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8月22日，在青島舉辦的中國財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自身的潛在增長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中農村居民的消費，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應該成為更重要的拉動經濟的需求因素。他指出，「未富先老」是中國當前時期的重要國情。世界最大規模的老齡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齡化速度，可能構成中國未來的國情，也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的變化會經過兩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由正轉負，人口紅利消失，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由正轉負，影響到潛在增長能力；第二個轉折點是總人口增長從正到負，根據研究結果2025-2030年中國總人口將到達峰值。
蔡昉表示，轉折點後有兩個特徵：第一，大多數人口負增長的國家與同等發展水平、發展階段而沒有人口負增長的國家相比，經濟增長表現一定是差的；第二，人口增長從正到負的那個年份左右，都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大幅度下滑，和全球長期停滯相關，是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
因此，蔡昉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主要是為了挖掘需求的潛力。
從「三駕馬車」看，他認為外需仍然重要，因此應該牢牢地利用比較優勢，同時利用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獨特地位，連接性和韌性，堅定地不脫鉤。第二駕馬車——投資上，投資逐漸對GDP的貢獻率降低，同時投資需求支撐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也越來越凸顯。第三駕馬車——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中農村居民的消費，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應該成為更重要的拉動經濟的需求因素。
蔡昉指出，消費要靠雙循環中重點的重點——居民收入。
他表示，居民收入有三個重要點：收入增長，收入分配，再分配。收入增長上，未來必須保持GDP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至少同步，否則很難長期可持續地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和要求。收入分配上，還有巨大的潛力改善收入分配。過去收入分配改善更主要的是靠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效應，但不能導致差距的根本縮小。同時，在新的發展時期，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潛力越來越小。因此，下一個解決內需的問題關鍵點就是再分配。
「在這個時期（『十四五』期間）我們也應該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長一塊兒支撐中國的內需增長。」蔡昉說。
附蔡昉主旨演講全文：
尊敬的王清憲先生，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
剛才「一行兩會」的領導，還有王清憲書記給大家做了大多數的政策性討論，發布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我換一個風格，我談一點兒理論思考，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如何實現自身的潛在增長率。
上個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召開企業家座談會的時候，做了一個重要講話，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們一般把這個概括成「雙循環」政策。但是你注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這是一個新的發展格局，也就是說它不是簡單的一個循環的問題，涉及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探討好這個問題，決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長期向好趨勢，是不是能夠得到持續。
首先我想從長期停滯這個概念來看一看，我們當前面臨著什麼樣的世界經濟，面臨著什麼樣的全球化趨勢，以及新冠疫情之後，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究竟是什麼樣。
長期停滯這個概念，大多數人，包括剛才斯蒂格利茨教授都承認，這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新常態。我們國家沒有太過度關注它，原因我稍候會講。這個時候是我們應該重新來關注的，必須知道這個新常態，否則我們就不知道我們自己新的環境是什麼樣。
