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錢學森的傳奇人生

 

　　

書名：走近錢學森

作者：葉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內容簡介：

被美國海軍部次長稱為「抵得上五個師」的中國人絕無僅有，何況他還不止「抵得上五個師」，他就是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中國火箭、飛彈、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中國實現強國之夢，錢學森功不可沒。

本書是關於錢學森傳奇一生的生動寫照。紀實名家葉永烈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多次採訪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及多位錢學森的同事、秘書等，以客觀公正的態度，明白流暢的語言，還原一個真實的錢學森：

◆出身杭州華麗家族的他，如何一躍成為美國航天業界最傑出的火箭動力專家？

◆他和蔣英兩人相濡以沫走過了大半生，當初經歷了怎樣的戀愛過程？

◆一度能出入五角大樓的錢學森，為什麼會被美國當局懷疑是間諜？錢學森歸國經歷了怎樣的曲折歷程？

◆關於錢學森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傳聞，真相到底是怎樣的？

◆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如何在錢學森的領導下成功研製出飛彈？

◆「反右派鬥爭」和「文革」中，錢學森經歷了怎樣的波折？

……

作者簡介：

葉永烈，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一級作家，教授。1940年生於浙江溫州。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1歲起發表詩作，19歲寫出第一本書，20歲時成為《十萬個為什麼》主要作者，21歲寫出《小靈通漫遊未來》。

主要著作為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紅色的起點》《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展現了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誕生的紅色歷程；200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增訂版）以及《陳伯達傳》，是中國十年「文革」的真實寫照。《鄧小平改變中國》是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景式紀實長篇。《受傷的美國》是關於美國「9·11」事件這一改變世界歷史進程重大事件的採訪記錄。此外，還有《用事實說話》《出沒風波裡》《歷史在這裡沉思》《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中共中央一支筆—— 胡喬木》《錢學森》等。新著為長篇小說《東方華爾街》。

【試讀連載】

　　第五章 一將難求

　　「錢先生，請坐車」

1955年10月8日，對於錢學森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

上午，錢學森一家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從美國到達香港；

中午，跨過羅湖橋，抵達深圳；

晚，到達廣州。

得知錢學森平安歸來，周恩來總理打電話給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長陶鑄，指示要熱烈歡迎、親切接待錢學森及其家人。

周恩來總理說：「要好好待錢學森，科學家是我們國家的精華，他是科學家的一個代表。」

後來，錢學森在回憶周恩來時，這麼說道：「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共產黨的。」

正是根據周恩來總理「要好好待錢學森」的指示，在錢學森一家跨過羅湖橋的時候，在羅湖橋深圳一側迎接錢學森一家的中國科學院秘書處負責人朱兆祥，是從北京專程趕來的。朱兆祥受國務院陳毅副總理的派遣，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代表來迎接錢學森，並在錢學森回國之初，陪同錢學森走訪全國各地。

朱兆祥先生在50年後回憶說：

當我到廣州時，陳毅副總理已有電報來請省府關照。地方上很支持，派了一位副處長陪同我前往深圳協同工作。

1955年10月8日深圳羅湖橋頭動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難忘懷的。當時我們已經從中國旅行社探知，錢先生等30位離美歸國人員所乘郵輪將在九龍靠岸，當時的港英當局屈從美國的壓力，對錢先生等一行將以所謂「押解過境」的屈辱名義來對待。近中午時分，羅湖橋門打開了，這支光榮的愛國者隊伍踏上界橋，面向祖國，步行過來了。正當我們拿著照片緊張地搜索錢先生一家之時，我的手突然被隊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勁地握著。我猛轉身，發現對方眼眶裡噙著的眼淚突然掉了下來。我意識到，此時此地我這個人，雖然原來誰也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現在卻被看作偉大祖國的代表了。我也極為感動。就這樣，一個挨著一個，每個人都帶著激動的淚痕跨入國門——我終於接到了錢學森先生一家。永剛和永真兩個天真的孩子拉著我的手，不停地喊著：「Uncle Zhu，Uncle Zhu」（引者註：即「朱叔叔，朱叔叔」），他們也和父母一樣沉浸在回到祖國的幸福之中。同時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所在地帕薩迪納出發，和錢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還有李正武、孫湘教授一家。進入深圳車站休息室坐定後，我把科學院吳有訓副院長和院學術秘書錢三強先生的歡迎函面交給他們。錢學森先生站了起來，再次和我們握手，並走到李教授跟前說：「正武兄，這下我們真的到了中國了。恭喜！恭喜！」兩個人又激動地握手。孫湘教授把懷中的孩兒遞給丈夫，從手提包裡取出他們隨身帶來的離美那天出版的《帕薩迪納晨報》給我看，上面印著特大字號的通欄標題——《火箭專家錢學森今天返回紅色中國！》。

這天，錢先生終於安全地回到了祖國，開始了生活上嶄新的一頁。

在如今已經解密的檔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從浙江杭州加急發給中國科學院並轉外交部的電報，這份電報同時抄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這份題為「錢學森等已抵深圳」的電報，真實記錄了錢學森剛回國時的情況：

「錢學森8日已抵深圳，當晚抵廣州，遊覽一日後赴上海。」

電報說，錢學森歸國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馬尼拉、香港等地受記者包圍外，美國當局未加阻礙，「可能由於近期美國對此態度略有改變，扣留不成，就討好些，故未留難」。

電報稱：「錢學森等留學人員經歷了五年的軟禁和特務跟蹤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後，他們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對於歸國的留學生們，國內公共場所的整潔和招待人員的效率都使他們感到興奮，感到祖國進步的神速。到廣州後，他們急著上書店買《憲法》、『五年計劃』等閱讀。」

錢學森說：「在美國估計有四千留學生，絕大部分願意回國，但都有各種顧慮，如恐怕提出申請美國不準因而影響職業和生活，也有人旅費不夠。希望政府給他們旅費補助，這樣一定可以爭取很多人回國。」

在錢學森到達廣州的當晚，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所長陳煥鏞、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鄭天保、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華南工學院院長羅明燏、華南醫學院副院長梁伯強等到火車站歡迎，這充分表明祖國對錢學森歸來的高度重視。

在到達廣州的翌日，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錢學森遊覽廣州，參觀了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也參觀了毛澤東1926年在廣州講課的地方——農民運動講習所。

晚上，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前身）廣州分會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宴會。這是錢學森回到祖國之後，第一次在公眾場合亮相。錢學森受到熱烈的歡迎。

10月10日，錢學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車從廣州前往上海。就在這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錢學森抵達廣州的新聞。

那時候的滬穗之間交通還很不方便，要乘火車，速度甚慢。儘管乘坐的是快車，火車直至10月12日上午，才抵達上海。

從1947年秋錢學森與新婚妻子蔣英告別父親錢均夫離開上海，如今已經整整8年，錢學森和蔣英帶著7歲的兒子錢永剛和5歲的女兒錢永真歸來，74歲的錢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興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錢永剛的生日，全家吃麵，表示慶賀。唯一的遺憾是錢學森的母親章蘭娟不幸病逝，未能親眼一見孫子和孫女。

錢永剛生日那天，錢家在上海愚園路岐山村家中拍攝了團圓照。照片的右側是錢均夫的乾女兒錢月華。

據錢月華告訴筆者，她自從1930年來到杭州方谷園錢家，在那裡住了7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錢均夫和錢月華逃難到浙江富陽，從此離開了方谷園。雖說方谷園的屋主一直是錢均夫，但是那麼大的房子一直空關，錢家的一些親戚就搬進去住。解放後，方谷園的產權屬於錢學森，而錢學森又表示自己已經加入無產階級政黨，這房子捐獻給國家，但是杭州又不接收。那時候，方谷園由房管所管理，搬進幾十戶人家，成了大雜院。如今，那幾十戶人家都已經遷走，方谷園整修一新。偌大的方谷園作為錢學森故居對外開放。可是，哪個房間原先是誰住的，放了什麼家具，院子當年是什麼樣的，人們只能求教於錢月華，因為唯有她才能說清楚內中的種種細節，按照她的回憶恢復方谷園的原貌。

錢月華說，1937年錢均夫逃難，先是從杭州逃到浙江富陽，借住在學生蔣伯泉家中。後來，輾轉到上海愚園路1032弄（岐山村）111號。

岐山村迄今仍在，位於上海長寧區東部，安西路與江蘇路之間。岐山村在當時是上海一個中高檔居民住宅區，有75幢樓房，在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即1925年至1930年）興建，佔地2.2公頃。

錢月華說，岐山村111號是一幢三層樓房，是章蘭娟的哥哥用金條「頂」下來的房子（即房主典當的房子）。錢均夫跟章家親戚一起住在那裡。底樓是客廳。錢均夫最初住在二樓的亭子間，顯得有點侷促，與杭州的方谷園有著天壤之別。不過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能夠在上海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沒有想到，錢均夫在這裡一住就是19年。

岐山村111號二樓的亭子間終究太小，後來錢均夫和錢月華搬到一樓客廳旁邊的一套房子裡住。

錢均夫由於失去了工作，又體弱多病，經濟每況愈下。錢學森向來孝順，在美國開始工作之後便接濟父親。其中有一年多因太平洋戰爭，錢學森無法從美國匯錢給父親，錢均夫不得不向親友借款，直至錢學森的匯款寄到，趕緊還給親友。

在錢學森1947年回國之前，錢均夫一度因十二指腸穿孔住進上海同孚路的中美醫院（今石門一路82號），全靠錢月華細心照料，才得以康復。

「森哥」非常感謝錢月華對錢均夫的照料。他說，如果沒有乾妹妹錢月華，他無法在美國求學，也無法在美國工作，因為他是父親的獨生子，母親又早逝，他必須挑起照料父親的重擔。有了乾妹妹錢月華長期無微不至照料父親，他才得以在美國安心學習和工作。「森哥」稱讚錢月華是家裡的「大功臣」。

令錢學森非常感動的是，在他被美國當局軟禁的5年之中，由於不能如常給父親匯款，杭州市政府民政局從錢學森堂妹錢學仁那裡獲得這一情況，向上反映，據說周恩來總理知道之後，批准每月給錢學森父親錢均夫100元人民幣的補助。在當時，每月100元人民幣維持錢均夫和錢月華兩人的生活綽綽有餘。

錢永剛和錢永真當時一口英語，講起漢語來反而不利索。

父親錢均夫為了歡迎錢學森歸來，特地買了一套錢學森喜愛的複製的「中國歷代名畫」送給他。

為了便於錢學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錢學森一家住在附近的賓館。錢學森一家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家與父親團聚。

回到賓館之後，錢學森就接到電話，提醒道：「錢先生，請坐車，務請注意安全。」

不言而喻，剛剛回國的錢學森，受到中國有關部門的嚴密保護。即便是這幾分鐘的路，也務必請錢學森乘坐為他提供的專車，以保障他的安全。

10月15日，錢學森一家前往杭州。又見西湖，又見方谷園，只是母親已經故去11年，錢學森率全家祭掃母親章蘭娟的墓，不勝唏噓。

錢學森在杭州重遊西湖，會晤親友。錢學森看望了伯父錢澤夫。當時，錢澤夫臥病在床，見到錢學森甚為高興，說道：「學森你回來了，我的兒子學榘呢？」錢學森說，我回國前曾經問過錢學榘，他說將繼續留在美國工作。翌年，錢澤夫病逝，終年74歲。

他還來到浙江大學參觀。當時，《人民日報》這樣報導：

在杭州浙江大學參觀的時候，他被學生們熱情地包圍起來，他看到新中國青年學生們充滿著學習求知的熱情，看到學生們美好的學習環境，這一切都使他非常感動。在上海和杭州的工廠參觀的時候，他第一次看到祖國工人的幸福生活和高度的工作熱情，看到了中國工人自己親手製造的各種機器，這是他多少年來就夢想著實現的。

在杭州停留5天後，於10月20日返回上海。

在上海，錢學森兩度前往母校交通大學，看望師友，受到師生們的熱烈歡迎。

10月22日，錢學森來母校交通大學參觀。錢學森在彭康校長、陳石英副校長的陪同下參觀了學生宿舍及實驗室。

10月23日，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舉行茶話會，歡迎錢學森歸來。

10月25日，錢學森又應邀再度回母校交通大學與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30餘人舉行了座談會。座談會由陳石英副校長主持。會上錢學森談及親身經歷及回到祖國的感受，認為祖國科技發展有無限廣闊的前途，還介紹了他近期正在從事的科研工作。

10月26日，錢學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車前往北京。

10月28日上午，火車抵達北京。在火車站，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和首都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周培源、錢偉長、趙忠堯等20多人熱烈歡迎錢學森一家。

錢學森一家入住北京飯店256、257號房間。北京飯店坐落在天安門廣場東側。10月29日清早，錢學森來到天安門廣場。作為「老北京」，錢學森曾經多次來到這裡，然而如今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五星紅旗在高高飄揚，天安門城樓正中掛著毛澤東主席畫像。錢學森滿懷深情地說：「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國，現在終於回來了！」

10月29日上午，錢學森拜訪了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張稼夫和吳有訓。

錢學森非常懷念他在北京師大附中度過的6年。10月29日下午，他回到母校，看望當年培育過他的老師們。

北京飯店離王府井的東安市場僅一箭之遙，錢學森帶著全家步行去逛東安市場。當他回到北京飯店，又接到電話：「錢先生，請坐車，務請注意安全。」

剛剛回國的錢學森變得非常忙碌，各種各樣的行程排得滿滿的。錢學森在北京參觀中國科學院各有關研究單位，參觀首都高等學校。

11月1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舉行宴會，歡迎錢學森歸來。

11月3日，《人民日報》以顯著位置刊登記者柏生的長篇報導《熱愛祖國的科學家錢學森》。這篇報導記述了錢學森回國的艱難歷程，還記述了錢學森歸國之初的感想和表態：

錢學森博士在上海、北京看到了許多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老同學，他發現他們都在朝氣蓬勃地工作和學習。一九四七年暑假他曾回國住過一個多月，那時正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時代，他看到曾和他一起在美國留學的植物學家殷宏章的苦悶情形。那時殷宏章連科學研究工作也無法進行。但是這次回國，他看到殷宏章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緊張地進行著科學研究工作，飽滿的工作精神，使他異常感動。他參觀了一些研究所，使他感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科學事業和科學家的關懷和重視。這些都是他過去所沒有看到過的情景。當他看到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和其他各種事業一樣在興盛起來的時候，他很自然地連想起現在美國的科學研究工作也和美國其他各種事業一樣，在走著沒落道路。美國現在除了一些同戰爭有關的科學部門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發展外，許多科學部門都得不到發展。一些正義的科學家由於不願違背自己的良心把他們的研究成果用來殘害人類，寧肯離開研究室去種花或修飾房屋，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

錢學森博士看到祖國的各種新氣象，對比著他在美國所看到的那些事實，格外使他感到祖國有無限美好的前途。在他到北京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去觀看他們曾經在美國日夜想念過的那個偉大的地方——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曾經在那裡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巍峨的天安門。站在天安門的廣場上，他越發感到祖國的偉大和可愛。

錢學森博士謙虛地表示，自己剛剛回國，許多東西都還要學習，他願意把自己二十年來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果完全貢獻出來，並為祖國培養年青的科學研究人才。能為祖國服務他感到光榮和驕傲。現在他已經接受了中國科學院的聘請，準備主持和領導中國科學院力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11月4日，錢學森出席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主持的座談會，就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和學者的回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11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接見錢學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歡迎錢學森歸來。

 

陳賡大將專程飛往哈爾濱

接見，宴會，會友，講座，參觀——錢學森回國之初，從深圳、廣州，到上海、杭州，到北京，始終處於興奮和忙碌之中。

1955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報導《最近從美國回國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半月以來在北京連續進行了參觀、訪問等活動》。報導中寫道：

十一月五日晚，錢學森懷著興奮的心情參加了中國科學院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八周年的紀念會，並在會上講了話。他說：回國後的短短時間中，已經感覺到祖國的重大變化，看到了科學研究工作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科學事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的迅速進步。他指出這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和蘇聯的幫助分不開的。

錢學森到北京後，參觀了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單位，並參觀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高等學校。在北京大學參觀時，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舉行了歡迎宴會。

錢學森還去參觀了國營北京第一棉紡織廠。他在仔細看了工廠車間以後，又看了職工的宿舍和食堂，以及職工子弟小學、託兒所等福利設施。他還參觀了「治理黃河展覽會」等，他對治理黃河的偉大規劃甚為感動。

錢學森告訴記者說，通過半月來的參觀、訪問等活動，第一，他已經看到了祖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但這一事業的規模之大，是他過去所沒有想到的；第二，他所參觀過的部門，幾乎每一單位的負責人都對他談到對技術人才的需要，因此他深感到今後自己在工作崗位上培養新生力量的重要，他說同時應該爭取在國外的留學生都儘快回到祖國來參加建設事業。

錢學森在正式開始工作以前，還將去東北進行參觀、訪問等活動。

回國不久的錢學森，脫下已經穿了20年的西裝，換上了咔嘰布的中山裝。看上去，跟國內普通的中年人沒有什麼區別，只是那睿智的目光，那寬闊的前額，那非同一般的氣質，透露出他的博士風採、教授風度。

他一口流利的京腔，從不說著說著就蹦出幾句英語。他回國之際，正值中國大陸開始推行簡體字，錢學森很認真地學寫簡體字。很快地，寫慣繁體字的他能夠寫一手簡體字，而且幾乎沒有間雜一個繁體字。

錢學森一過羅湖橋，就是由中國科學院派人接待，表明要安排他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經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1955年11月21日，錢學森正式到中國科學院報到。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講究要有「單位」，錢學森回國之後的「單位」就是中國科學院，儘管在當時還沒有落實到中國科學院的哪個單位。

中國科學院安排錢學森在北京各處參觀之後，開始到外地參觀，為的是讓他這個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洋博士儘快熟悉中國的國情。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建議錢學森去東北參觀，他說「中國的重工業都集中在東三省」。錢學森接受了這一建議，在朱兆祥的陪同之下，從1955年11月22日啟程，在東北地區整整參觀、訪問了一個月的時間。

11月23日，錢學森到了哈爾濱。哈爾濱是東北最漂亮的城市，綠樹叢中散落著一幢幢米黃、湖綠、天藍色的俄式建築。錢學森是第一次來到這座東北的莫斯科城。

中共黑龍江省委事先得到中國科學院的通報，非常重視錢學森的到來。那時候，在中共黑龍江省委眼裡，錢學森是重要的「統戰對象」，所以錢學森一到哈爾濱，就由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部長親自接待，並陪同錢學森參觀哈爾濱。

錢學森作為貴賓，住進火車站廣場的大和旅館。這是一座建於1903年的豪華建築，當年曾是俄國駐哈爾濱的總領事館所在地。在偽滿洲國時進行重新裝修之後，成為哈爾濱首屈一指的賓館——大和旅館。

按照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的安排，11月24日錢學森在哈爾濱開始參觀，行程的第一站，就是前往南崗區一曼街的東北烈士紀念館。這座白色歐式建築在日偽時期是偽滿警察廳舊址，許多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曾在此被關押和刑訊，著名抗日女英雄趙一曼曾在這裡受到酷刑摧殘。1948年10月10日，這裡改建為東北烈士紀念館，成為全國最早的革命博物館之一。

在參觀東北烈士紀念館之前，錢學森就向陪同參觀的朱兆祥提出來，聽說有兩個老朋友在哈爾濱的一所軍隊的大學裡工作，希望能見到他們。

錢學森所說的兩個老朋友，就是羅時鈞和莊逢甘。羅時鈞是錢學森的學生，就讀於加州理工學院時，在錢學森指導下獲得了博士學位。1950年8月，羅時鈞乘坐美國郵船「威爾遜總統號」從洛杉磯回國。由於受錢學森案的牽連，羅時鈞在途經日本橫濱的時候，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追捕，關押在日本達三個月之久。經過中國政府的再三抗議和交涉，這才終於回到祖國。莊逢甘是空氣動力學家。他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時，正值錢學森擔任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得到錢學森的許多指導和幫助。莊逢甘在1950年回國，先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然後調往「哈爾濱的一所軍隊的大學」工作。

這「哈爾濱的一所軍隊的大學」，其實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由於學院設在哈爾濱，人們通常稱之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由於這是一所保密度很高的學校，所以錢學森當時只知道是「哈爾濱的一所軍隊的大學」，連學校的正式名稱也不知道。不過，錢學森既然到了哈爾濱，理所當然希望一晤羅時鈞和莊逢甘。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選址哈爾濱，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學院建立之初，聘請了許多蘇聯軍官擔任教師，哈爾濱離蘇聯很近。另外，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設在遠離北京的哈爾濱，也是為了便於保密。「哈軍工」於1952年開始籌建，1953年4月25日基建破土動工，9月1日舉行第一期開學典禮，1955年初具規模，設有五個系和一個預科。

朱兆祥其實預料到錢學森會提出看望羅時鈞和莊逢甘的要求，只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是對外嚴格保密的單位，按照當時的規定，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員以上的幹部才能進入「哈軍工」參觀。錢學森當時剛從美國歸來，連工作單位都沒有定下來，能否讓錢學森進入這所學院，朱兆祥沒有把握，所以在與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商談錢學森在哈爾濱的行程時，沒有把參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列入。現在，既然錢學森正式提出來了，朱兆祥馬上通過陪同參觀的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部長向中共黑龍江省委請示。這件事，就連中共黑龍江省委也無法做主，於是趕緊打電話向正在北京的陳賡大將請示。陳賡是「哈軍工」的首任院長兼政委，同時也是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所以陳賡平常大都在北京。陳賡當場就在電話中表示同意，歡迎錢學森參觀「哈軍工」。

這樣，當錢學森結束了東北烈士紀念館的參觀，一回到大和旅館，朱兆祥就告訴他，那個「哈爾濱的一所軍隊的大學」，正式的名稱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明天到那裡參觀，並會晤羅時鈞和莊逢甘。

第二天——11月25日上午8時多，朱兆祥陪同錢學森來到哈爾濱文廟街，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轎車停在王字形的主樓前，錢學森剛剛下車，一群身穿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服的軍人就朝他走了過來。這是曾經進出於美國五角大樓、曾經身穿美國上校軍服的錢學森，第一次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人們握手。為首的是中等個子的軍人，緊握著錢學森的手說：「歡迎你錢先生，我是陳賡。」

