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由於工業化程度低、人口密度較小、環境容量較為富餘，我國農村環境問題主要表現為部分地區的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汙染問題並不突出。近年來，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的汙染問題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農村環境質量下降已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農村環境汙染可分為內源型和外源型。外源型指城市對農村的汙染轉移，目前除了城郊和少數水網密布地區外，尚未成為農村環境汙染物的主要來源；作為主體的內源型汙染，又可根據產生來源和汙染物性質分為三類：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面源汙染、鄉鎮企業和集約化養殖場造成的點源汙染和農民聚居點生活汙染。這三類汙染都是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形成規模的，並且已經在農村造成「小汙易成大汙、小汙已成大害」的局面。
1、現代化農業生產手段的過度使用帶來的汙染——影響最大的汙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使用成為提高單位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相對較大的果蔬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化肥年使用量已增加到4766萬噸（如圖1、2所示），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接近40噸/平方公裡，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平方公裡的安全上限。加之施肥結構不合理2，導致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3。不僅造成了土壤汙染，還通過農田徑流加重了水體有機汙染和富營養化汙染，甚至影響到地下水和空氣。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的面源汙染佔汙染負荷的比例超過了工業汙染。對太湖、杭州灣富營養化的成因分析也表明，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汙染源主要來自生活汙水和農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汙染物對TN（總氮）的貢獻率已超過1/3，對TP（總磷）的貢獻率接近1/3。我國農藥的年使用量超過130萬噸，單位耕地面積用量比發達國家高出1倍以上。但只有不到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其餘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總之，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汙染從常規的點源汙染型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複合汙染型，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諸多野生動物的生存形成巨大的威脅。
由於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汙染也在加劇。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5年地膜用量超過180萬噸。地膜汙染的危害4在發達地區已很突出：據浙江省環保局2002年的局部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噸/平方公裡，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20%左右。隨著中西部農業現代化的進展，這類汙染在中西部糧食主產區也已經出現。
另外，還有一些是現代化導致的衍生汙染。例如，由於化肥的普及以及燃料結構的調整，秸稈5由寶變廢，農民對其通常一燒了之。由此產生的空氣汙染不僅影響農村環境，也對城市環境造成了很大危害，甚至影響到飛機起降。
總之，由於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導致的汙染影響面大，且易於通過水、大氣、食品等媒介影響到城市人口，因此可視為影響最大的農村環境汙染。
2、村鎮等農村聚居點因缺乏規劃和環境管理滯後造成的汙染——最敏感、最直觀的汙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村聚居點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新鎮、新村、新房」建設中，規劃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未能跟上：環境規劃缺位或規劃之間不協調——只重視編制城鎮總體建設規劃，忽視了與土地、環境、產業發展等規劃的有機聯繫；農村聚居點則缺少規劃，使城鎮和農村聚居點或者沿公路帶狀發展，或者與工業區混雜。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汙染物則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髒亂差」現象。例如，每年產生量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量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汙水幾乎全部直排6，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據建設部2005年對全國74個村的抽樣調查，96%的村莊沒有排水溝渠和汙水處理系統，89%的村莊將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後、坑邊路旁甚至水源地、洩洪道、村內外池塘，無人負責垃圾收集與處理。浙江省環保局2002年進行的局部調查表明，除了大氣汙染指標外，農村聚居點的其餘環境要素指標已劣於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後於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並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由於農村聚居點是農民的主要生活場所，就民意而言，這類汙染是最敏感、最直觀的，因此應被列為農村環境管理和治理的首位汙染。
3、鄉鎮企業和集約化養殖場布局不當、汙染治理不夠導致的汙染——對人群健康危害最直接的汙染
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20年間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縣域經濟發達的浙江、江蘇等東部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徵7、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汙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汙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汙染物排放量已佔工業汙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汙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於工業汙染物平均處理率。
與鄉鎮企業汙染類似的，是近些年來集約化畜禽養殖帶來的汙染問題。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居民消費能力強，農牧業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8，集約化的畜禽養殖場迅速發展起來。對環境影響較大的大中型集約化畜禽養殖場，約80%分布在人口比較集中、水系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諸多大城市周圍9。由於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於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布局上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環境危害直接。同時需要強調的是，集約化養殖場的汙染危害並不低於工業企業：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汙染和富營養化並危及地下水源，還有惡臭。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對人群健康的威脅也更直接——人畜共患疾病的載體主要是家禽糞尿。
4、農村環境汙染的後果
農村環境汙染的後果可以從影響範圍和影響方面兩個角度描述。
從影響範圍來看，由於中國農村環境質量的下降與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聯動明顯，因此在東部地區已經普遍出現的環境汙染將很快由東漸西，影響範圍將遍及全國。而且，在我國東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農村環境汙染程度與現代化程度的關聯度比城市更高的情況：不僅呈現出與城市環境汙染類似的和GDP增長正相關，和相關公共服務水平負相關，還出現了同等經濟發展水平下城市環境好於農村環境的局面（即農村的環境汙染比相同地域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城市環境汙染更嚴重）。
從影響方面來看，農村環境汙染的後果可以從健康、生產要素以及社會安定等三方面體現出來。
最突出的影響是對農民健康的危害。由於我國對農村環境汙染管理和治理不力10，環境汙染不僅迅速將「小汙」變為「大汙」，而且已經因「小汙」而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３億多人喝不上乾淨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於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水環境汙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652‰上升到2005年的0.0839‰，且顯著高於同期城市的這一比例0.0572‰。另外，農村環境汙染也已經影響到生產要素的供給，尤以水汙染和土壤汙染的影響為重。在有些地區，農村環境汙染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近些年來在東部地區頻發的汙染事故導致的群體性衝突充分表明了這種隱患。
總之，隨著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環境汙染問題對農村社會發展和農民福利改善的阻礙將日趨明顯。不解決農村環境汙染問題，就不可能建設以和諧發展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編輯：武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