去年財經年會上，格林斯潘前主席有一個重要的對話，大家傳了很長時間。在這個對話中，我覺得格林斯潘第一他提到了全球經濟的長期停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他拿出來談這個問題，我覺得很重要。第二，他把全球停滯這個大的原因歸結為是老齡化，全球的老齡化趨勢，當然他主要講首先是發達國家的老齡化，然後是美國的老齡化。這是根本原因，我覺得他講的也很對。第三，他說具體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個長期停滯，如何能夠阻止這個長期停滯。前面做除了正確的「診斷」，但是在「開藥方」的時候他說，問題出在社會福利支出太多。美國人說有大量的家庭，都是從聯邦拿那些白給的社會福利支出。因此他說，這個導致全球停滯。解決的辦法當然是要遏止住這個支出的增長。他說到美國的問題，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也聽他的，但是最後他也暗示了中國老齡化也在加劇，你的支出也在加快，這些都會擠壓你的儲蓄，使你的投資不足，最後生產率不能提高。因此，他暗示的政策含義就是說，中國不要增加公共開支，用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上去，至少不要像美國那麼多。這個地方可能是診斷對了病症，但是至少對中國來說開錯了藥方。我本來想參加財經的會，去討論財經邀請嘉賓的錯誤。正好今天我們財經邀請的嘉賓約斯蒂格利茨，他說美國的社會保護是發達國家裡最差的。因此他否定了社會福利支出是長期停滯的問題根源。
大家先看右邊這個圖，這個圖是老齡化，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這個藍色的線是發達國家（PPT），發達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齡化程度通常會提高，因此發達國家老齡化速度非常的快。下面這張圖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也就是說較好的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這些國家老齡化同樣是非常壞的，尤其是近些年有加劇的趨勢。這是到最新的情況，如果再展望的話，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甚至最不發達國家，長期看也都是老齡化的趨勢。全球老齡化這是一個趨勢，這也是全球的一般規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些國家，有一些特殊的國情，比如中國是「未富先老」，老齡化來得過早帶來特殊的挑戰。由於老齡化問題，經濟增長速度就會受到影響。在減速的情況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惡化，富人雖然有錢，但是消費不了那麼多；窮人想消費，但是沒有錢。因此，我們只好被迫地持續，持續大於投資意願。這個就導致了「三低」：低通脹率。最近有很多人說新冠肺炎之後，整個全球化趨勢變了，通貨膨脹就會結束長期的通縮狀態，就會有通貨膨脹。我也很高興斯蒂格利茨他不贊成這個說法。第二是低利率。我們可以有多種方式看利率，這個用的是貸款利率，全球的世界銀行歸納的數據。低經濟增長率。「三低」為代表的這種長期的美國發起的趨勢，可以波及到所有的發達國家，因而也就是世界經濟的新常態。這就是我們說的長期停滯。長期停滯，是不是還在繼續會影響我們對今後中國外部環境的判斷。
我們再看一看新冠肺炎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剛才斯蒂格利茨也講到有沒有V字型復甦。大家用各種英文字母來表達未來經濟復甦軌跡的判斷，甚至把耐克的圖標也拿出來展示。最近我看到一個特殊的圖標，中國人可能不太理解為什麼是這個形狀。這是金融日報資深的財經記者，當他是一個資淺記者的時候去學英文的速記，速記地講銀行這個詞的時候有一個符號，就是畫成這個樣子。他說是銀行式的復甦軌跡，我值得借鑑他的是什麼呢？第一，我們沒有V字型復甦。經濟衰退非常快，但是復甦的時候會慢，遲遲不來，至少在底部的時間會很長。我們假設它是一個U字型的復甦。可能在復甦的半截上，就不會回到疫情之前的起點上，而是在半途就夭折了，就變成了一個更新的新常態。我想這個很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一，我們根據非常抽象的歷史經驗看，所有的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本來都是漸變的、緩慢的，通過一個突發事件會誘導出它漸變，變出了一個突發，緩慢地突然就加速。全球逆全球化的局勢以及實體經濟長期停滯的狀態，很可能因為這次新冠疫情加速、加重、加深。同時，我們也知道因為供應鏈的問題，特別是涉及到一些所謂國家戰略，健康保障等等，為了增強安全，或者有意打壓經濟對手，會有一些惡意的脫鉤，所有這些因導致世界經濟的復甦是在一個更惡劣的環境中。因此，全球停滯不僅會繼續，可能還會比以前更重。這是我們基本的一個背景，這是外部環境。
