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編者按:9月26日和27日,經濟日報連發兩篇述評,詳細分析了香港經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其中上篇著重闡釋香港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及成因,下篇則介紹香港在歷史上發展的背景、經歷的波折並指出其未來發展方向。請看全文。
香港經濟結構性矛盾亟待破解——香港經濟系列述評(上)
在近日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憂心忡忡,擔心香港經濟增速如果繼續下滑,將極有可能陷入技術性衰退。
陳茂波的擔心是有根據的,正在持續中的香港亂局讓香港經濟深層次矛盾集中爆發:出口貿易、零售、物流和旅遊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速創下10年新低,第二季度同比增長0.5%;多家機構將今年香港生產總值增長預測下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年來,香港經濟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又是什麼問題,讓香港經濟站在了必須做出選擇和改變的「十字路口」?
香港紫荊廣場。攝於2015年9月(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賈佳/攝)
(一)
從外部因素看,香港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和影響,這是香港經濟問題的主因。
「香港總體來講是一個城市經濟體,來自外部的衝擊往往大於來自內部的挑戰,香港經濟發展具有非常明顯的『蝴蝶效應』。任何外界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在香港釀成大的波瀾。」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亞洲金融風暴、美國次貸危機、非典疫情和中美經貿摩擦,無一例外都對香港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同時,高度外向型城市經濟體由於迴旋餘地很小,波動程度也極易被放大。
去年以來,由美國挑起的中美經貿摩擦,使香港內外部投資意願有所降低。今年一季度,香港固定資產投資同比降低7%,貨物出口總額同比下降4.2%,進口總額同比下降4.6%。截至今年7月,香港出口連續9個月下降。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出口的下降對香港生產總值帶來的影響,可能比預期的0.1%至0.2%要高」。
近年來,外需對香港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部分時間為負值。一方面反映出國際上正在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香港貿易出口產生的嚴峻壓力,另一方面也顯示香港部分服務業的競爭力與相對優勢在波動中出現弱化的態勢。
此外,發達國家相繼調整經濟增長模式,試圖通過結構性改革和再工業化來達到全球經濟和本國經濟的再平衡。再工業化引發的全球新分工,不僅給原有以內地作為全球製造業基地的價值鏈體系和分工模式帶來衝擊,也影響到香港原有的角色與功能。
(二)
從內部因素看,香港多年來形成服務業、房地產為主的經濟結構,這對經濟發展的活力也有一定的制約。
目前,支撐香港經濟的是四大產業,分別為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這四大產業創造了香港約178萬個就業崗位,是香港經濟動力核心所在。
從產業分類不難看出,香港經濟優勢集中體現在服務產業,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超過90%。這種超高的服務業比例,從一方面看,體現了服務業的成熟,從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矛盾。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表示,香港真正意義上的製造業只佔地區生產總值的1%左右,產業大部分集中在金融、地產。香港過早脫離了實體經濟,使自身結構性問題的後遺症凸顯,深層次矛盾難以突破,經濟轉型和優勢重塑的難度加大。
近5年來,伴隨著外部需求趨弱,香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部需求,延續了過度金融化、地產依賴的增長路徑。有研究數據顯示,香港房地產業的生產總值佔比高達10%。如再加上為房地產業服務的建築業、物業維護等服務業,則廣義上的房地產業佔比高達20%。這一點,是很要命的。
同時,經濟發展缺乏新的引擎。被寄予厚望的創新科技產業錯失了黃金髮展期,未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且創新科技產業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遊,缺少將科研成果進行商品化和產業化的能力和創新生態環境。創新科技產業要想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任重道遠。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鍾韻表示,香港服務業內部結構已日趨穩定,並具有較高的協調性,但這一穩定均衡狀態對於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有限,這也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解釋了香港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若要促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亟待推進產業結構向高增值化方向發展。
「若要在高度發達的全球商業網絡中發揮重要節點功能,香港需要扮演的功能不是簡單地充當中間人,而是要作為經濟活動的統籌者、協調者、引發者和策劃者,需要進一步向產業鏈的高端延伸。」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原研究員蔡赤萌認為,香港經濟功能急需調整與升級,涉及極其複雜的系統,不僅需要政府的戰略引導,還需要建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這需要改變特區政府「積極不幹預」思維,花大力氣協調社會利益、凝聚社會共識。
香港街頭夜景。攝於2012年12月。(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張翀/攝)
(三)
從基層民眾角度看,香港民生改善未能與經濟增長相協調、社會民眾獲得感與經濟發展脫節,造成了香港社會不安定,打擊了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香港特區政府去年11月公布的報告顯示,香港貧窮人口攀升至137.66萬,貧窮率達到20.1%。香港社會貧富階層分化趨勢加劇,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突出表現為基尼係數一直處於高位;中低階層相對固化,青年人就業出路與職業發展空間日益狹窄。經濟高增長情況下掩蓋的社會矛盾,在經濟增速趨緩時進一步顯現。
「香港1100平方公裡的土地面積,但產業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嚴重不足,導致香港房價非常高,香港平均房價是居民年收入的21倍,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城市。房價的可負擔程度也是全球最嚴重的,年輕一代、普通收入者根本買不起房子。這是當下表現出來的最為突出的矛盾。」方舟表示。
此外,在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香港實施的是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為主體的社會福利體系,迄今沒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
產業結構上的不合理和社會治理中的制度缺失,使香港民眾未能公平地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一些資本集團的壟斷行為未能得到有效幹預,誘使亂港分子與反對派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煽動社會對立,增加群體性事件等一系列社會風險。
(四)
無論是從當下還是長遠看,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應在內地。但在與內地經濟的融合和協調方面,目前,香港顯得有些被動或者是準備不足。
內地所進行的一系列政策調整,需要同一「跑道」上的夥伴做出相應的改變。具體到香港,就是要以生產者、建設者的角色,將自己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入參與到其中,全方位汲取營養,分享內地發展的紅利。
