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時-錢江晚報記者 章咪佳 陳驥
溫州，地處吳越與八閩之間，區域空間自古不大。今天的溫州，全市陸域面積12065平方公裡，海域面積約11000平方公裡。
其「局」不大，又地處偏遠、交通閉塞；既沒工業基礎，也沒有什麼優勢自然資源，能說出來的，都是不利條件，但溫州人卻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朵奇葩。
從當年街頭經典廣告「江南皮革廠」，到走遍全國的「溫州炒房團」，到全世界的小商品，再到經濟學上著名的「溫州模式」……
全世界人幾乎都有一種印象：「溫州人太會做生意了！」
然而我們真的讀懂了溫州嗎？
溫州文化學者洪振寧說：「對溫州人經商哲學的理解，其實是『因為會讀書，才會做生意』。」因此，溫州走出的浙商，有其獨有的底子——永嘉學派的影響，讓他們著眼於實幹，又能跳開物的本身，有著面海而生的廣闊視野。
浙江省社科聯與錢江晚報共同推出的「東海人文紀行」走進溫州，深讀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當我們觸摸自歷史沿襲而來的文化脈搏之時，又看到，當下的溫州人，影響著此時以及未來這片海陸之上的文化塑造。
（感謝文化學者洪振寧，作家哲貴，《溫州商報》高亞、劉海丹、歐苗苗，溫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潘忠強、副主席張京對本組報導的大力支持。）
瑞安方言館舊址
歷史上，溫州人是以會讀書出名的。
朱熹理學傳人真德秀說：「溫多士為東南最」。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滋養了一代代溫州人——兩宋時期，溫州著名學者多達240人，著作600多部；南宋100多年間，文科進士達1147人，其中狀元6人。新中國成立以來，溫州已有兩院院士27人。
而溫州的現代化，正因為對文化的重視，而在一百多年前就開始了。當時，這種現代化由一大批鄉賢人士舉辦新式文化、教育、市政、產業事業而肇端。
恰恰是文化底蘊和地域對生活於其上的人群的打磨，讓溫州的人文之潮，一旦湧起，便是奔湧向前的勢頭——2012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如今，5年過去，溫州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
過去的幾十年，溫州人走出、歸來，勾連著世界與浙江的關係，也創造出一種開放的樣式。
【永嘉學派，影響了溫州商人哲學】
溫州人有錢，有生意頭腦！這話有一些言下之意的。
生意人，常常在人心裡烙下和《包法利夫人》裡對布商樂樂一樣的刻板印象：唯利是圖，沒有文化。
寫下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樓拜當然是這樣認為，否則，溫州作家哲貴也不會說：「福樓拜對樂樂有過8次側面描寫，但正面、甚至中性的描寫一次都沒有。」
哲貴的小說作品，原型都是溫州人。但他認為，溫州商人是有文化自信的。
永嘉學館
在溫州永嘉縣的永嘉學館門口，記者「遇見」三位先生。南宋時期的薛季宣、陳傅良和葉適——他們是宋朝「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
「永嘉學派」最初由薛季宣提出，被他的學生陳傅良繼承；後來由政治家葉適集大成，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成為溫州人的文化淵源。
哲貴說，與理學、心學學派不同，永嘉學派的哲學思想是「道不離器」。「這是一種唯物哲學，認為客觀事物的『道』，必須通過具體的實物來認識；但同時，又不被實物體所束縛，是自由的，要創新的。」
溫州的商品經濟思想，可以追溯到永嘉學派說。今天溫州商人主張「實業興邦」，坐而論道容易，挽起袖子自己幹就難了！
「為了彌補溫州先天的不足，溫州人做事業的特點很明顯，特別勤奮，喜歡抱團。」 洪振寧說，所以溫州人通常多這樣的群像，不太有特別突出的個體。