陳賡？昨天還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辦公室，今天怎麼一早就出現在「哈軍工」？在交通不便的1955年，可謂「神速」！陳賡解釋說，為了迎接錢學森先生的到來，他今天起了個大早，乘坐專機趕到哈爾濱！

陳賡，中國人民解放軍富有傳奇色彩的將領。陳賡原名陳庶康，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5月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1925年10月，在第二次東徵時，蔣介石身陷重圍，陳賡冒死相救，幫助他突圍。然而，他卻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主持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師長。1932年因負重傷秘密到上海就醫，向魯迅詳細介紹了紅軍。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畢竟他曾經救蔣介石一命，蔣介石以禮相待，願委以重任。陳賡堅決不從，經中共和宋慶齡等營救，終於脫險。此後，陳賡參加長徵，並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屢建奇勳。1950年2月，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雲南軍區司令員。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1952年6月奉調回國，毛澤東點名要他籌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陳賡從零開始，選址哈爾濱，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興建起36幢教學、科研、宿舍大樓，從全國各地調集人才，辦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錢學森的學生羅時鈞和莊逢甘，就是他「挖」來的。

大約由於陳賡主持過情報工作，大約由於陳賡是中央軍委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所以他很早就關注錢學森的動向，深知錢學森的學識和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在錢學森回國之後，陳賡就立即向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建議：應當請錢學森先生考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聽取這位著名的火箭專家對於中國研製火箭的意見。彭德懷隨即把這一意見報告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就在彭德懷轉告陳賡，可以邀請錢學森考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時候，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的安排下，已經來到哈爾濱！

正因為這樣，陳賡不僅在電話中告訴中共黑龍江省委馬上安排錢學森參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向來做事乾脆、風風火火的他當即從北京趕來。

 

在大和旅館密談飛彈

陳賡跟錢學森握手的一剎那，錢學森深受感動。陳賡向錢學森介紹了站在他身後的幾位軍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領導班子劉居英、徐立行、張衍等。內中的劉居英，少將軍銜，「哈軍工」副院長。他的哥哥劉志賢，即陸平。後來，當劉居英接替陳賡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院長時，陸平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兄弟倆同時執掌中國兩所重要大學，一時間傳為佳話。

陳賡快人快語，對錢學森說：「我們軍事工程學院打開大門來歡迎錢學森先生。對於錢先生來說，我們沒有什麼密要保的。那些嚴格的保密規定，無非是在美國人面前裝蒜，不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發展水平。」

陳賡的一番話，充滿了對於錢學森的信任感。

陳賡花費一天時間，陪同錢學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參觀。

錢學森來到空軍工程系，系主任唐鐸少將帶領許多教授、教師跟錢學森見面。錢學森見到了羅時鈞、莊逢甘，非常開心。不過，他倆都穿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給錢學森面目一新的感覺。

出乎錢學森的意料，他還見到老同學、老朋友梁守槃、馬明德、嶽劼毅。他們怎麼也會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執教呢？

原來，這批航空工程專家都是陳賡「挖」來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曾經在貴州省大定縣（今大方縣）羊場壩一個叫烏鴉洞的山洞裡，創建了一家航空發動機廠。當年這家工廠的技術骨幹、研究課課長梁守槃（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設計課工程師馬明德、機工課歐陽昌宇，都被「挖」來了。

1949年11月9日，原屬國民黨政府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在香港的員工宣布起義，史稱「兩航起義」。內中的航空技術專家董紹庸、凌之鞏、蔣志揚、李緯文、嚴汝群，也被「挖」去。

嶽劼毅，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後來在上海交通大學航空系擔任空氣動力學教授，成為錢學森的「同行中的同行」，同樣被「挖」去。

嶽劼毅擔任空軍工程系空氣動力學教授會（當時的「教授會」，相當於教研室）的主任，馬明德為副主任。

看到有那麼多同行雲集建院才幾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錢學森被陳賡求賢若渴、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態度深深感動。錢學森說：「地球真小，我沒想到在軍事工程學院會見到這些老同學和老朋友。」

到處「挖」人的陳賡，當時還曾打算把錢學森從中國科學院「挖」過來，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副院長呢。

嶽劼毅教授請錢學森參觀風洞實驗室。這是中國第一個風洞實驗室，擁有兩座實驗段直徑為1.5米的回流低速風洞，一座是開口的，編號為一號風洞；另一座是閉口的，編號為二號風洞。他們正在建設一座實驗段截面為80毫米×80毫米的超音速風洞，編號為三號風洞。風洞是由嶽劼毅、馬明德、莊逢甘、羅時鈞四位教授共同設計的，馬明德為風洞建設總指揮。

錢學森看了之後非常欣喜，說道：「了不起啊，你們的空氣動力學研究已經走在全國的前列。」

下午，陳賡等陪同錢學森參觀炮兵工程系，在那裡錢學森第一次見到了任新民，後來任新民成了錢學森的左右手。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於安徽省寧國縣。1929年10月，年僅14歲的任新民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考取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他考入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造兵系，1940年畢業。1945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院留學，獲機械工程碩士、工程力學博士學位。1948年9月，被美國布法羅大學機械工程系聘任為講師。1949年8月，在新中國誕生前夕，他從美國回國。9月，任新民在陳賡領導的南京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任研究員。1952年8月，當陳賡在北京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籌備委員會時，任新民就是八位籌備委員之一。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在哈爾濱正式成立之後，陳賡任院長，任新民任教務處副處長。任新民希望能夠到教學第一線工作，陳賡任命他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會主任。1955年任新民被授予上校軍銜。在錢學森1955年10月回國之前，任新民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研究火箭的專家。

任新民後來擔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航空航天部總工程師、中國宇航學會理事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1985年10月被國際宇航科學院接納為院士。1999年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任新民在接受本書作者採訪時，說及一件重要的事：就在錢學森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前幾天，他和周曼殊、金家駿三位教員給陳賡院長寫了一個報告，並請陳賡院長轉交中央軍委。這個報告提出了我國應當重視研製火箭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

任新民回憶說，當時只叫「火箭武器」，其實就是飛彈。在當時，飛彈有不同的中譯名，有的稱「可控火箭」，海外大都譯作「飛彈」，是錢學森提出譯作「飛彈」。細細考究，「可控火箭」只是說明可以控制飛行的火箭，並沒有說明火箭上裝有彈頭（爆炸物）；「飛彈」則只說明那「彈」會「飛」，並沒有表達可控的意思；錢學森提出的「飛彈」一詞，兩個字說明了兩層含義，即既表達了可控的意思，又表明是一枚炸彈。錢學森對於科學名詞的中譯名總是反覆推敲，相當嚴謹。所以錢學森所譯的「飛彈」一詞，已經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只有海外的華人仍用「飛彈」一詞。

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駿三人的建議，是在錢學森到來的前夕發給陳賡院長轉中央軍委的。不早不晚，錢學森恰恰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所以跟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駿這三位火箭專家談得非常投入。

在火箭教授會的實驗室裡，任新民向錢學森介紹了室外固體火箭點火試車的試驗，錢學森這才得知，中國也已經在著手火箭研究。任新民指著一個10多米高的鐵架子，謙虛地說：「不怕錢先生笑話，我們做比衝試驗，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彈測曲線，也是笨辦法上馬。」

錢學森稱讚說：「不容易。你們的研究工作已有相當的深度，儘管條件有限，已經幹起來了嘛。邁出這一步，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錢學森對陳賡說：「任教授是你們的火箭專家，我今天有幸認識了他！」

陳賡馬上抓住這一話題，問錢學森道：「錢先生，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飛彈？」

錢學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麼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

陳賡聽罷，笑道：「錢先生，我就要您的這句話！」

其實，陳賡專程從北京趕來，就是要聽錢學森的這句話！

錢學森後來回憶說：

陳賡大將聽了以後非常高興，說好極了！就要你這句話。從這位領導人講的這些話裡頭，我慢慢悟出來，他們不是說一個簡單科學技術問題，而是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建設的問題，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一個偉大戰略決策。抗美援朝戰爭那個時候已經結束，他們想到就是社會主義中國要建設，要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我們必須認真對付敵人的核威懾。所以中國搞兩彈、發射衛星，目的不是別的，是為了我們國家不受外國人的核威懾，能夠平穩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

當天晚上，陳賡大將在大和旅館最好的包房裡舉行一個小型的晚宴，宴請錢學森。除了錢學森和朱兆祥一身便衣之外，其餘的出席者一色軍服。陳賡請任新民作主陪，出席宴會的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與航空、火箭相關的教授。錢學森的學生羅時鈞、莊逢甘也都在座。不過，考慮到談話的內容涉及高度機密，陳賡連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的部長都沒有請。

那個夜晚，他們邊吃邊談，談話的主題就是飛彈。

錢學森告訴陳賡，依照他的估計，中國如果著手研製射程為300千米至500千米的短程火箭，彈體及燃料用兩年時間可望解決，但是關鍵問題是自動控制技術。相對於火箭而言，研製飛彈的工作量百分之八十在於自動控制技術。

陳賡說：「錢先生的話讓我心裡有了底，我們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自己的飛彈。我可以表個態，我們『哈軍工』將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錢先生只要開口，我們義不容辭！」

在1955年，飛彈還只是剛剛冒出軍事地平線的新生事物。然而，作為中央軍委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陳賡，以極其敏銳的目光注意到最新的武器飛彈，注意到從美國歸來的飛彈專家錢學森。

整整54年之後，新中國60大慶閱兵式上所展示的龐大的飛彈部隊，充分證實了陳賡的遠見卓識。

這支飛彈部隊包括：陸軍的反坦克飛彈方隊、防空飛彈方隊，海軍的艦對空飛彈方隊、反艦飛彈方隊、岸艦飛彈方隊，空軍的「紅旗-9」型地對空飛彈方隊、「紅旗-12」型地對空飛彈方隊。

作為「飛彈專業戶」的是第二炮兵飛彈方隊，是整個受閱方隊中的「壓軸」巨陣。

「第二炮兵」很容易使人以為是炮兵部隊，其實第二炮兵就是「戰略飛彈部隊」。當年為了保密，由周恩來親自命名為「第二炮兵」。

第二炮兵參閱的5個飛彈裝備方隊由6支飛彈勁旅組成，108枚參閱飛彈全部是最新型號。其中有「東風-15B」型常規飛彈方隊、「東風-21C」型常規飛彈方隊、「東風-11」型常規飛彈方隊、遠程精確制導的「長劍-10」型陸基巡航飛彈方隊、「東風-31A」型洲際核飛彈方隊。其中的巡航飛彈是航空母艦的剋星，而洲際核飛彈是「核威懾」的王牌。

這麼多型號的飛彈，這麼多的飛彈部隊，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實現了「飛彈化」，成為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所有這些飛彈，100%是國產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飛彈化」的起點，就是哈爾濱大和賓館的那個夜晚，就是始於陳賡大將與錢學森的促膝深談。

就在這一個夜晚，回國只有一個多月的錢學森，從美國的飛彈專家演變為中國的飛彈專家。

就在這一個夜晚，中國「兩彈一星」中的飛彈工程，提到日程上來了。

錢學森在晚年回憶往事時說：「我回國搞飛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

錢學森還說：「陳賡大將很直爽，他想幹什麼，讓人一下就明白。『君子坦蕩蕩』，他的心是火熱的，他的品質透亮，像水晶一樣。」

陳賡大將是一個高度忙碌的人，第二天清早，他就乘坐專機返回北京。陳賡請錢學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再考察一天，讓錢學森對當時中國的航空、火箭研究水平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並與任新民等教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住在大和旅館，也有一件事令錢學森很看不慣：那裡進進出出，有許多蘇聯專家。這是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建院之初，聘請了一批蘇聯專家講課。陳賡院長向周恩來總理遞交報告，請求把大和旅館作為「哈軍工」的蘇聯顧問團專用宿舍。錢學森來哈爾濱，中共黑龍江省委把他安排住在這座蘇聯顧問團專用宿舍裡。錢學森不解，幹嗎要請那麼多的蘇聯專家呢？

在訪問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之後，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錢學森從哈爾濱南下訪問了長春、吉林、瀋陽、撫順、鞍山，最後來到旅大市。錢學森在東北廣泛考察工廠、礦山、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在東北的研究所。錢學森所到之處，都受到盛情的接待。

不過，在一個月的東北之行中，錢學森最重要的行程，還是與陳賡大將的歷史性會面。

事隔多年，錢學森才獲知，當時陳賡奉周恩來總理和彭德懷部長的指示，專程趕往哈爾濱，就中國發展火箭、飛彈等問題專門請教錢學森。

這是因為早在錢學森歸國之前，毛澤東主席就向周恩來總理問起：「在原子彈和飛彈研製方面，我們的人才如何？」在那個時候，周恩來總理就告訴毛澤東主席，在美國有一位「在『火箭之父』馮·卡門博士門下工作過的飛彈專家錢學森教授，我們正在通過各種途徑，爭取他早日歸國」。

錢學森那封寫給陳叔通的信，是周恩來總理閱後指示立即送交日內瓦，請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作為證據出示……

周恩來理所當然關切著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周恩來深知，遭到美國「驅逐出境」的錢學森有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在歸來之後必定為發展中國的飛彈事業竭盡全力。

 

國防部長彭德懷的關注

在東北參觀、考察了一個月後，錢學森回到了北京。

陪同錢學森參觀的朱兆祥當即回到中國科學院院部，匯報錢學森的東北之行。這時，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的辦事員告訴朱兆祥：「彭老總的辦公室來了幾次電話，叫你回到北京之後，趕快到這個地方去一趟。」

辦事員說著，交給朱兆祥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他根據彭老總的辦公室電話記錄下的地址。

朱兆祥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地方，就按照小紙條的地址來到中南海不遠處的靈境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四合院門口，有穿軍裝的門衛，表明這裡是部隊機關。朱兆祥說明來意之後，門衛似乎已知道此事，請朱兆祥到客廳坐下，進內通報去了。

主人未到，熟悉的笑聲先到，原來是陳賡大將，原來這裡就是陳賡的家。

「歡迎科學院的同志光臨！」陳賡一邊跟朱兆祥親切握手，一邊問起了錢學森的近況。

據朱兆祥後來回憶：

陳賡大將問我：「錢先生對我們哈軍工有什麼意見和看法？」

我說：「錢先生對我們新中國有這樣裝備新穎和管理井井有條的軍事工程學院非常高興。但他對學校裡請了這麼多蘇聯專家來教書，很不以為然。他說，難道我們中國人不會教書啊，請了這麼多外國人來做什麼！哈軍工的教師好像事事都要聽從蘇聯專家，顯得很被動。這對學校發展很不利。」

陳賡一聽，就興奮地站了起來說：「哎呀，錢先生民族自尊心這麼強，多麼可貴啊！」

陳將軍隨即半開玩笑地說：「你們科學院的同志，可真厲害啊！我們剛剛聽到錢學森即將回國的消息，很想及早會見他請教請教，就有人告訴我：科學院早已派人到深圳去迎接了。等錢學森到了北京，我們很想請他到部隊來發揮專長，就有人告訴我，人家科學院早已請妥他創辦力學研究所啦，房子、班子都準備好了。所以我說你們科學院同志，想得早，幹得快，真厲害。」

他的玩笑中隱含著一股迫切的心情。

朱兆祥還回憶說，當他說出錢學森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請那麼多蘇聯專家而提出異議時，擔心身為院長的陳賡大將會不高興，因為當時正處於中蘇友好的「蜜月期」，這樣的話會被說成「反對蘇聯」，那可是近乎「反動言論」。沒想到，陳賡大將反而稱讚了錢學森，這使朱兆祥感到陳賡大將的直率和大度。

陳賡大將跟國防部長彭德懷過從甚密。在韓戰期間，彭德懷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陳賡是副司令員。陳賡說起他跟彭德懷在韓戰中的感受，那就是痛切地感到中國與美國在國防科技上的巨大差距，而在打蔣介石的時候，他們還沒有這種感受。如今，美國軍隊已經用飛彈武裝起來了，中國軍隊在現代化戰爭中沒有飛彈絕對不行。

陳賡在哈爾濱見了錢學森之後，一回到北京，立即向彭德懷部長作了匯報。陳賡向彭德懷部長介紹說，錢學森是在美國搞了十幾年的空氣動力學、飛行器飛行力學和火箭飛彈技術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很有信心，中國一定能造出火箭和飛彈。

彭德懷則對陳賡說，「哈軍工」任新民等三位教師在1955年11月關於發展火箭武器給國防部的建議書他已經看過了，並已批給國防部副部長黃克誠閱辦。

陳賡請朱兆祥向錢學森轉達彭德懷部長的意思：「彭老總知道錢先生是火箭專家，要向他請教幾個問題。你們還在東北的時候，他就問過幾次了，問你們回來沒有？可惜現在他患病住院了。等我跟他約好了時間，我們一起去醫院看看彭老總怎樣？麻煩你把這個意思轉達給錢先生。這件事，我們一定請科學院的同志支持啊！」

陳賡還說：「請你跟錢先生說，我們想請他吃頓飯，表示我們部隊同志歡迎錢先生回國之意，你和他一塊兒來。」

在錢學森回國之初，陳賡成為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與錢學森聯絡的第一人。

1955年12月26日下午，在陳賡的陪同下，錢學森來到北京東單的北京醫院高幹病房，在那裡會見了心儀已久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

彭德懷出身貧寒，種過田，揀過煤，只念過兩年書。彭德懷在戰場上叱吒風雲，不論是在井岡山上還是長徵途中，不論是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韓戰，他指揮若定，建立奇勳。毛澤東主席曾經賦詩稱讚彭德懷：「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彭德懷見到「洋博士」錢學森，一點也不見外，當作自己人。彭德懷說自己文化粗淺，要向錢學森請教關於飛彈的方方面面。

彭德懷說：「我們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過來，我們也要有還手之力。」既然人家有了飛彈，我們也應該有飛彈。我們先易後難，從試製短程飛彈開始。

錢學森完全贊同彭德懷的意見。錢學森認為，應當建立一支研製飛彈的專業隊伍。美國軍方從著手研製飛彈，到試製成功第一枚飛彈，大約花費了10年時間。中國可以比他們快，花費5年時間，就可以試製成功第一枚飛彈。當然，飛彈從短程到中程到洲際，需要時間，需要逐步提高研製水平。

彭德懷高興地對錢學森說，有你這樣的飛彈專家，我相信中國一定能夠研製出飛彈。

彭德懷發出驚人之語：「就是當掉褲子，也要上飛彈！」這句話體現了彭德懷一定要研製飛彈的決心，體現了這位國防部長對飛彈戰略地位的高度重視。

彭德懷對陳賡說，可以請錢學森先生給我們軍隊的高級幹部講課，讓我們的高層指揮員都知道飛彈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用飛彈武裝起來。

在會晤彭德懷元帥的那天晚上，錢學森出席了周恩來總理為歡迎蘇聯科學家訪華代表團舉行的晚宴。1955年12月27日《人民日報》是這樣報導的：

新華社二十六日訊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今晚設宴招待蘇聯科學家訪華代表團團長諾維科夫教授和全體團員。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院士、國務院文教總顧問馬裡採夫和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拉扎林科也應邀出席了宴會。

出席宴會作陪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秘書長習仲勳，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張稼夫、吳有訓，在北京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華羅庚、侯德榜、王淦昌、趙忠堯、周培源、錢偉長、陳鳳桐、白希清以及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等。

 

跟大將、上將、中將研究飛彈

在會見彭德懷元帥之後，陳賡代表國防部在北京高幹俱樂部宴請錢學森。

出席宴會的除了朱兆祥之外，還有兩位錢學森不認識的穿軍服的人。陳賡介紹說，一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震，另一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陳賡笑道，這兩位都是對錢學森先生格外敬仰、對火箭和飛彈特別感興趣的人。

王震，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經歷過二萬五千裡長徵，指揮過數不清的戰鬥，但是給人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領導359旅在延安南泥灣墾荒。

萬毅，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當年是張學良東北軍的中校團副，1938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東北軍中的中共特別黨員。1941年被捕，1942年8月在蔣介石密令處決的前夕逃出，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

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樣三位大將、上將、中將出席宴會，宴會又一次成了飛彈研討會。

陳賡大將說起了1954年9月隨以彭德懷為首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蘇聯的故事。

他們應蘇聯國防部長布爾加寧的邀請，參觀原子彈爆炸實兵對抗軍事演習。參觀蘇聯核試驗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規格相當高，除了國防部長彭德懷，還有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總參謀長粟裕，總參高級步校校長宋時輪，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海軍參謀長周希漢，還有陳賡，總共10人。

9月13日，中國軍事代表團來到蘇聯核基地達託斯克，被安置在離核爆炸區不遠的一個營地。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等幾個「兄弟國家」的軍事代表團也在那裡。蘇軍參加此次試驗演習的有4.5萬人。

原子彈爆炸時，衝擊波引起的狂風把彭德懷的軍帽都吹掉了。

演習結束之後，蘇聯國防部部長布爾加寧把原子彈的鑰匙——起爆的鑰匙，贈給了彭德懷。

陳賡說：「光給一把象徵性的鑰匙，不給原子彈，有什麼用？」彭德懷聽了，說道：「你是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可以組織班子研製嘛！」

陳賡講完這個故事，對錢學森說，「現在我們不僅要搞原子彈，而且要搞飛彈！」

錢學森當即表態，要為發展中國的飛彈儘自己最大的努力。

萬毅中將是一個喜歡鑽研的人。他向錢學森請教，國外的華文媒體常常把飛彈譯成「飛彈」，而我國的媒體有的譯為「飛彈」，有的譯為「彈道飛彈」，到底是譯成「飛彈」好還是「飛彈」「彈道飛彈」好？

錢學森回答說，在他看來，以「飛彈」這譯名為好，因為「導」字體現了制導系統，飛彈是在制導系統，也就是在自動控制系統控制下才能精確地命中目標。「彈道飛彈」是指飛彈沿著一條預定的彈道飛行，攻擊地面固定目標，也就是飛彈，不如飛彈一詞簡潔、易懂。

錢學森一錘定音，從此中國一直稱「飛彈」，而至今海外華文媒體仍把飛彈稱為「飛彈」。

萬毅中將還圍繞飛彈的性能和原理向錢學森提問，錢學森用通俗的語言一一作了回答。

陳賡見到此情此景，對錢學森說，彭老總今天下午對錢先生說，可以請他給我們軍隊的高級幹部講課，我看，錢先生你就像剛才那樣用很通俗的語言，給在京的解放軍高級軍官作演講，你看好不好？

