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服務業改革的起步:以廣州為個案的歷史考察

2020-12-04 求是網

  【摘 要】1977年,廣州商業企業在揭批「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基礎上開始了改革。主要在幾個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轉移工作重心,提高業務和技術素質;二是加強內部管理,禁絕商品「走後門」現象;三是落實按勞分配政策,調動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四是延長上班時間,恢復早市夜市;五是「破除清規戒律」,提高服務質量。從廣州市副食品公司十甫商店的個案,可見廣交會對廣州商業企業改革的推動作用;廣州南站的個案表明,服務業改革的實踐可追溯到更遠。通過歷史考察和分析,可從一個側面和局部觀察服務業改革的地位與特點,服務業改革的條件與動力。

  【關鍵詞】廣州;1977-1978年;服務業;改革開放的起步;十一屆三中全會

  【中圖分類號】K27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2096-6644-(2019)02- -

  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史稱「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這兩年多被視為「改革開放前」。眾多改革開放史研究都從1978年底或1979年開始。這可能導致關於改革開放起步問題的誤解。本文擬在考察1977—1978年間廣州市服務業改革的基礎上,從一個側面和局部觀察分析改革開放難能可貴但又步履蹣跚的起步,並為深化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大轉折及改革開放史有關問題提供素材和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完成了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轉折,無疑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開端。但這並不是一夜之間實現的。對此,鄧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 這種準備是全方位的。除被關注的政治與思想理論領域外,「在這兩年歷史進程中,處於基礎地位的經濟領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是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

  以前的改革開放史研究,關注農村改革和對外開放比較多。城市經濟改革研究,多集中於企業改革,改革由四川率先啟動:1978年10月,四川選取6個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 商業改革研究較少提到1978年前。有的研究「1978年以來的改革」,但主要是將1978年的數據當作參照,沒有1978年的改革措施。由有關部門編撰的「當代中國叢書」系列,有多卷涉及商業改革與發展,但都從1979年初開始。地方實踐方面:有學者認為,廣州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敞開城門、搞活流通,時間從1979年到1982年。 廣東商業改革「起步早,放得開,搞得活」,是從1980年頒發搞活市場的12條措施開始而逐步推進的。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關於服務業改革的起步有不同結論。李勇堅、夏傑長認為:中國服務業改革起始於1978年,改革並沒有建立在對服務業有著充分的理論認知基礎上(當時連服務業或第三產業的概念都沒有完全進入到決策層的視角),而是基於對現實壓力的一種響應。改革不是為了促進服務業的發展,而是為了解決當時普遍存在的就業壓力。 當時很多人認為,通過大力發展服務業,就可以解決北京市的就業問題。徐蘆等則認為,發展第三產業的經濟意義在於推動整個生產領域專業化分工協作和生產社會化進程,促使技術進步,最終使第一、二產業得到迅速發展。 潘海嵐則認為,從三次產業改革的順序看,服務業改革在整體上大大滯後於農業改革和工業改革。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改革不是依據理論預設,而是訴諸實踐和試驗,從局部開始,「撞擊—反射」式地推進。對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動是實踐本身。中國在改革初期就確定「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路徑。國務院1978年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標誌著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醞釀已經成熟。 更有學者認為,「改革傳統計劃價格體制」的第一階段(1977年4月~1982年底);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調整價格水平的政策措施,將精力放在如何科學合理地進行政府定價上。指標性事件是1977年4月,國家計委建議成立國家物價總局;8月,國務院成立國家物價總局。

  顯然,對中國改革開放起步的研究不能迴避1978年之前,而且要關注地方的局部實踐探索。作為「千年商都」和「南大門」的廣州,在商品流通體制改革進行了探索,足以影響對第三產業或服務業改革起步有關問題的判斷。 對1977—1978年廣州服務業改革和發展情況的實證考察,可為上述全國性宏觀研究關於服務業改革起步的某些觀點提供地方局部實踐的印證、補充甚至商榷。

  二、改革內容與經過

  廣州商業企業的1977-1978年改革,既有與農村改革、工業改革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點。各類商業企業的改革做法也不一樣,下文以概況敘述與典型個案相結合的方法展開論述。

  (一)概況分析

  廣州1977—1978年的商業企業改革有自發性特點,未見政府制定統一的改革方案。不過,黨報不斷刊發基層企業的改革實踐,市委及有關部門對基層的改革也在進行推廣、引導和規範。

  1. 轉移工作重心,提高業務和技術素質

  從黨和國家的高度來說,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是在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始的。但對於廣大基層的商業企業來說,這種轉移早就在進行了。此前,由於林彪、「四人幫」揮舞反「唯生產力論」的大棒,到處打棍子、扣帽子,很多商業企業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熱衷於搞群眾性政治運動,不敢抓生產,廣大職工不敢放手搞好業務。粉碎「四人幫」後,廣州商業企業深入揭批所謂「唯生產力論」,重視業務工作,研究市場規律。

  當時,廣州工具機廠批判「政治建廠」,提出「堅持工廠以生產為中心」口號。《廣州日報》編者按認為:「他們的經驗值得借鑑」。林彪、「四人幫」以極左面貌出現,炮製了許多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謬論,歪曲工廠企業的基本任務,把工廠要不要以生產為中心,把革命與生產、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攪得混亂不堪,根據他們的荒謬的邏輯,鋼鐵廠只要按他們那套抓「綱」就行了,出不出鋼無所謂;機械廠只要按他們的模式出「人頭」就是最「革命」,出不出「機頭」都是無頭緊要的「小問題。在他們這些奇談怪論的毒害下,有些單位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相分離,政治工作成為虛無縹緲的不可捉摸的東西,挫傷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在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中,各級黨組織必須真真正正堅持工廠以生產為中心,扎紮實實把政治掛帥掛到生產業務上,促進生產建設事業的飛速發展。

