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問題，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提起香港經濟，很多人會想到貧富差距、高房價和籠屋，似乎香港經濟已經不發展了，這並不是事實。從1997年到2016年的19年間，香港GDP扣掉通脹實際增長82%，年平均增長3.22%，這個速度與內地和一些新興市場相比不算高，但與全世界2%的平均值相比已經很不錯了，考慮到香港已經是發達經濟體，實現這樣的增速其實並不容易。
再從經濟的自由程度看，到2017年，香港已經連續23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是香港經濟好的一面。
但與此同時，回歸20年，香港GDP佔內地的比重從19.6%下降到2.8%，連廣州的GDP也已經在2015年超過了香港，深圳GDP超過香港也指日可待。目前，香港經濟中貿易、物流、旅遊、商業、餐飲等傳統行業的比例太高，整體經濟結構給人以低端和過氣之感。而航運中心等傳統優勢，還正在一點點地喪失。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房價畸高也都是事實。
那麼，到底應該如何評估香港經濟的現狀和未來？香港應該如何尋找自己的新定位和新優勢？以下我主要從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主要問題其實不是基尼係數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最常用的方法是基尼係數，它的數值在0到1之間，當一個地方的全部收入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其他人的收入都是零時，這個地方的基尼係數是1；反過來，當一個地方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樣時，這個地方的基尼係數是0。2016年香港的基尼係數是0.539，1996年是0.518，20年間上升了0.021，顯示香港的貧富差距一直處於比較懸殊的狀態，表面看來似有擴大的趨勢。
但仔細追究起來，這些數字其實並不完全準確。因為香港的收入統計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而在過去20年裡，平均每個家庭的人數已經從3.4人左右減少到2.7人左右，若是只看家庭收入，不看家庭人數，會容易錯估人均收入的變化；與此同時，香港出現了大量的一人或兩人家庭，這些家庭很多是由退休人士組成的，沒有收入或收入很低，這自然會推高基尼係數。但這些退休的人是不是就很窮，就過不下去了呢？很多時候也不見得，很多人能退休是因為他攢到了足夠多的錢，積累了不少財富，即便沒有收入也衣食無憂。
此外，考察香港的貧富差距還必須考慮到政府公共政策所產生的財富轉移因素。目前香港有31%的人是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裡的，我們把它稱為公屋，公屋只能租不能買賣，租金非常便宜，便宜到甚至不夠支付管理費，等於政府每個月在補貼這些人。另有17%的人住在居屋裡面，這也是一種公共房屋，是個人以不到市場價格一半的價格從政府那裡買來的，這裡面同樣有補貼。這樣一來，有48%的香港人都享受到了政府的住房補貼，而這些人的收入基本是處於中下水平。香港的房子是特別貴的，兩個收入相同的人，一個住在政府有補貼的房子裡，另一個人要在市場上去買，他們的生活質量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醫療方面的補貼。香港的公共醫療水平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覆蓋面廣，政府預算的近20%都投入到公共衛生領域，確保不會有市民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任何香港居民生病住院，每天的費用只需180港元，一切膳食、住院、化驗、藥物及手術費用均包括在內。因此，香港人的平均壽命是很高的，根據2015年的統計數據，香港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是81歲左右，女性是87歲左右，不論男女都名列全球第一。
如果把這些福利因素考慮在內，經過調整後的香港基尼係數就會大幅下降，
1996年從0.518下降到0.429，2016年從0.539下降到0.42，這時你會發現，
20年來香港的基尼係數其實是下降了。因此，回歸20年香港基尼係數不斷上升，這個判斷其實是不準確的。當然，基尼係數0.42仍然是比較糟糕的，只能說香港的基尼係數這麼多年來一直是比較高的，和回歸沒多大關係。
但近些年來，香港社會的怨氣確實比較大，這是和以前不一樣的地方，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覺得根本的原因是
社會流動性不足，一個沒什麼家庭背景的普通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今天是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難很多。我就拿自己的經歷做一個說明。