遺憾的是,回歸以來,手握巨大的先發優勢,香港始終沒有完成發展跑道上的並肩而行。在過去幾十年裡,香港多以協作者的姿態參與內地的發展和騰飛,而非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地和引領。
這種協作者而非參與者、並跑者乃至引領者的自我定位,限制了香港經濟的格局。雖然香港依然可以從內地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但這種共享空間,明顯不如直接參與其中顯得更為廣闊。
「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地仍將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系,而香港早已是一個先進、發達的經濟體系,一國之內兩種經濟體系落差的存在,決定了香港的功能和價值。」郭萬達表示,香港需要校準方向,全方位對標國家不斷變化的深層次需求,既幫內地也幫自己,這是香港的經濟功能所在。
內地經濟政策的推進調整,迫切需要香港能提供相關配套服務與支持功能。一方面,香港需要真正提升作為國家核心城市的主動性,將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產生的強大資金需求與海外尋求高投資回報的資金高效對接;將赴海外進行併購投資的內地資金與海外投資項目進行高效連結;將國際貿易人民幣自主結算後形成的海外人民幣高效集中,形成龐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並進一步將龐大的離岸人民幣有序倒流入內地。另一方面,配合國家改革開放戰略的調整,香港與內地的貿易投資關係應該進行進一步轉型升級。
「香港可以協助國家建設國際經濟合作新模式、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前瞻性的國際標準和規則體系,依託香港特有的軟實力與影響力擔當新功能,提升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方舟表示,香港具備成熟的國際化金融市場和專業的配套服務,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此外,香港較強的城市公共服務和管理能力,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基建項目、公共服務培訓等方面發揮優勢。
陽光總在風雨後。香港應珍惜來之不易的優勢,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破解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鍛造新的輝煌,同時,也讓更多的香港民眾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朱磊 楊陽騰)
這樣的香港我們怎能不珍惜——香港經濟系列述評(下)
6月份以來,持續的違法暴力活動給香港經濟社會造成了巨大傷害。與此同時,有人鼓譟回歸後「『一國兩制』遭遇失敗」,外部勢力更是別有用心藉此大肆唱衰香港經濟。
真相究竟如何呢?
1997年,香港生產總值1.37萬億港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21萬港元;2018年,香港生產總值2.84萬億港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38.19萬港元;2017年,香港家庭實際月收入較10年前增加了45%;2016年,香港財政儲備較10年前增加了98.5%;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數量從1997年的619家增加到2017年的2020家;香港的外匯儲備在2016年就達到3862億美元,是回歸之初的4倍多;法制指數全球排名1996年逾60名,2018年上升為16位……
這樣的香港,我們怎能不珍惜?
(一)
香港的輝煌要從上世紀60年代說起。
當時,香港等地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集中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並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亞洲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50多年間,「亞洲四小龍」有的上升、有的沒落,但香港始終位居前列。
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常常被拿來和香港作比較,兩地常年以來都在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在許多市場人士的眼中,勝者都是香港。
從宏觀層面看,英國智庫Z/Yen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第一和第二名一直在紐約和倫敦之間換手,第三名和第四名也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間交替。但香港明顯勝出,並在2018年和2019年初逐步拉大與新加坡的差距,穩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胡光宙認為,香港和新加坡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依託於中國內地這樣一個世界第二且仍然在以較高速度增長的經濟體,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優勢。
香港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完備,透明度極高,加之地緣優勢、同宗同源等因素的疊加,眾多內地公司更傾向於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重視中國內地市場的跨國公司也常將亞太區域總部放在香港。2017—2018年度數據顯示,在中國內地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中,990億美元通過香港流入,佔總外商投資額的80%。
專注研究全球經濟的智庫PIIE稱,截至2018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香港的存量達6220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於香港同年生產總值的170%,這代表著大量內地企業通過香港投資全球。
隨著中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香港資本市場正不斷增添新活力。香港交易所2018年4月進行了25年來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便利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創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經濟公司在港上市。受益於這項改革,2018年港交所業務創下多項新紀錄:香港證券市場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高居全球首位,達2880億港元;證券市場成交額創歷史新高,超過26萬億港元。「滬港通」和「深港通」自2018年5月起每日額度擴大4倍。「債券通」的日均交易量已由2017年10億元至20億元人民幣增至2019年1月日均交易量60億元至70億元人民幣。
「紐約—倫敦—香港」三大全球頂級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經形成。
香港中銀大廈。攝於2018年4月(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張玲/攝)
(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如春雷滾滾,敏銳的港商緊緊抓住有利時機,率先到內地投資建廠,更為內地改革開放輸入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等,促進了觀念更新和市場經濟發展。
1978年,內地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珠海香洲毛紡廠成立;1983年,港商與內地合資的白天鵝賓館在廣州正式開業,成為內地首家五星級賓館……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推動了香港與珠三角經濟帶形成「前店後廠」的生產銷售模式,香港也由此實現了又一次經濟飛躍。