錢學森答應了下來。

第一個提出組建「火箭軍」

在陳賡大將的大力推動下，錢學森與軍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北京軍隊高層出現了「飛彈熱」。陳賡大將前往中國科學院，正式代表國防部邀請錢學森講課。

1955年12月27日，萬毅中將根據彭德懷元帥和軍委秘書長黃克誠的指示，拿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駿三位教員關於研製我國火箭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建議書，當面聽取了錢學森關於如何發展我國火箭技術的意見。

就在這個時候，1956年的元旦到來了。

對於新中國來說，1956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共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一年。錢學森在這個年月出現在北京，格外受到重視，也格外受到歡迎。

1956年1月l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第一次召開的以知識分子問題為主題的全國性大型會議。1月20日，毛澤東主席到會講了話，他指出，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中國應當有大批的知識分子。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

就在毛澤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的背景下，1956年1月，在陳賡大將的安排下，錢學森在北京積水潭總政文工團排演場給在京的軍事幹部講關於飛彈武器知識的概述，連講三場，引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對於飛彈的極大興趣。

那時候，很多人都還不知道飛彈為何物。身經百戰的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元帥，都興致勃勃地聽講，當起了錢學森的學生。

錢學森在講課時，在黑板上寫下「火箭軍」三個字。他說，這「火箭軍」，也就是飛彈部隊，是一支不同於現有的陸、海、空三軍的新型部隊，是一支能夠遠距離、高準確度命中目標的部隊，是現代化戰爭中極其重要的後起之秀。

錢學森提議組建「火箭軍」的時候，中國還沒有飛彈，更沒有飛彈部隊。60年後——2015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是中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總參作戰部空軍處參謀李旭閣曾經回憶當時聽錢學森講座的情形：

1956年元旦的第一場春雪剛剛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辦公的總參作戰部空軍處參謀李旭閣，被處長楊昆叫進辦公室，遞給他一張入場券，說下午三點總政排練場有個秘密報告，規格很高，你去聽聽！

北京城郭一片雪白。李旭閣騎車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總政排演場大廳路並不遠。他匆匆步入會場，環顧左右，已座無虛席。令他吃驚的是在座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將軍，他們都是三總部和駐京軍兵種的領導，許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臺上，擺著國防部副部長陳賡大將的名字。驀然回首，滿堂高級將領，唯有他一個人年紀最輕，職務也最低，佩戴少校軍銜。

剛剛落座，電鈴就響了。陳賡大將率先走出來，身後跟著一位穿中山裝的學者。兩個人坐下，陳賡大將便介紹說，這位就是剛剛歸國的錢學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氣動力學家，今天由他給大家講世界上最先進的尖端武器——飛彈。頓時，全場掌聲雷動。

錢學森教授站起來鞠了一躬，然後走至黑板前，揮筆寫了一行字：「關於飛彈武器知識的概述」。

李旭閣在一個嶄新的筆記本上記下的這一行字，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關於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紹。他聚精會神地聽，一絲不苟地記，什麼飛彈結構用途，美國、蘇聯飛彈發展現狀等等。特別是錢學森饒有意味地說的一番話，深深印在他心裡：「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製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議中央軍委，成立一個新的軍種，名字可以叫『火箭軍』，就是裝備火箭的部隊。」以後，錢學森又於1960年3月22和23日在高等軍事學院講授火箭和原子能的應用，李旭閣再次前往聽課，錢學森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講解，至今讓他記憶猶新。

2004年4月份，李旭閣在整理過去的資料時，意外地發現了自己當年的筆記本，打開一看，竟是1956年元旦聽錢學森講課的手記，他記了厚厚一個本子。錢學森的兒子和秘書得知情況後，立即專程來到他家，將原件拍照和複印，準備放到上海交大錢學森圖書館展出。

後來，錢學森是這樣談起講座的體會：

我在美國那麼長時間，知道他們那裡沒有這個本事不行。美國的科研人員要爭取基金會的經費支持，就要參加董事會的會議，向董事們做10到15分鐘的講解，在限定的時間內把他要報告的事情講清楚，要不他就得不到經費。這就是一個社會要求，也是一種壓力。所以在美國，中學裡就有辯論會，培養人的口才。我舉一個例子，我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超聲速問題的時候，有一次，系裡來了一位官員，是美國國會議員，管這方面事的，他問超聲速是怎麼回事啊。我的老師馮·卡門是很會作科普宣傳的，他先不說什麼，把國會議員帶到他的澡盆邊，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劃。劃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開了，於是告訴他這是因為手劃得比水波慢，像亞聲速；他又劃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兩邊散開，這就像超聲速。這位國會議員說他懂了，其實也沒完全懂，只是這個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這就是一個怎麼讓不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我回國後發現中國的科技人員這方面的能力比較差，往往是講了十幾分鐘還沒到正題，扯得老遠，有些簡直就讓人聽不懂，不會用形象、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好專業科學知識。從前我問一些聽科學報告的黨政幹部，他們就常常說沒聽懂，他們歡迎我去講，說聽我講能懂得差不多。我回到祖國接受搞飛彈的任務後，在積水潭總政文工團的排演廳作報告，講高速飛行問題，當時陳賡大將和許多軍隊高級將領都在座。講完以後有一個人對我說，他這次算聽懂一點了。要求科技工作者對不在行、不懂行的人介紹自己的工作，我覺得是很需要的。

道理很簡單：科學技術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視，就需要科普。

在那裡連聽三場錢學森演講的朱兆祥，後來是這麼回憶的：

陳賡大將親自陪同錢先生和我一起到醫院去看望彭德懷同志。這次會見很特別，彭老總開門見山就提出問題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去打人家。但我們一定要把部隊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落後了要挨打。我很想知道，我們中國人，能不能自己造出飛彈來？需要多少時間？雙方就這個問題討論很久，談得很投機。看來彭老總心情很急，簡直就像交代任務一樣。錢先生對飛彈原理和國際情況都瞭然於胸，陳賡就提出請錢先生為部隊的校級以上幹部作個普及飛彈知識的報告。這個計劃不久就實現了。在總政排演場禮堂，錢先生連講了三天。以上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了，使我感到了緊鑼密鼓的氣氛。

朱兆祥所說的「感到了緊鑼密鼓的氣氛」，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軍方藉助於錢學森回國，颳起了錢學森旋風、飛彈旋風。

不久，錢學森又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在中南海懷仁堂向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人作《飛彈概論》講座。在聽眾之中，有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有國務院的副總理和部長們。

錢學森清楚地意識到，中國飛彈事業即將騰飛。在美國經過5年的艱難抗爭終於回到新中國，值！

其實，新中國在啟動「兩彈一星」的飛彈這一「彈」研製工作的時候，已經啟動了另一「彈」——原子彈的研製工作。

那是在1955年１月15日，也是在中南海，當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時，邀請了兩位著名的科學家——錢三強和李四光作關於原子彈的講座，列席會議的有地質部副部長劉傑。

毛澤東在聽了錢三強和李四光的講座之後說：

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解放以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從這一天起，中國正式啟動原子彈的研製工作。當時，為了保密，把研製原子彈稱為「原子能事業」。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７月，中共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工作，具體業務由以薄一波為主任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管理。

此後三個月，錢學森歸來了，中國研製飛彈的工作隨之也啟動了。

「兩彈」提到工作日程上了，「紅色中國」朝著國防現代化的目標迅跑。

 

毛澤東要錢學森坐在他身邊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次會議除原有545位委員外，新增119位委員。從美國歸來才三個多月的錢學森名列新增委員之中，應邀出席這次大會。這是錢學森首次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亮相。

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是周恩來。在會上，周恩來作政治報告，被熱烈的掌聲打斷了44次之多。此外，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濟深的常委會工作報告，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作了《關於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問題》的報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作了《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知識分子的使命》的報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陳叔通作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作了《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

錢學森也應邀在大會上作了發言。

在二屆二次會議期間，1956年2月1日晚上，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舉行盛大宴會，宴請全國政協委員。

錢學森收到了鮮紅的毛澤東主席籤署的請柬，上面寫著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會廳，錢學森在第三十七桌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這時，工作人員領著他來到第一桌，在緊挨毛澤東座位的右面——第一貴賓的位置，寫著錢學森的大名！

這是怎麼回事呢？

後來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在審看宴會來賓名單時，用紅鉛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三十七桌鉤到了第一桌。

「來，來，學森同志，請到這裡坐。」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熱情地邀請錢學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錢學森在毛澤東右側坐下來，頓時成為整個會場的焦點。

宴會一開始，毛澤東就指著錢學森，笑著對大家說：「他是我們的幾個『王』呢！什麼『王』？工程控制論王，火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們的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錢學森。」

毛澤東主席伸出五個手指頭，對錢學森說，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五個師呢！我看呀，對我們說來，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得多。我現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論，用來指揮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

錢學森回國才三個來月，就被毛澤東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國的領袖深知錢學森的不凡。毛澤東對於錢學森在美國的情況相當熟悉，了解錢學森的歸來對於新中國的重要價值。

記者拍下了毛澤東與錢學森交談的照片。錢學森穿一身中山裝，臉上漾著微笑。這張與毛澤東主席的合影，成為錢學森一生中的經典照片，也是錢學森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

此後，毛澤東主席多次接見錢學森，充分表明毛澤東對錢學森的看重。

葉劍英的宴請與周恩來的看重

中國飛彈事業的穿針引線人，確非陳賡大將莫屬。在安排錢學森在北京作了多場飛彈講座之後，1956年2月4日，陳賡又陪同錢學森夫婦到北京西海之濱的葉劍英元帥家中做客。葉劍英當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特設家宴款待錢學森。這次見面，話題依然是飛彈。

關於錢學森來到葉劍英元帥家，當時的一個小女孩——葉劍英的乾女兒戴晴（即傅小慶），後來在《我的義父——葉劍英》一文中，寥寥數語道及錢學森的來訪，倒是頗有意思：

我對飛彈的最初的認識就來自他的親口詮釋。一天，那時我剛讀初中，他請才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夫婦吃飯。客人未到之前，他極為高興地以幾個孩子為對象，講這馬上來的人有多麼了不起，是「研究一種能追著飛機飛的炸彈的」。要不是凌子（引者註：指葉劍英二女兒葉向真）的堅決抵制，他恐怕會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錢學森所說的這種「能追著飛機飛的炸彈」引起葉劍英的極大興趣，以致1960年戴晴中學畢業之後，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飛彈工程系學習。

葉劍英元帥是一員儒將，問得很仔細，問及研製飛彈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設置怎樣的研究機構，制訂怎樣的計劃。錢學森一一作了回答。

聽了錢學森的周詳的研製飛彈的構思，仿佛勾勒出中國飛彈的發展藍圖，陳賡認為應當抓緊時機向周恩來總理匯報。

陳賡此人，是一個「工作狂」，做什麼事都全身心投入。當年，在籌辦「哈軍工」的時候，他為了從各地調集幾位重量級的教授，需要周恩來總理批准，他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正忙，在接待一大批客人。陳賡在外面耐心等待，終於等到周恩來出來上廁所，就上前截住周恩來，要周恩來當場在他的報告上簽字，然後高高興興走了。

像陳賡這樣敢於在門外截周恩來籤字的，數遍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沒有第二人。這是因為陳賡早在黃埔軍校學習時，就深得周恩來看重。後來，陳賡曾經擔任周恩來的警衛副官。1925年夏，周恩來與鄧穎超經組織同意準備結婚。當時，周恩來在廣州，鄧穎超乘坐輪船從天津來廣州，周恩來事忙，不能親自到碼頭接鄧穎超，就派陳賡手持鄧穎超照片去碼頭迎接……

正因為陳賡跟周恩來的關係這麼「鐵」，而且他又熟知周恩來的行蹤，這時他聽了錢學森關於發展中國飛彈的種種設想之後說：錢先生的設想很好，我們趕緊到三座門請周恩來拍板！

三座門，是坐落在北京景山西側大高玄殿外的三座牌坊，北京人習慣於把牌樓叫作「門」，所以那裡也就叫三座門。當年那裡是中央軍委大院所在地，所以三座門也就成了中央軍委的代稱。那時候，中南海、紫光閣（國務院）和三座門（中央軍委）在周末常有舞會。陳賡知道周恩來總理在忙碌了一星期之後，往往在周末到三座門去跳舞。於是，陳賡跟葉劍英、錢學森乘坐一輛轎車，直奔三座門。

陳賡到底是中央特科出身，果真在那裡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如同錢學森後來所回憶的那樣：

有一次葉帥在家請我們吃飯，我愛人也去了，陳賡也在。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說找總理去，總理就在三座門跳舞。我們跑到那兒，等一場舞下來，總理走過來，葉帥、陳賡他們與總理談話。後來大概就談定了，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麼組織一個研究機構？後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花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飛彈了。那天開完會，在總理那兒吃了一頓午飯，桌上有蒸雞蛋，碗放在總理那邊，總理還特意盛了一勺給我。

我們體會，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基礎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而直接領導者、組織者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

錢學森所說的「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就是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遞交給國務院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當時為保密起見，用「國防航空工業」這個詞來代表火箭、飛彈。錢學森就發展中國的飛彈事業，從領導、科研、設計、生產等方面提出了建議。錢學森指出，為了發展「國防航空工業」，需要設置專門的科研機構、試驗場以及製造工廠，要培養大批年輕力量，要制訂長遠的規劃。

錢學森在《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中建議：

1.「領導機構應包括科學、工程、軍事、政治方面的人員。這個機構設在國防部內」。

2. 作長遠及基本研究的單位，「重點放在完全了解一個問題的機理」，「探索新方向」。這種單位「組織上可以在中國科學院系統之內，但同時也歸上述機構領導」。如「現在科學院內的力學研究所」，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溫材料研究、電子學研究、計算機研究等；將來很可能再設空氣動力學研究所、自動控制研究所等」。「估計這個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員，在整個系統完成時有600人，其中副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員120人至150人。」

3. 作設計研究單位，其任務是「生產新型產品，包括試製及試飛階段在內」。這是一個「很大的複雜的機構，在整個系統完成時應有技術人員6000人，其中博士水平以上的人員500人至600人」。它應該包括：「空氣動力學研究所、結構研究所、火箭推進機研究所、衝壓推進機研究所、透平式推進機研究所、控制系統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計算局……」，共12個研究單位。

4. 生產工廠「是航空生產的一系列工廠」，「包括金屬及非金屬原料工廠，各種零件製造廠，電器製造廠，燃料工廠，最後才是飛機及飛彈製造廠」。

錢學森在《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中分析了當時國內航空工業十分落後的現狀以後指出：問題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三部分：研究、設計和生產」。他建議：

1. 立即在國防部成立航空局，實施全面的規劃和領導；

2. 從全國調配力量，組建隊伍。《意見書》開列了從1956至1967年，逐年調來各有關專業畢業生人數；

3. 爭取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

《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還開列了一批國內21位飛彈高級專家名單，其中包括任新民、羅沛霖、梁守槃、莊逢甘、林津、胡海昌等。

錢學森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是中國飛彈事業的奠基之作。

 

中央決策研製飛彈

1956年2月21日，周恩來逐字逐句地審閱了意見書，作了一些修改，並在《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的標題下面署上「錢學森」三個字。

2月22日，周恩來囑秘書把《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印發中央軍委各委員。周恩來在送呈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審閱的那份列印稿上寫道：「即送主席閱，這是我要錢學森寫的意見，準備在今晚談原子能時一談。」周恩來所說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彈。那天晚上，要「兩彈」一起研究了！

正在這時，在北京阜成門外的西郊賓館，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下的200多位科學家聚集在那裡，研究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錢學森擔任科學規劃綜合組組長。這個規劃確定了57項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其中的第37項是「噴氣和火箭技術」的規劃，由錢學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

在錢學森作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規劃說明之後，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深受鼓舞，當即揮毫，賦詩一首：

贈錢學森

大火無心雲外流，

登樓幾見月當頭。

太平洋上風濤險，

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籬歸故國，

參加規劃獻宏猷。

從茲十二年間事，

跨箭相期星際遊。

錢學森很喜歡郭沫若的這首詩，裱好之後，一直掛在他的書房裡。

1956年3月14日上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一開始，周恩來說道：「今天軍委擴大會議的議題，就是請錢學森同志談談我國發展飛彈技術的設想和規劃。」

這時，對錢學森的稱呼，由「錢先生」改為「錢學森同志」，使錢學森感到無比親切。

錢學森依照《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中的內容，向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發展我國飛彈技術》的報告。

這次會議決定建立飛彈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簡稱「航委」）。這個委員會由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和錢學森等籌備建立。「航空工業委員會」下設設計機構、科研機構和生產機構。

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會上明確提出，中國要搞原子彈和飛彈。

這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討論結果，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在我國發展飛彈事業的決定。

1956年4月13日，國防部發出通知：國務院決定成立「航空工業委員會」，直屬國防部，聶榮臻任主任，錢學森等為委員，安東任航委會委員兼秘書長。

1956年４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毛澤東指出：

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航空工業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在仔細研究、徵求錢學森等人的意見後，於1956年5月10日向國務院、中央軍委提出《建立我國飛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報告。

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出席中央軍委第71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聶榮臻的報告。這次會議做出了發展中國飛彈事業的決策。周恩來在會上說：「中國發展飛彈不能等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進行研究工作，應當採取集中力量，突破一點的方針。」

會議決定由「航委」負責，組建飛彈管理局（國防部五局）和飛彈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這兩個機構於10月成立，任命鍾夫翔為國防部五局局長，錢學森為第一副局長、總工程師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

也就是說，錢學森被任命為飛彈管理局第一副局長、總工程師，同時兼任飛彈研究院院長。新中國把研製飛彈的重擔，壓在了錢學森的肩上。

在錢學森的領導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了「中國火箭和飛彈的搖籃」。

公開的身份——力學家

錢學森回國之後，他那一系列頻繁的關於研製飛彈的活動、講座、計劃，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全部是在「幕後」進行的。

錢學森也常常在媒體上露面。那時候中國還沒有電視臺，媒體主要是報紙。《人民日報》一次又一次報導錢學森，加在他的名字前的頭銜，往往是「力學家」「物理學家」或者籠統的「科學家」，避諱「火箭專家」「飛彈專家」之類敏感字眼。

早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在報導錢學森遭到美國政府扣留時，稱之為「力學專家錢學森博士」。

1955年10月10日以及30日，《人民日報》在報導錢學森到達廣州、北京時，稱之為「剛從美國回來的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

1955年11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記者柏生對錢學森的長篇專訪《熱愛祖國的科學家錢學森》，內中第一次透露錢學森回國之後的動向：

錢學森博士謙虛地表示，自己剛剛回國，許多東西都還要學習，他願意把自己二十年來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果完全貢獻出來，並為祖國培養年青的科學研究人才。能為祖國服務他感到光榮和驕傲。現在他已經接受了中國科學院的聘請，準備主持和領導中國科學院力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據說，錢學森歸來之後，中國高層對錢學森進行了雙重工作安排：理所當然，中國高層要錢學森主持飛彈研製工作，但是與此同時又安排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擔任工作，便於錢學森以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這一公開身份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正因為這樣，《人民日報》記者透露錢學森「準備主持和領導中國科學院力學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實，錢學森一回國，中國科學院就安排錢學森擔任力學研究所所長。當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曾對朱兆祥說：「院裡的意思是，趁錢學森回國之際，把力學研究所建立起來，可以以錢偉長在數學研究所建立的力學研究室為基礎，再加一些研究人員。此事已經和錢偉長、周培源醞釀過，大家都贊成錢學森當所長、錢偉長任副所長。我們希望錢學森先到科學院來，暫時不要到國防部門去，這樣在國際上的印象好一些。請你跟錢學森委婉地談一談。」

吳有訓所說的「暫時不要到國防部門去，這樣在國際上的印象好一些」，只有一部分照辦了。由於陳賡大將的積極爭取，錢學森還是到國防部門去了，只是錢學森在國防部門的活動完全處於保密狀態。

1955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今年歸國的留美學生大部走上工作崗位》，稱「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現在在中國科學院主持力學研究所的籌建工作」。這句話把錢學森回國之後的「單位」說得清清楚楚，即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是在原有的力學研究室的基礎上建立的。力學研究室設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之下，成立於1951年，錢偉長擔任力學研究室主任。由於當時錢偉長在清華大學工作，這個力學研究室也就落腳在清華大學。

在1955年10月錢學森回國之後，便與錢偉長、吳仲華、胡海昌、朱兆祥、鄭哲敏等共同籌劃成立力學研究所。

1956年1月5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當年第一次院務常務會議，郭沫若院長主持會議。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討論成立力學研究所。錢學森提出了建立力學研究所的方案，即準備建立彈性力學、塑性力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化學流體力學、自動控制、運籌學等7個研究室。會議通過了成立力學研究所的決定。

1月6日，力學所籌備組召開了全所人員大會。會上，錢學森作了題為「關於力學研究方法」的講話。錢學森指出：

任何科學研究必須和實際結合，挑選課題應結合國家工業推進方向。

在研究過程中一定要很快弄清哪些是主要之點，這樣可以暫時忽略其中非主要之點。

研究工作一定要注意一般性原則，要有判斷能力，哪些問題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

要開誠布公進行討論。

1月7日，中國科學院將《關於成立力學研究所的報告》呈報國務院。

1月16日，陳毅副總理親筆籤署批覆了科學院《關於成立力學研究所的報告》。隨後，中國科學院發文，任命錢學森任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偉長任力學研究所副所長。

在建所初期，力學研究所確定固體力學、流體力學、化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運籌學五個研究方向，同時任命了各研究室的負責人：彈性力學研究室，負責人鄭哲敏；塑性力學研究室，負責人李敏華；流體力學研究室，負責人林同驥；化學流體力學研究室，負責人林鴻蓀；物理力學研究室，負責人錢學森；運籌學研究室，負責人許國志。

1956年3月2日，《人民日報》作了這樣的報導：「中國科學院今年要新設一批研究機構。由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已經在北京成立。這個研究所正在進行同國家建設有重要關係的科學研究工作。」

1956年6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的介紹力學的文章——《一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科》，似乎在向世界宣告，錢學森歸來之後，他的職務就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他的工作就是研究力學：