我家剛從廣州去香港的時候，香港還是很不發達的地方，大家普遍都比較窮，住房很緊張。剛開始的半年我是住床位的，香港當時有一家8口一張床的說法，所謂的一張床其實分好幾層，晚上睡覺前還要想方設法把每一層擴大才能裝下那麼多人。後來稍微穩定一點我們住板間房，也就是用木板隔開的房間，裡面是沒有廁所的，想上廁所要去外面的公廁，很不方便，特別是晚上。房子的質量也不太好，一刮颱風老擔心它會倒塌，所以要躲到堅固一點的房子下面。
到了我上中學時，家裡條件再好一點了，就租下一個完整的單位，雖然不大，但總算有了自己的空間。當時香港已經有一些人很有錢了，但聽到他們的故事，大部分人都很心平氣和，並沒有覺得生氣或嫉妒，因為當時香港經濟處於快速起飛的階段，整體社會氛圍是向上的，這讓你覺得，經過努力你也有可能和那些人一樣成功。今天的問題是，這樣的社會氛圍沒有了，大家都明白，無論多麼努力都不可能趕上李嘉誠。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明顯的反差呢？根本原因是香港的經濟增長率比不上從前了。1966年到1976年，香港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扣掉物價是7.89%，1976年到1986年提高到8.16%，1986年到1996年下降到5.91%，1996年到2006年進一步下降到3.55%，2006年到2016年大概是2.88%。
可以看到，1986年以來，香港經濟增長率一直在下降，這意味著社會為個人提供的機會一直在減少。這一點對年輕人的影響尤其明顯。我自己做的調查顯示：從1997年到2015年的18年裡，20到24歲的香港年輕人，其收入的中位數增長了33%，而同一時間段物價增長了22%，扣掉通脹因素後，收入只比物價多增長了不到10%。而按照「中原領先指數」，房價在這18年裡漲了45%，如果算到2017年的話，漲幅更達60%。香港政府的統計則顯示，房價在20年裡是上升了89%。
年輕人沒有上升的機會，買不起房，很多人感覺沒有出路，就會產生推倒重來的極端思想。這是近年來香港社會爭拗不斷的根本原因。
香港的房價為什麼這麼高？香港的房價高到現在這個地步，一方面使得年輕人基本上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買得起房子，激化了社會矛盾；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
基尼係數是只計算收入，而香港大部分人的財富不是體現在銀行裡有多少存款，或股票值多少錢，而是看你有沒有自己的房子、有幾套。香港有34%的人有自己的房子，這個不包括住居屋的人，居屋的買賣有限制，不能算是完全擁有產權。這34%的人因為過去20年房價的快速上漲，財富得以大幅增加，而沒有房子的人就失去了這個機會。
如果我們用房子來衡量貧富差距的話，相信這個差距還會更大。當然，現實中不可能這樣做，因為一個人有多少收入是很清楚的，而財富多少很難有準確的數字，沒法統計。
房價是影響香港貧富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麼，香港的房價為什麼老是在漲呢？其實，在2003年「非典」（SARS）危機期間，香港的房價曾經大幅下跌到只有1997年的37%，很多人因此成了負資產，房子的價格比貸款還低。香港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只得想辦法把房價抬高，為這些人解套。政府想的辦法是限制土地供應，房子少了，價格自然就上去了。到了2005年，香港的房價已經上升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本來不應該再限制土地供應了。但官員覺得自己的政策很成功，因此限制土地供應的政策一直執行了近十年。而在香港，一塊地從批出到建成房子，最快需要4年的時間。這樣一來，市面上每年新增的房子從此前的每年30000套左右急降到2009年的7000套，根本滿足不了需求，房價因此持續上漲。
2012年梁振英政府上臺之後，意識到高房價的危害，試圖把房價壓下來，但這時，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本來香港政府要賣地，只需要經過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同意就行了，但現在，城規會還要徵求民選的區議員的意見，而區議員出於選舉的需要，一般傾向於挑毛病，設置障礙，討價還價，這樣一來，土地供應無法迅速增加，房價還是降不下來。政府於是推出了強力的調控措施，也就是所謂的「辣招」，買了房子後短時間內賣出的話，要交很重的稅，政府的原意是打擊炒賣，但實際上使得很多房子一時無法脫手，進一步減少了二手市場的供應，主打一手市場的房地產商的壟斷能力反而增強了，房價還是在漲。
要增加土地供應房價才能降下來，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明白的道理，但要落實就並不容易。香港的總面積是1115平方公裡，目前只有250平方公裡左右是發展起來的，其它700多平方公裡完全沒有發展。而在這250平方公裡裡面，私人住宅佔了26平方公裡，公屋和居屋佔了16平方公裡，另有33平方公裡是新界的丁屋。這樣算下來，75平方公裡的住宅只佔了香港全部土地的不到7%。而香港有450平方公裡近40%的土地是郊野公園，如果把郊野公園面積的5%也就是22平方公裡拿出來蓋房子，就差不多相當於香港現在私人住宅的總建築佔地，到時房價肯定會大幅下跌。
但
