研究，是全球科技政策與科技評價領域的一個熱點難題。

1830年，英國數學家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就把當時科學界流行的舞弊行為分類為欺騙、偽造、裁剪和篡改（hoaxing, forging, trimming, and cooking）[1]。

20世紀中以來，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提出的科學的精神特質 CUDOS [3]—— 公有主義（communalism）、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創性（originality）和懷疑主義（skepticism）—— 主導了對科研不端現象的理論和經驗研究。

學界儘管對科研不端的外延和內涵尚未達成共識，但均同意將計劃、實施、發表等科研活動中出現的偽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以及剽竊（plagiarism）行為（三者簡稱FFP）界定為嚴重科研不端行為 [4][5]。

進入21世紀後，隨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和完善，負責任科研行為全頻譜研究的興起，以及全球科技治理視角下綜合防範及國際合作，科研誠信培育與不端治理的實證研究向縱深發展 [6]。

其中，國際期刊撤稿數據因非介入性和可重複性等特徵，受到科研不端實證研究學者的青睞。我們與合作者從2013年起從合作的視角對影響國際期刊撤稿機率與撤稿時延的主要因素進行了探索，2015年最早在亞特蘭大全球科技政策雙年會上報告了我們的初步發現。

我們的研究於2020年3月刊登在科學誠信研究領域的重要國際期刊《科學與工程倫理》（Science & Engineering Ethics） [7]，主要發現有：

01

數據篡改/造假、抄襲是撤稿的主要原因

過去幾十年，世界範圍內國際期刊撤稿快速增長。從1985年的0.4篇/1萬篇到2010年的4篇/1萬篇，25年間全球撤稿比例增長10倍。中國的國際期刊撤稿佔比過高，被撤文章全球佔比約為其科研產出全球佔比的三倍。2017年4月21日，《腫瘤生物學》（Tumor Biology）更是一次性撤下2012年至2015年發表的107篇中國學術論文，除了幾個國外學者外，涉及協和等國內知名醫院、醫學院的524名醫生，給我國學界的國際聲譽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並引起了中國科學界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國內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學術不端處理與科研誠信教育。

撤稿原因眾多，可細分為數據篡改/造假、抄襲、疑似學術不端、一稿多發/多投、同行評議造假、作者排名分歧、版權分歧、違反學術倫理及相關審查制度、違反相關資助協議、重大科學錯誤、出版社錯誤（不同版本多次發表）、多種撤稿原因、以及其他無法考證原因等13種。但偽造、篡改以及剽竊行為（FFP）和疑似學術不端是撤稿最重要的原因（圖一），佔據了全球撤稿數據的約四分之三。

撤稿中，屢犯（recidivists）與無辜被牽連者（the innocent）並存。排名前十位的多次被撤稿者均為男性。一個典型的極端例子是曾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的德國物理學家舍恩（Jan Hendrik Schon）。2000–2001年，舍恩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國際頂級期刊《科學》（Science）上發表論文9篇，《自然》（Nature）上發表論文7篇。最後，這些論文都因為造假而被撤稿。[8]

圖一. 撤稿原因份額及動態

02

合作 vs 撤稿：責任分散還是內部監督？

大科學時代，合作已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方式。

《科學》（Science）的研究發現，除人文學科之外，全球範圍內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學等領域的論文和專利，合作所佔的絕對數量和相對份額都在持續增長 [9]。同時期刊撤稿的絕對數目也在逐年增長 [4] [5] [10]。

那麼，這兩個看似同時增長的現象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合作會影響到撤稿這一糾錯進程嗎?還有哪些其他因素會影響到撤稿的概率和撤稿的時長（time lag）?