我們所要談的這門學科是力學。力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就是不談古代的發展，專說現代科學中的力學，那也是自牛頓發現了他那出名的三定律以後就有了的，所以力學至少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三百年中，力學從一個質點的力學發展到剛體、流體、彈性和塑性力學等等。這也是由於生產實踐對力學有廣泛的需要。可是如果拿力學和新興的科學——半導體，或電子學，或電子計算機等來比，那麼力學又的確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了。

……

力學既然是介乎基本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間的一門學問，要在力學領域裡工作，就必須在力學本門學識之外，也了解一些基本科學，也知道理論科學中嚴密論證的方法。另一方面，力學工作者也須要了解工程技術的觀點和在工程技術中的問題。這樣說來，學習力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求廣闊的面，從基本科學一直到工程技術都要有一定的知識。所以直到現在，無論在蘇聯也好，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好，有成就的力學家，不是先學習基本科學的，就是先學習工程技術的學生，然後轉入力學，最後還要深入實際工作，累積經驗。經過這樣漫長的學習過程，才能「爐火純青」，達到力學工作者所必須具有的能力：靈活地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一面能用高深的理論來解決實際所發生的問題，一面能從實際所發生的問題中抽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論研究對象。這也就是說，優秀的力學工作者不但要有廣泛豐富的學識，而且要能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因為只有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才能真正靈活地把理論同實際結合起來。所以我們可以說，所有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第一流力學家都是自發的辯證論者，只不過他們運用辯證法不可避免地局限於他們的專業業務工作。這樣看來，這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科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才能得到它發揚滋長的環境。

新中國對力學事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視的。從1952年起，高等教育部就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設立了力學專業，專門培養力學幹部。去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力學研究所。今年八月，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化學學部也將召開全國力學會議。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正需要而也必定會湧現出大批力學專家，他們將會解決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許多重要問題。我們可以肯定，同資本主義和平競賽中，在力學發展上，勝利也是屬於我們的。

錢學森在擔任力學研究所的所長之後，曾經主講《工程控制論》。據他當時的學生戴汝為回憶，錢學森的講學風格是這樣的：

他給我們講《工程控制論》的課，有一點大家非常吃驚，他講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話，沒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覺得很不容易，因為他在美國待了二十年，在美國東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又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最年輕的教授職稱，回國的時候43歲。我知道他在語言上是花了很大工夫的。他多次問別人某一個英文在漢語中究竟是什麼意思。比如說「random」這個詞，另外一個人就告訴他「random」在國內叫「隨機」，他為這個單詞問了好些人。最後他講課的時候一個英文也沒有，令大家都很感動。當時我在北大、清華也聽過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課，聽過他的課的人都發現這位新來的所長確實有獨到之處。北大的青年教師和同學說從來沒有聽過講得那麼好的課，這位科學家真不簡單。他講課的時候，能夠引人入勝，從具體的講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講課就是拿著支粉筆，不帶書，粉筆字寫得也非常清晰、規範。

 

走進力學研究所

在北京中關村的一個大門口，左邊掛著「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牌子，右邊掛著「中國力學學會」的牌子，這裡就是錢學森回國之後第一個工作單位，他是第一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也是第一任中國力學學會會長。

關於錢學森創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他的加州理工學院同事弗蘭克·E.馬勃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建所50周年時，這樣論及錢學森創建力學所理念的來源：

為了追尋錢學森創建力學所理念的來源，我們得回顧一下歷史。在慶賀錢學森誕辰九十周年的研討會上我說過，上世紀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初，錢學森在馮·卡門直接指導下工作，我稱之為是他做「學徒」的階段。正是在這一時期，錢學森逐漸確立了關於力學研究的觀點。那麼，人們要問，馮·卡門的觀點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毫無疑問，這發生在19世紀末，當時馮·卡門在哥廷根大學從教。他有機會與當時的「科學大家」、應用數學的發明人克萊恩（Geheimrat Felix Klein）和純粹數學的巨匠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切磋討論。克萊恩強烈主張數學與實際工程要結合起來，並認為，所有偉大的數學家都知道應如何運用數學去解決實際問題，而這種觀點又是希爾伯特和其他數學家所反對的。為了確保自己的這種想法能夠實施，克萊恩在哥廷根大學設立了應用數學和應用力學講座職位。

在哥廷根大學從教的這段時間內，克萊恩的觀點對馮·卡門產生了重要影響，並成為他後來在亞琛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致力於科學與技術相結合的動力源泉。正當馮·卡門在美國大力宣傳應用數學和應用力學觀點的時候，錢學森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成為了馮·卡門的「學徒」。可以說，在建立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時候，錢學森所秉持的也正是這種應用數學和應用力學的觀點。

步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大門之後，可以看見一幢紅白相間的五層大樓，那就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辦公樓，是在錢學森擔任所長的時候興建的。當年，錢學森就是在這幢樓三樓的所長辦公室上班。

走進大樓，看到門廳兩側的牆上掛著「力學研究所院士風貌」照片，總共有24位院士。一個研究所先後擁有24名院士，足見這個研究所科研實力的強大。內中，既有錢學森、郭永懷的照片，也有錢偉長的照片。當年，錢偉長曾經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

郭永懷是繼錢學森歸國之後回國的。

1955年10月，錢學森在回國之前，給郭永懷和李佩寫了一封信，希望郭永懷跟他一起回去。當時，郭永懷正好答應了威廉姆·西爾斯要做一項研究工作，要等一年才能完成，所以郭永懷給錢學森去信說，你們先回去，我和李佩明年一定回來。

1956年2月2日錢學森致信郭永懷，希望他「快來，快來」：

永懷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說歸期在即，聽了令人高興。

我們現在為力學忙，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自然是到力學所來，快來，快來！

計算機可以帶來，如果要納稅，力學所可以代辦。電冰箱也可帶。北京夏天還是要冰箱，而現在冰塊有不夠的情形。

老兄回來，還是可以做氣動力學工作，我們的需要絕不比您那面差，帶書的時候可以估計在內。多帶書！這裡俄文書多、好，而又廉價，只不過我看不懂，苦極！

請兄多帶幾個人回來，這裡的工作，不論在目標、內容和條件方面都是世界先進水平。這裡才是真正科學工作者的樂園！另紙書名，請兄轉大理石託他買，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此致

敬禮！嫂夫人均此！

錢學森

上

2月2日

我們有人出席世界力學會議（比國九月）。

這裡提到的「比國」，即比利時。

信中所說託「大理石」買書一事，是請他們的好友Frank Marble辦。「marble」一詞意思是「大理石」。錢學森在信中不說英文「Marble」，而說中文「大理石」，有不給Marble引起意外麻煩的意思。

郭永懷說話算數。1956年9月，郭永懷辭去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的教授職務，帶著妻子李佩和女兒郭芹，途經深圳回到祖國。

1956年9月11日，錢學森致函郭永懷表示熱烈歡迎：

永懷兄：

這封信是請廣州的中國科學院辦事處面交，算是我們歡迎您一家三眾的一點心意！我們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們過橋，但看來辦不到了，失迎了！我們一年來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們想您們也必定會有一樣的經驗。今天是足踏祖國土地的頭一天，也就是快樂生活的頭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國吧！

我個人還更要表示歡迎你，請你到中國科學院的力學研究所來工作，我們已經為你在所裡準備好了你的「辦公室」，是一間朝南的在二層樓的房間，淡綠色的窗簾，望出去是一排松樹。希望你能滿意。你的住房也已經準備了，離辦公室只五分鐘的步行，離我們也很近，算是近鄰。

自然我們現在是「統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寫志願書，請您只寫力學所。原因是：中國科學院有研究力學的最好環境，而且現在力學所的任務重大，非您來幫助不可。——我們這裡也有好幾位青年大學畢業生等您來教導。此外力學所也負責講授在清華大學中辦的「工程力學研究班」（是一百多人的班，由全國工科高等學校中的五年級優秀生組成，兩年畢業，為力學研究工作的主要人才來源）。由於上述原因，我們拼命歡迎的，請你不要使我們失望。

嫂夫人寄來的書，早已收到，請不必念念！

不多寫了，見面詳談。即此再致

歡迎！

錢學森

1956年9月11日

附：力學所現有兄舊識如下：

錢偉長、鄭哲敏、潘良儒

郭永懷回來了，回到北京，回到好友錢學森身邊。

郭永懷回國之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而所長就是錢學森。錢學森做事大刀闊斧，郭永懷則細緻入微，他倆是絕佳拍檔。

談慶明教授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老人，詳細敘述了在錢學森領導下創辦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經過。

談慶明教授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剛畢業就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談慶明成了力學研究所副所長郭永懷教授的研究生，研究化學流體力學。當時，力學研究所從清華大學遷至數學研究所對面的一幢小樓裡，然後開始建設力學研究所新大樓，這幢大樓一直沿用到現在。

談慶明教授說，當時我們很多同事都很怕錢學森，因為錢學森批評人的時候不留情面，我就被他當著很多人的面在會議上批評過。儘管我們有點怕他，但誰都佩服他的學問以及他的縝密的思維邏輯。

談慶明教授說，我的研究室主任是鄭哲敏先生。平時，錢學森對鄭哲敏很客氣。可是，有一回力學研究所辦展覽會，錢學森在審閱展板時，忽然令人把鄭哲敏找來，指著展板很嚴肅地批評說，你看看，小數點後的有效數字怎麼多達五六位？你的實驗有那麼精確嗎？

鄭哲敏一看，是自己在審稿時沒有注意，當即表示改正。

在科學上，所謂「有效數字」，是實驗精度的一種標誌。如果有效數字的位數取多了，易使人誤認為測量精度很高。小數點之後的有效數字多達五六位，表明實驗精度達到10萬分之一至100萬分之一。通常，要按照實驗的精度刪除後面的幾位數字。錢學森在科學上非常嚴格，所以會相當嚴厲地批評自己手下的研究室主任。

錢學森的學生樊蔚勳回憶了難忘的力學研究所「科學文獻討論班」，也就是錢學森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移植」過來的科學討論會。樊蔚勳說，1956年3月他到力學所報到的當天下午就參加了「塑性應力應變關係」的科學文獻討論班，起初是一頭霧水，漸漸有門了，筆者的副導師、主持討論班的李敏華學部委員鼓勵我在討論班上多發言。討論班把這個學科分支在歷史上的由來和發展都搞得清清楚楚。科學文獻討論班一定要有學術帶頭人，錢學森參加的討論班學術帶頭人就是馮·卡門教授。馮·卡門能提出學科最前沿的問題，給與會年輕人以重大啟發，從而使討論熱烈、深入，這是培養傑出的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所必需的。錢學森、林家翹、錢偉長、郭永懷等都有這樣的成長經歷，都感謝恩師當年指引了重要的科研方向。力學研究所當時的「塑性應力應變關係」科學文獻討論班，李敏華學部委員、王仁學部委員每次必到，胡海昌學部委員、錢偉長學部委員有時參加，主持討論班的李敏華學部委員定期向錢偉長副所長匯報。討論班每周一個下午，討論6篇文獻，報告人由各位高級研究人員輪流擔任，與會人員眾多，一半以上是年輕人，即初、中級研究人員和北京中關村附近的大學裡只有教學經驗的講師、助教。他們普遍感到聽不懂、跟不上，李敏華學部委員為他們「開小灶」，每周增加一個下午的討論班，只討論一篇重要文獻，指定樊蔚勳為報告人並啟發主持討論。樊蔚勳發言往往「一針見血」，鮮明地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對事不對人。一位好心人向樊蔚勳提出忠告：人家是講師啊！發言要婉轉曲折，不能直道其詳，要給人家留面子。可是錢學森描述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討論班中熱烈到「卡門教授也參加爭吵」的地步，「但不影響人與人的關係」。力學研究所的科學文獻討論班學習加州理工學院科學討論班的精神，參與者逐步更新觀念，討論班受到普遍歡迎。

據樊蔚勳回憶，錢學森在力學研究所雖然做過多次講座，但是最具「轟動效應」的是主講馬克思主義。一個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科學家，在回國不到一年的日子裡，居然要作馬克思主義講座。樊蔚勳說，「國務院系統幾百人好奇地趕來聽講」，足見這次講座引起諸多關注。錢學森怎麼講馬克思主義呢？其實錢學森就是以一個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人的視角，來談對馬克思主義的感受。樊蔚勳回憶說，錢學森用充滿感情的話語講述道：「我在美國20年，把長期積累的工作經驗上升到觀點、方法來認識，回國後學了馬克思主義，發現這些觀點、方法，全都已經包含在毛澤東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裡面了。」錢學森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深刻地體現在科學的本身。科學家要善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找出科學的規律。

王禮立也是在1956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大學畢業生之一。他回憶說，在錢學森所長主持下的力學研究所，有兩個細節令他難忘：一是除普通的辦公桌椅外，工作室裡有一個帶許多小抽鬥的文獻卡片櫃。錢學森認為，做科學研究一定要大量閱讀科學文獻，而在閱讀時一定要隨手寫好文獻卡片，分門別類放入文獻卡片櫃；二是錢所長要求每一個工作室裡掛一塊小黑板，以便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寫寫畫畫，三三兩兩在小黑板前討論。

談慶明則記得，在1960年，錢學森曾經在力學研究所的籃球場上，主持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表演——把一塊小鋼片放在碗狀的鋼的模具上，上面放置了雷管。隨著一聲爆炸，小鋼片當即被炸成一隻小鋼碗。錢學森手持這隻小鋼碗，在籃球場上走了一圈，展示給來賓看。雖然那隻小鋼碗看上去凹凸不平，還只是「醜小鴨」，錢學森說，這將帶來一場工藝上的革命。

錢學森的目光是深遠的，他把爆炸時使鋼片成形的力學命名為「爆炸力學」，這成為力學的新學科。這種工藝，叫作「爆炸成型」。果然，後來「爆炸成型」得到迅速的發展、普遍的應用。後來，就連飛彈的關鍵部件——火箭噴管，由於形狀複雜，難以機械加工，卻用「爆炸成型」在瞬間完成了。

王克仁教授也是力學研究所的老人，他指出，錢學森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創始人，對於中國力學的研究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於創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錢學森也是功不可沒。在科學上，對於錢學森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導師馮·卡門。對錢學森在科學上的巨大成就，爭議很少。

金銀和女士在中國力學會工作多年。她說，錢學森不僅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創始人，也是中國力學會的創始人。錢學森是中國力學會的第一任理事長，任期從1957年直至1982年，達25年之久。1982年錢學森當選中國力學會名譽理事長。錢學森把全國力學家組織起來，團結在中國力學會之中。2007年7月20日，96歲高齡的錢學森還為中國力學會50周年發來賀信。

在中關村「海歸樓」安家

錢學森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之後，在北京中關村安家。

錢學森與郭永懷的家相鄰。郭永懷夫人李佩教授帶領筆者去看當年錢學森在中關村所住的地方。

那裡如今叫「科源社區」，是中關村最老的一批宿舍樓，建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其中有三幢三層高的青磚砌成的宿舍樓，即13、14、15號樓，設施最好，每套房子的面積也大，當時被稱為「特樓」，是當時為了安置著名科學家和從海外歸來的學者而建設的宿舍樓，所以今日也有人稱之為「海歸樓」。

錢學森當時就住在「特樓」中的14號樓的二樓，而郭永懷和李佩就住在旁邊的13號樓。至今，李佩還是住在那裡，已經住了半個多世紀。李佩家中客廳裡的兩個單人沙發和茶几是她回國時父母補送給她的嫁妝，硬木花格架、長條形茶几和鋼琴是她和郭永懷一道買的。在「特樓」裡，不僅住過錢學森和郭永懷，也住過貝時璋、錢三強、趙九章、楊嘉墀、童第周、顧準……2009年10月29日，106歲的生物物理學家貝時璋去世時，就住在跟他一樣上了年紀的中關村「特樓」中。

錢學森一家入住中關村「特樓」之後，當時家具極其簡單，是公家分配的。他家的舊家具上，有著「中國科學院」的紅漆金屬銘牌。後來這些家具折價給住戶。錢學森使用多年的，就是這些最普通不過的家具。

且不說這三居室的公寓無法跟錢學森在美國洛杉磯的花園洋房相比，就連當時錢學森從美國帶回來的家用電器，諸如吸塵器、電冰箱、錄音機，都是當時那一帶公寓樓裡的「稀有元素」。

錢學森在北京中關村「特樓」安家之後，就把父親錢均夫從上海接來。

據錢月華回憶，當時，錢學森一家住在北京中關村的「特樓」，中國科學院又在北京東四六條南板橋胡同的第五宿舍，劃撥5間平房安置錢學森父親和蔣英母親蔣左梅。錢月華記得，那5間平房是在中國科學院第五宿舍最後一排，獨門獨院，有一個小花園，核桃樹亭亭如蓋，鬧中取靜。這5間平房之中，第一間作為廚房，第二間是客廳，第三間是錢均夫臥室，第四間是她的臥室，第五間是蔣英母親蔣左梅的臥室。雖說蔣英母親是日本人，漢語不很流利，但很快就喜歡上錢月華，常跟月華一起上街，有說有笑。月華除了照料錢均夫之外，也照料蔣英母親。

到了北京之後，經陳叔通推薦，周恩來總理指示，1956年4月，國務院聘任74歲的錢均夫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員。

中央文史研究館專聘有「德、才、望」的年長的文化名流擔任館員，每月發給工資，平常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史問題，文史館會派專人上門請教，不用到館上班。這樣，錢均夫在晚年有了安定的又能發揮自己專長的工作。

多年失業在家的錢均夫，如今成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員，生活安定，心情非常舒暢。

這時，錢均夫要給錢月華辦理終身大事。錢月華自從11歲到錢家，由於多年照料錢均夫，到了這時候已經37歲，尚待字閨中，已經是「大齡青年」。起初友人介紹了幾位男子，都是喪偶或者離異的，年歲在50以上，錢月華不願嫁。後來，跟錢家有那麼點遠親關係的張德洛，一則對此人知根知底，二則比錢月華小1歲，是未婚「大齡青年」，錢月華倒是動心了。遺憾的是，張德洛在抗日戰爭中斷了左腿，他一直沒有成家就因為殘疾。好在他裝了假肢，照樣上班下班，有一份穩定的收入。錢月華選擇了這位未婚「大齡青年」。

喜訊傳出，錢均夫說，錢月華是他的乾女兒，但是勝過親閨女，一定要好好為她操辦婚事。錢均夫送了金戒指給錢月華。錢學森送了200元人民幣作為禮金。蔣英母親蔣左梅說，她在東四北大街西側的馬大人胡同次31號（今育群胡同26號），有一座小院，她的第五個女兒蔣和住在那裡，可以騰出一間耳房，給錢月華作為新房。

從此，錢月華搬到馬大人胡同居住，但是每天仍去不遠處的東四六條南板橋胡同照料錢均夫和蔣英的母親。

 

舉辦《工程控制論》講座

在北京中關村，離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不遠處，就是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高高的大樓。

一身淺灰色的西裝，一頭淺灰色的頭髮，78歲的戴汝為院士作為「博導」還在帶研究生，還在忙碌地工作。他用充滿感情的語調，向筆者敘述他的恩師錢學森——錢學森從美國回來之後，所帶的第一個研究生就是他。

戴汝為院士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一是就讀於名校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二是畢業之後成為名師錢學森的研究生。這名校、名師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使他走上成功之路。

戴汝為是雲南昆明人。抗日戰爭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至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戴汝為有幸就讀於西南聯大附屬小學、西南聯大附屬中學，受到很好的教育。1951年戴汝為高中畢業，無論如何要報考清華大學，與4位同學一起「上京赴考」。那時候交通艱難，他帶著鋪蓋，花了22天時間才從昆明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後，無處落腳。天無絕人之路，正巧那時候北京市政府收押妓女，前門那一帶的房子空著，他們就住了進去。然後去考試，5人居然全部考上北京大學或者清華大學。這也表明西南聯大附屬中學的教育質量很好。戴汝為考上清華大學，由於學的是理科，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被調往北京大學。

1955年，戴汝為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之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室，室主任是錢偉長。真是天賜良機，錢學森正在這時候回來，籌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戴汝為被「分配」到錢學森門下，成為錢學森的研究生。戴汝為知道錢學森是國際聞名的科學家，能夠在錢學森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非常興奮。

戴汝為記得，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第一次開全所大會時，不過10個人而已。當時，錢學森不過40多歲，正是年富力強，工作相當忙碌。

錢學森開始舉辦工程控制論講座，每周講一次。對於戴汝為來說，這是從未接觸過的課題。戴汝為與另外一位研究生何善堉一起負責整理錢學森的講課筆記。錢學森拿出一本從美國帶回來的他寫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論》，作為教科書。何善堉在1949年入北京大學數學系，英文較好，而戴汝為在北京大學當時學的是俄語，只在中學時學過英語，這時就下苦功夫學英語。

當時借用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大廳舉行講座，聽課者200多人，主要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在諸多聽課者之中，最特殊也最感人的是天津大學的年輕教師周恆，他居然每周從天津趕來聽課，一直堅持到最後一堂課。那時候，北京與天津之間的交通並不方便，能夠使周恆不顧勞累往返於京津之間，這表明錢學森的講課具有何等的魅力。如今，周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戴汝為說，錢學森備課非常充分，講課只拿著一支粉筆，不帶書，講課層次分明，語言流暢。錢學森的粉筆字寫得也非常清晰、規範。戴汝為說，聽過錢學森的課的人都發現這位新來的所長確實有獨到之處。北京大學的青年教師和同學說從來沒有聽過講得那麼好的課，這位科學家真不簡單。錢學森講課的時候，能夠引人入勝，從具體的講起，又概括，又提高。

戴汝為把聽課筆記整理好之後，交給錢學森。錢學森會很仔細進行修改，用紅筆標記出不合適的地方，然後交給戴汝為刻蠟紙，印成講義，發給聽課者。

戴汝為還與何善堉一起，花費一年多的時間，把錢學森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論》譯成中文。經過錢學森校閱之後，於1958年出版。戴汝為說，當時錢學森從美國帶回來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論》只有2本。那時候沒有複印機，為了便於翻譯，只得把其中的一本拆成一頁頁。戴汝為向筆者出示了錢學森著《工程控制論》的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當年除了錢學森自己保存一本英文版《工程控制論》之外，另外一本已經被拆掉，那麼戴汝為手中的英文原版書是怎麼來的呢？戴汝為說，那是他跟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教授王飛躍（FeiYue-Wang）談起錢學森的名著《工程控制論》，王飛躍對錢學森深為敬佩。2004年2月，王飛躍教授從美國來北京，跟戴汝為見面時，送給戴汝為一件珍貴的禮物，那就是錢學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論》。原來王飛躍從美國的舊書網搜索，居然發現有5本錢學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論》在那裡拍賣，就悉數買下。在錢學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論》出版50年之後，美國朋友為戴汝為送來1954年的原版書，作為錢學森的學生及《工程控制論》中文版譯者，戴汝為深感欣慰。