  在提高業務和技術素質方面,政府也起到了導向作用。1977年8月初,廣州市財貿辦公室舉辦全市財貿戰線學大慶「崗位練兵表演會」,70多名各行各類的普通職工參加表演。其中,紅巖茶葉店的青年女售貨員抓茶葉「一抓準」,廣大肉菜市場工人杜錫錦切肉「一刀準」,泮溪酒家的老職工梁朝樞用馬鈴薯雕刻生動別致、栩栩如生的花朵,堪稱「絕活」;市野生動物商店的3位女職工,只用了170秒的時間,就乾淨利索地把一條重40多斤、長達4米的大蟒蛇屠宰完畢。

  1978年5月,廣州市授予商業服務行業的50名優秀專業技術人員以技術職稱。這是從全市商業部門和服務行業層層選拔出來的,包括特級廚師、特級點心師、特級糕點師、宴會設計師、肉食加工工藝師、調味釀造工藝師、服裝設計剪裁技師、鐘錶修理技師、配鏡驗光技師、化驗師、特級理髮師、特級攝影師、特級洗染師等。通過選拔專門人才,不僅檢閱了商業和服務行業的業務技術隊伍,交流了經驗;也落實了黨的政策,極大鼓舞了職工們學科學、學業務的積極性。

  2. 禁絕商品「走後門」,建立管理制度

  在計劃經濟時代,商品實行統購統銷。人們把通過各種不正當渠道獲取所需物品的現象稱作商品「走後門」。20世紀60年代初,黨中央在全社會開展了一場反商品「走後門」的群眾性運動,使泛濫一時的「走後門」現象受到一定的扼制。 但由於計劃經濟體制沒有改革,工農業產品短缺的狀況仍然存在;加上極左思潮的影響,商業領域「走後門」「開後門」現象並未禁絕。

  粉碎「四人幫」後,禁絕商業「走後門」「開後門」現象,成為一項頗具群眾基礎的改革措施。當時,商業「走後門」現象是很嚴重的。1978年4月6日,《廣州日報》記者和北京路附近居民,在禺山肉菜市場外排隊買魚時見識了商品「走後門」之盛。在北京街革委會協助召開的座談會上,附近居民反映:禺山市場商品「開後門」「走後門」嚴重,不僅賣魚如此,賣肉、賣菜也是如此。當蔬菜少時,職工就留下大把的蔬菜;蔬菜多了,就把質量好、品種少的留下。

  1978年11月初,《廣州日報》刊登的群眾來信反映紅書市場存在「走後門」等問題。報社還特派記者進行多方的調查研究。記者還曾多次到紅書市場排隊。調查結果表明:紅書市場的問題確實是嚴重的,來信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有些甚至比信中說的還要嚴重。 此後,紅書市場對市場服務工作進行了認真的整頓。到1978年底,據群眾反映,紅書市場的服務面貌有了很大改變。

  3. 落實按勞分配政策,調動勞動者積極性

  這是當時整個經濟改革包括農村改革和城市企業改革普遍採用的一項改革措施。廣州商業企業自1977年起陸續貫徹按勞分配政策,各部門的做法各有側重和特色。

  (1)肉菜市場改進合作店、組的經營和工資制度,恢復獨立核算辦法,同時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定額管理、超額獎勵制度。過去,由於林彪、「四人幫」否定按勞分配政策,污衊定額管理、評工記分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對肉菜市場中原屬集體所有制的蔬菜合作店、組搞所謂「一步登天」的體制改革,取消了店、組的獨立核算,盈利虧本一個樣,使廣大社員和售菜員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挫傷。1978年7月,中共廣州市委蔬菜工作會議認真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決定改進市場合作店、組的經營和工資制度,恢復店、組獨立核算、共負盈虧的辦法,同時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定額管理、超額獎勵的制度。調整市場職工的上下班時間,提早開設,增加蔬菜服務部和零售網點,方便生產隊進場成交,方便市場購買蔬菜,並接受群眾對市場的監督。

  (2)市糖菸酒公司南粵商店實行「三定一獎」的計時工資加獎勵制度,有獎有罰,好壞有別。過去,南粵商店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職工中存在「幹多幹少一個樣」「服務態度好壞一個樣」和嚴重的商品「走後門」現象。儘管商店做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和制定了不少制度,但效果仍然不大。1978年7月份,南粵商店按照好壞有別、有獎有罰,服務的好壞和個人物質利益結合起來的原則,實行以櫃組為單位,定銷售、定利潤指標、定費用率,超額得獎的獎勵制度,分三類九等,每月對服務工作好的職工進行經濟獎勵,實行這種新的方法以後,職工勞動熱情高漲,出勤率、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明顯提高,出現了購銷通氣,人人關心指標,力爭多做貢獻的喜人局面。

  (3)廣州市塘魚批發部實行分項獎勵制度。1978年以來,該批發部對塘魚運輸、配售工作實行分項獎勵制度,收到較好效果。職工幹勁大,魚貨質量高,運輸費用降低,1978年上半年節約了代運費用37000多元。過去,塘魚批發部到產區順德、南海運魚,大部分靠外單位代運,費用很高,加上林彪、「四人幫」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一部分職工對魚貨運輸保管不重視,工作效率低,質量差。1978年,塘魚批發部開始自運順德塘魚的業務。為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黨支部根據生產的主要環節實行定質定量指標管理,對工作量大、效率高的職工給予計量獎勵。實行新辦法後,各機動運輸船在安全生產的基礎上努力多裝快跑。他們及早開航,及時疏倉,深夜裝魚,途中不停航,早回航,縮短了過載、捕魚的時間,保證了魚貨鮮活率,提高了航次利用率。在沒有增加運輸工具和人員的情況下,1978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加154個航次,增長幅度達55%。