這些問題的解答，或將對我國科研評估實踐與不端治理舉措提供科學支撐。

絕大多數情形下，撤稿意味著被撤文章的研究結果無效；撤稿通知是將其從成果知識庫中正式剔除的官宣。換言之，降低無效研究結果的發生概率，同時加快無效發表的清理進程，對於維護科學共同體的知識權威、及時糾偏研究方向和止損科研資助偏差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心理學責任分散效應理論（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指出，當有他人在場時，個體認為自己所需承擔的責任相應減少，或者個人傾向認為他人應該或者已經採取了行動，自己無需做出進一步的反應。這一現象也稱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 [11]。這種現象在學術合作情景下有可能會再現。具體來說，合作者越多，個人分得榮譽和責任越被稀釋，旁觀者效應可能就越強，有缺陷論文產生的概率提高，從而可能進一步導致撤稿機率也相應增加。

不過，運用組織研究中的內部監督理論（internal auditing）來分析學術合作，合作者越多，知識生產過程和研究結果的相互核對、檢驗與確認的機會也會相應增多，從而減少有重大缺陷論文的產生，導致撤稿機率降低。

另外，其他的研究發現，作者的學術權威性（epistemic authority）、所在環境（宏觀的國家層面和中觀的機構層面）的科研文化和規範（culture，university norms）與績效評估實踐（evaluation practices）等因素，也可能影響撤稿概率和撤稿時長 [12] [13]。

03

合作的論文不易撤稿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的主要數據來源是科睿唯安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數據集收錄的1978–2013年被撤稿的數據和撤稿通知。

經過多輪的核校、匹配，剔除重複及非原創的被撤稿數據後，我們研究的撤稿樣本為2087篇（實驗組）。使用最近鄰居匹配原則（nearest-neighbor-matching）[4][12][13] 的準實驗方法，我們對每一撤稿論文匹配前後兩篇同一年度、同一期刊、發表頁碼緊密相連的研究型文章作為對照組，來控制與發表期刊、刊登年（月）份、以及文章排序等相關但無法測度的影響因素。如被撤論文為封面文章或本期最後一篇文章，則匹配論文為一篇。最後，分析的總樣本為6057篇研究型文章。

我們用合作作者、合作單位與參與國家數，分別來測度合作這一主要解釋變量的性質與大小。文章主要作者（即第一或通訊作者）國別、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數據和ISI期刊影響引子報告則用來控制科研大環境、機構聲譽和期刊影響。

我們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邏輯回歸，研究合作對撤稿機率和撤稿時延的影響，獲得了如下發現。

首先，數據並不支持合作研究更易被撤稿的責任分散理論假設。相反，分析顯示，在控制研究領域、發表年份、期刊影響因子、科研環境等因素的情況下，合作研究被撤稿的機率更低。原因之一可能是合作文章在發表前已經通過不同貢獻者之間的內部監督核校，有助于震懾、發現、以及糾正造假行為或重大錯誤，從而降低了撤稿事件的發生。研究發表之前的內部監督核校，有助於降低被撤稿的因素（比如造假和重大錯誤）。這一結論對所有13種撤稿原因和因為FFP等嚴重不端行為而撤稿都適用。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當合作文章有來自排名靠前大學的學者參與時，撤稿機率更低；這一點對因FFP撤稿來說表現尤為明顯。原因可能是因為資深學者更加珍惜學術聲望，也可能如博弈論分析中提到的學術權威的不端行為更難甄別 [14]。但有意思的是，排名靠前大學的學者的撤稿一旦被識別，撤稿速度則更快。原因之一可能與發表在高影響力期刊撤稿速度快的原因相同：即研究前沿的論文短時間內受到更多關注和複製嘗試。

第三，中國和印度是撤稿國別中撤稿機率和速度最快的國家。這一發現，一方面說明中印兩國的科研不端議題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另一方面也說明：新興科技國家過於關注國際發表數量並將其與國家榮譽緊密聯繫時，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15]。

04

展望未來

近年來，全球科學共同體進一步加強了對培育科研誠信與遏制學術不端的全方位協同探索。從世界科研誠信大會（World Conferences on Research Integrity）這一國際旗艦會議來看，內容已覆蓋負責任科研與創新、數據開放與可重複性研究、吹哨揭發、期刊評審/掠奪性期刊/開放科學（Plan S）、 規範和標準處理程序的操作性、文化差異與科學家研究行為等在內的科技政策、科研倫理與評估理論與實踐等多個重要議題。