自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美元計增長了約11倍,已超越德國、英國和日本等先進經濟體。近10年,香港平均經濟增長率2.7%,比其他先進經濟體的平均增長率高出一倍。與此同時,內地貨物貿易總值增長198倍,香港出口也大幅增加了71倍。香港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重要貢獻,而國家的發展也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當時的香港把握住了內地製造業起飛的契機,成功轉型成為內地連接世界市場的重要橋梁,建立和鞏固了香港今天作為國際商貿、物流、航運、金融和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說:我們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香港大量參與其中,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了貢獻。因此我說,「香港好,國家好」。我講「國家好,香港更好」是在回歸之後,這是我當時的期盼,並且那個時候已經開始看到國家快速發展的勢頭。從期盼到現實,現在我更加堅信「國家好,香港會更好」。
(三)
回歸前,美國《財富》雜誌發表封面文章,預言「香港已死」。然而,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SARS侵襲後的香江浴火重生、風採更盛,依然堅守著亞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在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時,《財富》又發表文章《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並在正文開頭第一句即承認:「啊,我們錯了!」
1998年,金融風暴席捲亞洲,國際金融大鱷聯手操縱匯市、股市和期指市場,擾亂香港金融秩序,港股一瀉千裡,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危急時刻,中央政府鄭重宣布:堅決支持特區維護聯繫匯率制度,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特區政府果斷投入上千億港元,打響驚心動魄的「金融保衛戰」。
亞洲金融危機和非典疫情使香港經濟遭受重創。很快,《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在香港回歸祖國6周年之際籤署,飽含著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維護繁榮穩定的關切和決心。更多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支持內地企業到港上市、香港成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心、推出「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深圳前海商事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創新試驗,引來香港人對內地的新一輪投資熱潮……
2017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等國家重大發展規劃也為香港預留了席位。「一帶一路」將為香港帶來重大發展機遇已成共識——香港可以發揮所長,成為「一帶一路」主要金融和風險管理中心的首選「一站式目的地」;為此,2018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公布了5個重點推進方向。「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前景不可限量。
據2019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從1995年起,香港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8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在63個經濟體中排名全球第二;《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8年外資流入目的地,香港居全球第三,2018年對外投資方面,香港以850億美元居全球第四;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2019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25年佔據榜首,報告還讚揚香港是極具競爭力的金融和商業中心,也是世界上抗逆境能力最強的經濟體之一。
(四)
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是「地球上機會最多的地方」。祖國內地以巨大的市場、豐富的機會、創新的理念,以及經濟轉型升級的強勁勢能,為香港之後盾、之支撐、之風帆。
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正式公布。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這樣比喻:過去30多年,如果把內地的改革開放比作是香港發展的一隻翅膀的話,香港現在又插上了另外一隻翅膀,那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他表示,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金融服務、貿易服務和專業服務等都是香港的強項,香港和整個大灣區發展互補性強。
在香港,得益於規則對接、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跨境行動支付已經打通,且覆蓋範圍不斷擴大;香港和廣東、澳門的基建互聯互通水平也不斷提升,高等教育合作正深入推進;從旅遊到專業服務領域,產業合作也在廣泛開展。
直接就業人數逾25萬、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5%,作為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的旅遊業,對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及「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建設多元旅遊平臺。隨著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等大型基建開通,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區域內「一程多站」旅遊模式不僅吸引越來越多的遊客來到大灣區觀光,也為區域內居民前往其他旅遊目的地提供便利。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建設國際金融樞紐,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不同行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發展注入新動能。目前,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金融服務落地正處於進行時。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跨境行動支付已經打通,且覆蓋範圍不斷擴大;香港居民在香港遠程開立跨境內地銀行帳戶的試點也開始實施。
香港特區政府著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也成為其中的新動力。今年以來,香港多家高校陸續公布與內地合作的科研項目。為進一步支持青年「雙創」,香港特區政府3月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認為,大灣區不但可以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促進產業多元發展;通過打造大灣區成為優質生活圈,還可拓闊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
窗口、橋梁、超級聯繫人……在國家現代化的不同階段,香港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今天,中國已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祖國改革發展的快車道上,各方期待香港利用「一國兩制」優勢發揮無可取代的作用,在國家的偉大復興中實現新一輪飛躍。
繼續堅定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這是香港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當務之急是儘快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從而維護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經濟基本面。堅定心中理想,未來一起去追,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是14億中國人的共同意志!
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