  4. 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

  這是商業企業改革的特色內容,也是較早受重視的改革措施。早在1977年,廣州市服務局所屬各賓館和酒家飯店,在整頓服務工作中找出了在服務工作上存在的「冷」(服務態度冷淡)、「慢」(食品供應慢)、「自」(要顧客自我服務)、「髒」(一些食品不衛生)等問題,認真進行整改,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開展崗位技術練兵和恢復過去深受顧客歡迎的服務方法和服務項目。

  新亞旅店過去受「服務工作低賤論」影響,職工服務態度和服務質量不好。粉碎「四人幫」後,新亞酒店聯繫實際找問題,將改善服務態度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提出「四個一樣」的要求,即:接待熟悉和不熟悉的旅客一樣有禮貌,接待工農兵和華僑、港澳同胞旅客一樣熱情,接待住散床和房間旅客一樣周到,對繁重任務和平常任務的接待一樣講究服務質量,受到客人的好評。

  廣州市水產公司冰鮮批發部職工主動幫助外地漁輪做好生產生活補給工作。過去,外來漁船來廣州靠岸採取生產和生活資料,因人地生疏,很感不便。冰鮮批發部了解到這個情況,主動幫助他們搞好補給工作。他們根據漁船每一航次需用的食油、菜、糖豬肉、淡水、冰塊等物資的數量,提前與有關部門聯繫,做好準備,待漁船靠碼頭後,就把這些物資送上漁船,並且配合船上儲備淡水。為了使漁船用冰塊合乎生產要求,這個批發部還自行裝配一臺碎冰機,為外來漁船碎冰。

  珠江水產店增加和恢復服務項目,改進供應方法。該店過去認為零售麻煩,利潤少,工作辛苦,對零售工作不夠重視,店裡只開一個零售檔。1978年10月,該店調整了零售的比例,增加零售檔口。商品少時儘量壓縮機團供應量,增加零售供應;商品多時就到街上開檔,減少居民候購時間。他們還增設洗手盆、抹手布,供顧客使用;實行送貨上門,代客加工,代客打鱗、去腸腮,代客剝魚皮,去骨,起肉,深受顧客好評。聽取群眾意見是搞好服務工作的關鍵。每逢交易會前後,商店都召開供應單位採購員會議,廣泛聽取意見,並經常聽取顧客反映,不斷改進服務工作。

  5. 延長上班時間,恢復早市夜市

  商業服務業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上班一族。其中多數人無法在「八小時之內」購物和消費。這就要求商業服務業合理安排營業時間。但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商業網點大量裁併,供應範圍不斷擴大;經營管理也趨簡單化,營業時間與工業企業一致。例如,位於仁濟路口的珠江水產店,規定每天下午5點半鐘關門,魚賣不完就送到冷庫,第二天再賣,致使部分群眾買不到魚。粉碎「四人幫」後,該店改變了按鐘點關門的規定,根據實際情況適當延長營業時間,在魚多時,堅持把魚賣完才關門,有時他們到外縣調魚,魚貨運到時已接近關門時間,他們也堅持隨到隨賣。

  當時,廣州的早市供應問題日趨嚴重。主要原因是:一是買早點的人多了,上班上學的人都到外買早點。二是賣早點的供應點少了。1970年後,60多間飲食店和80多間糕點商店被撤。過去早點檔很多的廣大路口和清平路口一帶的小食店都沒有了,原來在秀麗一二路的糕點商店共11間,現在只有3間。三是早點供應的時間太晚。每天早上5時人們就開始買早點,6時至7時已是尖峰時段,而有些糕點商店到6時半或7時才開門營業。四是人力安排不恰當。有些早點檔,銷售高峰和其他時間人力安排一個樣。五是早點品種的產量和貨源分配不夠合理。 粉碎「四人幫」後,許多飲食店普遍增加早餐供應點。在工礦點、居民區、交通幹線、車站、碼頭,有的建早點亭子,有的推早點車子,有的擺早點攤子,供應各種各樣早點。不少原來沒有經營早茶市的酒家飯店,也增開早茶市,供應各種包點粉面。到1979年初,廣州市飲食行業的早點供應點已由原來的480多個增加到550多個;早點供應數量(不包括黃埔和郊區)由原來每天80多萬兩增加到120多萬兩,基本滿足了群眾的需要。不少飲食店還發揚傳統製作特色,努力提高早點質量,增加花色品種。

  延長服務時間,開設早市、夜市,按理說是企業內部的事情。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79年初《廣州日報》有「書記抓夜市」的報導。廣州市海珠區過去只有10間開夜市的飲食店;有些店晚上11點就不賣東西,遠遠滿足不了群眾需求,特別是那些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後想吃些小食品很困難。但是最近變了,這要歸功於抓財貿的區委副書記。為督促增設夜市,這位副書記來回奔跑於茶樓、小食店之中,找幹部、職工交談,研究解決辦法。當區委決定新開夜市店時,他親自帶領區財辦的人下去選點,並經常到各個點現場指導。一件件、一條條定了下來後,又到其他新開點去。與此同時,他還對原有夜市點進行檢查,發現問題立刻提出改進意見。全區夜市店普遍增加了食品花色品種,提高了質量。營業時間延長至晚12點,部分店還開到凌晨1時,群眾稱便。

  (二)個案考察

  從國營廣州市副食品公司十甫商店的個案,可以觀察商業企業改革較為全面的內容,以及商業企業改革異於工業企業改革和農村改革的特點,並可看到企業改革的歷史背景與起步艱難。