2019年，第6屆世界科研誠信大會在中國香港舉行。國內科技政策領域的前輩、才俊以及工作在實踐一線的科研管理者參會達30人，為參加歷次世界科研誠信大會之最。但無論是會議報告內容還是學術發表，西方在這個領域目前佔據著研究話語權。國際社會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科研誠信，有先入為主的固化印象。我們無需也無法迴避來自中國的國際撤稿多這一事實，但也需要讓國際同行了解中國政府和科研機構進行的改革和所做的種種努力，並通過推進國際交流來借鑑學習，從而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實踐經驗。

正如2019年《自然》（Nature）一篇政策評論篇末所言：未來國際社會和中國學界會披露更多來自中國的撤稿、撤項等相關不端事件的處理 [16]。這可能是以前的科研倫理與誠信教育和政策未能及時跟進我國科研發表躍進的結果，也可能表明學界的誠信意識在逐步提升，監督機制較以往更為嚴格有效。

我們和合作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等新興科技發展國家的撤稿已引起了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而合作研究、特別是與排名靠前高校教授合作研究被撤稿的機率更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國內很多高校的科研考核僅承認第一或通訊作者的貢獻，既不利於啟動科研合作，也不利於合作進程以及最後成果的質量控制。[17]

在當前積極推行破 「四唯」 等科技評價優化改革的同時，國家應該出臺並落實相關措施來鼓勵學者之間、以及不同高校之間的科研合作。只有明確合作者之間的榮譽和責任，不斷完善科學共同體的自我糾錯機制，我們方有可能逐步扭轉國際成見，提高中國學者在世界學術舞臺的影響力，在全球知識創造體系中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1] Babbage, C. (1830).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And on Some of Its Causes, by Charles Babbage (1830). To which is Added On the Alleged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by a Foreigner (Gerard Moll) with a Foreword by Michael Faraday (1831) (Vol. 1). B. Fellowes.

[2]蔣美仕. 從職業倫理到科研誠信-科研不端行為的國外研究動態分析[J].自然辯 證法研究, 2011, 21(2), 96-102.

[3]Merton, R. K. (1968).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considered. Science, 159(3810), 56–63.

[4]Azoulay, P., Furman, J. L., Krieger, J. L., & Murray, F. (2015). Retrac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5), 1118-1136.

[5]Nath, S. B., Marcus, S. C., & Druss, B. G. (2006). Retractions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Misconduct or mistakes?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85(3), 152–154.

[6]唐莉、王力男.科研基金撤項的實證分析[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9, 40(7), 15-30.

[7]Tang, L., Hu, G., Sui, Y., Yang, Y., & Cao, C. (2020). Retraction: the 「other face」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6(3), 1681–1708.

[8] Ritchie, S. (2020). Science Fictions: How fraud, bias, negligence, and hype undermine the search for truth.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9]Wuchty, S., Jones, B. F., & Uzzi, B. (2007). 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Science, 316(5827), 1036–1039.

[10]Lei, L5., & Zhang, Y. (2017). Lack of improvement in scientific integrity: An analysis of WoS retractions by Chinese researchers (1997–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4(5), 1409–1420.

[11]Darley, J. M., & Latane,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12]Walsh, John, YouNa Lee, Li Tang (2019). Pathogenic organization in science: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tractions. Research Policy, 48(1), 444-461.

[13]Furman, J. L., Jensen, K., & Murray, F. (2012). Governing knowledg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Exploring the role of retractions in biomedicine. Research Policy, 41(2), 276–290.

[14]Lacetera, N. & Zirulia, L. (2011). The economic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7(3), 568–603.

[15]Segal, A. (2011). Advantage: How American Innovation Can Overcome the Asian Challeng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6]Tang, L. (2019). Five ways China must cultivate research integrity. Nature, 575, 589-591.

[17] Wang, Q., Tang, L., & Li, H. (2015).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Highly-Skilled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Chinese University Case.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8), 771-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