看看我們自己。當然我們會受外部環境影響，可能更受制於我們自己的長期變化。因此我講，中國的特點，中國也是老齡化，但中國的老齡化更嚴峻一些，因為我們叫做「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國情。世界最大規模的老齡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齡化速度，可能構成我們未來的國情，也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看一看是什麼狀況？一般來說人口的變化會經過兩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勞動年齡人口，也就是能夠幹活的這部分人。這部分人很重要，因為這部分人增長快的時候，規模大的時候，你會有一個生之者眾的人口結構，這是生產性非常強。如果到了頂點負增長，正如中國2010年發生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由正轉負，就會影響到潛在增長能力。因為勞動力短缺了，新成長勞動力減少以後人力資本就會弱化。勞動力短缺以後，資本替代勞動力速度過快的話，帶來資本會遞減，可供轉移的農村農業勞動力少了，轉移速度慢慢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大幅度下降，生產率也不會像過去那麼快的增長。這些因素放在生長函數裡就會得出潛在生長率必然下降。這是第一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由正轉負帶來人口紅利消失。
過去還沒有關注，可能還有第二個人口的轉折點，就是總人口增長的從正到負。根據現在大家的估計，媒體不要報導說蔡昉說2025-2030年中國總人口到達峰值。它不是我說的，是大家有不同的估計，大體上就在這個區間，恰恰都是別人的研究結果。早也好，晚也好，肯定要到來，而且不會太久。因此我們說很快就面臨著第二個人口轉折點，就是總人口增長的轉折點從正到負。這個轉折點帶來的是什麼呢？我看了很多國家，比如世界上目前人口負增長的國家有20個，主要國家有20個。大多數這些國家和它們同等發展水平、發展階段上的國家相比，而沒有負增長相比，它們經濟增長表現一定是差的，這是第一個特徵。第二個特徵，人口增長從正到負的那一個年份左右，都出現了經濟增長的大幅度的下滑。我認為總體上不像第一個問題是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供給側問題，這個和全球長期停滯相關的，是總需求的不足帶來的問題。也就是說，前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是潛在增長率下降，但是只要能夠按照潛在增長率增長還是一個長期下降的趨勢。如果你的需求因素還不能讓你達到潛在增長能力的話，那就增加下滑的速度就更快。
這個是第一個轉折點之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們當時也預測了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趨勢是這條粉色的線。後來也證明了，實際增長率跟它是吻合的。吻合說明什麼呢？我們達到了自己的潛在增長率。沒出現大的問題，所以今年經濟還是長期向好的。這個是很正常的一種趨勢，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個人的研究是說，我們還可以有一些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從來沒有擔心過我們的需求會制約潛在增長率的發揮。但是我們繼續要改革，要提高潛在增長率，但是我覺得由於全球環境的變化，特別是新冠疫情之後，可能會遇到需求側的制約，使我們的潛在增長率達不到的話，可能下行的速度就更快了。因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兩個循環，主要是為了挖掘需求的潛力。
有沒有可能本來有一個潛在增長率，但是需求因素制約你達不到呢？有，日本就是一個例子。從1990年開始，每個季度都計算一個潛在增長率，當然事後也有一個實際增長率。我們把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說，實際增長了多少，減去你的能力，出的那個差額就是產出缺口，或者叫增長率缺口。如果那個差額是負的，說明你的實際增長沒有達到潛在能力，那個就比較糟糕。日本從那個時候開始，1990年泡沫破滅，破滅的時候還在刺激著結果，因此有一段實際增長速度還在潛在增長率上面。接下來隨後就越來越往下掉。大概從1993年開始，一直到今年一季度，大家看一看絕大多數年份產出都是負的。在多數的情況下，沒有達到自己的潛在增長能力。大家還應該知道的是，你給日本計算它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呢？其實非常之低。也就是說，它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很低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沒有達到自己的潛在增長能力。因此，這種現實是存在的，值得我們去注意，值得我們去吸取教訓。
第三個問題，我們來看一看需求因素，「三駕馬車」各自的狀況是什麼，也可以說如何看待我們的需求因素和當前的發展階段是有關係的。同時，我們如何應對三個主要的需求因素，也是我們實現雙循環最根本的政策著力點。
我們先看外需。在座也有很多經濟學家，有很多首席經濟學家，經常會拿國家總局的數看「三駕馬車」是什麼狀況。如果你看那個數會遇到一個悖論，我們看到國家統計局提供的三個主要需求因素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家會看到去年外需貢獻是很小的一個數，過去多年都是負的。我們的外需是什麼呢？在統計概念上就是出口再減去進口，也就是進出口。因此我們看到外需已經是負的了，不重要了嗎？這是一個結論，是不是就不重要了。第二個結論更糟糕，說我有一個很好的辦法解決外需的貢獻，就少進口就得了。得出了一個重商主義的結論。少進口，進出口就大了。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國際貿易還是重要的外需貢獻，因此有的人把統計局的統計概念把它轉化成經濟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貢獻。我也引用了這是中央財經大學的幾位老師做的研究，他們發現按統計局來算，1995-2011年，因為有數才可以做比較，外需的貢獻只佔2.5%，非常之低。