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黃河象的發現，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這也是20世紀中國古生物學的重大發現之一。當時多家媒體對此進行報導，隨著科教影片《黃河古象》的播映，黃河象的聲望一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古生物。黃河象及其複製品不僅在國內多家博物館展出，還曾東渡日本、南下新加坡展覽。由科普作家劉後一創作的《黃河象》選進小學課本，讓黃河象印在了幾代中國人的心裡。
歷經30多年，一波拍攝、報導黃河象的熱潮再次回歸。在此期間，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謝駿義作為早期參與發掘者也多次接受採訪，一個個細節從記憶中打撈出來，促使他寫了《追憶黃河象：一個考古人的手記》一書。
沒有他們，就沒有黃河象出土
黃河象，1973年在甘肅省合水縣出土，身高4米，體長8米，象牙長達3米，屬於劍齒象類。
合水縣在甘肅省慶陽市的東部，隴東黃土高原的東端。為解決當地用水問題，1972年，合水縣開始了河口水電站的建設工作。1973年1月20日，和往常一樣，當地農民進行挖砂、清土、篩砂，突然，在一處崖壁上，從挖的砂土中帶下一塊潔白色的東西，再看那處崖壁，還有兩根長長的圓狀東西。正當大家在猜這是古樹木頭還是動物的尾巴時，有人過來說這就是藥材公司經常收購的「龍骨」，一聽到可以賣錢，所有人都開始搶著拿回家。
消息很快傳到工地負責人姜登盼那裡，這是一位年過五旬的老八路，他立即趕到現場，叫大家不要亂挖、亂拾，並迅速進行現場保護。隨後，姜登盼聯繫縣文化館負責文物工作的許俊臣。
得到消息的許俊臣騎了10公裡的自行車來到電站工地，當他看到地層中碗口粗的「龍骨」時，就知道這是古代脊椎動物的化石。於是，和姜登盼等人一塊兒向群眾宣講國家的政策和法令，並增加保護措施。
另一方面，許俊臣立即回去向縣上領導匯報這一發現，並提出保護、收回、向省裡報告等建議。最終，這件事受到省裡相關部門的重視，並派研究人員去合水縣勘察化石。當時在省博物館工作的謝駿義正是其中之一。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鄭紹華表示：「作為化石種的一個個體，黃河象是保存狀況最好的。」這正是得益於這些措施，才讓化石得以保存。鄭紹華還舉例說，1971 年，另一個地方也挖到了「龍骨」，但沒有得到好的保護，當地人都拿到藥材公司去賣，數量多到用拖拉機運。不用說，當他們趕到時，已人去「礦」空。
謝駿義在1973年3月到達現場，這之前的「故事」是他聽來的。隨後他參與了化石的保護、發掘等工作。「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天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姜登盼提供後勤，都是聊這些。」後來，謝駿義還和許俊臣一塊兒在隴東進行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中間閒聊也聊到這些事，了解更多了。
原來真的有大象
正式發掘從1973年4月5日開始，直到5月17日收取腳趾骨，歷時43天。主要成員有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趙聚發及謝駿義、許俊臣等人，趙聚發負責技術，謝駿義主管行政。
「4月5日開工動土。趙聚發劃定範圍，由民工5人清理最上面的疏鬆黃土。」謝駿義在發掘日誌中記錄下每天的工作。
4月11日，化石全面暴露時，趙聚發判斷這麼大的、完整的象化石「是我們國家第一次發現」，這鼓舞了所有的發掘人員。
在發掘即將結束前，他們看到了埋藏在下面的四肢蹄骨，這在象類化石發現史上非常難得。不過讓謝駿義遺憾的是，當時雜事較多，沒有拍下照片。
因為要寫報告，謝駿義出野外都會作簡單的記錄，這個習慣保持了幾十年。這也使得他能準確地寫出當時每天發生的事。
發掘過程中，周圍十裡八村的人都去發掘現場看這一盛況，他們在用繩子攔了一道警戒線的同時，趙聚發、謝駿義、許俊臣還輪換講解，趁機給大家作了科普。