戴汝為說，維納的《控制論》出版之後，被蘇聯科學家斥為「偽科學」。解放初，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受蘇聯影響很大，中共中央宣傳部有一班人甚至專門寫文章「批判」維納的《控制論》。但是由於蘇聯方面重視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蘇聯A.A.費爾包姆教授主持翻譯了《工程控制論》俄文版，並在1956年3月邀請錢學森訪問蘇聯，中共中央宣傳部那班「批判」維納的人，對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也就沒有說三道四。

戴汝為注意到，錢學森在作《工程控制論》講座時沒有一句英語。錢學森在美國生活了20年，當時剛回國，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工程控制論是一門新的科學，很多科學名詞還沒有相應的中譯名。錢學森在作講座前，花費了很多精力把一些英語的科學專用名詞譯成中文，然後在講座時第一次提到這一名詞時，在黑板上寫明英文原文以及相應的中譯名。

戴汝為說，錢學森多次問別人某一個英文在漢語中究竟是什麼意思。

錢學森在確定這些中文名時，總是反覆琢磨，從好幾個中譯名中挑選最為妥切的。比如，laser這個術語是由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的第一個字母組成，有人意譯為「激射光輻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發射光」，顯得冗長。也有人把laser音譯為「萊塞」，令人不知所云。而錢學森譯為「雷射」，又簡短又鮮明，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再比如說「random」這個詞，有各種不同譯名，錢學森最後選定了「隨機」，也被普遍認可。

戴汝為說，當時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沒有黨組書記，黨的負責人就是去羅湖橋迎接錢學森的朱兆祥先生。朱兆祥曾經說起一個故事：當錢學森出現在羅湖橋頭時，記者們圍了上來。其中一個香港記者用英語問了一個問題，錢學森就說：「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講中國話。」那位香港記者解釋說，他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錢學森說：「我想普通話在中國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國人，應該學會講普通話！」錢學森這麼一說，大家都笑了。正因為這樣，錢學森回國之後，在講壇、在研究所，很注意只講漢語，不講英語。

《工程控制論》按計劃講十次，講到第九次之後，錢學森因工作太忙，沒有講最後一課。

《工程控制論》中譯本中的另一位譯者何善堉很不幸，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雖然何善堉蒙受了政治災難，但是他仍在複雜系統理論和控制理論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及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還以他名字設立了「何善堉獎」科學基金。

有什麼說什麼

錢學森很直率，有什麼說什麼。

錢學森的學生樊蔚勳回憶說，1956年3月他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報到不久，就聽說錢學森所長出國去蘇聯訪問。7月，錢學森回國，在力學所會議室開會，全所10多名高、中、初級研究人員全部到齊，錢偉長副所長也從清華過來參加了。錢學森做了訪問蘇聯的觀感報告說：

出國以前就聽說蘇聯科學技術如何如何了不起，這次去了一看才知道，蘇聯的一流科學家確實比美國的二流科學家要強一些。

去蘇聯中央流體動力研究院參觀，經過蘇方三次託詞延期以後，進去一看，才知道是為我準備的，放在風洞裡面的吹風模型都是二戰時期的過時產品。

去了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那裡的中國留學生很苦悶，原來到了高年級和研究生，學校把學生劃分為保密班和公開班，所有外國留學生包括中國留學生在內一律都放在公開班，保密班的學生都到蘇聯中央流體動力研究院等產業部門做研究，公開班的學生只能留在學校內做純理論的數學力學研究。

當時，正處於中蘇友好的「蜜月期」，錢學森敢於如此尖銳地批評蘇聯，是難能可貴的。尤其是「蘇聯的一流科學家確實比美國的二流科學家要強一些」這樣的話，是毫不客氣的。

據戴汝為回憶，在會議上有人問：「錢所長，你感覺社會主義的科研與資本主義的科研有什麼區別？」錢學森回答說：「我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科學，什麼是資本主義的科學，真正的科研只有一流還是三流的區別。做得好就是一流的科學，做得不好就是三、四流的科學。在科學上，沒有什麼兩大陣營，什麼是資本主義的，什麼是社會主義的。」

錢學森當時的言論，可以說是相當直率的。

戴汝為還記得，他在幫助錢學森整理《工程控制論》講課筆記時，曾經問錢學森：「我不是學工程的，要補學點什麼？」錢學森卻回答說：「這樣的問題，用不著我來回答。」戴汝為當時覺得非常難堪。戴汝為剛到力學研究所不久，有一天在研究所的圖書館裡遇到了正在看書的錢學森，請教他應該看些什麼參考書。錢學森又一次說：「做科研的人應當獨立思考解決這種問題，用不著問我。」戴汝為臉紅了，從此他明白，必須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戴汝為向錢學森表達自己的學術見解，錢學森有時候會當面批評說：「聽不懂你的話，你的表達沒有條理性。」有時候甚至批評說：「你簡直是胡說八道！」戴汝為說，研究所裡很多人都有過被錢學森批評得滿臉通紅的經歷。不過，大家被錢學森所長「刺」幾下，難堪幾次，倒是明白了自己的缺點，從此大有進步。

錢學森對戴汝為說，他從美國回來之後，最不習慣的是學生們老是說對，不敢提出相反的意見。在講課的時候，錢學森甚至故意講錯，看看學生是否會指出老師講錯了。錢學森認為，在學術上有什麼就說什麼，不分職務的高低。戴汝為說：「我一直稱呼錢學森為老師，但是他卻把我看成工作搭檔。」甚至在外人面前這樣介紹戴汝為：「他是我的搭檔。」錢學森說，師生在科學上是平等的。

錢學森當時雖然非常痛恨美國政府對他的迫害，但是懷念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民主空氣。

戴汝為在錢學森身邊工作了幾年，錢學森並沒有把他留在力學研究所，而是建議他去自動化研究所。在錢學森看來，戴汝為把《工程控制論》譯成中文，而且對工程控制論做了許多研究，更適合從事自動化研究。

這樣，戴汝為離開恩師錢學森，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戴汝為解決了用極大值原理解最速控制、終值控制的數值計算問題。在70年代，戴汝為最早在國內開展模式識別研究，完成了信函分揀中的手寫數字識別系統。

1979年8月，美國普渡大學的模式識別領域專家、美籍華人傅京孫教授應中國科學院等單位邀請，到中國進行模式識別方面的講學，與戴汝為相識。1980年至1982年，戴汝為在美國普渡大學電機系做訪問學者。戴汝為與傅京孫合作，提出了「語義句法模式識別技術」，提出了語義、句法方法。這一成果獲中國科學院1986年科技進步獎二等獎，錢學森評價說：「我深感戴汝為同志是我國模式識別方面的權威之一，學術造詣深。」

從美國回來之後，戴汝為通過通信經常向錢學森請教，彼此就學術問題交換意見。戴汝為說，錢學森寫給他的信，有200多封。

戴汝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展了人工神經網絡在知識工程中應用的研究；90年代初，進行智能控制及手寫漢字識別的工作。他還通過知識系統及人工智慧的途徑，跨入對開放的複雜系統及其方法論的研究。

錢學森不僅是中國力學的學科帶頭人，他作為工程控制論的創始者，也是中國自動化學科帶頭人。1957年，中國自動化學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在錢學森倡導下開展工作。1961年中國自動化學會在天津正式成立，錢學森當選為第一、二屆理事長。此後，第三屆理事長為宋健院士，第四屆理事長為胡啟恆院士，第五屆理事長為胡啟恆院士、楊嘉墀院士，第六屆理事長為楊嘉墀院士、陳翰馥院士，戴汝為擔任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理事長至今。

經錢學森親自推薦，1991年戴汝為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3年至1998年戴汝為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

 

女秘書眼中的「國寶」

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她會去做秘書工作，而且是給錢學森當秘書。

1947年，張可文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1951年畢業之後，在北京工農速成中學當數學教師。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屬於「三門幹部」，即出了家門到校門，出了校門到機關門。

1956年7月，領導突然通知她，擔任錢學森秘書。她從來沒有做過秘書。後來才明白，當時錢學森回國不久，正需要一位秘書，張可文的一位同班同學推薦了她，一來她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懂業務，二來她是中共黨員。

就這樣，29歲的張可文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成為錢學森第一任秘書。她記得見到這位大科學家時，喊他「錢先生」，而錢學森則直呼其名張可文。

張可文非常尊重錢學森。在她看來，錢學森是「國寶」，能夠給「國寶」級的大科學家當秘書，非常榮幸。

在張可文看來，做錢學森的秘書相當輕鬆，無非就是給錢學森接個電話，收發文件，開會時做個記錄。錢學森總是自己起草講話稿，起草文件，親筆給別人回信，不用秘書代勞。她原本以為大科學家一定很嚴肅，不苟言笑，接觸時間長了，她發現錢學森講話很幽默，也很親切。那時候的她，沒有出過國，處於相當封閉的狀態，很想知道美國的情況，了解世界科學發展的態勢。每當休息的時候，錢學森就講國外的情況給她聽，使她增長了不少見識。錢學森還說，要多看外國的科技雜誌，從中獲取科技信息以至科技情報。要多掌握幾門外語。就連科技廣告也要注意，比如從外國的風洞廣告就可以大致了解他們的超音速飛機的發展水平。錢學森還教張可文做剪報工作，即把報刊上有參考價值的文章剪下來，按照不同的主題分類放於不同的牛皮紙袋裡。

張可文說，在星期六，錢學森甚至給力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作音樂講座。錢學森主張，科學家要有廣泛的興趣，不能總是待在研究室裡。

那時候，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大樓剛造好，所長辦公室安排在三樓。那是一個套間，外間是張可文的辦公室，裡屋是錢學森的辦公室。錢學森問張可文，辦公桌該怎麼安放？張可文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一時答不上來。錢學森告訴張可文，辦公桌都應該放在辦公室左側靠窗的地方，這樣一抬頭就看見房門，尤其是錢學森坐在裡屋，一抬頭可以看見兩間辦公室的門。錢學森還關照，他的辦公室裡的門，門鎖要朝裡，這樣只有他從屋裡開門，門才能打開，外面的人打不開他的辦公室的門。張可文一聽，錢學森這樣安排辦公桌的位置，確實很有道理，她非常佩服錢學森的細心，連辦公桌怎麼放、房門的鎖怎麼安裝，都有一番講究。

在錢學森辦公室隔壁，是副所長辦公室。當時的力學研究所副所長是錢學森的好友郭永懷。

張可文回憶說，在1956年，大家的工作熱情都很高，力學研究所差不多都是三時段上班，即除了上午、下午上班之外，晚上仍然開會，所以力學研究所入夜仍燈火通明，食堂通常供應夜宵。錢學森總是回家吃飯，從研究所到家大約要走十幾分鐘，每天來回走三趟。當時中關村尚在初創時期，從研究所到家要路過一大片田野。那時候張可文住在中關村宿舍10號樓，錢學森住在14號樓，錢學森在夜間回家時，總是跟張可文一起回去。

張可文說，錢學森生活很樸素，穿普通的中山裝，腳下是一雙北京圓口布鞋。

跟錢學森接觸多了，張可文對這位大科學家也就敢說敢言了。

張可文記得，從美國回來不久的錢學森，一股「外國作風」，講話直來直去，不講情面。有一回，一位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副教授來見錢學森。進了錢學森辦公室，可能是錢學森對他有看法，也可能錢學森當時沒有注意，儘管辦公室裡有椅子，也沒有叫人家坐下來。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錢學森的辦公桌前畢恭畢敬地跟錢學森談話，談了十幾分鐘，錢學森最後說了一句話：「連這樣的問題你都不懂？」那位副教授頓時臉漲得通紅，很尷尬地站了一會兒，向錢學森鞠了一躬，走了。

當時坐在外屋的張可文，清清楚楚看見這一幕。當時，張可文不便說什麼。過了些時候，張可文向錢學森說，「樹有皮，人有臉」，人家到底還是一個副教授，不能那樣對待他。

錢學森沉默不語，一聲不響。

不過，張可文發覺，從那以後，錢學森再也沒有那樣對待別人。

事情過去20多年，1980年錢學森在一次談話中曾經說及，我的最初的秘書張可文對我幫助很大。

這話傳到張可文的耳朵裡，她感到茫然，不知錢學森所說的對他幫助很大是指什麼事。

1987年錢學森來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開會，張可文也去了。在會上，錢學森當著大家的面，指著張可文說，她曾經是我的秘書，對我幫助很大。

張可文依然不知所云，又不便於問錢學森。

直到2005年紀念錢學森回國50周年時，力學研究所的老人談慶明研究員遇到錢學森之子錢永剛，問起此事，方知錢學森說的是張可文「樹有皮，人有臉」那句話對他觸動很大。其實，張可文早就忘掉此事，經錢永剛重提，她才記起往事。

張可文說，錢學森如此虛心接受意見，錯了就改，很令她感動。

在張可文擔任錢學森秘書之後，席捲全國的反右派鬥爭開始了。這是錢學森回國之後經歷的第一場激烈的政治運動。在「大鳴大放」中，要響應號召，貼大字報。當時力學研究所給錢學森貼大字報的人不多，因為他衝破美國的重重羅網回國，大家都很敬重他。不過他畢竟是一所之長，總不能沒有大字報。於是，張可文給錢學森貼大字報，說錢學森太嚴肅，接近群眾不夠。為了響應號召，錢學森也不能不寫大字報。錢學森給張可文寫大字報，說她「太孩子氣」。

錢學森平日在政治上出言謹慎，而且當時他正在爭取入黨，所以他在反右派鬥爭中沒有受到衝擊。

在錢學森入黨時，入黨介紹人有兩位，一位是「天線」，即上面的領導，中國科學院秘書長杜潤生；另一位是「地線」，即錢學森所在單位的黨員，最初指定張可文為「地線」。後來，「地線」改為力學研究所黨委書記楊剛毅。

張可文說，錢學森對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主席的感情是很真摯的。錢學森作為著名科學家，有很強的自尊心。在美國遭受那樣的不公正待遇，他認為是極大的汙辱。正因為這樣，他回到祖國，他非常佩服毛澤東主席，因為毛澤東敢摸美國的「老虎屁股」，敢於與美國這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相抗衡。所以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急切地要為祖國作出貢獻。

從1956年7月張可文擔任錢學森秘書，至1959年3月調離，前後兩年半多時間。

張可文說及，「三錢」之中的另一「錢」——錢偉長，命運就大不相同。錢偉長當時雖然兼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但是主要工作在清華大學擔任副校長。錢偉長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從此劃入另冊，撤銷一切職務，命運乖戾。

聶帥掛帥「兩彈」

自從錢學森從美國歸來之後，不光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關注錢學森在中國的一舉一動，美國媒體記者也關注著錢學森。他們知道，找到了錢學森的軌跡，等於找到了中國飛彈事業的動向。很遺憾，自從錢學森1955年回國之後，錢學森如同掉進了「黑洞」，除了偶爾有關於「力學家錢學森」的報導之外，在中國媒體上找不到錢學森跟研製飛彈相關的任何報導……

其實，自從錢學森歸來，中國的飛彈研製工作就緊鑼密鼓地在進行著。

也就在1956年6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的文章《一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科》前半個月，錢學森被任命為國防部五局第一副局長、總工程師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亦即飛彈管理局第一副局長、總工程師兼飛彈研究院院長。關於這一重要的任命，《人民日報》一個字也沒有提及，只見諸於中央軍委與國防部的絕密文件之中。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屬於保密單位，當時的代號為「0038部隊」。

錢學森面臨著當年陳賡大將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時一樣的處境，即從零開始。

錢學森的當務之急，就是從全國各地調集飛彈研究人才。周恩來總理給了錢學森「尚方寶劍」，他作出指示，只要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需要的技術專家和黨政幹部，都可以從工業部門、高校和軍隊中抽調。後來，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出《關於迅速完成提前選調給國防部五院應屆大學畢業生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委指定組織部長親自負責挑選審查，迅速調齊。

1956年4月13日，國防部通知，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正式成立，由聶榮臻任主任。此前，在1955年７月，中共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工作。這樣，聶榮臻挑起了「原子能事業」（研製原子彈）和「航空工業委員會」（研製飛彈）這「兩彈」的領導重任。1957年，「兩彈」之外又加一「星」，指揮這支特殊部隊的司令官一直是聶榮臻元帥。據聶榮臻秘書柳鳴回憶說，得知錢學森回國，聶榮臻指示陳賡與錢學森接觸，確定中國要搞飛彈。

聶榮臻，1899年出生於四川江津（現屬重慶市），字福駢。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8月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10月，聶榮臻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後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軍事。1925年回國，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

此後，聶榮臻身經百戰：1927年作為中共前敵軍委書記參加南昌八一起義；1931年12月，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34年10月參加長徵，與軍團長林彪一起率紅一軍團屢建奇功；在抗日戰爭中與林彪共同指揮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在解放戰爭中，任華北軍區司令員，與林彪、羅榮桓一起指揮平津戰役，和平改編國民黨傅作義20萬起義部隊，進軍北平城……

解放後，聶榮臻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北京市市長。

聶榮臻是一個嚴肅的人。據聶榮臻秘書劉振傑回憶說，他在總參謀部與聶榮臻一起工作了3年，在辦公室裡只聽他笑過一回。那是1950年的一天，劉伯承從南京來到北京，就住在聶榮臻的家裡。劉伯承進城時，聶榮臻已經到總參謀部上班了。劉伯承就打來一個電話，開玩笑說：「總參謀長，我到北京來了，向你報到。」聶榮臻說：「你來了？繳槍沒有？我這個北京市長是不許帶槍進北京的。」說完，聶榮臻自己就笑了。

1954年，聶榮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管軍隊武器裝備工作。這時，聶榮臻工作的重心開始從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轉移到軍隊武器裝備工作。1955年，聶榮臻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成為十大元帥之一。1956年1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1958年，聶榮臻又兼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1959年，聶榮臻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製工作。

聶榮臻戎馬生涯半輩子，轉為「兩彈一星」總指揮，成為錢學森的「頂頭上司」。其實，「兩彈一星」工程相當於美國的「曼哈頓工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要調動知識界的千軍萬馬。

「兩彈一星」最初是「兩彈」，因為當時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尚未上天，中國還沒有開展對於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工作。當時中央確定的方針是「兩彈為主，飛彈第一」。也就是說，在國防科研上，研製飛彈和原子彈放在「先行」的地位，而在「兩彈」之中，放在第一位的是飛彈。

聶榮臻為人謙和，尤其是對科學家格外尊重，錢學森稱之為良師，在他開列的曾經給予他深刻影響的17人名單之中，就有聶榮臻。

1956年5月10日，聶榮臻提出了《關於建立我國飛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報告，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英國、法國等都在大力進行各種飛彈的研製工作。

為適應中國國防現代化的需要，必須立即開始飛彈的研製與培養技術人才的工作。

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幾年內研製成功一種或一種以上的飛彈。

為此，建議在航委下面設立統一管理飛彈研製工作的飛彈管理局；建立飛彈研究院，以錢學森為院長，儘快開展飛彈研製工作；建立自動控制、無線電定位等研究所，加速建立電子元器件研究所。

1956年5月26日，中央軍委召開會議，專題研究聶榮臻《關於建立我國飛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彭德懷等。

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重要指示：

一、飛彈的研究方針是先突破一點，不能等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才開始研究和生產。

二、需要的專家和行政幹部，同意從工業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軍隊中抽調。

三、同意組建飛彈管理局，由鍾夫翔任局長；同意錢學森為飛彈研究院院長。

四、電子技術方面，可以先從培養人才開始，在西安設立軍事通信學院。

會議討論通過了聶榮臻的《關於建立我國飛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責成聶榮臻全權落實這個方案。

1956年5月29日，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聶榮臻元帥在北京三座門召開專門的會議，商議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選調技術骨幹。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國家科委副主任範長江、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以及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共33人出席會議。

聶榮臻作了主旨發言：「我國發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國際技術援助還沒有落實，儘管困難很多，但中央下了決心。當前急需的是各類人才，請在座諸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出席者誰都明白髮展中國的飛彈事業事關重大，但是畢竟當時的人才分屬於各個「單位」，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而要調走的往往又是業務上第一流的骨幹。

就在許多「單位」的主管面有難色之際，陳賡大將的「大將風度」感動了所有的與會者。把錢學森推到飛彈研究院院長的位置，陳賡是出了大力的，然而如今飛彈研究院即將誕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首當其衝，業務骨幹的第一供應大戶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

陳賡大將非常爽氣，照顧大局。他說：「四年前『哈軍工』籌建時，全國、全軍支援了我們，現在應該是我們回報國家的時候了。聶總，五院的籌建，我們學院將義不容辭，全力配合。」陳賡表示，「哈軍工」有一批從事航空和火箭專業教學的專家、教授，可以抽調6名教授，支援國防部五院。

陳賡大將思索了一下，又補充說，「哈軍工」還可以增加3至4名專家、教授，支援五院。

陳賡大將這麼一帶頭，別的單位也紛紛響應。很快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有了許多業務骨幹。

聶榮臻把需要商調的380名中高級技術人員的名單報送周恩來。周恩來看後，對聶榮臻說：「你們需要的幹部同各部門商調就可以了。」就這樣，這380名中高級技術人員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為中國研製飛彈的骨幹隊伍。屠守鍔、蔡金濤、黃緯祿、吳朔平、姚桐斌都先後調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從「哈軍工」調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批業務骨幹是任新民、梁守槃、莊逢甘、朱正這4位教授。接著，又抽調劉有光、盧慶駿等教授到五院。其中，任新民和莊逢甘正出差北京，陳賡叫他們別回哈爾濱，馬上到錢學森那裡報到。正因為這樣，任新民回憶說，他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報到時，除了院長錢學森之外，只有他和莊逢甘兩個人！