  1. 十甫副食品商店

  該店始建於1958年,是廣州市較大的經營幹果海味、南北各菜、調味佳品、糖果餅乾、土特產品的副食品商店,素有服務好、商品全的聲譽。後來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幹擾和破壞,商店的經營特色越少,大眾化變成了簡單化。在1978年春季廣交會期間,十甫商店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店的事:擺在櫥窗陳列的4隻熊掌被廣州酒家買去製作給外賓吃了。商店負責準備到外地採購熊掌。這時,有人提出:購進熊掌是重犯經營「高精尖」商品、為城市資產階級老爺服務的錯誤!為此,全店展開激烈辯論。商店黨支部因勢利導,讓群眾暢所欲言。最後,把極左路線在商業工作上流毒最廣、影響最深的「內傷」進行排隊,抓住典型事例,分清路線是非。

  第一個問題,經營熊掌是不是為城市資產階級老爺服務?商店黨支部聯繫這件事,發動大家討論:經營一些「高精尖」商品,是不是就背離了社會主義商業方向?全店職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大家算了3筆帳:一是看經營商品的結構,大眾化商品從來是佔絕大多數的。從前,十甫商店從三分半錢的沙茶粉到幾百元的燕窩、魚翅,供應品種達1500多個。其中所謂「高精尖」的熊掌、鮑魚、海參、魚翅、鱉魚肚等商品不過三四十種,佔2.5%到3%。二是看高檔商品的流向。來店購買名貴商品的顧客,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幹部和工人,還有一部分供應給賓館、飯店、酒家。這能是「為城市資產階級老爺」服務嗎?!三是看高檔商品的作用。不少名貴商品既有滋補強身作用,又有治療藥用價值,如燕窩、雪耳、鱉魚肚等。不少患糖尿病的人,多次專程來店選購鱉魚肚治病的。還有一些高檔名貴商品,供應賓館、酒店,滿足外事需要,也是服務於革命外交路線。通過這樣一擺一分析,大家認識到,經營一些「高精尖」商品,不僅不是「背離社會主義商業方向」,恰恰是執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活躍城鄉經濟。該店老職工康慎熙說:「一間社會主義商店,既要以大眾化的商品為主,又要經營一些名貴的商品,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現在,隨著生產發展,勞動人民的購買力日益提高。目前我們商店不是『高精尖』的商品太多了,而很少,不適應群眾的要求。」這樣就消除了採購熊掌的顧慮。他們積極組織商品,增加花色品種,活躍市場。

  第二個問題,「三聲」是不是「低三下四」聲?1978年春,十甫商店提出每個售貨員要做到顧客到櫃檯有迎聲、顧客詢問時有答聲,顧客離開時有送聲的「三聲」。但阻力不少。有人說是「點頭哈腰」「有損工人階級志氣」,怕迎錯了人、送借了客,被說成沒有「階級立場」。黨支部引導大家回顧十甫商店自1958年開業以來熱情待顧,受群眾表揚的好傳統。對比前幾年由於「四人幫」鼓吹「服務得好會出修正主義」的謬論所造成的對人民群眾感情淡薄,「一問三不答」的惡劣「官商化」作風。大家認識到接待顧客主動熱情,耐心有禮,「三聲」絕不是「低三下四」,正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商業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同志式的親密關係。由於統一了認識,去掉了怕字,十甫的職工決心把服務工作做好。他們摸索出熱情有禮,既自然又實事求是,不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的方法。接待老人或小孩,找款遞貨著重請他們點清拿穩;對排隊購買或來去匆匆的顧客堅持唱收唱付。菸酒櫃一改「飛煙」的習慣,將香菸連唱付款遞交顧客手裡,作為送聲,這樣做做,就很恰當。

  第三個問題,建立規章制度是不是「作繭自縛」?粉碎「四人幫」後,十甫商店很快建立健全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管理有了很大改進。但是有些同志認為,建立規章制度是「作繭自縛」,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腳。前段時間發生了兩件事。一位倉管員在上班時間擅自鎖上倉庫大門去看電影,恰好當天需要提貨,一時又找不到他,結果,只得把倉庫的鑽牛角尖鋸開。另一個運輸員小陳,僅1977年4月1-18日就遲到早退12次。領導批評他時,他還認為自己是貧下中農的子弟,領導「卡」他,是「沒有階級感情」。圍繞這兩件典型事例,黨支部組織大學深入批判「四人幫」。大家指出:黨有黨章,國有國法,一個企業要進行正常的生產和工作,不能沒有規章制度。這是客觀規律。商店訂閱的櫃檯紀律、服務公約、崗位責任制等規章制度必須認真執行。

  十甫商店聯繫實際解剖典型,做好服務工作的做法,收到良好的效果。廣州市二商局在該商店召開現場會,推廣他們的經驗,要求全系統各商店聯繫實際查「內傷」,大力撥亂反正。

  2. 廣州鐵路南站

  廣鐵南站黨支部放手發動群眾,採用典型分析的方法進行思想教育活動;把揭批「四人幫」和解決本單位的問題結合起來,大破大立,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他們的做法是:

  一是抓住反面事例,分清「要不要規章制度」的路線是非。打倒「四人幫」後,規章制度形式上是恢復建立了,但由於職工中路線是非沒有真正分清,規章制度並沒有真正落實。一次,一位貨主來南站追問:「兩車近百噸菸葉為什麼時間還沒有到?」經檢查,這才發現是由於交接制度不嚴格,貨票單壓在票櫃裡80多天,沒有通知貨主前來提貨,致使菸葉長時間在露天貨場日曬雨淋,造成國家的直接經濟損失。黨支部發動職工群眾抓住這個事例進行分析,深刻認識到「四人幫」鼓吹的「不要規章制度」是禍國殃民的反動謬論,從而進一步增強了職工們執行規章制度的自覺性。