其中也有不少故事。當地村裡一位年近八旬的張老漢不相信有大象，天天到工地去看，還說「我爺爺都沒見過，這些娃娃咋知道？」隨著發掘的進行，他才相信真有大象。
本書的責任編輯、科學出版社編輯劉能說，這本書給人印象比較深的是作者復原得比較全面，寫到了時代背景，反映出那個年代的特色，不僅有發掘經過，還有風土人情。
的確如此，在謝駿義詳細介紹中，可以看到在那個坐車、通訊不方便，吃飯還需要糧票的年代裡，他們如何開展工作，多家單位如何合作，遇到了什麼困難，群眾的反響，等等。比如，通訊主要是電話和電報，但在工地上，這些都成問題，為了及時溝通，謝駿義常常不得不離開工地，也因此耽擱了發掘現場的不少事情而感到遺憾。匯款是另一個難題。在要求追加發掘經費後不久，謝駿義收到郵寄的糧票，可錢沒有消息，直到發掘即將結束，才到銀行查到一個多月前就匯到的經費。
沒有當年的資料，就沒有追憶
謝駿義坦言，如果不是找到了當年勘察、發掘黃河象的工作日記、野外記錄，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從事黃河象研究工作時的《北京學習工作日誌》，以及保存下來的有關資料和照片、信件，他大概寫不出這本書，正是這些原始「檔案」，「把我又帶回到當年夢幻般的景象之中，於是心中燃起了撰寫文稿的願望」。
能保留這些資料，謝駿義說這得益於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1974年，隨著黃河象發掘工作告一段落，謝駿義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學習舊石器時代考古，他的導師就是賈蘭坡。
賈蘭坡有一個習慣，就是收藏各種資料，大到工作資料，小到一封信，並將這些資料按年分門歸類。謝駿義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這些資料看上去沒什麼用。賈蘭坡告訴他，將來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材料，會有大作用的。
於是，謝駿義也開始收集、保存資料，不管有用沒用的都收集起來，特別是有關黃河象的。
牛皮紙樣的淡褐色，上寫「工作手冊」，這是上世紀工作中常用的本子，這是謝駿義「慶陽合水之行」的工作日誌，裡面有文字記錄，還有手繪的圖；牛皮紙信封，發黃的信紙上標有紅色的「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用箋」，這是甘肅省政治部文化組王毅1973年4月26日給謝駿義的信；很破舊的「手冊」封皮上寫有「北京學習工作日誌（第二本）」，時間是1974年8月—1975年1月。
「都是記錄當天發生的事和一些感悟，很簡略，有時幾十個字不到一百字，有時就幾句話。」謝駿義笑稱，而正是這些點滴記錄幫他回憶起幾十年前發生的事。「不是這些日誌和資料，我肯定寫不出這本書。」
事實上，從想寫一本有關黃河象的書到寫出來，早在上世紀末、新世紀初。
新中國成立50 周年之際，甘肅省文物局與絲綢之路雜誌社編輯出版了一本《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該書以回憶錄的方式，講述了甘肅省的文物保護工作和重要的考古發現。絲綢之路雜誌社主編向謝駿義約稿，他答應並寫了相關文章。
因為謝駿義有一些原始資料，所以隨後一些電視臺、報刊都找他採訪，了解當年發掘黃河象的經過。「有人建議我把與黃河象有關的故事也寫出來。由於是親身經歷的事，我也十分樂意。可是一旦付諸實施，卻發現資料分散，加之雜事纏身，也就把這事擱下了。」這一放又是幾年，直到謝駿義退休後幾年，手上的工作都結束後，年近70歲時才開始寫作這本書。
創作一本書並不容易，為此，謝駿義學習用電腦、學習上網，經過近8年時斷時續的耕耘，終於把黃河象的勘察、發掘、研究以及傳播寫了出來。
「有時別人問我黃河象的發現過程，我感覺這不是一兩句能說清楚的。最終能完成並出版這本書，我如釋重負，盡了自己的社會責任。」謝駿義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