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疫情發生期間，
紀錄片《中國醫生》不動聲色地火了起來，
播出僅20天，豆瓣評分就高達9.3分。
攝製組用長達一年的時間，
跟拍了中國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醫院裡
20多位醫護人員的生存現狀，
不擺拍、不渲染，
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實記錄。
在被拍攝到的醫生中，
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漢的一線戰鬥：
浙江省人民醫院的何強副院長、
四川華西醫院ICU的尹萬紅醫生、
西交大第一附屬醫院的施秉銀院長。
很多人忽然意識到，
醫生們在疫情一線的奔波忙碌，
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
有網友給《中國醫生》留言：
很幸運，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著。
我們對總導演張建珍做了專訪，
她說：
「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之下，
他們真的是在徒手搶救，
我更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
所有醫生都可以被善待。」
撰文 張翔宇
圖片來源 趙醫生
2020年初，剛上線沒多久，《中國醫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條短評和77條劇評：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中國醫生》來得正好。」 —— Sellynn
「中國醫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記我們也是普通人。」 —— 弓長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國醫生太難了……」 —— 表姐電影
《中國醫生》，是國內第一部以醫護群體作為主角的大型醫療題材紀錄片。據統計，中國醫院每天會有2000萬人就醫，但醫生卻只有400萬左右。
張建珍導演說：「中國醫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能承受這樣的壓力。」
攝製組將鏡頭對準了中國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醫院，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紀實拍攝。每家醫院見過的醫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從頭到尾地採訪一遍，最終選出3到5位進行拍攝。
最終拍攝了20多位，有世界頂級的醫學專家、有僅28歲的年輕住院醫生，還有普通的護士……絕大多數是三、四十歲的醫生，因為他們是中堅力量。
很幸運，孫自敏，是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醫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單中心臍帶血移植數量目前全球領先。
孫自敏，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內科主任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孫自敏沒有救活一個白血病患者，她覺得醫生沒辦法幹下去了，因為支撐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連她的大學同窗同學，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終，她卻憑藉驚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南京鼓樓醫院骨科主任邱勇，在法國學習、工作了8年後，毅然放棄法方提供的高薪職位，回到了南京鼓樓醫院。「作為中國的醫生，我更想為中國的病人看病」。
為了能給更多的患者問診，他在醫院同時開設了5個診室，巡視式地看病。最誇張的一次，是他在一個400人的禮堂裡問診，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
很多病人光掛號就排了2個月，最終發現醫生只給看了30秒。張導說：「像邱勇這樣的醫生，其實是依靠卓越的專業性，非常高效地對病人做出診斷。」
王東進，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王東進，也是南京鼓樓醫院的醫生，他所做的主動脈夾層手術，是危險係數極高的一種手術。如果搶救不及時，主動脈夾層的致死率高達50%以上。
因為常年進行手術，他的身體並不好。王東進很擔心：「心臟外科的醫生必須得身體好，身體不好，站臺站不住是會被淘汰的。」
目前，正在武漢疫情一線的尹萬紅醫生另外，紀錄片拍攝到的醫生中，浙江省人民醫院的何強副院長、四川華西醫院ICU的尹萬紅醫生、西交大第一附屬醫院的施秉銀院長，此刻全部在武漢疫情的一線「戰鬥」，施院長是國家衛建委組織的第三批奔赴一線的專家之一。
有網友給《中國醫生》留言：很幸運，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著。
不擺拍、不製造矛盾，《中國醫生》從2017年10月份開始拍攝，每家醫院歷時1個月。進入到後期剪輯以後，又補拍了好幾次，最終的素材量竟達到了3000多個小時。
張建珍，《中國醫生》總導演這是張建珍導演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視研究學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後，她決定自己幹。
張建珍（右一）與父母及妹妹、姐姐的全家福2008年，她的雙親曾先後被查出癌症晚期，這讓她有了在北大醫院整整一年的陪護經歷。和每個病患家屬一樣，張建珍親自查閱資料、論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動求助醫生。每天早晨8點，主任醫師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鐘，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時刻。
父母去世後，她提交了一份醫護題材的影視拍攝方案，最終從浙江衛視向社會徵集的500個方案中脫穎而出。
鏡頭全部是跟拍的，張建珍的原則只有兩個：第一就是真實，第二是不渲染、不誇大。「這是我想追求的一種敘述方式，不會為了製造衝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會覺得平淡，但事實上它是波瀾起伏的。」
紀錄片最初的名字是《醫心》，但張建珍並不想強調這一點，播出之前她主動提出了修改。
拍攝難度最高的區域：急診室這部紀錄片一共有九集。拍攝到了腫瘤科、婦產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幾乎涵蓋了醫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診科，是所有拍攝中難度最高的。
說服病人及家屬接受拍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九集紀錄片，溝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醫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屬本來就低落，還要接受媒體拍攝。張導說：「在醫院，被拒絕才是常態。」
每到一位家屬，王軍就會溝通一次病人的救治情況急診室的特點是突發性，很多病人送來的時候，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搶救時機。「光是如何把這種情況告訴家屬，急診醫生每天會進行許多次的判斷和抉擇。」
97歲老人從兩米多高摔落南京鼓樓醫院急診科的主任醫生王軍，就碰到過這樣的難題。一位97歲的老人從兩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診科搶救的過程中，心臟驟停了數次。王軍覺得搶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斷地要求醫護人員進行胸部按壓，直到老人的家屬全部到場，自己更是不停地給家屬解釋病情的變化。
