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契丹、女真、蒙古相繼崛起於北方草原，逐鹿爭雄。繼契丹、女真先後建立王朝後，蒙古族憑藉雄才大略的鐵木真及其子孫數十年的徵戰，三次西徵及南下滅宋，建立了橫跨歐亞的世界帝國，締造空前鼎盛的遊牧文明。元朝以後，蒙古族雖然歷經分裂與興衰，但仍固守北疆草原，世代繁衍，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歷經遊牧民族興衰更替的中國北方草原，在十二世紀又孕育締造了遊牧民族的雄傑——蒙古族。它集遊牧文化之大成，憑藉馬背民族強大的機動力，橫掃歐亞大陸，建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蒙古帝國和大元王朝，發出了震驚世界的號令。經明及清，蒙古族作為北方草原的主體民族，世代繁衍生息，蓬勃壯大，延續至今八百餘年，將草原遊牧文明發展到鼎盛。
蒙古民族國家政權的建立與更迭
蒙古高原的東部，沿今中俄邊界有一條蜿蜒東流的長河，叫額爾古納河。很久以來，它被蒙古人視為神聖的母親河。由於它的滋潤，呼倫貝爾草原水草肥美，蒙古族得以在此興起並走向外部世界。
蒙古族源於古老的東胡系室韋部的蒙兀室韋一支。公元七世紀，蒙兀室韋首次出現在唐代文獻中。他們當時生活於額爾古納河以東的興安嶺之中，過著半狩獵半遊牧的氏族生活。相傳在一次部落戰爭後，蒙古部只剩下男女四人逃往額爾古納山，至山中奇遇一片水草肥美的草原，這兩對男女遂結為夫婦，在此居住。後來由於人口、牲畜的繁衍，便向外尋找空間，於是他們伐木堆積，用畜皮製成風箱，從此走出崇山峻岭，走向廣闊的草原。
大約在九世紀時，蒙兀室韋離開了額古納河西遷到斡難河(今鄂嫩河)源的不兒罕山(今肯特山)一帶駐牧。在新駐牧地肥美水草的滋養下，蒙古部逐漸成長壯大。十世紀契丹族建立王朝時，蒙古(稱或盲古子)分衍為兩大支系的大小許多部落，曾一度結成鬆散的部落聯盟，與毗鄰居住的塔塔兒、克烈、乃蠻等強大的部落，因牧場、牲畜、財富而時常交惡。
到十二世紀，女真族建立金王朝取代遼統治時，激烈的兼併戰爭愈演愈烈，蒙古草原陷入「天下擾亂，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狀態，再現了往昔草原群龍無首的混戰歷史。飽受刀兵戰禍的草原牧人渴望統一，歷經了金、西夏、南宋各政權分立對峙的高原之南的農民也祈盼息戰，迫切要求一統的時勢推動著英雄的出現。
十二世紀六0年代，蒙古乞顏部孛兒只斤氏族貴族之家誕生了鐵木真，即後來以雄才大略震驚世界的成吉思汗，少年的鐵木真飽嘗著喪父和家道沒落的痛楚與艱苦生活的磨難，在其父昔日盟友幫助下，日漸崛起，勢力漸強。公元一一八九年，鐵木真為乞顏貴族推舉為汗，開始統一蒙古的事業。他結交那可兒(伴當)建立一個堅強有力而絕對聽命於他的權力機構，以鞏固自己的汗權。經過十幾年軍事徵戰，先後攻滅了塔塔兒、克烈、乃蠻等部。一二〇六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舉行大聚會，高樹九旖白旗(最威嚴和聖潔的旗幟)，共推鐵木真為全蒙古大汗，尊號成吉思汗，建立東及興安嶺，南鄰金朝，北至貝加爾湖的國家，其轄地內居民，均以「蒙古」為名號，締造統一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即位後致力於建立一系列國家機構和統治體系。在整個蒙古草原推行領戶分封制，將部眾按十、百、幹、萬戶組編，平時從事生產，戰時隨行出徵；並以千戶為單位分賜給自己的母親、諸弟、諸子等黃金家族成員，建立以他為核心的統治秩序。從百戶、千戶中挑選精兵組成直接聽命於大汗的常備武裝——護衛軍；命人將蒙古社會習慣法及他本人整軍治國的訓言整理錄著為第一部習慣法。與此同時，這個方興未艾的遊牧政權以強大的武裝力量和優越的軍事組織向鄰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在幾乎整個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率領蒙古鐵騎先後三次西徵，多次南下，踏及東迄黃海、西至多瑙河的廣大地區，將所得土地分封諸子，建立橫跨亞歐的蒙古帝國。
