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成就全球矚目；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成為各界討論焦點。2018年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中央又提出「改革開放再出發」，期待中國經濟展現更多活力與韌性。
回顧過去，國家取得什麼成就，存在什麼不足；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模式還應如何自我更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撰文剖析獨特的中國經濟模式，以往經濟改革更多關注政府和市場間的關係，社會力量相對薄弱，今後則更應注意從戰略的高度，通過制度建設，加強社會自生能力和自治水平，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的良性互動，最終實現三駕馬車拉動下的包容性增長。】
深圳鹽田港 @視覺中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章奇）
一組數據展示經濟成就斐然
1978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成就可謂一騎絕塵。
截至2013年，中國經濟以接近10%的年化平均速度快速增長。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以近5.9萬億美元的規模，超過超過日本（5.4萬億美元）成為總量僅次於美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中國名義GDP進一步從2011的48萬億元人民幣上升到2016年的74億人民幣，期間GDP年均增長7.3%。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下，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斷提高。從2005年至2016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從1760美元上升到8100美元，大幅超過世界銀行所設定的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人均4036美元）的標準，並進一步向高收入國家水平（人均12476美元）邁進。
中國經濟的成就不僅僅表現在總量的增長，結構性變化也十分顯著。不僅第二、第三產業在總產出中已經佔到80%以上的份額，而且從2016年起，服務業（包括餐飲、金融等）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包括製造、採礦、建築）成為對產出貢獻最大的產業。
由於經濟增長而催生出來的絕對龐大數量的中產階級，其收入和消費水平也不斷提高。根據一項預測，雖然私人消費在2016年（4.4萬億美元）僅佔GDP的39%，但到2030年在不發生重大衝擊的情況下家庭可支配收入將達到8700美元，而消費預計可達9.6萬億美元，佔GDP的43%。
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民，不僅為中外各國企業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市場，且他們的消費能力也推動了高科技的發展，甚至影響其創新方向，例如對消費金融、電子商務、保健、保險、旅遊，家用電器等領域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消費驅動科技創新的演變路徑，意味著中國科技在特定領域有可能通過彎道超車的方式趕超先進國家，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走向也極為重要。
產業結構的變化、消費水平的上升和中產階級的壯大也推動了城市化。截至2015年，從鄉村向城鎮的人口流動使得城鎮人口增長了五億。目前，中國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並進一步催生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誕生。到2015年末，100多個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了一千萬。放眼國際，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大城市中，有六個在中國：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天津。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有16座城市已經屬於高收入城市經濟體，其人口均超過500萬，總和達到1.7億。城市化所帶來的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有利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並提高經濟效率。
按照目前發展趨勢，如果接下來5——10年內，只要國內外環境不發生顛覆性的不利變化，那麼中國將在2020年實現「十三五」所規劃的GDP和人均GDP在2010年水平的基礎上翻番的目標幾乎是必然的，甚至下一步經濟發展邁向更高的目標和階段也大有希望。中國成功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躋身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一併不遙遠的願景，無疑極為鼓舞人心！
亞洲四小龍之一新加坡 @視覺中國
強政府主導發展下的政策導向：增長優先和分配效應
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成就，即使從世界範圍來看也不遑多讓。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中除了眾所皆知的亞洲「四小龍」及其他少數幾個小國和地區外，通過持續經濟增長實現工業化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屈指可數。和中國發展經歷相比，這些後來被視為發展成功典範的「發展型國家」也有著很多相似的經歷，這說明了成功的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的共性：
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例如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強調預算平衡甚至盈餘而不是赤字，具有較高的儲蓄率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強調投資，尤其是對製造業的投資，並通過提高出口部門的競爭力來打開國際市場；
