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章咪佳
「那時候孩兒巷（浙江）越劇團對面有一個茉莉花圃①，裡面有個小理髮店，老闆兩夫妻50多歲。（19）55年我剛到杭州的時候，就在這裡理髮。
那天我去的時候，老闆已經有客人在剪了。那麼老闆娘趕快放下手裡的家務，準備來給我剃頭。
她當時在洗鹹帶魚啦，說是手已經洗得很乾淨了，但是整個（理髮）過程中，我都感到味道很大。回來就跟單老師（夫人）說這隻頭剃得不舒服，她說那以後我們自己剃。
後來60多年，我的頭都是單老師剃的，現在由女兒剃。」
幾天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陪一位敬重的長輩去療養院探望她的父親，由此認識了92歲的張侯權老先生。
講起疫情期間，老先生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女兒快來給他剃個頭，「頭髮都長到耳朵裡去了」，所以他回憶了這麼一件夾雜著茉莉花香和鹹魚腥味的往事。
進門5分鐘不到，我就被這位有一肚子故事的老爺爺吸引了。這才知道，張老先生是中國解放後第一批攝影師，曾經在浙江越劇團、浙江幻燈製片廠工作。浙江省第一批用作國際文化交流的風光幻燈片，大多是他的攝影作品。
87歲時的張侯權先生，攝於2015年
我決定對張老先生作一個系列的專訪——把他拍攝老杭州的故事，把他和夫人、著名中國書畫家單眉月的人生經歷慢慢記錄下來，想要講給讀者聽，也想把兩位藝術家一生的許多創作，分享給大家。
張侯權先生和夫人單眉月老師
一件一件講。
先從張老先生的攝影工作開始。老先生一輩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專注拍攝了「一山一水」，「山」是溫州雁蕩山；「水」是杭州西湖。雁蕩山是他老家，西湖是他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地方。如今市面上流傳的珍藏版西湖老照片、明信片中，有許多是他曾經的作品。
我選了上個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幾張在不同季節、場景拍攝的西湖老照片，希望通過給講述背後的故事，和各位探討另一些時代，另一些個體。
相信這同樣會是一段溫暖而刺激的旅程——
《西湖晨曦》
1972年2月26日，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一行到了杭州②。總統先生收到的杭州禮品中，包括一套名為「西湖」的明信片。
這套明信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國際書店發行。
選作封面的照片名為「西湖晨曦」，由張侯權先生拍攝。
1963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下文簡稱「上海人美」）準備出版《西湖》畫冊，用風光攝影作品「表現祖國大好河山」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氣象」，這在文藝界是個新提法。
當時，上海人美攝編室副主任尹福康先生到了杭州，開始籌備拍攝這本西湖畫冊，他住在西湖邊的新新飯店。
接待尹福康的是浙江省攝影家協會的譚鐵民先生。
譚鐵民知道在浙江幻燈製片廠工作的張侯權先生一直在拍西湖風光片，就介紹尹福康和張侯權認識。
「尹福康老師一年間來杭州多次，還經常邀請像盧斯福（香港有名的風光攝影家）等幾位老先生來杭州。」張侯權回憶說他經常與兩位老資格的前輩一起工作，向他們學習拍攝經驗。也是在這幾次拍攝的過程中，張侯權認識了當時在杭州園林管理局工作的王勝林先生。
「西湖晨曦」便是由張侯權、尹福康構思，王勝林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攝影師葉斯振幾位共同創作的一張照片。
1963年深秋初冬的一個清晨，行動時間和地點是張侯權、尹福康選定的，他有一張從攝影技術書籍上手抄的杭州二十四節氣的日出、日落時間表，能準確掌握杭州四季、早晚色溫變化，以及太陽和西湖景點之間的空間關係。
五點多，太陽尚未升起。西湖邊，四個年輕人正兵分兩路：
葉斯振和王勝林一人掌舵一人搖船，泛舟到了白堤錦帶橋北邊裡西湖的湖面上；同時，張侯權和尹福康一起，上了新新飯店西樓的樓頂。他們準備合作拍攝一張西湖日出圖。