  二是通過典型分析,分清「要不要鑽研技術業務」。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幫」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等反動謬論的影響下,有人把技術能手徐銘高說成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打倒「四人幫」後,這種「後遺症」還很嚴重。為了分清這個問題上的路線是非,南站黨支部發動群眾廣泛教育討論:「像徐銘高這樣的同志是不是『走白磚道路』?」大家對徐銘高的事跡進行了分析。徐銘高1962年由鐵路學院畢業分配到南站工作後,刻苦鑽研技術,不斷改進輕重配裝方法,每年為國家節約運力上萬噸,積累資金40多萬元。打倒「四人幫」後一年來,他在輕重配裝工作中又取得新成績,為國家節約運力2萬多噸,積累資金62萬多元。大家認識到,徐銘高為革命鑽研技術,正是他堅持政治掛帥的具體表現,不僅不是什麼「白專」道路,恰恰是毛主席指引的「又紅又專」道路。通過對這一典型的分析,大大激發了全體職工鑽研業務技術,大練基本功的革命熱情。各班組堅持做到每星期學習一次業務,每月有業務考試和練功表演,使業務技術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廣州鐵路南站的案例表明,改革並非易事。該站黨委為剎住私自向物資單位「掛鈎」買東西的不正之風,早就有「八不準」的規定,但講歸講、幹歸幹,向物資單位買東西的事繼續發生。有一次,幾個職工利用工作之便向物資單位買了上千公斤板慄與自己的親友私分,在群眾中造成極壞影響。南站黨支部嚴肅批評她們的錯誤,但她們拒不接受,「這是花錢買的,合情合理又合法」,還認為這是「矛盾向下」,有意整人。為此,黨支部研究決定圍繞「私自向物資單位掛鈎買板慄對不對」這一問題,發動群眾開展路線分析。為把這一典型事例分析好,黨支部幫助曾向貨主掛鈎買過東西的個別支委提高認識,讓他在群眾中進行現身說法;同時對買板慄的同志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啟發她們放下包袱,讓她們在班級和全內勤職工大會上進行典型引路。這使職工深受教育,通過人人擺、個個查,有70多人講了向物資單位掛鈎買東西的事實,並分析了向物資單位掛鈎買東西的嚴重危害。在是非界限分清之後,鐵路南站剎住了向貨主私自掛鈎買東西的歪風。

  三、歷史觀察與分析

  應該說,商業企業改革只是企業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1977-1978年間的經濟改革在當代中國迄今40年的經濟改革史上也不過是短暫而初步的早期探索。但透過考察的分析,可從一個側面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服務業改革的艱難起步,對於深刻理解中國改革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服務業改革的地位

  農村改革及國有工業企業的改革,在一開始就佔據改革的主流,吸引到眾多眼光的聚焦。但實際上,商業服務業改革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有其重要意義,也不是被動地滯後於工農業改革。

  1.商業企業內部改革的特點

  關於早期的企業改革,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於從政府「放權」的角度論述,研究對象也主要針對工業企業。但企業自身「練內功」的改革,是進行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的基礎和前提。

  擴大企業自主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一般所謂「放權」,是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的。即對企業實行經濟責任制,處理好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尤其是分配關係。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寧江工具機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氨肥廠、南充絲綢廠等6戶工業企業進行擴權試點,先後採取計劃利潤分成加超計劃利潤分成、全額分成和「獨立核算、國家徵稅、自負盈虧」等三種主要形式。這不僅實行獨立經營,自負盈虧,使企業不僅在盈利時要交納所得稅,而且對經營性虧損負責,擴大企業在產、供、銷和人、財、物以及訂價、擴大再生產等方面的自主權。商業企業改革方面,四川省1978年冬開始的擴大商業企業自主權主要有8項:擇優進貨權、靈活制訂物價權、利潤分成權、殘次滯銷商品權、靈活使用獎金權、人事管理權、懲處權、擇優招工權。1979年初山西擴大商業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在此基礎上增添了核銷財產損失權、費用開支權、營業時間調整權和廢舊包裝物料回收留成權。各省的做法也大體相似。

  前述廣州1977—1978年間商業服務類企業的改革,有「放權」部分,如擇優進貨權、殘次滯銷商品處理權、靈活定價權等。其他的多與工業企業類似。但改革不完全是政府對企業放權,而是落實按勞分配政策,企業改善自身經營管理有關。在政府方面來說,更多是督促和支持。這就是說,商業企業內部的改革,與一般所謂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內容的工業企業改革並不完全等同。

  2.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商業企業改革難度較大。首先,由於受計劃體制下「生產」觀點的束縛,政府重視工農業生產的產量,不重視商品流通與分配,漠視消費者需求。商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很不受重視,甚至受到人為的壓制。其次,商業服務業受意識形態束縛很深。商業領域的職工為消費者「服務」的觀念,常常被批判為是沒有站穩「階級」立場,專業化經營和精品路線被認識是「脫離群眾」。職工們根據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主人翁」的片面理解,對顧客缺乏應有的服務態度。在「文革」期間,甚至為海外華僑、為外賓服務也被認為是「投降」,是「卑躬屈膝」。第三,經營管理向工業企業看齊,抹殺商業服務業的特色與優勢。例如,經營時間與工廠一致,輕視服務質量與態度。

  商業企業的生產經營,較之工業企業更多涉及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商業企業的改革,也較早地擺脫了計劃體制的束縛,在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具有開闢性意義。因為,對商品流通的重視,就意味著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產品經濟模式的衝破。而商品市場的興起,直接衝擊了計劃體制本身。計劃讓位於市場,經濟計劃中的指令性計劃逐步讓位於指導性計劃。改革之後,商業企業特別是零售業的職工們,擺正了為顧客服務的位置,促進了市場經濟觀念的發育。

