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重壓下的感染科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杜瑋 彭丹妮 楊程晨
醫院感染科是新發、突發傳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衝在第一線的科室。然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龔作炯卻指出，實際上，武漢市當地多家市屬醫院都長期沒有開設感染科。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很多患者都被集中在專門收治傳染病患者的金銀潭醫院，令該醫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承受了無法承受的壓力。
2003年SARS結束後，中國曾迎來一輪感染科的發展熱潮。然而，17年之後，在眼下這場新冠病毒阻擊戰中，原本應是主力軍的醫院感染科，卻顯得力不從心，暴露出人員、場地、設備均嚴重不足等諸多問題。
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兼肝病中心主任王貴強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從這次疫情可以看出，國家需再次重視感染科的發展，感染學科的發展應回歸到「大感染學科」建設的路徑上來。
因病而變的感染科
王貴強的辦公室位於北大第一醫院門診樓南側一棟灰色老舊的三層行政樓內，行政樓一層從今年1月23日起開設發熱門診，他所在的感染科全員上陣。開設之初，每天有上百門診量，最近的門診量為每天二三十。北大第一醫院也是國內較早設立感染科的醫療機構之一，只不過那時的感染科還叫傳染科。
1950年代，鼠疫、霍亂、傷寒、痢疾、血吸蟲病等經典傳染病還在中國流行。為更好防控這些傳染病，1955年，當時的國家衛生部出臺了《傳染病管理辦法》，隨後各大學附屬醫院紛紛成立傳染科。北大第一醫院傳染科即於1955年成立，創始人是時任醫院副院長、大內科主任吳朝仁。「當時傳染科的力量非常強大，國家重視，傳染科由精英人物組建。」王貴強說。
這種專門治療傳染病的學科模式，被稱為蘇聯模式，這也是國內絕大多數醫院最初建立傳染科採用的方式。傳染科設有隔離病房，與此同時，當時國內多地還建立了傳染病專科醫院。北京最早的傳染病專科醫院為地壇醫院，1946年建成。
與蘇聯模式相對應的是西方國家模式。當時，像中國國內流行的經典傳染病在美國等已較為少見，醫生接診以非傳染性的感染性疾病為主，比如說，神經系統感染、敗血症、尿路感染等，這樣的發展模式被稱為感染科。
中國感染科的發展路徑，複製了西方曾經走過的路。哈佛大學醫學文化學教授大衛·瓊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50年代以前，歐美幾乎所有的醫生實際上都是傳染病學專家，因為對付傳染病是他們做得最多的事情。當時，醫生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各種感染性疾病，輕如感冒、腹瀉，嚴重如天花、肺炎、小兒麻痺症⋯⋯20世紀初期，傳染病是人類疾病的前沿與中心。
到20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已經瀰漫著一種自信：徵服各種傳染病已經指日可待。幾乎每一周，醫療機構都會宣布，在人類同傳染病的戰爭中又取得了「奇蹟般的突破」。1940年代初抗生素的發現，到1965年25000多種抗生素類藥物的研發、1955年大規模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等事件，是這種自信的來源。1967年，美國公共衛生部宣布，對感染性疾病的戰鬥已經贏得勝利。當時，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再獨立設置傳染性疾病科。但隨後，愛滋病的出現，給了這個領域當頭棒喝。
中國的情況也是類似。到了1980年代，中國人傳染病的疾病譜也發生變化，霍亂、血吸蟲病等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病毒性肝炎成為發病率最高的感染性疾病。1970 年代，由於農村衛生條件落後加之人口出生率高，B肝在中國迅速暴發。儘管隨著B肝疫苗於1975年的成功研發，中國的B肝發病率有了顯著下降，但截至2019年，全國仍有8600萬B肝病毒感染者，肝炎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醫院感染科的主要「客戶」，長期就是各類肝病病人。
在「肝病大國」的帽子遲遲不能甩掉的同時，愛滋病、腎症候群出血熱等新發傳染病也陸續出現。自1985年中國報告第一例愛滋病病人以來，中國的愛滋病患病人數曾在此後10年裡增長緩慢。但從1995年開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進入快速增長期，截至2018年9月，全國現存活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與患者共85萬人。