聶榮臻曾先後18次召集各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商討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選調科技骨幹、黨政骨幹、大學畢業生。

為了培養研製飛彈的後備軍，聶榮臻建議，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組建飛彈專業，在通信學院、郵電學院、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設置有關飛彈的專業。

聶榮臻的建議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黃帶子墳」的絕密研究院

有人還要有地方。緊接著，重要的事情就是選擇院址。

聶榮臻找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中央軍委對外聯絡處處長安東、北京市人民政府秘書長薛子正一起開會研究。

筆者在訪問任新民時，他說安東曾經擔任聶榮臻元帥秘書，精明強幹，辦事雷厲風行。安東原名安振威，1932年（14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15歲）加入中國工農紅軍，1951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辦公室主任，1952年6月兼任軍委辦公廳機要秘書處處長。在抗美援朝期間，他協助代總長聶榮臻安排和處理日常工作。後來擔任聶榮臻元帥秘書。1955年授少將軍銜。1956年5月，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航空工作委員會成立，安東為委員會的委員兼秘書長。

安東積極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尋找院址。

飛彈研製部門是需嚴格保密的單位，設在北京城區顯然不合適。經過中央軍委對外聯絡處處長安東的多方聯絡，解放軍124療養院、北京軍區106療養院、北京軍區空軍466醫院都表示可以騰出地方給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經過實地勘察，最後選定了位於車道溝的北京空軍466醫院、位於黃帶子墳的北京軍區106療養院和位於西釣魚臺的解放軍124療養院作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址。

「黃帶子墳」是一個老北京才知道的地方。「黃」，即黃色，是皇帝的「專用色」，北京的紫禁城就叫作「黃圈圈」。清朝宗室叫作「黃帶子」。所謂「黃帶子墳」，也就是清朝宗室的安葬之處。

誰都沒有想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就在「黃帶子墳」安營紮寨。錢學森就在這裡擺開研製飛彈的陣勢。

很早就到「黃帶子墳」上班的，是任新民和莊逢甘。他們當時出差北京，奉院長陳賡之命就趕到這裡。他倆壘起一摞磚頭，撂上幾塊木板，就開始工作。晚上就在那裡睡地鋪。聶榮臻和錢學森知道之後，都深受感動。有了這樣一支鐵打的隊伍，中國的飛彈事業就有希望了。

有了地方有了人，在短短的時間裡，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就從無到有了。

1956年10月8日，對於錢學森是一個值得兩重紀念的日子：第一，這是錢學森回國正好1周年的日子；第二，這是錢學森所領導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的日子。就在錢學森跨過羅湖橋整整一年的日子裡，這位飛彈專家走上新中國飛彈研究院院長的崗位。

車道溝北京軍區空軍466醫院的食堂，變成了禮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會就在這裡舉行。這一天，成了新中國飛彈事業奠基的日子。

200多人出席了大會。在主席臺上就座的有聶榮臻、錢學森、李強、安東、鍾夫翔等。

出席者大都穿著綠色的軍裝，而錢學森則穿著便衣——回國不久的他，當時還沒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籍。

聶榮臻元帥親自主持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儀式，宣布錢學森任院長，白學光為副院長。

聶榮臻說，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國飛彈事業的「開國元勳」。現在人手雖少，但只要大家團結一心，奮發圖強，艱苦奮鬥，邊學習邊研究，中國的火箭、飛彈事業一定會有美好的前景。我希望在座的諸位，要下定決心，畢生致力於中國的飛彈研究事業。我願意同你們一起，當你們的「後勤部長」。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設立了飛彈總體、空氣動力、發動機、彈體結構、推進劑、控制系統、控制組件、無線電、計算機、技術物理等10個研究室。

100多名大學畢業生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進入飛彈專業訓練班。錢學森開始為他們主講《飛彈概論》。

錢學森非常重視培養新生力量。他再三說，飛彈靠一兩個人是做不成的，飛彈需要一大群人去做，需要培養一支龐大的隊伍。正因為這樣，他堅持親自給新來的大學生講課。

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做成功的。

後來，錢學森在回憶往事時，感嘆道：「那時中央軍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麼事，那是沒有二話的。決定也很簡單：中央軍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麼什麼，限什麼時間完成……也不說為什麼，這就是命令！中央軍委的同志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沒這套怎麼行呢？千軍萬馬的事，原子彈要爆炸，飛彈要發射了，到時候大家不齊心怎麼行呢？」

1957年2月1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籤署任命書，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一個不穿軍裝、沒有軍銜的人，領導著那麼多軍人，內中少將、大校、上校比比皆是，這在當時是極其罕見的。由於錢學森具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軍人們都佩服他的學問，服從他的領導。

建院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確定的建院方針是：「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為輔，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就。」

內中提及的「外援」，不言而喻是指蘇聯。

1957年3月，為了減少層次，國防部第五局與第五研究院合併。8月，任命谷景生為第五研究院政委，劉秉彥任副院長。11月16日，劉有光接替谷景生任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員，不久王諍任副院長。

就在錢學森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不久，一條來自臺灣的消息在第五研究院引起熱議：5月7日，美國宣布將在臺灣駐紮裝備飛彈的美國空軍部隊。翌日，美國駐臺軍事指揮官宣布，飛彈部隊的先頭部隊已進駐臺灣。5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對美國飛彈部隊進駐臺灣表示極大的憤慨。外交部的聲明說，中國人民解放自己領土臺灣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美國必須對它的侵略行徑負完全的責任。

美國在臺灣部署飛彈，形勢逼人，要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儘快研製出自己的飛彈，以對付美國的飛彈威脅。錢學森肩上的擔子更加重了。

1957年11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兩個分院。一分院，負責地對地飛彈總體設計和彈體、發動機研製，包括總設計師、空氣動力、結構強度、發動機和推進劑五個研究室；二分院負責飛彈控制系統的設計工作，包括控制系統、控制元件、無線電、計算機、技術物理五個研究室。1961年成立了三分院，承擔空氣動力學研究試驗，液體發動機和衝壓發動機研究試驗及全彈試車等任務。1964年成立了四分院，從事固體火箭發動機研製。

1957年11月16日，周恩來總理任命錢學森兼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長。

1958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部所屬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劃歸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為了加強對「兩彈」研製工作的黨的一元化領導，決定成立直屬中央政治局的科學小組，聶榮臻為組長。

三個月後，聶榮臻向彭德懷匯報：鑑於國防尖端科研工作已經在軍隊和地方的研究機構、院校、工業部門廣泛展開，單靠航委領導，已難以勝任，建議在航委的基礎上，充實力量，改組為統一領導國防科研工作的行政領導機構。

彭德懷表示贊成，要聶榮臻代軍委起草向中央的報告。聶榮臻在報告中提出：「建議把原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加以擴大，改為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委），在軍委、中央科學小組領導下工作。」

1958年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軍委的報告，任命聶榮臻為國防科委主任，陳賡為副主任，安東任國防科委秘書長。後來，又增加了劉亞樓、張愛萍、萬毅為副主任。國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下，對國防科技工作負全面領導責任。

在錢學森的領導下，擁有四個分院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為中國飛彈的分工細緻、學科完備的研製機構，成為中國飛彈起飛的堅實基礎。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了極其嚴格的保密制度。據錢學森的學術秘書劉兆世回憶，當時進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必須持通行證。通行證分甲、乙、丙三種，每一種通行證又分為有沒有圓圈。劉兆世所持是甲字帶圓圈的通行證，可以在全院各部門進出。錢學森所持的代字加圓圈的紅色通行證，不僅可以在全院各部門進出，而且可以帶沒有通行證的人一起進出。這種紅色通行證，只限於幾位院領導持有。

有一回，劉兆世陪同錢學森前往空氣動力所，警衛戰士看了劉兆世的通行證，放行了。可是警衛戰士卻把錢學森擋在門外，因為他沒有見過代字加圓圈的紅色通行證。劉兆世趕緊進去，把莊逢甘所長請出來，這才使錢學森得以進門。莊逢甘所長要批評那位警衛戰士，錢學森說警衛戰士沒有錯，錯誤在領導，沒有把各種通行證說清楚。

錢學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傾斜，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的日子越來越多。到了後來，每周六天之中（當時每周只休息一天），周一至周五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上班，只有周六才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上班。不過，在種種對外的報導中，錢學森總是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出現。

關於「中將」軍銜的傳說

1957年9月7日，一架蘇制伊爾-18客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這是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的專機。代表團團長是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副團長是第三機械工業部長宋任窮、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陳賡。

這個代表團總共31人，大多數團員身穿軍裝。雖然名為「工業代表團」，實際上這是中國政府派出的「兩彈」代表團，就蘇聯政府援助中國研製「兩彈」進行談判。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錢學森出現在代表團之中，不言而喻，他代表「兩彈」之中的飛彈。

第三機械工業部長宋任窮出現在代表團之中，則代表「兩彈」之中的另一彈——原子彈。

1956年11月，成立了由宋任窮任部長的第三機械工業部，其實就是原子能工業部。在1958年，第三機械工業部改稱二機部。

那個年月，中蘇兩國的關係不錯，作為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蘇聯給中國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在「兩彈」技術方面，也積極爭取蘇聯「老大哥」的幫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先下手為強，把以馮·布勞恩為首的大批飛彈專家帶回美國，還把大批德國製造的飛彈以及相關設備運往美國。在德國專家的幫助之下，美國很快就掌握了飛彈技術。

蘇聯雖然晚了一步，但是德國兩大飛彈基地——佩內明德和諾德豪森，都在蘇佔區的版圖之內。蘇聯儘量尋找剩餘的德國火箭、飛彈專家，其中最大的收穫就是找到赫爾穆特·格羅特魯普，他是德國佩內明德火箭中心制導控制系統的專家。蘇聯搜尋了3500名德國工程師、技工和他們的家屬，集中到莫斯科以北200千米的格羅多姆利婭島上，在那裡建立了第88研究所。蘇聯在德國專家的幫助下，以德國V-2火箭為藍本，仿製成功第一枚國產P-1飛彈，在1947年10月18日試射成功。從此，蘇聯掌握了製造飛彈的技術。

美國和蘇聯都是在德國飛彈專家的幫助下，以德國V-2火箭為藍本，加以改進，試製成功飛彈的。那麼，中國能不能以蘇聯的飛彈為藍本，仿製出自己的近程飛彈呢？

1956年1月12日，中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與陳賡大將在接見蘇聯軍事總顧問彼德魯瑟夫斯基時，徵詢蘇聯方面對中國發展火箭、飛彈的建議，並提出請蘇聯提供飛彈圖紙、資料及有關技術援助的問題。

1956年8月，聶榮臻讓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出面，寫信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提出了請蘇聯在飛彈技術方面援助中國的問題，並提議中國派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

9月，蘇聯方面答覆說，對於中國的飛彈技術方面的援助只限於培訓，他們可以派5名教授來中國講學，還可以接受50名留學生到蘇聯學習。另外，可以為中國提供兩枚供教學用的P-1型地對地飛彈模型。這表明，蘇聯在飛彈技術方面給予中國的幫助是有限的。

1956年10月，東歐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為了鎮壓匈牙利的反對派，赫魯雪夫派出蘇聯軍隊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街頭響起蘇軍坦克的轟鳴聲——20萬蘇軍長驅直入匈牙利。頓時，世界上響起一片譴責聲，蘇聯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在政治上尋求中國的支持。

此後不久，赫魯雪夫陸續把政敵馬林科夫、莫洛託夫、布爾加寧以及國防部長朱可夫等趕下臺，獨攬蘇聯黨政大權，但是赫魯雪夫立足未穩，又在政治上尋求中國的支持。

於是，蘇聯顯示出對於中國的「格外友好」，中蘇關係進入了「蜜月期」。

聶榮臻認為時機到了，請示周恩來總理可否再向蘇聯提出給予國防新技術上的援助。所謂「國防新技術」，也就是「兩彈」。

周恩來指示，可以找阿爾希波夫一談。

伊·瓦·阿爾希波夫就住在北京。1950年，他受史達林的派遣來到中國，出任蘇聯駐中國經濟技術總顧問、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一直工作到1958年。回國後擔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晚年，作為中國的友好人士，阿爾希波夫擔任俄羅斯中國友好協會名譽主席。

1957年6月18日傍晚，聶榮臻和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一起，來到北京東交民巷的一個拐角處的小樓，拜訪住在那裡的阿爾希波夫，表示中國政府希望蘇聯能夠在「國防新技術」上給予幫助。

阿爾希波夫當即表示，馬上向蘇聯政府轉達中國政府的意見。

7月20日，聶榮臻和李強應邀再一次來到東交民巷那幢小樓。阿爾希波夫說：「元帥閣下，您上次提出的國防新技術援助的問題，我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權宣布，蘇聯政府同意在適當的時候，由中國派政府代表團去蘇聯談判。」

經過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同意，聶榮臻副總理開始組建代表團，準備赴蘇聯談判。

關於錢學森訪問蘇聯，曾經有過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

蘇聯國防部提出，蘇聯的火箭、飛彈和其他尖端技術設備屬於高度保密的單位，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中，只有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和相當高級軍銜的軍官才能參觀。

在代表團成員之中，錢學森是最資深的中國飛彈專家，他是必定要去參觀蘇聯那些高度保密的單位。然而，錢學森沒有軍銜，更談不上「高級軍銜」了。

周恩來總理知道了這件事，建議中央軍委馬上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周恩來幽默地說，早在1945年美國政府就曾授予錢學森上校軍銜。現在已經過了12年，我們為什麼不能讓他當將軍呢？就是按軍隊的晉升制度，也該輪到錢學森當將軍了。

毛澤東得知此事，說道，恩來同志考慮得很周到。我想，錢學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中將軍銜。

就這樣，中央軍委很快就作出決定，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

於是，錢學森佩中將軍銜，出現在蘇聯。

雖然這一傳說有鼻子有眼，但是有三個明顯的漏洞：

一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錄》裡面查不到錢學森；

二是從未見到錢學森佩中將肩章或者領章的照片；

三是在《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中，沒有查到相關的記錄。

錢學森之子錢永剛教授告訴筆者，這純屬訛傳，他說：「造謠都造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頭上去了！」

錢學森本人也曾經對秘書塗元季說過：「這是誤傳。」

錢學森是在1970年6月12日出任國防科委副主任時入伍的。從那時起，錢學森才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在此之前，錢學森還沒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籍，怎麼可能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

關於錢學森本人否認曾經被授予中將軍銜一事，韋錫新給筆者寄來他的文章，講得最為清楚。錢學森稱，關於他被授予中將軍銜是「小道消息」，不要相信：

1985年11月7日，我和中國未來研究會的王建新同志，來到錢學森辦公室匯報工作。當時，錢老除擔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外，還擔任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未來研究會顧問等職務。在他的辦公室裡，我當面問他回國後是否被授予軍銜一事，錢學森直截了當地說：「我回國後沒有被授予軍銜。在（國防部）笫五研究院工作時，我這個院長沒有穿過軍裝，後來調到國防科委，穿上軍裝，已取消軍銜制了。」我又問，有次您去蘇聯訪問，為了便於工作，被授予中將軍銜，有這回事嗎？錢學森說，根本沒這回事，我是和聶榮臻元帥一起去的。最後錢學森對我說，不要輕信小道消息。

錢老講這些事情時，在場的有我和王建新兩個人。如今王建新可以證明。

在錢學森1970年6月入伍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軍銜。1965年5月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決定取消軍銜制。

當時，錢學森作為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的成員訪問蘇聯，蘇聯方面對他格外注意，因為蘇聯方面知道錢學森的學識和閱歷，知道在1945年錢學森曾經作為美國國防部科學諮詢團上校考察了德國的飛彈基地，審訊了德國飛彈專家。錢學森是代表團中唯一的資深火箭飛彈專家。當時的蘇聯飛彈尚處於仿製德國飛彈的階段。正因為這樣，在參觀蘇聯飛彈基地的時候，蘇聯方面總是請錢學森去給大學作講座，或者安排與蘇聯科學家見面。蘇聯方面對錢學森解釋說，那些飛彈你在德國、美國都看過，不值得去參觀，對於曾經擔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的你，不值得費時去參觀那些不屑一顧的東西。

在訪蘇期間，蘇聯科學院邀請錢學森作講座。錢學森就工程控制論作了講座，因為一年前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論》俄文版剛在蘇聯出版。錢學森對於工程控制論的見解，引起蘇聯科學家們的莫大興趣。

錢學森先後作為美國代表團成員考察德國飛彈基地，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與蘇聯的飛彈專家進行了交流。豐富的閱歷，使他在領導新中國的飛彈研製工作中視野開闊，經驗豐富。

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這次訪問蘇聯，正處於蘇聯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的時候，所以受到高規格、友好的接待。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1957年9月7日飛抵莫斯科之後，從9月9日開始談判，分為軍事、原子、飛彈、飛機、無線電五組同時進行。

9月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蘇聯代表團團長、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席別爾烏辛說，這種協議在蘇聯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託的朋友，希望中國政府能早日定案。

10月15日，中蘇正式籤署《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共五章二十二條。

根據這一協定，蘇聯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應中國四種飛彈（P-2，C-75，C-2，K-5M）的樣品和技術資料外，還決定幫助中國進行飛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製飛彈，允諾在1960—1961年間供給P-2飛彈的技術資料。在1959年4月前，蘇聯向中國交付兩個連的岸對艦飛彈裝備，幫助海軍建立一支飛彈部隊。

在蘇聯進行了歷時一個多月的談判之後，聶榮臻作出這樣的判斷：「蘇方對我國援助的態度，在籤訂協定時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圖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學研究上使我與他保持相當的差距。要我們仿製蘇聯的第三線甚至停了產的裝備，而不給第一線或第二線的最新裝備。」

聶榮臻和錢學森考慮到蘇聯方面願意提供關於研製飛彈的有限的技術幫助，決定中國飛彈的研製工作的步驟：先仿製，後改進，再自行設計。

 

美蘇爭霸太空

就在這個時候，蘇聯和美國展開了激烈的太空競爭。

人類是在1957年10月4日，首次叩開宇宙的大門。這一天，蘇聯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太空，開創了人類徵服太空的新紀元。

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工程的總設計師是火箭專家謝爾蓋·科羅廖夫。1954年5月27日，謝爾蓋·科羅廖夫向日後擔任蘇聯國防部部長的烏斯季諾夫提出發展人造衛星計劃。

1955年7月29日，美國總統艾森豪通過白宮新聞秘書發布新聞：美國將於1957年即國際地球物理年（IGY），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來自美國的消息，大大刺激了蘇聯政府。一個多星期之後——1955年8月8日，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科羅廖夫關於發射蘇聯人造衛星的計劃。

1956年1月30日，蘇聯部長會議批准了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立案，為了保密，以「D」為代號，計劃於1957至1958年發射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但是由於運載火箭以及人造地球衛星上的科學儀器未能如期達到設計要求，「D」不得不推遲到1958年4月發射。

然而來自美國的情報表明，美國正在加緊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準備工作。蘇聯政府認為，必須搶在美國之前發射自己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於是加快了「D」的進程。

為了搶得「世界第一」，謝爾蓋·科羅廖夫簡化了設計中的人造地球衛星，以求加快進程。只花了3個月的時間，就製成一顆簡易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代號改為「PS」。

「斯普特尼克1號」原定於1957年10月6日發射，但是蘇聯情報部門突然獲悉，美國可能會在1957年10月5日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於是謝爾蓋·科羅廖夫匆忙改變計劃，決定提前到1957年10月4日發射。

1957年10月4日格林尼治時間19：28：34（莫斯科時間22：28：34），蘇聯從當時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草原上的拜科努爾太空中心，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造成全球轟動，尤其是極大地衝擊和刺激了美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與蘇聯對於德國火箭、飛彈專家和設備的你爭我奪，就已經顯現出激烈競爭的端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蘇競爭的格局確立，兩大陣營逐步形成。美國向來自以為在科學技術方面領先於蘇聯，而這一回卻落後於蘇聯。美國把蘇聯衛星上天的那天宣布為「國恥日」，也有人稱為「斯普特尼克危機」。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甚至要「查一查美國的小學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蘇聯精心選擇了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時機，即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前夕。

「斯普特尼克1號」其實是一顆非常簡單的人造地球衛星，球形，鋁合金，有兩個雷達發射器和4根天線，能夠向地球發出信號報告太空中的氣壓和溫度變化。

作為蘇聯最大的同盟國中國，對於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表現出歡欣鼓舞之情。在那個年代出生的中國嬰兒，成千上萬地取名為「衛星」「星宇」「徵宇」「徵空」之類。

作為中國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北京舉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對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給予高度評價。錢學森指出：

蘇聯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在今年10月4日，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一個球形體，它的重量是83.6千克，它的直徑是58釐米，衛星的軌道高度平均是900千米，周期是96分鐘……

錢學森畢竟是火箭專家，他從火箭技術的角度評論道：

這一顆衛星的重量和體積看來並不驚人，但是，作為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來說，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到發射這顆衛星的工具上去。根據已經掌握的資料，發射衛星的工具是一個三級火箭……

因此，蘇聯人造衛星的成功標誌著科學工作者在火箭研製上的高度成就。用三級火箭連續將衛星送入近於圓形的軌道，可以看得出來，這一工作要求非常精確的控制和遙測系統。所以蘇聯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功，標誌著蘇聯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在自動控制和計算機技術方面的高度成就。

就像雜技場上，觀眾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在大力士肩上表演的身材小巧的小姐，而錢學森關注的是底下的大力士。錢學森以為，蘇聯能夠把「小姐」——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太空，關鍵還是在於底下的「大力士」——火箭。這充分顯示，蘇聯的火箭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確如錢學森所分析的，蘇聯從1954年就開始研製P-7洲際彈道式戰略飛彈。1957年8月21日，P-7首次進行全程飛行試驗並獲得了成功。接著，蘇聯在P-7戰略飛彈所用的運載器基礎上改裝成衛星號運載火箭。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正是用衛星號運載火箭送上太空的。