  總之,商業企業的改革,對於農村改革、工業企業改革和計劃體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服務業改革與發展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具有城鄉聯動的關鍵作用。一方面,已經開展起來的農村經濟改革帶動了生產,農副產品可供量增加,需要開闢銷路;企業改革帶動的生產發展,也使得傳統的計劃分配體制面臨打開銷路的問題。另一方面,服務業內部的改革為農副產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創造了條件。商業改革的成功,又為工業企業改革和對外開放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服務業改革的條件與動力

  廣州率先進行農副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種因素促成的結果。

  1. 改革依據和理論認知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服務業改革是在缺乏「服務業發展理論」的背景下進行的。這並不妨礙中國在其他舊有理論指導下推進商業和服務業的改革和發展。除「發展經濟、保障供應」外,毛澤東1959年5月曾批示:「工農商並舉,提得很好,一定要這樣做。貶低商業,商不掛帥,工農兩業是不會發展的。」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認為:商業工作是很重要的。因為商業是農業同工業的橋梁,是生產同消費的橋梁,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工農業生產,是不能沒有這種橋梁的。

  事實上,1977年12月5日發出的《國務院關於召開全國城鄉商業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的通知》強調要「要理直氣壯地促進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社會主義商品流通。」稍後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幫」第三戰役中,搞好清查工作,揭發批判他們破壞商業工作的謬論和罪行,把被他們顛倒了的是非一一糾正過來。 1978年5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國務院財貿小組撰寫的《駁斥「四人幫」詆毀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反動謬論》。同年7月7日,華國鋒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引用毛澤東1959年關於商業要「掛帥」的指示,並作出「商業和服務事業是同工農業並駕齊驅的重要社會行業」的論斷。 會後發出的第18期《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簡報》引述餘秋裡的報告說:「大城市和工礦區,要把組織好人民經濟生活,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大中城市的區級黨委要把工作重點轉到抓好商業服務行業上來」。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會議,對「四人幫」進行了組織處理,並恢復鄧小平黨政軍領導職務,中國政治氣氛向思想解放的方向發展。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主要集中於四個問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按勞分配,發展生產力,按經濟規律辦事。 1977年7月在南京舉辦的全國十大百貨商店「雙學」經驗交流會上,代表們聯繫實際揭批「四人幫」搞亂社會主義商業的罪行:反對發展社會主義商業,破壞商業企業管理,否定合理的規章制度和經濟核算;攻擊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是復舊,把大眾化搞成「簡單化」「官商化」。大家表示要一條一條地將被這些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建立健全起來,把改進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擺上議事日程,要認真抓、反覆抓。

  1977年11月,鄧小平在廣州考察並發表談話。他說:「三清」,要加個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復,省裡自己定的,現在就可以恢復。說什麼養幾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多養幾隻就是資本主義,這樣的規定要批評,要指出這是錯誤的。政策不對頭,是個關鍵,這也是個全國性的問題。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可以恢復的就恢復,不要等中央。

  2. 現實壓力最初主要不是知青就業

  前述學者指出,中國服務業改革起動的動機是「為緩解就業壓力」,也許符合1979年後中央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全國性改革的情況,但並不符合廣州1977—1978年商業企業改革的情況。

  在歷史上,廣州自古以來商貿繁華,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之一。「千年商都」的歷史積澱,深刻影響了廣州的文化傳統與地情特點。廣東經濟具有鮮明外向型特點,廣州第三產業相對發達。社會心理傾向中形成了濃烈的重商文化傳統,商品交換觀念和市場經濟意識深入人心。加上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對外開放渠道暢通,接受新思想觀念比較快,幹部群眾工作作風務實。

  廣交會採取省(廣東省)部(外貿部、外經貿部和商務部)共同舉辦的體制,廣州承擔廣交會大量會務工作。廣交會也影響到廣州改革與發展模式的戰略選擇。廣交會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縮影、窗口和標誌。廣交會半個世紀的歷程,反映了新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廣交會的舉辦,邁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一步。」 事實上,中國通過廣交會保持了與資本主義國家與地區不絕如縷的聯繫。「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廣東,主動承接港澳經濟轉型升級的產業轉移,在改革開放之初贏在「起跑線」上,喝上了對外開放的「頭啖湯」。

  論現實,廣州在商品供應上有超乎其他中心城市的壓力。每年兩屆的廣交會,出入廣州的外商和內地經貿人員,動輒數萬甚至十幾萬。而且廣東還同時承擔供應港澳的繁重任務,越來越不堪重負。1977年11月鄧小平考察廣東時,就對廣東省委負責人說:「要找幾個省共同出力解決香港供應的問題,光靠廣東一個省解決不了。供應香港、澳門,是個大問題。」 習仲勳1978年4月主持廣東省委工作後,很快了解到:「近十年來,廣東農業發展緩慢,農民吃不飽肚子,城市副食品供應緊張,可以說是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時任越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後來回憶:「當時有一件事對習仲勳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兌不了的魚票(五角錢)寄到他那裡,仲勳同志很有體會,就從副食品、蔬菜開始放開價格,蔬菜價格放開牽連到其他價格的改革。」

  (三)服務業改革的總體評價

  1977-1978年廣州服務業改革的早期探索,有轉折前的烙印和局限性。肯定「在徘徊中前進中」兩年改革開放的醞釀與準備,可以更為清楚地認識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轉折的歷史意義。廣州的服務業改革到1978年底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如不實現歷史轉折有無法持續之虞。