船，是頭一天晚上王勝林搖進西湖的，夜裡泊在新新飯店門前小碼頭。「裡西湖原本是不準遊船進入的，有了老王協調，我們就可以搖小船進裡西湖。畫面裡有沒有這麼艘小船，是大不一樣的。」
新新飯店這頭比較複雜：張侯權爬上了西樓頂上的穹頂後，他先把自己和穹頂上的避雷針綁上。這個穹頂距離地面有五、六層樓高③。
當年，張侯權和尹福康一起，上了新新飯店西樓的樓頂；葉斯振和王勝林在錦帶橋西邊的西湖水域泛舟 2020年4月
「取景的時候閉一隻眼，人很容易重心不穩。」 隨身帶好幾根繩子，是張侯權常年拍外景的標配，麻繩，尼龍繩，棉線繩都有，應對不同的情形。
尹福康站在穹頂底下的平臺上，通過吊繩索，把八臺照相機一一傳給張侯權。「八個照相機，有尹福康的三個，葉斯振的兩個，我自己的三個，裡面好幾個『135的彭太康』和一個『120的羅萊』，鏡頭都是不能換的。」
八個大傢伙上來以後，全部掛在張侯權的脖子上④，以便開始拍攝時他可以一次性操作，拍完照片之後，底片由幾位攝影師各自歸檔。當然，以防萬一，張侯權把相機也都和立柱綁在一起。
一切就緒。
「我手一揮，他們（王勝林和葉斯振）開始按照既定路線划船。」那個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其他即時聯絡的通訊設備，大家就憑眼力和默契打配合。王勝林他們劃完一遍，就再接著劃一遍。
我在張侯權老先生家裡看到另外一張「西胡晨曦」，這就是當天拍的兩百多張片子中的其中另外一張。此時，日頭已經慢慢升起往南偏了
六點過，太陽正在錦帶橋的位置升起來，「那天雲彩也好，這是運氣。沒有風，水面很安靜。」
不過這份美景留給穹頂上的張侯權的時間，是非常緊張的，「太陽升得太高以後，曝光就不好掌握了。色溫變了，畫面色調就變了。」
在新新飯店的穹頂上，張侯權花了20分鐘左右，拍完所有相機裡的兩百多張膠片。
他現在跟我講的時候，說當時是：「嚓嚓嚓嚓嚓嚓嚓。」
我對這份敏健感到吃驚：「這麼快！」
「那當然！」
「沒有拍壞的，都好的？」
「那當然！」
《虹》
與上海人美尹福康老師等合作，是張侯權風光攝影創作生涯的真正開始。
創作，包含攝影師對構圖的獨特設計。張侯權有很紮實的繪畫功底，在偶然成為攝影師之前，他的志向一直是當一名畫家。
「我外公是一位書畫家。小的時候，他家和我家是並排的兩個四合院。我上學前大概5歲開始，外公經常過來，起先教我和姐姐描紅，後來是臨帖。我寫字沒有姐姐好，但是我很喜歡畫畫。
那個時候也沒有大張的紙給小孩子用，就用瓦片在蠣灰地上畫，臨的是香菸盒子裡彩色的香菸牌頭，圖案有的是《水滸》一百零八將，也有《西遊記》裡的圖案，我就照著這些到處畫畫，天井裡地上畫滿了，畫到家裡的牆上去，弄得一塌糊塗，經常被媽媽教訓。」
一直到中學讀師範，張侯權的繪畫能力都十分突出⑤。後來成為職業攝影師，這份長期積累下來的審美感，幫助他更好地實現攝影創作。
另外一方面，風光攝影師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運籌帷幄之中」的藝術家。我跟老先生說，他是「詹姆斯·邦德」。
「風光攝影工作在有些時候是需要作『說明書』的，比如風景名勝、一些景點的介紹，需要非常直觀的照片，不強調藝術性。但是不管什麼需求，最首要的一條，是要腦子裡要有一張『航拍地圖』，很清楚知道從什麼點位可以拍到什麼樣的效果。」
文藝界有所謂「採風」一說，對於風光攝影來說，「採風」就是知道「好景」在哪裡。
從開始拍風光攝影，張侯權就保持著每天4點起床，5、6點出門的習慣，「那時候身體好，主要是內心有藝術創作的強烈欲望。每天清晨把攝影包綁在自行車後座上，就騎著車在風景區轉，有目標地一個點一個點跑。」
西湖各景以及周圍的小山頭，他都走遍了。有的點去的時候是夏天，不適合表現，就會在腦子裡存下一個景象，在冬天再去。
1978年夏天的一個清晨，五點樣子，張侯權從求是村的家裡騎腳踏車出門，那天他要去的點是平湖秋月。
但是剛剛騎到西泠橋，天就下起了大雨，張侯權只好到蘇小小墓的亭子裡躲雨。
雨在西面下了一會，開始往東邊去了。張侯權正準備走了，他下意識地扭過頭，往西邊蘇堤的方向看了一眼——
果然！跨虹橋上方出了一道霓虹。
「虹一般出現在暑天，有三個條件，東邊下雨，人在中間，西邊出虹。」
張侯權趕忙舉起相機，「當時『135』（佳能）的機子裡大概就剩下9張片子，趕快全部拍完。」 他身邊還帶了大畫幅的「120」（羅萊）機子，但是膠捲還沒有換好，虹，已經悄然離去了。