即便醫生已經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這種醫患關係下，還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屬心裡也會得到稍許的安慰。
王軍溝通後還有一名因為肺癌導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診室，幾乎無法救治。當時王軍建議不要採用創傷性治療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屬仍堅持給老人插肺管。王軍說：「我沒辦法替家屬做任何選擇，但如果換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嚴地活著。」
急診室的拍攝需要蹲守，病人突然來了，只能趕緊跟拍。每次拍完之後，張導都要求現場的拍攝導演詢問醫生病患的詳細情況。「即便拍完整個過程，攝影師也不明白醫生究竟做了什麼。因為除了醫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個流程，就毫無意義。」
急診滿意度最低，只有不到50%最初設定的拍攝，以危重病例優先，為了顯示醫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藝和治療手段。但隨著拍攝不斷深入，張建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樓醫院急診科的腸梗阻病人，他已經89歲高齡。腸梗阻這種病症，做手術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進行身體檢查之後，醫生發現他還患有心臟病。
如果不做手術，就意味著等死，如果做手術，很可能下不了手術臺。更糟糕的情況是，即便手術成功，術後患者仍需要在ICU裡維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礎費用是2萬，最後的結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為併發症去世，人財兩空。
王軍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訴了家屬。但家人商量了5個小時，仍然無法作出選擇。
張建珍說：「生或死、是與非、進和退，每時每刻都在這裡交織。醫生顯得更加冷酷無情，所以在對醫生的滿意度調查中，急診最低，滿意度不到50%。」
後期拍攝的重點發生了轉變，張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個人頭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才是最關鍵的。」
尿毒症患者最極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周需要到醫院3、4次，每次就醫4個小時，跟上班時間差不多。
從生病開始，病人似乎就和醫院籤署了終身的契約。「人到了這種境地，就需要學會和病症和平相處。醫生不僅僅是給患者進行身體的治療，更多的是心理建設，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這是張建珍在拍攝中明白的道理。
徐曄，是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的住院醫生，他今年28歲，剛剛博士畢業，也是紀錄片中年齡最小的一位醫生。他所工作的燒傷科，是一個非常「慘烈」的科室。
拍攝中，一對老夫妻因煤氣爆燃而導致全身燒傷，男患者老劉燒傷程度高達95%，因為家境困難，老劉的妻子被送回鄉鎮的醫院，而他也從ICU送到了燒傷科。沒過多久，因支付不起醫療費用，最終家人在沒有告知徐曄的情況下，悄悄為老人辦理了出院。
病人走後，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但學會理解並接受病人及家屬的選擇，是年輕醫生必須學會面對的事情。
最可愛的醫生：腦卒中，俗稱中風，是目前中國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種。
因為發病突然，短時間內得不到救治就會致殘乃至致死，很多大型醫院都為此專門設置了綠色通道。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腦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綠色通道的發起者。
他也是所有醫護人員中，令張建珍覺得最可愛的一位。病人做手術之前，他會將可能出現的風險用手機錄音；查房的時候，見到做了3、4次手術的小男孩，朱良付會鼓勵他好好學習，將來成為一名醫生……
張建珍說，「他常常默認不到一歲的小女兒，將來一定會做醫生。每天騎著電動車往返於家與醫院之間，即便隨時被叫到醫院，他也樂在其中。」
拍攝醫護人員背後的家庭，是原本就計劃好的，這是不同於已有醫療題材紀錄片的一點。張建珍說：「我不想把醫生變成神一樣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環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為他付出的家人，呈現這些很有必要。」
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為醫生的家屬，他的太太、女兒和母親似乎早已習慣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時候，必須把這個人理解為他是不屬於這個家的。如果沒有這個境界，最好不要嫁給醫生。」
國家培養出一位主任醫師，大約需要歷經25年。朱良付說：「現在我44歲，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84%的中國醫學畢業生不想當醫生：有調查顯示，24.6%的中國醫生一周的工作時間會超過80小時。醫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職業之一。
英國曾設想改變國家的醫療體系，因為醫生每天接診的數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醫院看病，經常需要等3、4個月之久。他們想模仿中國醫生的工作頻率，卻導致了全英醫生的大罷工。
因為長期需要站臺，王東進的頸椎狀況並不好有人評價說，中國醫生看慣了生死卻依然對生命充滿著敬畏和熱枕。在張建珍看來，他們是一群既感動又讓人心酸的人：「這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醫生也是普通人，為人妻、為人兒女。在疫情面前，他們衝在最前面，為什麼？因為必須有人去做。」
張建珍也拍攝到了一些傷醫事件，但在她看來，激烈的衝突、悲慘的處境，在整個醫患關係中佔比不足5%。「將疾病作為醫患共同的敵人，一起克服困難的過程，更符合真實的狀況。」
張建珍認為，幾年前很多媒體在醫患事件的報導中是不負責任的：「醫學本身是有專業性的，旁人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連基本事實都搞不清楚，一度把醫生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使得整個社會缺乏對這一職業的基本信任。」
遺憾的是，醫療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之一《柳葉刀》發表的《10年間中國醫學畢業生的培養與損耗趨勢：全國性分析》的報告中說到，超過84%的中國醫學畢業生最終不會當醫生。
張導說：「像我高考的那個年代，北京醫科大學的分數比北大還要高。」但近些年，醫學院招生的數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標準，又不能解決醫生的困境，是當下非常現實的問題。
近期，因為疫情的發生，朋友圈、微博……隨處可見關於一線的報導，大眾開始關注醫護群體。但疫情結束，一切生活又會歸於常態。
張建珍說：「《中國醫生》在這樣的關口播出，也許是一種幸運。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醫生可以被善待。」
部分影像資料由《中國醫生》紀錄片團隊提供
原標題：《疫情結束之後，希望所有醫生都可以被善待》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