強調產業政策的作用，通過產業政策的鼓勵和限制，尤其是貿易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引導，實現製造業的增長、出口的增加、技術水平以及產業競爭力的提高；具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包括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一支職業化、專業化和自主性的官僚隊伍等等。
其中，尤為引人注意的是，無論是亞洲發展型國家還是中國，其經濟快速增長和持續發展，除了離不開堅持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大方向之外，均是在與西方政治體制迥異的環境下取得的，且都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和訓練有素的官僚體系。強有力且具備發展傾向的政治領導層和職業化官僚體系兩者相結合，使得中國等發展型國家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不僅能從長遠角度出發，克服各種利益集團的阻力，控制腐敗和尋租，制定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的產業政策並解決實施中的協調問題，還能有效動員儲蓄，實現對特定部門和產業進行投資，從而降低發展的阻礙，實現經濟增長和技術升級。
不過由於制度上的巨大差異，中國政府對資源的控制程度和動員力度是亞洲發展型國家無法望其項背的。
首先，通過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免和管理，中國的黨和政府一直保持了對官僚系統和幹部的強有力的管理和控制，從人事上保證對稀缺資源的絕對控制。
二是，通過對土地、石油、天然氣等稀缺資源型生產要素的控制，國家實現了對上遊生產性資源的控制。例如，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讓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都擁有很大的操作空間，以提供廉價土地來推動特定產業的發展和招商引資，實現資源的定向配置。
三是，除了重要生產要素的國有制外，中國還存在大量「國家隊」(National Champions)，即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針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改革以來，形成的大型和超大型中央企業。在「抓大放小」戰略的指引下，2004年在原中央工委的基礎上成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對100多家中央大型企業的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進行監督，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並推動國有經濟結構和布局的戰略性調整。1
作為「國家隊」的央企不僅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財政補貼和優惠貸款，而且在大批戰略性行業和上遊產業如石油、天然氣、民航、郵電、通訊、鐵路、電力等領域佔據近乎壟斷的地位。除了央企，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也仍然擁有大量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比如近年來在地方投融資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的地方國有資產投資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等。
四是，政府牢牢掌控著一個龐大的金融體系，尤其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目前，按資產計，中國已擁有銀行、股市、債券市場等在內的全球最為龐大的金融體系。通過對利率、匯率、市場準入以及銀行信貸（規模和結構）的管制，再加上通過對金融體系的國有制和高層人事任免控制，政府對金融體系保持了強大幹預能力。
其中，一個以國有銀行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是中國政府管控融資格局的核心所在。截至2016年，銀行貸款餘額達10.7萬億美元之巨，銀行信貸/GDP比例達128%。2010年，全部商業銀行的資產達15萬億美元，其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佔了近60%。除此之外，四大商業銀行還佔據金融體系全部金融資產的45%。實際上，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一直是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現政策目的，如推行產業政策的主要手段。
因此，與傳統「三位一體」、以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不同但又類似的地方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已基本形成了新的「三位一體」戰略：以國有制為基石的稀缺生產要素和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為核心的戰略行業（尤其是上遊產業）國家壟斷與資產經營，以及包括產業政策、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資源配置體系。
這種新「三位一體」的國家幹預主義和1992年開始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市場體系的結合，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特徵。而這種「三位一體」的國家幹預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深度介入，也是中國經濟模式和亞洲發展型國家經濟模式的一個顯著區別。
這種強政府主導下的發展模式，有利於官僚系統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統籌協調全國性的市場化改革和其他跨部門跨地區的戰略部署，高效貫徹來自上級尤其是頂層的規劃藍圖，並迅速動員大量資源、以集中的方式投入到政府青睞的戰略性行業和優先項目中去，無疑是過去數十年內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制度保障。