「我就繼續騎車，往平湖秋月過去了。」
到平湖秋月的時候，這一片還在下雨，張侯權就躲到西面的走廊。
東邊下雨，人在中間，西邊出虹，再一次！西邊亭子上方出現了一道非常鮮豔的彩虹。
張侯權舉起在西泠橋裝滿一整盒膠捲的「135」繼續拍虹，也僅僅幾秒，仍然等不及「120」就緒，平湖秋月上空的虹亦絕塵而去。
「一天裡拍到兩條虹，我一輩子也就這一次。」張侯權後特地到蘇堤等著下雷雨，拍彩虹，「都不是很理想，天上亮度太大，顯不太出虹。」
《白雪·紅傘及其他》
上世紀80年代末期，張侯權的創作主要還是圍繞西湖，除了日出日落準確的時間點和空間關係之外，他關注的另一個主要的點就是氣候變化，陰、晴、雨、雪，颱風、大霧。
對杭州來說，最難得的是一場理想的雪。
「杭州下雪的日子很少，雪的水含量又很高，非常容易融化。常常是雪下了一整天，第二天天亮就開始融化，樹上的積雪開始成團下落，到9點來鍾，樹幹上基本已經沒有雪了。」
對攝影師來講，時間非常寶貴。張侯權說搶時間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因為『雪西湖』很難得，所以總是吸引比一般冬日風景更多的遊人，如果不趕早出發，不僅拍不到理想的積雪，地面的雪也大多被遊人踩踏，這就失去了雪景特有的潔淨又鬆軟的美感。」
每到下雪天，張侯權一般夜裡都會起來幾次，「看看雪是不是還在下，積得情況是不是理想，決定一早是不是要出發。」
拍「白雪·紅傘」那天，一早六點來鍾雪還在下，張侯權於是騎上車出發去了西湖，那天的目的地是蘇堤。這個位置，就是春天就已經記下雪天要再來的，這棵橫斜到湖面上去的老楊樹，在西湖邊已經不多見了。
他從跨虹橋騎下去，在靠西面西西湖的地方停下來。天氣很合適，沒有開太陽，雪越下越大，老楊樹上雪積得非常厚，路邊人行道也很乾淨，還沒有留下行人踏雪的腳印。
天時地利，只差人物。
「我架好了車，取出機子，守在樹邊。」張侯權開始留意慢慢多起來的過往遊人，「一是請他們繞一下道，再是要尋找可以充當『主角』的『演員』。」
一開始並不是很順利，「那個年代的人大多比較害羞，前後幾撥遊人都沒有請成功。」
這時候，從蘇堤南面走過來一對青年男女，男的穿了海軍軍大衣，女的穿著淺色的大衣，他們兩個家就住在西湖邊，一早相約出來看雪景。看見張侯權在拍雪景，他們倆也挺好奇，大家就交談了起來。
「我拿出紅傘，邀請他們出鏡。因為不會拍到臉部，他們商量了一下就答應了。」
傘，是張侯權事先準備好的道具。「風光攝影，不過多人為幹涉、不擺拍，有時候不可避免會遇到需要點晴一筆的時候，需要用色彩上的呼應來解決『提精神氣』的問題。我的方法是用『傘』。一般拍西湖都是搭配西湖綢傘。」
但是那天，張侯權拿給男女青年的這把鮮豔的紅傘，是一把尼龍傘，是一位朋友從臺灣帶來的禮物，當時國內還很少有尼龍質地的傘。「下雪天，綢傘容易弄壞。」當時市面上的西湖綢傘是高檔消費品，一把綢傘價值趕上張侯權在幻燈片廠大半個月的工資。他有位朋友在杭州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就以內部價幫他買了幾把不同色調的綢傘，開始用在西湖風光作品中，效果很不錯。
拍攝「白雪·紅傘」的時候，雪還在下，那個男生打開傘之後等了不一會兒，傘面上也積起薄薄一層雪，畫面語言更加豐富了。
「這張作品在當時反響比較大，一是它的攝影語言豐富，手法也比較少見，既是擺拍，又不露擺拍的痕跡，人與景結合的很完美，無論是從意境還是畫面構圖和色彩，都和主題十分諧調。」一時之間，索圖的紛踏而至，光是張侯權自己收存的印刷品不下30幅。
《九曲橋》
關於拍攝中運用色彩「提氣」，還有一個小故事。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普遍的民眾觀念和現在大不同，大家穿衣的服裝色彩比較單一，但多彩的點綴，會使畫面鮮活很多。
在張侯權的作品中，入畫的人，大多是他事先約好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比較固定的人群有兩批：浙大的學生，綢織廠的工人。
有一年夏天，張侯權在三潭印月拍九曲橋，四個浙大的女學生和他同行。「事前交代她們略作了打扮，其實也就是穿了連衣裙，打了西湖綢傘。」她們按張侯權設計的畫面需要，在九曲橋上隨意走動。