錢學森推測，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是用「三級火箭」送上太空。對於當時的火箭技術而言，「三級火箭」可以說是最高水平了。後來，隨著蘇聯的解體，終於透露出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技術內幕，當時蘇聯還沒有掌握「三級火箭」技術，所用的衛星號運載火箭，只是一枚一級半型的火箭！所謂「一級半」，也就是芯級是一枚單級火箭，四周捆綁4個助推火箭。衛星號運載火箭全長29.167米，起飛時總重267.3噸，起飛推力達3904.4千牛頓。芯級火箭是液體火箭，採用液氧和煤油做推進劑。4個助推器採用的也是液體火箭，同樣用液氧和煤油作為推進劑。起飛時，中間的芯級火箭與4個助推器同時點火；飛行120秒後，助推器的發動機關機，並同芯級火箭分離；芯級火箭繼續工作180秒，當火箭達到衛星入軌速度後，芯級火箭的發動機關機，衛星與火箭分離，衛星進入預定軌道。

錢學森還指出，蘇聯的這一成就預示著可以用火箭推動飛機高速飛行——這是他在美國的時候就已經提出的設想：

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是一級星際航行的先鋒。但是，它在科學技術上的先進意義並不限於此，它對地球表面本身的交通也指出了新的可能：就是用火箭來推進彈道式的飛機，因而創造出超高速的交通工具……

錢學森也指出，人造地球衛星的成功發射，意味著電子計算機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蘇聯並不是第一個發展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國家，第一個製成現代大型計算機的是美國。但是美國先有了這個有力的工具，卻不會好好使用它；真正使用了計算機的是蘇聯。這是什麼緣故？我看這是因為美國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科學技術工作者，他們充滿了個人主義，爭權奪利，因而做實驗的看不起做理論的，做理論的也看不起做實驗的。兩方面的人，合作不到一起。

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學技術工作中有效地使用計算方法是等於用理論的方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理論工作者必須和實踐工作者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所做不到的。而且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決不是一種機械的連接，而是辯證唯物的。所以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光輝領導下，科學技術工作者才能普遍地掌握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才能把這一項寶貴的原則靈活地運用到所有的問題上去，從而取得卓越的成就。

錢學森把蘇聯的成功歸結為「社會主義優越性」：

蘇聯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最近在人造地球衛星上，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科學領域上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豐功偉績，歸根結底是由於社會主義優越性，是由於有黨領導的科學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錢學森的這番講話，馬上引起美國媒體的注意。美國的一位專欄作家這樣寫道：

錢學森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表了洋洋萬言的長篇評論，以致對美國造成無比的衝擊。美國知識界人士抱怨美國政府逼走了錢學森，以致錢學森個人價值、錢學森的科學知識為中國大陸共產黨所利用……

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引發一場熱火朝天的太空競賽。

蘇聯在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之後不到一個月，1957年11月2日又發射了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2號」。「斯普特尼克2號」要比「斯普特尼克1號」大得多，因為運載了一隻名叫「萊依卡」的小狗，又一次轟動了世界。萊依卡成了第一個飛上太空的動物明星。

不過，那時候蘇聯還沒有掌握衛星的回收技術，所以萊依卡在太空中飛行了4天之後因氧氣耗盡而悲慘地死去。「斯普特尼克2號」在太空中繞地球2570圈之後，於1958年4月14日墜落，在進入大氣層時銷毀，萊依卡的遺體也隨之「火化」。

美國急起直追，終於在1958年2月1日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重量僅為8.3千克，形狀為圓柱體。

這樣，當時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開始在太空中展開一場激烈的角逐。誰都明白，這場角逐並不僅僅只是表現各自在太空中的「絕招」，更重要的是，衛星是用火箭推上太空的，而火箭是軍事力量的重要象徵，因為火箭可以裝載衛星，當然也就可以運載飛彈；火箭可以把衛星送上太空，也就意味著可以把飛彈運載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所以人造地球衛星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火箭技術的競爭。

手心上的神機妙算

1958年1月5日，錢學森突然接到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一個緊急任務，要求他作為中國的專家，協助尋找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的殘骸。

「斯普特尼克1號」自從1957年10月4日發射成功之後，在太空運行了22天，由於衛星上的電池電能耗盡（那時候還沒有配備太陽能電池），失去了工作能力。「斯普特尼克1號」圍繞地球運轉了6000萬千米，於1958年1月4日從太空向地球墜落。

在「斯普特尼克1號」墜落時，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緊急通知中國政府，宣稱「斯普特尼克1號」墜落的地點很可能在東亞，其中落在中國領土上的可能性最大。對於蘇聯來說，「斯普特尼克1號」不論是進入大氣層之後燒焦或者是墜落地面時撞成一團碎片，殘骸都極具科學研究的價值，因為這畢竟是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當時，中蘇關係良好，中國政府理所當然答應盡力幫助蘇聯尋找「斯普特尼克1號」殘骸。這一緊急而又特殊的尋找任務，交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部當即把這一緊急情報通報各軍區，逐級下達。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也通報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請錢學森院長關注此事。

沒幾天，瀋陽軍區旅大警備區報告，說是一位戰士在值夜班時，看見一團火從天而降，划過夜空。會不會是「斯普特尼克1號」墜落呢？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很重視瀋陽軍區旅大警備區的報告，決定從北京調一架專機飛往那裡調查。王尚榮把任務交給了林有聲，並請錢學森作為專家前去調查。

林有聲，1938年9月入伍，194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參謀、訓練隊長、軍分區作戰股長、參謀、主任、團參謀長、副團長、31師副參謀長、12軍參謀長，後來擔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林有聲在朝鮮作戰時，在上甘嶺採用坑道戰術，建樹功勳。

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軍官，林有聲曾經聽過錢學森關於飛彈技術的講座。但是與錢學森共同執行任務，還是第一次。

事隔半個世紀之後，林有聲回憶當年，講述了一個極其精彩的關於錢學森的故事：

這次前往實地考察的總共只有七八個人，除了空軍派來保障飛行的一位幹部，以及總參謀部派來的我外，其他的都是專家。錢學森和其他專家一樣都是身穿中山裝，穿著很樸素，個子也不高，中等身材，但絕對是一表人才。

那架專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的蘇聯飛機，最多也就只能坐十幾個人，飛機裡面的噪音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沒多說話。飛機飛得很快，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到了，到的時候是上午9點多鐘。旅大警備區的司令員曾紹山親自到機場迎接，並安排了吃住。曾紹山說，已經派了大隊人馬按照那位士兵所說的方位去找那顆衛星了，不過現在還沒有消息，等有消息了就帶專家一起過去看。

錢學森不住地問問題，問得很詳細。等了大概有1個多小時後，錢學森就有點兒坐不住了，於是就跟曾紹山商量，讓他們也一起去現場找找看。這時已經11點多，曾紹山就說要不等吃過飯再去。但錢學森不同意，說哪怕晚點兒吃飯或者不吃，也要儘快去核實一下。曾紹山經不住再三要求，於是就帶專家們一同前往現場了。

到了現場後，錢學森請部隊同志把那位發現衛星降落的士兵叫來，讓士兵把當時看到的情況再詳細描述一遍，又讓士兵回憶當時所站立的具體位置，然後又問他當時頭擺在什麼方位時看到火光的，火光從哪裡劃到哪裡，成什麼角度。錢學森一邊讓士兵模擬還原現場，一邊就用筆在左手手心裡寫寫畫畫。

因為當時走得匆忙，沒有想到要帶紙筆給專家備用，所以當時錢學森就只好拿鋼筆在自己的左手心裡畫。我當時就站在錢學森的旁邊，看到他手心裡畫著一條拋物線，下面是一些阿拉伯數字，具體是什麼意思，我這個外行可就看不懂了。

就這樣，錢學森不停地寫寫畫畫，不一會兒他對我和其他專家說：「從士兵所描述的軌跡來看，不像是蘇聯衛星的軌跡。就算是那顆衛星的軌跡，按照這個火光飛行的角度，落在這裡的可能性也不大，起碼落在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不在中國。」

錢學森得出結果後，就讓曾紹山通知大家不用再找這顆衛星的遺骸了，這樣會浪費大家的精力。這時已經是下午一兩點鐘，大家趕回市裡，吃了一頓飯，稍事休息後就乘坐飛機返回北京了。

下了飛機後，這時北京的街邊路燈已經亮起，專家們都各自回家了，而我還要趕回單位匯報工作。到了單位，一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告訴我，錢學森計算得沒錯，衛星確實不在我們國家，蘇聯大使館發來最新通報，衛星好像落到了阿拉斯加了。我聽後，對錢學森敬佩不已。

沒有儀器，沒有電腦，連一張紙也沒有，錢學森憑藉在手心劃划算算，就準確地判斷，蘇聯衛星「起碼落在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不僅親歷者林有聲將軍對錢學森敬佩不已，所有的本書的讀者也會對錢學森敬佩不已。

錢學森那劃划算算，除了他深諳火箭、飛彈、衛星技術之外，還有他那從小培養的數學才能。難怪在美國的時候，連馮·卡門都一再誇獎：「錢的數學能力極強。」「錢的這種天資是我不常遇到的。」

錢學森手心上的神機妙算，從一個小小的事例，折射出他的深厚的科學功底。

在錢學森完成這項特殊的任務之後，每當蘇聯在發射人造地球衛星方面有了新的進展，錢學森總是應邀發表談話、文章、評論。錢學森的身份，也總是「中國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著名力學家」，從不涉及錢學森的「秘密身份」，諸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例如：

1958年5月17日，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談蘇聯第三個衛星發射成功的意義」；

1958年10月5日，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紀念蘇聯紅月亮上天一周年」；

1959年１月８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在北京作了一次關於蘇聯宇宙火箭問題的報告。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森的文章《談宇宙火箭和星際飛行》。

 

滿洲裡車站的龐然大物

滿洲裡，中國北端的邊境小城。這裡原名「霍勒津布拉格」，蒙語的意思為「旺盛的泉水」。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這裡建成中東鐵路西部線的火車站，成為從俄國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的首站。由於當時俄國慣稱東北為「滿洲」，於是就把這首站稱為「滿洲裡站」，沿用至今。

滿洲裡的冬日天寒地凍。1957年12月20日，從蘇聯開來的23770次國際列車，緩緩駛進滿洲裡火車站。

這趟列車，由10多節車廂組成，頭尾兩節載客，中間是載貨，所有的貨物都用帆布蓋得嚴嚴實實。從列車上下來的，清一色是蘇聯軍人，其中軍官37名、士兵65名，總共102人。

月臺上，一位身穿上校軍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帶領一群中國官兵對於遠方來客表示熱烈歡迎。列車上的貨物的秘密交接儀式在滿洲裡舉行。那位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校在交接書上用中文籤下「任新民」三個字。在出發前，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領導對任新民和隨行人員說：「這次任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行動，誰也不能告訴任何人。」任新民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當時很多隨行人員只知道這是一次絕密行動，但是並不知道執行什麼任務，更不知道從蘇聯運來的「大傢伙」是什麼東西。

這是根據1957年10月15日籤訂的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援助中國進行飛彈仿製，向中國提供的飛彈樣品和技術資料。1957年11月26日，蘇聯代理軍事總顧問沙甫琴科少將向中方轉達了蘇聯國防部的通知，根據中蘇雙方籤訂的《國防新技術協議》，將於12月下旬用火車載運P-2型地對地飛彈及地面設備到中國滿洲裡。為教會中方使用和維護，蘇方將派蘇軍火箭營102人隨同前來中國執行教學任務，教學時間為3個月。

任新民告訴筆者，當時的蘇聯P-2型地對地飛彈，實際上就是對德國的V-2型地對地飛彈稍加改進。

任新民所帶領的那支部隊，是為了迎接從蘇聯運來的飛彈而剛剛組建的中國的「火箭軍」——飛彈部隊。這支部隊的正式名字叫「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教導大隊」（1958年8月21日改名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教導大隊），屬炮兵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領導。這支部隊最初由兩部分人所組成，一部分是從全軍選調的一批政治素質好、年富力強的各類專業幹部和學員，另一部分是從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選調的年輕的科技人員，他們大多數是1956年和1957年大專畢業生，共計570人。這支部隊的大隊長是孫式性上校，政治委員為宋杲上校。炮兵教導大隊人員從12月9日才開始集中。12月中旬，由大隊長孫式性上校率領50人組成的接裝組，跟隨任新民上校前往滿洲裡接收蘇軍裝備和迎接蘇軍。

蘇聯鐵路用的是寬軌，中國鐵路用的是窄軌，蘇聯列車無法駛入中國，列車上的貨物必須在滿洲裡車站卸下，裝上中國的列車。

為了保密，卸貨、裝貨都在夜間進行。車上載有龐然大物——兩枚蘇制P-2型地對地教學飛彈，一個飛彈營的主要技術裝備，包括地面測試、發射、校正、運輸、加注等設備45件。

轉運到中國列車之後，為了防止發生意外，專列在沿途不做停留，直奔北京。這兩枚蘇制P-2型飛彈到達北京之後，一枚運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作「解剖」研究用；另一枚運往長辛店中央馬列學院。把飛彈運到中央馬列學院幹什麼？原來，中央馬列學院亦即後來的中共中央黨校，剛從那裡搬到北京頤和園附近，而舊校址成了新組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教導大隊營房。

蘇聯飛彈成了中國的「過繼兒子」

1957年12月24日，蘇制P-2型飛彈運抵長辛店，同期到達的還有以布裡奧·波列任斯基中校為首的蘇軍火箭營官兵102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教導大隊營房，舉行了歡迎儀式。

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和錢學森出席了儀式，彭德懷親手解開了系在P-2型飛彈上的紅綢帶，說了一句深刻的話：「這是蘇聯老大哥過繼給我們的『兒子』，祖國把他託付給你們了，你們可要把他當作親生兒子看待呀！」

錢學森則對炮兵教導大隊的第一批學員說，P-2型飛彈是蘇聯第一代產品，談不上先進，是蘇軍戰鬥序列中退役的裝備，所以叫作「教學飛彈」，是供教學用的。但是對於我們來說，畢竟有了教學實物，可使我們少走彎路，我在美國就沒看到這樣的實物，要好好學！

炮兵教導大隊經過一夜奮戰，在25日晨把P-2型飛彈全套技術裝備卸裝入庫。

在蘇軍火箭營官兵的幫助下，炮兵教導大隊開始組裝P-2型飛彈。蘇制P-2型飛彈彈長17.68米，直徑1.652米。炮兵教導大隊官兵很快就發現，把飛彈豎起來之後，目標就暴露了。學院只有一幢四層樓房，無法遮住飛彈。於是，官兵們就在飛彈四周搭起一個高高的席棚，把飛彈圍了起來。

P-2型飛彈起飛重量20.5噸，射程600千米。全彈由頭部、穩定裙、酒精貯箱、液氧貯箱、中段殼體、儀器艙、尾段和發動機等幾大部分組成，尾部裝有4個梯形尾翼。推進劑為液氧和酒精，彈頭採用常規裝藥。

就連任新民都沒有看見過飛彈，更不用說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那些科技人員——其中的例外是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倫敦差一點被德國飛彈炸死的黃緯祿。任新民回憶說，當時見過飛彈的，只有錢學森和黃緯祿。大家興奮地在席棚裡參觀這個來自蘇聯的「過繼兒子」。炮兵教導大隊的官兵們聽說這枚飛彈的最大射程為600千米，都非常驚訝：這麼大這麼重的傢伙，能夠「飛」起來命中600千米處的目標？

黃緯祿說，解剖P-2型飛彈的過程中，不時地牽起他對倫敦博物館V-2火箭實體的回憶。那雖是不到兩小時的參觀，卻留下了大致的印象，跟眼前P-2飛彈比照，他感覺構造大同小異，沒特別之處。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導大隊第一期飛彈訓練班開學。

在開學典禮上，錢學森說，對火箭飛彈武器裝備來說，我們還是個不會走路的孩子，現在是剛剛起步，我們深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啟蒙老師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經過我們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會走、會跑，成長壯大。

飛彈訓練班採取嚴格的保密制度。學員聽課時，筆記一律記在保密本上，下課、吃飯時交到保密室保管。外出時不許帶聽課筆記。

參加訓練的學員共533人，另有見習人員150名，分成23個專業教學組，採取按職務對口教學的方式，由蘇軍飛彈營官兵直接任教。前3個月完全是接受蘇聯官兵手把手的教練，以後是自己獨立組織第二期、第三期培訓。到1959年7月24日，飛彈訓練班共培養了地對地飛彈專業技術骨幹1357名，為建立中國的飛彈部隊打下紮實的基礎。

1958年3月15日，陳毅元帥、聶榮臻元帥、陳錫聯上將、楊成武上將前來炮兵教導大隊參觀飛彈，錢學森陪同並作了講解。這些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經歷過無數戰鬥的將帥，第一次親眼看見了飛彈。他們鼓勵錢學森，儘快把中國的飛彈造出來！

有了飛彈，還要建設飛彈靶場。在蘇制飛彈運抵中國的同時，1957年８月31日，中央軍委討論通過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關於建設飛彈靶場和試驗場的規劃草案》，決定開始籌建飛彈試驗靶場。

1957年9月25日，按照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指示，總參謀部批准成立了「靶場籌備處」，並授予「0029部隊」代號。

根據中蘇籤訂的《國防新技術協議》，蘇聯在1957年派遣以蓋杜柯夫少將為首的蘇聯專家組前來中國，幫助選擇並修建飛彈試驗靶場。飛彈飛越的距離大，必須選擇開闊而又人煙稀少的地方。

1958年初，由炮兵司令員陳錫聯上將、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中將、蘇聯蓋杜柯夫少將等人組成的飛彈試驗靶場勘察小組乘坐專機從北京出發，先到東三省，再飛內蒙古、寧夏、甘肅、新疆，又從上海飛到青島一帶的海灘，再到大西南崇山峻岭。最後，蘇聯專家選定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納地區的一塊地方。這裡地域開闊，而且人口不多。蘇聯專家蓋杜柯夫說：「我看這裡就很好，也便於保密。蘇聯的火箭發射場也是建在這種地方的。」

當時參加勘察的孫繼先中將表示不同意，認為這裡交通不便，生存條件惡劣，將會增加人力、物力消耗。再說這裡離邊境太近，靶場地形開闊，無險可守，機械化部隊到達這裡用不了兩小時。如果選擇在銀川一帶建立靶場，那裡有山有灘，附近就是黃河，建設成本比較小。

蘇聯專家反對在銀川建場，認為那一帶地質條件不好，區域也不夠寬闊等。

中央軍委開會反覆比較額濟納方案和銀川方案，最後採納了蘇聯專家的意見。

1958年2月26日，毛澤東主席審閱完勘察選場報告後，批示交中央書記處處理。經鄧小平、陳雲、陳毅審核後，最後確定以西北部甘肅省酒泉地區附近的戈壁灘作為中國第一個陸上靶場的建設地點。

接著，中央軍委以毛澤東主席的名義，籤發了以孫繼先中將、慄在山少將為共和國第一個飛彈衛星發射基地司令員和政委的命令。

經過中央軍委同意，開始在那裡建設飛彈試驗靶場。

由於額濟納地區鄰近甘肅酒泉附近，所以後來被人們稱為「酒泉基地」——其實，如今的酒泉航天城並不在甘肅酒泉，而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納地區。

「酒泉基地」的代號為「20基地」。

這裡原本是「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荒蕪絕人煙，風吹石頭跑」。1958年2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秘密回國，10萬將士在陳士榘上將指揮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於1960年8月在額濟納地區的沙漠裡建起了規模相當大的飛彈試驗靶場，並通了火車，建成後移交二十兵團使用，所以從此代號叫「20基地」。另外，還建設了鼎新軍用機場（空軍清水14號）。鼎新軍用機場位於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鼎新鎮以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西南75千米。

起初，酒泉基地只是中國第一個飛彈綜合試驗靶場，後來隨著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那裡發射，演變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配套設施的鼎新軍用機場經過多次擴建，成為亞洲最大的軍用機場。

另外，中國還逐步建設起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第五試驗部）、西安衛星測控中心（第六試驗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第七試驗部）等發射試驗基地。

 

　「響尾蛇」與「薩姆」飛彈的較量

蘇制P-2型飛彈屬於「地對地飛彈」，用於陸地作戰。中國從蘇聯引進P-2型飛彈的同時，還引進「薩姆-2」型飛彈（又稱「C-75」型飛彈）。「薩姆-2」型飛彈屬於地對空飛彈，用於防空。

1957年10月，中蘇籤訂引進「薩姆-2」型防空飛彈系統的協議。

世界上最早的地對空飛彈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研製的，稱為「萊茵女兒」和「瀑布」等。其中「瀑布」地對空飛彈的技術相當成熟。在德國地對空飛彈技術的基礎上，蘇聯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製成了地對空飛彈。其中蘇聯的地對空飛彈叫「薩姆」，即英文縮寫詞「SAM」的音譯名，意為「地對空飛彈」。從1955年開始，蘇聯已經用「薩姆」武裝部隊。蘇聯的「薩姆」飛彈有十幾個系列，當時已經生產了上萬枚。

中國很在意蘇聯的「薩姆」飛彈。這是因為從1955年8月，由美國出錢出機、國民黨空軍出人，在臺灣建立了一支專門搜集大陸情報的高空偵察機中隊。起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用蘇制「米格-17」「米格-19」殲擊機擊落多架臺灣高空偵察機。然而，到了1958年，臺灣用美制改進的RB-57D型高空偵察機偵察，飛行高度達1.8萬至2萬米，機上裝配有4部航空相機，能對長約4000千米、寬約70千米的地面目標進行偵察照相。「米格-17」「米格-19」殲擊機飛不了那樣的高度，只得「望高興嘆」，無可奈何。

以1959年1月至3月為例，蔣軍用美制改進的RB-57D型高空偵察機對大陸高空偵察了10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米格-19」殲擊機起飛109批202架次，其中106架次發現了敵機，但敵機飛得太高，當時的「米格-19」殲擊機實際升限不足1.8萬米，無法殲擊敵機。

什麼武器能夠對付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呢？

楊成武副總參謀長率團參觀蘇聯在遠東軍區組織的軍事演習時，被一種新式的防空武器吸引住了，那就是「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這種地對空飛彈是高空偵察機的剋星。

1950年以來，蘇聯不斷受到北約高空偵察機的騷擾，史達林下命令研製地對空飛彈。蘇聯終於製成了「薩姆」防空飛彈。

面對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的一次次深入中國腹地偵察，中國急於從蘇聯引進「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根據中蘇雙方的協議，中國從蘇聯進口「薩姆」防空飛彈。