出於同樣原因，這種模式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也產生了十分明顯的分配效應。例如，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中，政府、資本和勞動等各個社會經濟主體從中所得到的利益份額會大不相同。
蘇州工業園區 圖片來自新華社
首先，在財政和金融支持下，各級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開發區和產業園建設、土地財政等方式從不同的市場參與者之間挑選優勝者，招商引資，進行產業技術升級，但這必然使得部分產業和企業在優先獲得稀缺資源，例如在信貸資源的分配中，國企尤其央企所擁有的優勢就是非常明顯的。
其次，既然這種發展模式依賴政府官員和官僚體系掌控並主導資源分配，再加上其同時作為社會管理者和法律執行者所具有的強勢地位，政府本身會在經濟增長和發展成果分配中佔據明顯優勢。事實上，學術界對分稅制改革以來政府收入是否在國民經濟的初次分配中的佔比一直有所關注。
作為經濟發展的其他要素主體，資本和勞動所得也直接受到發展模式的影響。雖然和亞洲發展型國家一樣，中國的經濟政策展現出很大的親商性質，但差異也很明顯。比如，中國各級政府的招商引資熱情更大，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政府就採取措施，通過設置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城市等方式，大力吸引外資；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招商引資的熱潮。各級政府競相通過各自產業政策和經濟手段向企業提供優惠，引進產業和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政策明顯更傾向於資本而不是勞動。
另一方面，儘管政府的親商傾向總的來說表現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在資本面前不具有強勢的談判能力。和其他發展型國家強調政府僅具有嵌入自主性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對社會（包括商界）深度嵌入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強勢地位，擁有不對等的改變規則的權力。這使得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表現出親商的一面，例如仲裁勞資糾紛、向資本提供優惠條件等，但在很多情況下，即使資本在政府面前也處於弱勢，無法完全通過現有法律和其他渠道保障自身權利。換言之，「親商」並不能和「親市場」直接打等號。
最後，即使和亞洲發展型國家相比，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模式對再分配性質的社會和福利政策並沒有顯示出更多的偏好，即「親商」也不能和「親社會」直接打等號。例如，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基本上不存在諸如向部分（收入最底層）居民直接分發物資和現金之類的再分配政策2，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也仍在完善過程中。雖然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且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複雜的醫療保險體系，但目前的財政系統向教育、醫療、失業救助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並不算多。例如，2014年中國財政支出中用於教育的比例佔3.6%，醫療健康佔1.6%，這些數字都大大低於相同發展階段的國際標準。社保涵蓋範圍基本上僅限於城市居民。截至2013年，被包括在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範圍內的民工比例僅分別為15.7%和17.6%，並且之後一直進展不大。
這種分配效應也會通過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表現出來。以人均收入計算的基尼係數為例，2005年這一係數為0.34，此後一直處於上升態勢，2010年達到高峰0.53，之後略有下降，但2014年仍有0.49。如果按照財富存量而不是收入增量來看，也有相近結論，甚至略有加重。另一個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表現是看政府、資本和勞動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這反映了不同的主體在經濟增長和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談判能力。
有學者統計發現，1980年代改革伊始，勞動收入/GDP比例有小幅上升；從1990年代開始，資本和勞動比例均有一定下降，但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資本比例上升而勞動比例進一步下降，前者更於2004年反超後者，並於此後保持這一趨勢。還有學者將中國的勞動收入/GDP比例進行國際比較後發現，無論用何種數據估算，中國的勞動/GDP比例都呈現出明顯下降的趨勢，從1993年的0.51（按4種不同估計的平均值計）降至2007年的0.43（按4種不同估計的平均值計）。而同期世界各國這一比例的平均值為0.66，72%的國家均值在0.6-0.8的範圍內。
當然，這一橫向比較，不能忽略各國發展進度，畢竟中國改革開放40餘年來的經濟增長讓所有國民的絕對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幅上升。這一客觀造成的不盡如人意的分配效應，通常也被視為發展成本之一。
而且，以前由於太過強調增長優先而或多或少忽略了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分配效應，導致不少新問題蔓延。例如，有研究估計，因環境問題造成的GDP損失，在2004年達到GDP的3%，2011-2016年期間這一比例上升到5-6%。顯然，這一發展模式所付出的代價並非是無足輕重的，且都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中多少忽略的分配正義聯繫在一起。我們也承認，過去數十年一直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仍有很大改善空間，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變革。