二一六〇年成吉思汗孫忽必烈登汗位，建元「中統」，一二七一年定國號「大元」，以大都(今北京)為政治中心。忽必烈倚重漢地文人謀士治國，在中央、地方分設中書省、行中書省等機構，以強化中央集權。不久，發動消滅南宋的戰爭，終於一二七九年攻滅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統一，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遊牧民族的分裂與衰落
忽必烈死後，圍繞皇位繼承發生的爭鬥此起彼伏，皇位更迭頻繁，遠處中亞東歐的四大汗國紛紛自立門戶。一三六八年，元王朝在反元起義軍的強大攻勢下，失去了對全國的統治權。元王室及一部分族眾退回蒙古草原，仍保持政權，並具有一定的軍事實力，與明王朝南北對峙，史稱北元。在以後的二十年間，雙方曾多次發生戰爭。明朝在北部邊境建立了嚴密的防禦體系——長城，設置邊防重鎮，與此同時，明朝還與蒙古各部開展通貢、互市為特徵的貿易，用以籠絡蒙古諸部落。
蒙古族在此時分裂為東北兀良哈部、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東部韃靼(蒙古本部)三大集團。各部相互攻戰，混鬥不止，非黃金家族嫡系蒙古瓦剌部曾短暫地統一了蒙古。蒙古草原在割據混戰中又度過了百年，十五世紀八十年代，被視為元裔正統的韃靼部首領達延汗崛起，統一蒙古諸部，將奪回領地重新分封給黃金家族子孫，建立萬戶制度，重建蒙古的封建秩序，並與明朝保持和平的貿易往來。至十六世紀初達延汗死後，蒙古形成的漠北、漠南、漠西三大割據勢力，復又混戰爭鬥不已。右翼土默特萬戶俺答汗以今呼和浩特烏中心稱雄漠南，打擊瓦剌，攻取青海，經與明朝的攻伐後罷兵言和，與其妻三娘子同明朝維持和平互市達四十年之久。
蒙古部自俺答汗去世後，又復分裂割據之中。此間崛起於東北建立後金政權的女真族，在其首頷努爾哈赤及其子皇太極統領下，於一六三六年徵服漠南蒙古諸部，同年，皇太極在盛京(今瀋陽巿)即帝位，改國號清。漠南蒙古諸部臣屬於清，從此驍勇善戰的蒙古騎兵成為清王朝大舉南下，攻滅明朝，問鼎中原，統一全國的尖兵。由於清廷優待蒙古，至十七世紀末，漠北漠西三部蒙古均併入清朝。
清初，清廷在中央設置蒙古衙門(後改為理藩院)，專管蒙藏少數民族事務。以達延汗的分封制度為基礎，對陸續歸附的蒙古部編旗設盟，推行盟旗制度。旗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基本軍事行政單位，盟是中央政府對各旗監督機構。旗之行政軍事長官稱為扎薩克，選自於功勳卓著的蒙古貴族；盟首領為盟長，從所屬各旗旗長中遴選。清廷不僅允許蒙古貴族在各自轄地內享世襲特權，且依功秩授爵位，並以滿蒙世代聯姻為一大國策，既對其進行嚴格控制，又心誠待為股肱之臣，使之成為清王朝北疆堅固的長城，為維護清王朝穩定和統一作出重大貢獻。
遊牧文明的高峰時期
蒙古民族自蒙元王朝崛起，經明及清，社會經濟生產、生活方式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將遊牧文明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蒙古民族藉蒙古高原獨特的自然環境，以發展畜牧業為民族生存之本。蒙元王朝時期頒行了一系列保護畜牧業生產的政令，設置專職人員掌牲畜牧放、管理。同時，在保護牧場、搭蓋棚圍、貯存飼草、打井養畜、選種繁殖等畜牧生產技術上，有前所未有的成就。畜牧業尤其注重孳息馬群，成為國家一貫的政策，甚至對買賣馬匹的罪犯施以重刑。元朝在全國設十四個官馬道，半數在草原地區。中央設「太僕寺」為專門的養馬機構。當時民間流傳「朔方戎馬,芻牧萬群肥」的詩句，是畜牧業空前繁盛的寫照。
蒙古馬以身材不甚高，卻極耐勞、善長途奔跑的特性，馳名於當時世界。成吉思汗時代的驛站制度，就有賴於蒙古馬的快捷結合騎兵的優勢而建立。與明朝的戰爭一度造成了畜群損失，經中後期的恢復發展，牲畜數量和畜牧生產技術水平超過了元代。清代國家統一、社會安定，進一步促進了畜牧業的生產發展，特別是蒙地劃定旗界，保障了牧場範圈及合理利用，生產技術進一步提高，牲畜增殖迅速，乾隆年間僅商都兩牧場共有大小牲畜五十餘萬隻，由此可見蒙古地區牲畜熾盛。