  一是「撥亂反正」的局限。服務業改革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基礎上起步,主要是恢復此前行之有效的做法。具體改革措施的選擇,出於解決現實問題的考慮比較多;還不是通盤的系統的全面改革,缺乏開創性。例如1978年7月廣州蔬菜購銷體制改革的「幅度議價」,主要是恢復20世紀60年代的做法。所謂「落實黨在農村的政策」,不過是1961年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制定的「六十條」。這當然是有局限的。因為在一二十年後,由於時間、條件的變化,過去的成效難以簡單複製。

  二是批「假左真右」的尷尬。服務業改革的合法性論證面臨困難;改革實踐有陷入進退兩難的危險。將極左路線定位為「假左真右」或「形左實右」,並將它與劉少奇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混為一談,出現所謂揭批林彪、「四人幫」鼓吹「自由採購」「自由訂價」「自由銷售」,大搞資本主義自由化罪行的怪現象。這就形成一種恐右症,導致過去的正確政策措施無法完全恢復。 而且,城市不像農村「山高皇帝遠」,當地領導無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藏著掖著。一有風吹草動就掀起軒然大波。例如廣州1978年7月的蔬菜購銷體制改革,群眾反應強烈,有些大廠到省委附近張貼大字報。廣州市委和廣東省委直接面對壓力,只得作妥協,改革成效也打了折扣。

  準確地說,改革的阻力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並未即時消失。從廣州市婦聯1979年初的「情況反映」可以看出服務業改革面臨的阻力:市場「繁榮」,但樣樣商品議價,加重群眾負擔;商業部門提高物價,「不得人心」;實行獎金制後,「現在樣樣右得很」。企業減員時職工退休退職,「這不是送,是趕。」婦女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證。放任自流,「民主變成了無政府主義。

  鄧小平指出: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1974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粉碎「四人幫」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了以發展生產力為全黨全國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發動了。

  從1977—1978年間廣州商業企業改革的情況來看,鄧小平的上述論斷完全符合歷史事實。許多商業服務類企業的改革措施是恢復1975年整頓時的做法,有的甚至在1975年底「批鄧」後頂住壓力,一直在堅持著改革。例如,廣州鐵路分局南站,1975年初在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的過程中,從車間、班組中請了8名覺悟高、鬥爭性強、群眾基礎好的工人同志到總支委員會「倒蹲點」,讓他們「橫挑鼻子豎挑眼」、抓「辮子」;同時針對過去存在的問題宣布約法「六章」,針對企業管理上存在的問題成立一個12人參加的「三結合」小組,由負責生產的領導帶隊深入現場,討論整改措施,使長期解決不了的一些問題,有了解決的初步方案和措施。

  十甫商店的個案表明,廣州商業企業改革的實踐可追溯到更遠。在1960年代初的調整「整頓時期,十甫商店針對各個時期的鬥爭開展「一事一競賽」。例如節日期間,關鍵是商品包紮、運輸趕不上,及時在這兩項工作上組織專題競賽。 在1970年代初又創造了「小項目」競賽的經驗,把商品陳列、服務質量、購銷計劃、經營管理等具體項目落實到櫃組、個人,逐項開展競賽。

  總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推動改革開放。但研究改革開放史和鄧小平理論發展史,不能搞簡單化的一刀切。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作者:歷史學博士,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黨建研究所副研究員)