政府-市場-社會：實現三駕馬車拉動下的包容性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過去之所以呈現出增長優先和具有傾向性的分配效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政府支配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執行者，均為各級政府官員。給定其所處的制度環境，他們會通過一定的政策抉擇，實現特定的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使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最大化。而他們的政策選擇，除了直接影響到經濟增長外，對不同社會主體和參與者的利益也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要對過於強調增長優先且具有傾向性分配效應的增長模式進行改革，應該主要從改變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條件入手，使其政策選擇在保證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弱其通過經濟增長而自利的動機和機會。
大量學術研究已經指出，市場化改革和政府間的分權是改革以來對各級政府官員行為影響最大的兩個結構性因素。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之前，各級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資源，從而能夠根據自己的目標偏好，通過各種政策工具和手段對這些稀缺資源進行配置。但問題在於，要改革這種狀況，並不能簡單地通過逆市場化改革和分權來實現。因為這樣做非但不能解決現有的各種問題，反而會造成更多新問題。例如，通過上收權力的方式來遏制下級政府的經濟激勵和活動空間，只會強化下級官員對上級的機械依賴和服從，同時極大地減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和動力，是典型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的做法，恐怕得不償失。
因此，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演進方向，仍是在堅持改革開放這一根本目標不動搖的前提下，根據黨的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路，重構政府、市場、社會間的關係，在維護和發揮政府的主動性、市場的創造性、社會的靈活性之間達到一個新的平衡，從而在繼續維持一定經濟增長的同時，切實提高社會各階層的滿足感和認同感，實現包容性增長。
要實現這一目的，首要的還是要堅定不移地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指出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已經形成了社會各界的共識。通過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包括相應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不僅有利於進一步釐清政府和市場的分工邊界和責任界定，而且有利於構建和發展出新型的政商關係，既發揮政府支持經濟增長的主動性和靈活性，也有利於加強產權保護，鞏固和提高企業家投資信心，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從而繼續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同時，有必要通過充分地對社會進行賦權來釋放社會的活力與靈活性，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是政府、企業和社會之間共同參與博弈導致的結果，一個弱小的社會不足以支撐起包容性增長，反而會刺激各級政府通過選擇性的政策實施，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使利益分配向自己傾斜。只有當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處於合理的平衡時，經濟發展才會同時考慮各個主體的合理利益訴求，從而對過於傾斜性的政策選擇形成有效制約，為實現包容性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因此，在法律框架下，允許包括企業（家）協會、商會和各種社會（民間）組織的合法和合理發展，以充分調動市場和社會的自組織能力，是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順利轉軌的一個制度保證。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一大特徵就是鮮明的地方特性，即各地經濟發展的軌跡和效果存在極大的差異。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那些政企互動比較良性、市場繁榮、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更迅速、商業模式不斷創新（尤其是那些和創意、信息技術相關的人力資本密集型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江浙一帶和廣東等沿海省份，同時這些地方的民間社會和民間資本也非常成熟和活躍，收入分配相對更為均等，社會矛盾也相對緩和。這顯然並非是一種偶然性現象，實質上反映了各地政府-市場-社會之間迥異的互動機制。
如果說，以往的經濟改革更多關注的是政府和市場間的關係而社會力量相對薄弱，那麼今後則更應該注意從戰略的高度，通過制度建設的途徑加強社會自生能力和自治水平，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的良性互動和互相支持，最終實現三駕馬車拉動下的包容性增長。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的全局統籌和協調能力是關鍵性的。與推進全國性的市場化改革一樣，在目前發展階段，通過社會賦權來推動社會資本發育和提高社會自組織水平以及自治能力，只有通過中央的統籌規劃和大力支持才具有現實上的可行性。
注釋1：對於一些戰略性更強，地位更重要的中央企業，其人事任免則由中組部直接管理。
注釋2：目前，約有2千萬城鎮居民和5千萬農村居民獲得了直接的最低收入補助，並且在具體政策落實上，各地差異很大。平均的補助規模很低，例如在經濟較發達的浙江省，平均月補助額不到400元，其他的省份數額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