蒙古在重視畜牧業的同時，亦發展農業。元代時為解決軍需而開展軍屯＇由政府撥發農具、耕牛、種子，並推行扶植農業的鼓勵措施。忽必烈在中央設置專門掌管農桑、水利的「大司農司」機構。十四世紀初，漠北形成和林、稱海幾個屯墾中心。在漠南一些宜耕的地區，由於與漢族有廣泛的接觸，蒙古族民眾漸從專營牧業轉向兼營農耕。達延汗以後，特別是俺答汗和三娘子統治時代，對漠南的墾殖頗有成效，至十六世紀末，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一帶的土默川不僅種植谷麥豆黍，還栽培瓜芥蔥等菜蔬。清代，這裡從事農耕的蒙民日益增多，尤以靠近長城沿線的狹長地帶為盛。晚清形成了河套和西遼河流域兩大農業區，蒙古地區經濟呈現出以牧業為主農業為輔的多元化格局。
蒙古手工業發展極富民族傳統，蒙元時隨著工匠擁入，官營匠局興盛。僅元上都就有官辦的毛氈、皮革、馬具等製造局六處，工匠達數千人之多，其規模之大、分工之細，為前代北方民族所未有。生產的馬鞍可與聞名的契丹鞍相媲美，內蒙古地區有多套蒙元時代製作的鞍馬器具存世。陶瓷燒造、金銀器製造、紡織等業均空前繁盛，其工藝精湛，精品迭出。元大都、上都等城市的興建，驛路的通達，以這些城市為依託，商貿活動蓬勃開展。內蒙古地區發現的多枚元代紙幣、八思巴文銅幣、察合臺銀幣，是經濟發展商貿繁興的物種。興建於明代的歸化與清代綏遠、多倫諾爾、庫倫等城市日益成為商業中心，不僅連接中原與內外蒙古，而且也是溝通中亞、東歐貿易的樞紐。
蒙古族由遊牧、狩獵所決定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獨具特色，明清由於蒙地的封禁，其傳統的生活方式更加純熟，並有許多開拓性創造。
元代蒙古族男女皆著右衽交領長袍，腰間打褶，以帶束之，根據主人身分、地位差異，有以狐皮等珍貴皮毛製成的袍，吊布、綢、緞為衣面，也有直接以狗、山羊皮製成。元代內廷遇有朝會、慶典舉行宴食時均穿戴指定的衣冠，稱質孫服(即一色服)。天子至百官的質孫不僅有冬夏之別，且有精粗之制。男女服下皆著靴，男子戴棲鷹帽，婦女(上層婦女)以顧姑冠為飾，這種服制一直沿續至明代。由於受割據分立的限制，加之各部歷史文化傳承的差異，至清代逐漸形成了大風格統一，又獨具特色的服飾特徵，尤以婦女服飾啟甚，成為蒙古族服飾文化發展最繁榮階段。
蒙古族素以食肉奶酪為飲食文化特徵，畜肉的製作方法有火燎、煮食、晾曬等多種。元代蒙古人喜飲酒，特別對馬奶酒的需求量很大。酒具的製作也盡顯精美、華貴。明以後，農業發展及與中原互市，使米、面、雜糧、蔬菜等在蒙民生活中所佔比例日趨增大，他們喜飲源於內地的茶葉加鮮奶熬煮而成的奶茶，磚茶一度在清代交換中當作一種流通商品。蒙古族使用的飲食器具，質地多為銅、銀、木，造型獨特，種類繁多，既便於遊牧遷徙，又具實用性和美觀。
蒙古族居室被稱為穹廬、氈帳，是圓形拱頂輕便可移動式建築，在蒙元時製作工藝達到極高的水平。貴族用包形制之大、裝飾之豪華，超過前代。據西方人魯不魯乞所見，有一種巨帳裝置於車上，內徑可達三十英尺寬，並用二十二頭犍牛拉載，帳中間有四根包金雕龍柱支撐，既可遊牧又可徵戰。普通牧民居住的蒙古包經過改進之後，明代出現了折迭式支架、圓天窗、尖頂演為圓頂的蒙古包，更適於遷徙和運載。後俺答汗對漠南蒙古農業開發，佛教的傳入，蒙古族日趨走向定居，及至清代漢式建築形制更多地為蒙古人所亦成為他們居住的式樣之一。
蒙古人傳統的交通運輸、驛傳、作戰騎乘以馬匹為主，也用駝、牛、車輛運載。用於馭馬的鞍具由原來的古拙、厚重，變得愈加輕巧、精緻，實用性不斷增強，出現用於遊牧生活和長途行軍作戰等不同功用的鞍具。伴隨著明清與中原經濟聯繫的加強，道路的開拓、暢通，車輛載運量日益增大，明代時漠西就有一次造車達三千餘乘的記錄。
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蒙古文化在蒙元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誕生後，呈現兼容並蓄、多元融合的特徵。明代的分裂割據曾一度阻礙其發展，後期與明互市的開展及黃教傳入蒙古，蒙漢、蒙藏文化交流更加突出，及至清代，蒙古族文化愈加豐富、精採。
蒙古帝國初建時深受突厥文化影響，使用以畏吾兒字母拼寫的蒙古文字，兼用漢字、契丹字。元朝時命西藏名僧八思巴，據藏文創製蒙古新字，只頒行於官方文書或印篆、碑銘、牌符、錢鈔之上，元亡後不再使用。畏吾兒體蒙文仍通行診民間，後經改革更適合蒙古語特徵，即今仍然使用的蒙古文字。清初在此基礎上又創製了託忒文字，即衛拉特文，但未得廣泛應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字母表，對後來清太祖努爾哈赤創製滿文產生了很大影響。