1984年，王貴強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遼寧省阜新市傳染病醫院工作。起初，他還能接觸到流腦、痢疾、傷寒等傳染病，後來，慢性B型肝炎病例逐步增加。1980年代，中華醫學會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分會成立，病毒性肝炎就是其主要防治內容。「病毒性肝炎的治療相對比較簡單，以肝臟受累為主，除了大出血需要搶救，其他沒太大難度」。
1990年代後，隨著疫苗等防控手段的出現，經典傳染病的發病率進一步下降，病人減少，傳染病的病種也越來越少。今年82歲的翁心華是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終身教授，也是國內感染學科的泰鬥人物。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上世紀90年代前後，由於傳染病患者數量的減少，醫生們另謀他業，不少醫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傳染科，傳染科的規模出現萎縮。
湖北省孝感市雲夢縣人民醫院是當地新冠肺炎的定點救治醫院，感染科主任楊友明在這一科室做醫生已有31年。他剛進入傳染科時，科室還有40張床位，此後，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傳染科逐漸減少，到2003年SARS前後，傳染科只剩下15張床位。但他對此表示理解，「這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
繆曉輝曾擔任過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副主任委員、上海長徵醫院副院長、感染科主任。1998年，他接手長徵醫院感染科時，這是一個「無論文、無基金、無成果」的三無科室。2000年，醫院要大力發展骨科，院領導想將擁有三十多張床位的感染科病房轉作骨科病房，撤掉感染科，科室人員一部分去腎病科，另一部分人分流到長海醫院，繆曉輝去做消化內科主任。繆曉輝不同意，找院領導據理力爭，感染科才得以保留，但科室卻被迫搬到醫院三公裡之外的一個由毛紡廠改建的康復科裡。
面臨生存危機的不止綜合醫院的感染科。2003年SARS前，因傳染病患者大幅度減少，地壇醫院曾一度面臨被撤併入北京另一家傳染病專科醫院——佑安醫院的命運。當時，北京市衛生局表示，佑安醫院有700多張病床，平時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壇醫院有500張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規模也就兩三百人，兩家醫院都吃不飽，浪費資源。但在SARS時期，地壇醫院收治了329名病人，危重症病人佔到50%以上，對阻擊疫情起了巨大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救」了地壇醫院的命。
而傳染病的大幅減少也使得業內開始思考學科發展方向的改變。1999年，第六屆全國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學術會議一致決定將中華醫學會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分會更名為「感染病學分會」，北大第一醫院的斯崇文教授彼時任主任委員。在三年前，北大第一醫院已經將傳染科改為感染疾病科。到2002年，上海華山醫院傳染病科教授翁心華擔任第七屆分會主任委員時，分會正式更名，全國各級醫院也相繼將傳染科改為感染科。
17年裡的倒退
溫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科主任陳永平至今還對2003年抗擊SARS時記憶深刻，設備倉庫臨時改造的隔離病房，用磚牆壘起來做物理隔離，一間病房裡住四五個人，病區只開出一個小門給醫生進出，沒有「三區兩通道」，根本是「螺螄殼裡做道場」。SARS過後，陳永平與院領導都覺得要加強感染科建設。2012年，醫院感染科搬進了佔地一萬多平方米的新大樓，整棟樓負壓設計，提供160多張床位，有移動CT等設備，醫生和患者分別從地下一層和地上一層進入病區。新冠疫情中，作為浙江省級的定點醫院，溫醫大第一附院共收治了近百名疑似及確診患者。
翁心華記得，當年SARS發生後，原衛生部官員到上海了解三級醫院感染病科發展情況。「我和他講，醫院裡最破爛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病科」，這名官員回去後，就給上海市的醫院撥款，加強感染科的建設。2004年，原衛生部要求，全國二級及以上綜合性醫院須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時開設發熱門診及腸道門診，這兩個門診也成為絕大多數醫院感染科承擔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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