洪振寧參與編寫的《十四個沿海城市開放紀實·溫州卷》裡，講述了近百個溫州企業家的創業故事。任選一個故事的片段，都可以以點窺面溫州商人的群像——
1991年，溫州商人王均金和大哥王均瑤在長沙做生意，一大群溫州老鄉都在一起幹。那年春節，大家決定回家過年。歸心似箭的溫州老鄉們包了一輛大巴回家，一路上風雨兼程，累壞了的王均瑤感嘆：「汽車真慢。」當時老鄉打趣他：「飛機快，你包飛機回去。」
沒有坐過飛機的王均瑤，把這話當真了，立馬從敲開湖南省民航大局的門開始實施。經過半年多努力，往返蒼南和長沙之間，蓋了100多個章，1991年7月，一架「安24型」民航客機，載著滿座的客人，從長沙飛回溫州。
這之後，王家兄弟不止包機50多條航線、每周200多個航班，還建立了自己的民營航空公司。
外人說：「溫州人這哪是第一個吃螃蟹，這是吃鱷魚！」這樣「膽大包天」的溫州人不是一個、兩個，是一堆、一群，無數個。他們心裡埋著先賢傳遞的哲學基因：著眼實事，敢為天下先。
【瑞安方言館，浙江最早的外語學院】
孫衣言、孫鏘鳴、孫詒讓、宋恕、陳黻（fu）宸、項氏兄弟等，他們不但是瑞安與溫州地區的文教大族，是大學者、學政、經學家、數學家、教授，而且身先士卒地倡導、舉辦了新式產業、現代商業和文明市政。
他們促使瑞安的學校、工廠、公司、郵政、碼頭次第興建，即使是在當時現代化事業中「開風氣之先」的江浙地區，瑞安也是「敢為天下先」，而走在大部分州、府、縣之前。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16日，瑞安先哲項湘藻、項崧兄弟倆創辦的瑞安方言館開學，這是浙江省創辦最早的外語專科學校。
清嘉慶年間瑞安縣城圖，紅點為項氏家族住宅位置（資料照片）
瑞安僻處東南海隅，沒有天時地利優勢，卻能領全省之先創辦學習外國語言的方言館，決非偶然。
1860年代，北京、上海、廣州舉辦同文館、廣方言館（都是外語學校，專為培養外交、翻譯及準備出洋留學的人才）的時候，其他城市並無興辦新學的舉措。
甲午戰爭後，面臨列強的宰割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強力衝撞，有識志士紛紛呼籲開啟民智，傳播西學，興學圖強。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瑞安鄉著名經濟學家、維新教育家孫詒讓先生，和項湘藻先生等積極呼應，在浙江省內率先創辦學習算學的學計館，和外語的新式學堂方言館（老大自居的清政府素以「天朝」為中心，外國語言也只能和地方語言一樣被稱作「方言」）。
瑞安方言館分為西文（英語）、東文（日語）兩班。東、西文兩班各招收學生二十五名，專修通用的英、日語文，兼習世界歷史、地理常識。
孫詒讓編寫的《泰西史約》被採用為課本，捐贈的中外輿圖也在教室中陳列。外文專任教習高薪聘請上海聖約翰書院（1906年始稱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蔡華卿擔任。辦學經費來自社會的募捐和學費收入，學費每生收五十銀元。
1902年，瑞安紳學界根據清廷「所有書院均改設學堂」的詔令，將學計館、方言館合併，改辦為瑞安普通學堂。
方言館辦學五年，雖然所教所學的只有英文、日文和史地常識，但一些學生學有所成，當時瑞安赴東、西洋留學的青年差不多盡出其間。
有些學生考入國內外語學校學習，有史料可查者有：項驤、蔣鹹平、項漱泉、項樸如等。
項驤故居，瑞安市文保單位
蔣鹹平從上海教會學校——尚賢堂攻讀英語畢業，先後任溫中、平中、瑞中英語教師，是瑞安最早的外語教師之一，著有《英語語法》。
最為出名的是項驤，先去上海南洋公學學習，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獲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參加清廷舉辦的留學生回國殿試，獲一等第一名，時稱「洋狀元」。民國成立後，他曾任財政部次長，鹽務署長及全國鹽務稽核總辦等職，其生平載入早期中國名人錄。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