統一的語言文字促進了文化發展，蒙古族的歷史、文學成就卓著，元代作了蒙古族第一部歷史、文學名著《蒙古秘史》，還以漢文編修了《宋史》、《遼史》、《金史》等多部史籍，三朝正史，銀量列為中國歷代重要典籍二十四史之一。明清兩代蒙古歷史學家又編纂《黃金史綱》、《蒙古黃金史》、《蒙古源流》八代等多部著作。
《蒙古秘史》在文學上的價值值頗高，全書幾乎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美麗的詩歌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其文學形式、語言技巧等方面的豐富，集中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文藝精華。明代蒙古族的口頭文學又有新發展，《江格爾》作為史詩中的代表作，其篇幅結構、故事情節具有遊牧民族說唱藝衙的特點，每一章以酒宴為開始和結束，塑造一個中心人物，構唱一段完整故事。其精巧的構思，豐富多彩的語言，濃厚的抒情風格，將蒙古族的英雄史詩推向高峰，這部史詩有蒙文、託忒文、漢文等許多抄本。
蒙古語言文字學的日臻成熟，用蒙文翻譯漢文典籍和佛經的工作開始於元。明朝於十四世紀末，組織蒙、漢、回等族學者將最早的歷史名著《蒙古秘史》譯成漢文，使此書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伴隨著黃教傳入蒙古地區，不少藏文佛經被譯成蒙文，其中《甘珠爾經》不僅收集了蒙古大量詞彙，且吸收了印度、西藏語詞，使蒙古文字和語法進一步得到規範。
蒙古族的歌舞藝術，既繼承遊牧文化傳統，又吸收其他民族優點，內容豐富。在元代時他們以胡琴、火不思、箏、琵琶等樂器演奏大小曲，並徵西夏、金舊樂御用煙宮廷。宮廷樂舞亦十分繁雜，祭祀、朝會等上演特定的樂章、樂舞。明代，蒙古族口頭文學往往在樂器的伴奏下，以說唱的形式表現。源於牧人生活的長短調民歌、民間舞蹈，不僅體現了遊牧民族在發展時期的沸騰熱情和浪漫精神，而且成為世界藝術史上的瑰寶。
元代在天文和醫學等科技方面的成就亦十分令人矚目，參照歷代曆法創製了更為準確的授時曆。蒙古族天文學家明安圖，他在清廷欽天監任職中，將漢文天文學著述譯成蒙文，在負責觀測天體測量日影的工作中，積累了大量天文資料，參加了官修《曆象考成》的編寫。此外，尚著有《割圓密率捷法》的數學專著，成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少數民族科學家。
在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照壁上刻有一幅蒙文天文圖，反映了清代蒙古天文學發展水平。蒙古族傳統的醫學有悠久的歷史，而漢、藏醫學的傳入，促進其發展。元時，中央設置太醫院，掌醫事，以傳統療法為諸王、勳戚醫病。明代以降，蒙醫吸收藏醫基本原理，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寫出不少蒙醫著作，對蒙醫藥進行系統描述。
對蒙古族文化產生深刻影響的宗教，經歷從原始宗教薩滿教為主的多教並行，演為倚重藏傳佛教，其影響深遠。北方遊牧民族普遍信奉薩滿教，它以崇奉天地山河日月等自然萬物為特徵，薩滿兼幻人、卜者、醫師於一身，起著溝通天人的作用，在元代統治階層中佔有極高的地位。源自境外的景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西藏佛教，並存於蒙元王朝。後藏傳佛教地位日升，漸凌駕於各種宗教之上。明前期蒙古的分裂曾一度阻隔了藏傳佛教勢力的發展。直至十六世紀中後期，俺答汗將藏傳佛教後起一支格魯派(黃教)引入蒙古草原，滲透到蒙古族生活和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甚至成為清統治者之治國方略。而蒙古文化中因加入梵藏文化、滿文化等因素更加豐富。
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體，是中國當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長期保持多元內在氣質所必需的重要物質和精神財富之一。現代蒙古族文化在與異質文化碰撞激蕩中不斷地發展，在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中，愈顯得更加凝重和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