張侯權則在岸邊架了借來的梯子，爬到6、7米的高處抓拍。正開始拍，他卻在鏡頭裡看見衝進畫面的幾個氣勢洶洶的壯年男子，和女孩們起了爭執。「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得下了梯子趕過去探問究竟。」
原來，是安全部門布控的「流動哨」，他們覺得這些女孩打扮得這麼漂亮，綢傘也不是常見物，在這走來走去，判斷她們不是好人，於是上前盤問，語氣強勢而且用詞不恭，讓大學生們感覺受到了冒犯，兩下子雙方就吵了起來，對方還要帶走女學生。「還好我隨身帶著記者證，我的解釋被採信了，不然也是很麻煩的。」
「這些小插曲，現在聽來就像笑話，但我們也確實是這樣從笑話裡走過來的。」
註解
① 張侯權先生說，浙江越劇團的原來地址在孩兒巷169號，斜對面就是這個茉莉花圃。花圃裡種的茉莉，是專門為做茉莉花茶提供花朵的。「裡面都是花架子，上面放滿了一盆盆的茉莉花。」
②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基辛格回憶錄》裡《尼克森的中國之行》（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版）章節中，記錄了1972年2月26日起尼克森訪華團為期兩天的杭州之旅。
基辛格先生對杭州的喜愛，從他的文字可見一斑——
「位於長江下遊出海口的杭州，確實是中國最美的城市之一。杭州建於羅曼蒂克的湖畔，到處是精緻的花園、廟宇和殿堂。氣候溫和，春來得早。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學術和詩歌的發祥地。十三世紀馬可·波羅訪問杭州的時候，讚美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它是這樣的美，以致『人們以為自己置身於天堂之中』。黃鎮大使（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在巴黎時曾告訴沃爾特斯將軍（時任美國駐法武官，Vernon Anthony Walters），中國有句俗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基辛格對俗語有深刻的理解，所以當他聽到總統先生在遊西湖時對周恩來說，這裡的風景「看起來像是一張明信畫片」時，忍不住認為「西湖的詩情畫意被衝淡為尼克森式的散文了。」
但是換一個角度想來，尼克森總統當時的表述未嘗有失羅曼蒂克，他後來收到的這套明信片裡的西湖，或許也讓基辛格先生吃驚。
③ 張老先生當年拍照的時候，沒有留下工作照，我在採訪的時候，想像著這個場景，我產生了一個好奇：當時張侯權先生攀爬的穹頂是怎麼樣的情形？
2020年4月11日黃昏，我去了一趟北山路進行考證。此時，新新飯店正在進行全面整修，不能上樓。我在樓底拍到了當年張侯權先生的拍攝點，西樓頂的穹頂（按照這種老式建築的層高，目測穹頂的高度有現在樓房的至少5、6層樓高）。
我後來再拿著自己拍的圖片去拜訪老先生，請他指出來他當年爬到哪個位置，繩子綁在哪裡。
新新飯店西樓穹頂（圖中左邊紅色圓頂），就是1963年張侯權先生拍攝「西湖晨曦」的地點
「我爬到穹頂的邊緣這一圈，尹福康在下面樓頂的平臺上。」至於把自己和相機一一綁住的柱子，就是這個穹頂的這根避雷針。
我驚嘆：「綁到避雷針上去，您得把套繩飛上去？！佐羅啊！」
還有更危險的操作。張先生曾經還在農用飛機上俯拍農田的景象，機艙門是打開的。
「湯姆·克魯斯啊！」（《碟中諜5》裡的經典場景）我採訪張老先生一下午，冒出來好幾次「佐羅、詹姆斯·邦德」之類的名字，反正不是超人就是特工。他只是笑著說：「繩子要綁緊。」
④ 我想起一個細節，我們剛剛進門的時候，張老先生的女兒就問他最近頸椎好些了嗎？採訪到這裡，我對上了線索：八個相機同時掛在脖子上，我的第一反應是：「您的『項鍊』好貴重啊！」真的是又貴又重。所以每一臺相機，先生當年都要緊緊地與避雷針綁住；而脖子，時常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常年累積成了嚴重的頸椎問題。
張侯權先生的部分相機
⑤ 張侯權先生在小學的繪畫啟蒙老師張龍江先生，是著名版畫家野夫先生的學生。「我們上小學的時候（上世紀30年代），野夫先生是地下黨員，他從上海回到老家樂清，聯合林夫先生共同創立了戰時青年服務團。他在服務團創作的時候，我們也經常去觀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