相關焦點

  • 廣州:中國南部發展的啟明星
    全市下轄11個區,總面積743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530.59萬人,2019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36萬億元,集結了全省80%的高校、70%的科技人員,具有2200多年歷史,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中國歷史最悠久且唯一從未關閉過的對外通商口岸,素有「千年商都」的美譽,氣候宜人,森林覆蓋率達42.14%。
  • 五糧液:用經典致敬改革 廣州煥新出發
    過去40年內,廣東敢為人先、勇立潮頭,承載著中國人關於改革開放的集體記憶。誕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鼓型瓶」五糧液,見證了國家由弱變強,濃縮了幾代人關於建設與改革的瀝血之情,至今被行業視為經典,被消費者津津樂道。此次,五糧液走進廣州,發布經典五糧液新品,是用經典向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史敬禮,向偉大時代的每位建設者致敬。
  • 2018.03:我國服務業價格統計的探索與實踐(「服務業價格統計研究...
    對服務業價格進行統計,不僅是國民經濟核算的要求,也是觀察和反映服務業發展與供求關係的需要。90年代中後期,我國服務業價格統計的研究與探索工作即已起步。20多年來,價格指數編制之路起伏跌宕,實踐過程艱難曲折。
  • 中國擴大開放服務業 出臺十二項新政策
    中國擴大開放服務業其中包括:      優化服務業行業結構。強化對交通運輸、商貿流通、餐飲、公用事業、農業服務等行業的改組改造,推進連鎖經營、特許經營、物流配送、代理制、多式聯運、電子商務等組織形式和服務方式的發展。發展房地產、物業管理、旅遊、社區服務、教育培訓、文化、體育等需求潛力大的行業。大力發展信息、金融、保險以及會計、諮詢、法律服務、科技服務等中介服務行業。
  • 讀懂中國 | 在廣州,觸摸大變局中的中國脈搏
    而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的中國,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的同時,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 「察勢者明,趨勢者智。」11月20日至22日,以「大變局、大考驗、大合作——中國現代化新徵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2020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將在廣州舉行。
  • 改革開放新地標(前海篇):深圳前海 特在哪裡
    核心閱讀 自「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獲國務院批覆以來,「前海」概念,連同周邊金融、地產,成為深圳深化改革開放的新地標。2010年前,前海正如當年的蛇口小漁村,寂寂無名;如今,她是改革開放新地標。 特在「時空」 處在「黃金走廊」軸心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15平方公裡的前海均是填海造地而成。面積不大,但位置顯著:處於廣州—深圳—香港「黃金走廊」的軸心,又處於深圳機場與香港機場的中心。前海之特,除了其獨特區位優勢,也源於其所處的特定歷史節點。
  • 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歷史邏輯、現實意義與路徑探索
    對於中國而言,促進位造業與服務深度融合既是發展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也是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動變革,對於破解當前製造業發展矛盾,促進服務業的轉型發展與優化升級,提高我國製造業、服務業國際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借鑑發達國家經驗,立足當前國情世情,新時期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要圍繞要素結構提升、用戶價值提升、製造效能提升和拓展服務提升4個重要目標探索實現路徑。
  • 2020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中國為全球經濟復甦開出「藥方」
    中國的發展為全人類帶來了福祉,中國消除貧困的一系列舉措,為也全球扶貧作出了貢獻,正在全世界推廣。■聚焦「讀懂廣州」專題對話會上,專家為「老城市新活力」建言獻策「讀懂廣州才能更好地讀懂中國」當天上午,2020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配套活動——「讀懂廣州」專題對話會在廣州舉行。
  • 深圳前海特在哪裡(改革開放新地標(前海篇))
    面積不大,但位置顯著:處於廣州—深圳—香港「黃金走廊」的軸心,又處於深圳機場與香港機場的中心。前海之特,除了其獨特區位優勢,也源於其所處的特定歷史節點。過去30年,深圳在我國體制創新和製造業引進中,發揮了歷史性的先導作用。同時也面臨著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人口膨脹壓力大等挑戰。
  • 突出宏觀統籌 構建服務業發展新格局
    近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迅速,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技術的進步,服務業一些薄弱環節和共性問題開始顯現。近日,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印發了《關於新時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深化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來緩解目前服務業遇到的問題,提出要支持傳統服務行業改造升級,大力培育服務業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著力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品質。  《意見》的出臺有何重要意義?有何亮點?在新時代下,應該如何衡量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
  • 廣州中考明年正式進入實施改革的階段
    ■廣州市中考 26 日結束 , 明年起廣州中考改革正式進入實施階段。新快報記者 夏世焱 實習生 曾潤垟 / 攝。實行 " 全科開考 "; 簡化錄取批次 ; 部分非示範性高中也可自主招生7 月 26 日 11 時 50 分 , 鐘聲敲響 ,2020 年廣州中考落下帷幕 , 這也意味著廣州度過中考改革過渡期 , 正式進入實施改革的階段。
  • 促進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創新發展
    (二)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產值佔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日益提高,但也要看到,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尚處於起步階段,具有較為明顯的短板和弱項。具體表現為:服務主體規模小、實力弱,大型服務企業佔比較低;出於交易成本的考慮,對服務對象往往重大輕小,對小農戶的帶動仍需加強;服務監管相對滯後,服務標準、規範、合同、價格、平臺等方面的建設亟需跟進。二是農業生產性服務業自身發展尚不平衡。一方面是種植業和養殖業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總體來看是在種植業方面發展快,養殖、種養結合以及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方面發展明顯滯後。
  • 非法代孕生出雙胞胎 深圳衛健委稱「均屬個案」
    圖說:中國改革報記者採訪了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深圳市衛生監督局。對此深圳衛健委回覆中國改革報稱,根據該委對非法代孕行為及非法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行為的打擊情況,以及對近年接到的投訴舉報案件的調查,目前發現和查處的非法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行為均屬於個案,尚未發現系列違法行為。
  • 個案改變中國?--理論-人民網
    原標題:個案改變中國?   問題引入:   「社會問題司法化」背景下的影響性訴訟   「影響性訴訟」作為特殊的個案,因為公眾和媒體的力量,被賦予了「個案改變中國」的意義。對此我們有必要認真分析。   當前出現眾多的影響性訴訟,一個重要背景是社會問題司法化。
  • 王微:服務業發展水平與城市化程度密切相關
    原標題:服務業發展水平與城市化程度密切相關   編者按   城市化是人口由農村向城市遷移和集中,城市範圍和城市人口不斷增加,使城市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集聚場所並實現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城市文明轉變的歷史過程。
  •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高端航運服務業專項扶持資金...
    2017年3月,「中國前海」和「中國深圳」船籍港獲交通運輸部批覆設立,「中國前海」船籍港獲批標誌著前海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創新變為現實。11月22日,迅隆船務有限公司所屬「臺山」輪獲得深圳海事局籤發的第一份國際船舶登記證書,成為以「中國前海」船籍港登記的第一輪。
  • 促進服務業發展 這50家企業被達州市樹立為典型
    四川在線記者 袁城霖 達州觀察 鍾文博 卓峻帆7月22日,達州市服務業發展大會在巴山大劇院召開。會上,對促進服務業發展的先進工作單位和優秀服務業企業進行了通報表揚,包括8個縣(市、區)、21個市直部門和10個商(協)會、50家企業。
  • 奮進中的中國統計:我國服務業統計工作成就和展望
    在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實際工作中,將服務業視同為第三產業,即將服務業定義為除農業、工業、建築業之外的其他所有產業部門。截至2009年底,我國服務業增加值為147642億元,佔GDP比重為43.4%;服務業就業人數為
  • 特別報導:廣州產業升級譜系圖
    正如在整個中國的改革方陣中,廣東省是打頭陣,衝在最前面的地區,而上海等傳統的國家經濟中心則是中軍或者殿後一樣,在廣東省的改革開放方陣中,衝在最前面打前鋒的是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和廣東四小虎東莞、中山、順德、南海等新興城市,而穩坐軍中帳的則是省會城市廣州
  • 中國現代化的國家進程:歷史階段和類型特點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指從中國現代化起步到目前的歷史過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沒有統一認識。一般而言,19世紀中葉(1840~1860年)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分析可以從19世紀初開始,時間跨度約為180年(1820~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