根據重新估算，在同一時期外需仍然可以佔到22%。這個引用的數據到底有多準我們並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概念對是的，也就是說外需仍然重要。這就是我為什麼我們還應該牢牢地利用比較優勢，這是傳統的東西。同時利用我們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獨特地位，連接性、韌性，堅定地不脫鉤。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駕馬車就是投資。投資應該看到一個趨勢，一定是逐漸對GDP的貢獻率降低，近些年也確實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時，投資需求支撐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也越來越凸顯。第一，過度依靠投資，實現高增長，這是高增長時代的，不是高質量發展時代的特徵，也是我們要解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之一。第二，中國潛在增長率長期向下，按照這個規律叫做「回歸到均值」。這個概念用在增長率上適用，當然也就用在投資需求，投資貢獻上，當然也是適用，也是向下的。第三，因為外部環境全球長期停滯還在繼續發生，去全球化可能會加速，因此投資貢獻也不一定會有這麼大。我們說長期高於其他世界經濟體的投資貢獻必然會下降。這可能是必然趨勢。
第三駕馬車是消費。和投資貢獻正好相反，消費貢獻長期以來是比起來的主要經濟體都低。很自然我們說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中，農村居民的消費，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應該成為更重要的拉動經濟的需求因素。這應該也是我們的重點。這個重點要靠真正呢？當然是雙循環中重點的重點，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有三個重要點：
第一是收入的增長，第二是收入的分配，第三是再分配。收入增長大家看，GDP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長期以來總體趨勢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的時期，誰跑贏了誰是不一樣的。可能在過去更多的時間裡，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長更快一些。後來我們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就提出了，要保持同步增長。因此這些年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番，脫貧攻堅，基本做到了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長還有所超前。未來我們必須保持至少同步，否則的話很難長期可持續地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和要求。
第二是收入分配。藍色的分別是城鎮的最高收入組五等份，和最低收入組之比。橙色的農村最高收入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還有灰色的是城市最高收入組和農村最低收入組收入之比。大家看好像沒有明顯的改善。每一個收入組的收入都在增長，這是整體改善的效果，但是相對的改善還是不大。我們還有巨大的潛力改善收入分配。我們過去收入分配靠什麼改善呢？應該說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等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的是靠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效應，也就是勞動力市場擴張，勞動參與率提高，就業增長，因此低收入家庭，低端人口獲得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這種改善不能導致差距的根本縮小。同時，在新的發展時期，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潛力越來越小。因此，下一個解決內需的問題關鍵點就是再分配。
大家看波動的這個線是不同國家的基尼係數，這些國家的排列從收入、人均GDP從低到高。可以把每一組的平均基尼係數算出來。中等偏上收入基尼係數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說收入差距比較大。一到高收入階段，比如到了12000美元、15000美元人均GDP的情況下，基尼係數一下就縮小了。過去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因素，大家想了很多，假設，其實沒那麼複雜，裡面也沒有太多的道理，至少我覺得經濟學道理還講不通，唯一的道理就是一個實際的東西到了高收入國家階段，政府進行再分配，用稅收、轉移支付的辦法一下子就縮小了基尼係數的增加。平均再分配縮小基尼係數的幅度是35%。因此來說，我們去年達到了10000萬美元的人均GDP，「十四五」期間應該超越12000美元，在這個時期我們也應該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長一塊兒支撐中國的內需增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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