很多人以環保的名義進行阻撓，甚至將郊野公園拔高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使得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計劃始終進展緩慢。沒有地方蓋房子，房價當然也就降不下來。
還有一個獲得土地的辦法是填海，但進展同樣很慢。按照香港現在的速度，在一個地方填海的平均時間是11年，加上蓋房子的4年，總共需要15年才有房子供應市場，遠水解不了近渴。
香港要重新尋找自己的優勢和定位在1935年之前，港幣是和銀元掛鈎的。1935年後改為和英鎊掛鈎，後來因為英鎊不斷貶值，改為和美元掛鈎。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美元兌港幣的匯率也一路下跌，貶值了差不多50%，於是港幣一度實施浮動制。1983年，在中英香港回歸談判進行當中、香港人普遍對前途感到擔心的情況下，為了穩定人心，港英政府開始重推「聯繫匯率」制，但這次不是與英鎊而是與美元掛鈎，一美元固定兌換7.8港幣，這樣做在當時是有合理性的，因為當時香港還有自己的工業，有33%的貨物出口目的地是美國。現在，這個數字下降到9%，而一半以上的貨物出口目的地是內地，加上轉口貿易，現在香港進出口貿易的90%以上和內地有關。而國際貿易對香港GDP的貢獻是25%，重要性不言而喻。
再看金融業。金融服務業對香港GDP的貢獻是16%，它同樣和內地關係密切。早年在港交所上市的幾乎百分百是香港本地的公司，現在一半以上是內地公司，市值增加了近10倍。
整體而言，香港經濟對內地的依賴在加深。與此同時，香港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則在下降，從1990年到2016年，香港和內地GDP之比已經從25%下降到2.8%。個別香港人提出要重新談判《基本法》，這根本是一種愚不可及的想法。如果《基本法》放在今天才開始談判，香港根本不可能爭取到「一國兩制」這樣的優惠條件，因為實力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
但考慮到香港已經是發達經濟體這一事實，保持高經濟增長率較為困難，因此，香港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路，重新證明和保持自己對中國內地經濟的重要性，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
香港要懂得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一是今年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離香港最近的大灣區城市是深圳，深圳現在的高科技創新產業已經很有規模，未來有能力超過矽谷。深圳的強項是高科技製造的供應鏈，短板是基礎研究。而香港有五所大學在世界上排名100以內，基礎研究水平很高，但缺乏製造業的基礎。這兩地的互補性很強。大疆無人機的創始人汪韜原來就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他最初打算在香港做大疆，發現缺乏供應鏈支持後才轉到深圳。
當然，香港要和深圳聯合起來做高科技，就有可能進一步推高房價。全世界的高科技中心房價都很貴，這也是一個規律。香港未來要壓制房價，除了增加土地供應，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人口轉移，一些退休的人可以轉移到肇慶、中山這些城市，這些地方的房價只有香港的二十分之一，只要把醫療搞好，生活質量不比香港差，那些老人就會去定居，也會拉動當地的消費。
二是「一帶一路」的機遇。「一帶一路」是一個很聰明的政策，它涉及基建、製造、金融等多個領域。在基建方面，香港的地鐵、機場等基礎設施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方便的；工業園區建設，香港在過去30多年北上投資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上述建設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而金融正是香港的強項。香港如果能利用好這些機會，當好「超級聯繫人」，再創輝煌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這些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現實中香港到底能不能抓住這些機會呢？我其實並不是很樂觀。原因在於：第一，香港的國際化程度確實很高，但它的國際化是很片面的，主要是面向歐美發達國家，對這些地方的情況很熟悉，對「一帶一路」沿線那些經濟欠發達、政局不太穩定的國家就並不怎麼了解，打交道也比較少；二是香港近年來政治爭拗不斷，一提和內地合作就有人反對，那怕這件事對香港好也要反對，這些人已經到了一種非理性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地步。
當然，香港的大部分年輕人還是很理性的，我作為教師天天和學生打交道，這一點深有體會。
問題的關鍵還是民生，要讓年輕人有上升機會，買得起房、看得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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