1958年7月，中央軍委作出組建地對空飛彈部隊的決定。

1958年9月，中國空軍建立了飛彈學校，聘請12名蘇聯專家授課，以培訓地對地、地對空、岸對艦等飛彈兵器的工程技術和指揮幹部。

1958年10月6日，中國第一支地對空飛彈部隊在北京正式成立。

1958年11月27日和29日，蘇聯提供的4套「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運到北京，其中兩套裝備空軍部隊，1套給錢學森所領導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進行仿製，1套給20基地（酒泉發射基地）做試驗用。

蘇聯派出一個飛彈營幫助中國進行戰鬥訓練。中國組織了兩個飛彈營，一個營參與訓練，另外一個營不直接參加，在一旁觀看。

打靶訓練在寧夏賀蘭山以西進行。1959年4月經過實彈打靶考核，成績均為優秀。隨後，在靶場舉行了兵器裝備交接儀式。

從此，中國有了可以用於實戰的地對空飛彈部隊。1959年8月6日，國防科委下達了實彈演習任務。從8月22日至9月4日，共發射6發「薩姆-2」型飛彈，其中3發命中目標。

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大慶的日子，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應邀出席慶典。就在這一重要節日到來的前前後後，在中國上空發生了激烈的「飛彈較量戰」。

1959年9月11日，組建不久的三個飛彈營奉命抵達北京，參加保衛首都慶祝國慶10周年戰備任務。這支飛彈部隊把攻擊的目標，鎖定那橫行霸道多日的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決心要把RB-57D揍下來。

然而，就在國慶10周年前夕——1958年9月2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電訊稿《美國侵略者指使蔣機使用「響尾蛇」飛彈》，隨文還刊登了5幅「響尾蛇」飛彈殘骸照片。

那是在9月24日上午，24架蔣介石空軍F－86戰鬥機分兩批從臺灣桃園機場起飛，越過臺灣海峽，直撲溫州地區上空。

9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羅烈達中隊與24架蔣介石空軍戰機在溫州地區上空遭遇。解放軍空軍王自重所駕米格戰機在戰鬥中掉隊，被12架敵F－86戰鬥機包圍。王自重在擊落兩架F－86飛機之後，被蔣介石空軍戰機發射的「秘密武器」擊中，機毀人亡。

蔣介石空軍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來自美國的「響尾蛇」空對空飛彈。這是世界空戰史上第一次使用空對空飛彈。

「響尾蛇」飛彈在當時是很先進的空對空飛彈。這種飛彈被冠以響尾蛇之名，源於它是仿照響尾蛇的原理製成的。響尾蛇能準確無誤地捕捉到小動物，是由於響尾蛇兩隻眼睛的前下方各有一個漏鬥狀的小窩，這對小窩是一種極強的「熱感受器」，能「看見」紅外線，人們稱之為「熱眼」。仿照這一原理，在飛彈上安裝了人造的「熱眼」，使飛彈自動跟蹤敵機的噴火口，就能準確地擊中對方的飛機。

1953年，美國研製成功「響尾蛇」空對空飛彈。1955年開始裝備美國空軍。「響尾蛇」飛彈代號AIM－9B，是世界上第一種被動式紅外製導空對空飛彈，彈長2.84米，重70千克，發射距離1—7.6千米，最大射程11千米，內裝4.8千克烈性炸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墜落在溫州的飛彈殘骸，得知蔣介石空軍使用了美國的「響尾蛇」空對空飛彈。這一空戰發生在國慶10周年前夕，使中國人民解放軍更加加強了北京的空中戒備。

受成功使用「響尾蛇」空對空飛彈的鼓舞，臺灣方面計劃在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活動的時候，派出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進行騷擾。可是，那天北京有薄雲，不利於高空拍照。臺灣方面只得推遲計劃。北京一連數日都有薄雲，直到10月6日多雲轉晴。

於是，在10月7日9時，一架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從臺灣桃園機場起飛，以19500米的高度進入中國大陸。像往常一樣，這架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大搖大擺，毫無顧忌，深信在那樣的高度無敵手，肆無忌憚地直撲北京。

就在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飛彈營進入戰鬥狀態，等待著空中獵物的到來。

距離越來越近。

12時4分，飛機進入飛彈二營火力範圍。在敵機距離只有125千米的時候，營長嶽振華命令：「飛彈三發！」三枚「薩姆-2」型飛彈騰空而起，從高空傳來了火光和爆炸聲——擊中目標！

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的殘骸墜落在通縣東南18千米的田野上，上尉飛行員王英欽也當場斃命。

這次戰鬥，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一」，因為雖然當時美、蘇、英、法等國都研製了地對空飛彈並裝備了部隊，但是從未用於實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用「薩姆-2」型飛彈擊落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成為世界上在實戰中地對空飛彈擊落敵機的第一例。

新華社低調地報導了這一勝利，只是說在華北上空擊落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一架，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是用什麼新式武器打下的。

臺灣和美國深為震驚。從此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再也不敢旁若無人地在中國大陸上空偵察。

從1959年9月24日到10月7日，短短十幾天的時間裡，不論是「響尾蛇」空對空飛彈打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米格戰機，還是「薩姆-2」型地對空飛彈擊落美制RB-57D型高空偵察機，這兩個「首次」，都充分說明了飛彈對於國防的重要性。中共高層認識到飛彈的厲害，加快了中國研製飛彈的步伐。以錢學森為院長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以「薩姆-2」型飛彈為樣本，加緊仿製。

然而，也就在1959年國慶節，應邀訪華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會談中產生了嚴重分歧。蘇聯中斷了向中國出口「薩姆-2」飛彈。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響尾蛇』飛彈事件」，加深了中蘇之間的裂痕。

所謂「『響尾蛇』飛彈事件」，是指在溫州地區上空的那場空戰之後，在飛行員王自重犧牲的現場，除了找到１枚「響尾蛇」飛彈殘骸之外，還意外地發現４枚沒有爆炸的「響尾蛇」飛彈！

那枚「響尾蛇」飛彈殘骸當然是擊中王自重座機之後掉下來的，至於那４枚沒有爆炸的「響尾蛇」飛彈，估計是其他蔣軍飛機射出的，由於沒有擊中目標，就從空中落了下來。不言而喻，這４枚完好的「響尾蛇」飛彈是極其重要的軍事研究「標本」。

蘇聯很快就得知這一消息。當時蘇聯正在研製空對空飛彈，這４枚完好的「響尾蛇」飛彈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參照物，從中可以窺視美國的空對空飛彈的秘密。他們要求中國方面提供這４枚「響尾蛇」飛彈。

可是，中國方面左一個藉口，右一個藉口，一直拖著，不肯把「響尾蛇」飛彈交給蘇聯。當然，「老大哥」心中也明白，這是中國對蘇聯中斷了「薩姆-2」型飛彈出口的報復。

終於，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發狠話了。他說，你們從陸軍到空軍到海軍哪一件先進武器不是蘇聯提供的？我們管你們要個飛彈，還不是你們的，是美國人的，你都不給，還算是兄弟黨？還算是兄弟國家？

拖了一陣子，中國方面終於願意給蘇聯提供美國的「響尾蛇」飛彈。

不過，運到蘇聯之後，蘇聯專家一看，美國的「響尾蛇」飛彈都被中國的專家拆過，而且最關鍵的遠紅外線的制導系統——也就是「紅眼」，據說在「響尾蛇」飛彈墜落時摔壞了！

至於曾經仔仔細細研究過美國這幾枚「響尾蛇」飛彈的中國飛彈專家之中有沒有錢學森，這就不得而知了。

儘管如此，蘇聯專家還是從這幾枚「響尾蛇」飛彈中得到莫大的啟發，研製成功蘇聯的「環礁」空對空飛彈。

由於蘇聯中斷了向中國出口「薩姆-2」型飛彈，中國的飛彈部隊只剩下50多發飛彈，而要防守的卻是960萬平方千米的廣大國土。

不言而喻，中國必須儘快地研製國產的地對空飛彈。在錢學森的領導下，加緊了自製國產的地對空飛彈的步伐。

發生在1959年的這場「飛彈戰爭」，表面上是中國大陸和臺灣在飛彈上的較量，其幕後卻是中國、蘇聯、美國之間在飛彈領域的角逐。

1957年的「震撼彈」

春天的小草正在發芽，

陽光伴著小草一點點長大。

我把陽光攥在手裡，

想和他說說心裡話：

誰是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家鄉又在哪？

陽光他調皮地看著我，

就是不回答。

這是為什麼呀？

這是為什麼呀？

這首生動活潑的橡皮蟲兒歌《這是為什麼》，是那麼的歡快。然而，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也叫《這是為什麼？》，那文字卻是那麼的咄咄逼人：

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裡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裡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我們的國家裡，階級鬥爭還在進行著，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

《人民日報》發表的這篇社論《這是為什麼？》，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塊裡程碑。從這一天開始，一場名叫「反右派鬥爭」的政治運動暴風驟雨一般席捲著中國大地。

在美國生活了20年，回國才1年多的錢學森，從來沒有領教過中國政治運動的滋味。20世紀50、60、70年代，中國「盛產」政治運動，真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誠如錢學森在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中所說：「我們的黨提出了整風的號召，整風運動開始後，跟著就是反右派，搞幹部下放，然後是查五氣、反浪費、反保守……」那時候，錢學森回國才兩年多，就要經受「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幹部下放」「查五氣」「反浪費」「反保守」這麼多政治運動。

對於錢學森來說，頭一回接受「階級鬥爭」風雨的洗禮。什麼「大鳴大放」，什麼「大字報」，什麼「批判會」，什麼「鬥爭會」……錢學森從來沒有見過。那時候的中國，由於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很多人成了「老運動員」。可是對於錢學森來說，卻是平生第一次經受中國政治運動的洗禮。

報紙上鋪天蓋地般登滿「大批判」文章，指責章伯鈞、羅隆基是「大右派」，「章羅聯盟」是「右派分子」的核心，還指責儲安平是「最反動」的「右派分子」……

筆者在採訪當時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的羅涵先先生時，對於他當年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表示驚訝，因為他當時還身兼羅隆基秘書，而羅隆基是中國第二號「大右派」。羅涵先笑著說，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大鳴大放」中非常積極，每次「鳴放」會上都有許多人排隊爭著發言。每當輪到羅涵先要發言時，別人就說，你是中央秘書長，發言的機會有的是，就「讓」一下吧。羅涵先就這樣一讓再讓，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所以羅涵先在「大鳴大放」期間沒有「鳴放」，也就沒有「右派言論」，沒有被劃為「右派分子」。不過，從羅涵先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當年「大鳴大放」的盛況。

錢學森跟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沒有什麼交往，讀著那些充滿火藥味的「大批判」文章，還有點隔岸觀火的感覺。然而隨著「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和深入，中國科學界也「揪」出眾多的右派，就連錢學森擔任所長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也「揪」出一個又一個「右派分子」。錢學森所熟悉的朋友，一個個「中彈」，如同一顆顆炸彈在他的腳邊爆炸，劇烈地震撼著錢學森。

第一個震撼彈，就是朱兆祥被打倒了！

朱兆祥是錢學森最熟悉不過的了。錢學森一跨過深圳的羅湖橋，代表中國科學院前來歡迎他的就是朱兆祥。在錢學森回國之初，朱兆祥每天都陪伴著錢學森，陪著錢學森到廣州、到上海、到北京、到東北……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初建的日子裡，朱兆祥作為黨組織的領導成員給予錢學森許多幫助。在錢學森的眼裡，朱兆祥是黨的代表，向來對他非常尊敬。

確實，在科學界，朱兆祥是資深的中共黨員。他早在1940年初，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在激烈的「反右派鬥爭」中，朱兆祥竟然「中彈」，遭到「批判」，被開除黨籍！

從此，朱兆祥從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消失了。後來被「流放」到合肥，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去做磚頭！

第二枚震撼彈，那就是錢學森的助手被「劃右」！

錢學森的助手、《工程控制論》中譯本的譯者之一何善堉，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團支部書記，原本準備送他到蘇聯留學，不料也因發表了直率之言，被劃入另冊。

何善堉是一個富有才華的青年，深受錢學森看重。何善堉通曉德語、英語、法語、俄語、日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和希臘語，人稱「八國聯軍」。何善堉當時在《中國科學》上發表論文，10多年之後仍被設在義大利的國際理論物理中心所讚賞，聘請何善堉為該中心委員。

何善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再也無法去蘇聯留學。他也從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消失了，被送往河北西柏坡勞動改造。

第三枚震撼彈，也在錢學森身邊爆炸！

令錢學森大為吃驚的是，他的同學徐璋本也在「反右派鬥爭」的槍林彈雨中倒下。

徐璋本與錢學森同齡，都生於1911年。他倆都在交通大學讀書，同赴美國留學。1939年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1940年徐璋本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錢學森研究的是飛彈，而徐璋本研究的是反飛彈，人稱是「珠聯璧合的一對」。錢學森和徐璋本私交甚厚。徐璋本在1949年回國，曾在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職。1955年院系調整之後，徐璋本調往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

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徐璋本的「鳴放」言論非常尖銳。據5月25日《人民日報》報導，徐璋本「以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條主義。他說，即使一個最聰明的領導者也要犯錯誤。馬列主義的理想是共產主義，但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理想，不只是馬列主義的理想。印度對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馬列主義的理想也不能僅以政治與經濟的內容來包括一切。所以拿馬列主義的學說來處理一切矛盾問題就會有問題。有些錯誤是難免的，有些錯誤是因為運用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說而發生的。任何一個學說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經濟與生產是人們自己組成的，因此說經濟環境決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條主義」。

就在徐璋本發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的講話之後十多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派鬥爭」開始了。很多「右派分子」紛紛唱起「是我錯」，而受美國民主政治影響頗深的徐璋本卻逆勢而上，在7月8日居然提出要組建「勞動黨」，還提出完整的政治理論綱領，並正式開始組黨，向政府要求登記這一政黨。

1957年8月19日，清華大學校刊《新清華》刊登報導說：「為了實現他的反革命綱領，徐璋本公然明目張胆地積極進行反動活動。他居然狂妄地『動員』共產黨員張維、王英傑等教授退出共產黨而參加他的『黨』，並妄想拉張子高、徐亦莊、王宗淦、童詩白等教授籤名支持他的反動宣言，8月4日他還到王明貞教授家，趁幾位留美歸國教師李恆德、王明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動，李恆德副教授走後徐又企圖強拉其他人充當所謂『勞動黨』的發起人。並公然向學生煽動，要他們不要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為自己的意志，要他們起來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並舉臂狂呼：『中國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爭取青年！』」

徐璋本教授在「大鳴大放」中以為真的「言者無罪」，坦率說出所思所想，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甚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獄，判刑15年。

據徐璋本的家人介紹，出於彼此之間的深厚同窗之誼，1957年錢學森曾在一天晚上來到徐家，告訴徐璋本，要出大事了，趕快承認錯誤，以免遭到更大的麻煩。

在徐璋本被捕後，徐家陷入困境，錢學森曾經給過徐家一些資助。筆者在《錢學森書信》第一卷裡讀到錢學森在1958年初致徐璋本夫人王錫瓊（當時徐璋本已經被捕）的一封頗長的信。信中說：「去年除夕（引者註：指1957年12月31日）託鄭哲敏同志送上40元，想已收到。」信中說這40元「作為1月份的錢」，「在這個月底，我願意幫助您30元作為2月份的錢；在2月底，我願意幫助您20元作為3月份的錢」。錢學森在信中提出，希望徐璋本夫人向工會請求幫助，以解決因徐璋本被捕而造成的家庭經濟困難。

應當說，當時徐璋本不僅是「右派分子」，而且是已經被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錢學森仍然能夠對徐璋本家屬給予幫助，是難能可貴的。當時錢學森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深知給徐璋本夫人寫信可能會遇到麻煩，特地請秘書張可文抄了一份留底。後來這一問題果然被視為錢學森沒有跟徐璋本「劃清界限」，成為錢學森1958年入黨時必須檢查的「立場問題」。

徐璋本在服刑期間，錢學森還去探視過這位老同學。

粉碎「四人幫」之後，錢學森給主管科技的國務院方毅副總理寫了一封信，表示確信老同學徐璋本沒有歷史問題，只是思想有些偏激。

不久，徐璋本在度過漫漫20年囚徒生活之後，終於得以「平反」而返回清華大學。他痛惜20年光陰付諸流水，拼命工作，欲奪諾貝爾獎，夜夜工作至凌晨二三時。

1988年元旦，徐璋本給錢學森寄去賀年片，錢學森於1988年1月4日給「璋本學兄」親筆覆信。徐璋本在賀年片上寫著「我們友誼」「隨歲月而茁壯」，而錢學森在回信中也感嘆：「我們是六十多年的同學學友了呀，中間多少事呵！」

不過，兩位60多年的老同學，卻對那張賀年片上的畫，產生不同的看法。

賀年片通常色彩鮮豔，充滿喜慶氣氛。那張賀年片上的畫，卻是「霧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徐璋本選擇了這樣的賀年片寄給錢學森，是因為他的人生如同「雪地上蒺藜」，20年的牢獄之災使他如同生活在寒冬之中。

錢學森也意識到徐璋本的賀年片別有一番含意。他不便批評老同學，而是批評起畫家：「難道創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魯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寫的『萬家墨面沒蒿萊』了嗎？這是我國當前文藝界思想混亂的表現……」

錢學森在復函中抄了趙樸初的元旦獻詞《調寄駐雲飛》給徐璋本：

喜報春回，十三大先開嶺上梅。

開放風雲會，改革洪波沸。

飛！神龍起迅雷。澄清積痗。

萬裡長空，四海光明被。

十億同心振國威。

從對待一張小小的賀年片的不同看法，折射出兩位老同學的不同心境。受盡屈辱的徐璋本和意氣風發的錢學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就在這一年，徐璋本終因過度勞累而含恨離世，終年77歲。

 

「三錢」之中倒了錢偉長

在1957年，令錢學森最為震驚的，莫過於好友錢偉長被打成「右派分子」！

錢偉長乃「三錢」之一。1940年8月錢偉長終於趕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主攻彈性力學，1942年獲博士學位。當年轉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在馮·卡門麾下，在噴氣推進實驗室，與錢學森一起工作達4年之久。錢偉長在1946年5月回國。

當錢學森在1955年回國之後，他與錢偉長共同創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錢學森為所長，錢偉長為副所長，他們又在一起愉快地共事。不過，錢偉長當時兼清華大學副校長，他的主要工作在清華大學。

錢偉長被打成「右派分子」，起因在於所謂「1·7談話」。那是錢偉長就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接受記者採訪，談話內容發表在1957年1月7日的《光明日報》上。

錢偉長「1·7談話」的核心，就是對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在中國推行的蘇聯教育模式提出質疑。錢偉長以為，中國自從推行蘇聯教育模式以來，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即課程門數花樣繁多、課程內容繁瑣、學制一再延長、專業劃分過細。錢偉長認為：「在高等工科學校中，應當以數、理、化三門課為主，如果這三門課學得透徹了，什麼都好辦。」

錢偉長是勇敢的。在中蘇關係處於「蜜月期」的日子裡，能夠如此公開抨擊蘇聯教育模式，是需要足夠的勇氣的。

錢偉長「1·7談話」一發表，在中國教育界就引起熱烈的討論，很多人贊同錢偉長的見解。然而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之後，政治風向轉變了。「反對蘇聯」成為劃分「右派分子」的一條政治標準。於是，錢偉長在劫難逃了。

就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而言，錢偉長比起朱兆祥、何善堉、徐璋本來說，名氣大得多，因此他成了中國科學界「右派」的代表人物，成了「全國共討之」的「大右派」。「批判」錢偉長的文章連篇累牘見諸報刊。其中除了「批判」錢偉長對於蘇聯教育模式的否定之外，還有錢偉長的「反蘇」言論：「蘇聯專家也不是什麼都懂。」

在「批判」朱兆祥、何善堉、徐璋本這些「右派分子」的時候，錢學森可以不表態，或者只在本研究所的「批判」會上敷衍幾句。但是「批判」錢偉長的大會接二連三地開，作為中國科學界頭面人物的錢學森，就無法敷衍了事了。

其實，錢偉長的談話跟1956年4月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做的訪問蘇聯觀感報告有著同工異曲之妙。錢學森早就不滿於蘇聯、不滿於蘇聯專家。錢學森剛回國，在哈爾濱看到那麼多的蘇聯專家，就對朱兆祥說，中國幹嗎要請那麼多的蘇聯專家？儘管錢學森批評蘇聯、批評蘇聯專家的話，有的比錢偉長還尖銳，但是錢學森的講話只在內部小範圍，不像錢偉長那樣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有人揭發，錢學森在「反右派鬥爭」開始之後還去看望錢偉長！

雖說錢學森的見解與錢偉長「1·7談話」是一致的，錢學森也有諸多「反蘇」言論，要把錢學森打成「右派分子」，易如反掌。不過，錢學森畢竟是作為從美國歸來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來宣傳，而且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接見，何況錢學森所從事的火箭、飛彈研製工作正是中國國防科技的重點項目，所以錢學森屬於「保護對象」「重點統戰對象」，「反右派鬥爭」的聲勢再大，也不會把錢學森圈進「右冊」。

儘管錢學森在「反右派鬥爭」中受到「保護」，但是錢學森作為中國科學界的一流科學家，必須「積極」參加這一「鬥爭」，因為開展「反右派鬥爭」是毛澤東主席發出的號召，是中共中央作出的決定。在那時候，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著名作家巴金、老舍，著名歷史學家吳晗等，都不得不響應號召，出席各種各樣「反右派鬥爭」大會，發表擁護「反右派鬥爭」的文章。錢學森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出席各種各樣的「批判」會，別人都在那裡爭先恐後地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批判右派分子」，你錢學森能保持沉默？

錢學森在重重壓力之下，不能不對「反右派鬥爭」表示擁護。

1957年6月22日《光明日報》發表報導《錢學森痛斥右派反社會主義言論》，指出：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今天（6月21日——編者）的一次科學工作者的集會上，痛斥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荒謬言論……

錢學森說，我在美國的社會裡鑽了二十年，我要說，美國的「物質文明」是先進一些，但是，美國的黑人、猶太人卻要受壓迫和歧視，中國人在那裡也受歧視。美國每年用在商業廣告等非生產方面和軍事方面的費用有幾百億美元。假設美國沒有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制度，這些錢就可以拿來為人民服務，人民生活也就會好。所謂美國生活的優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實上要不得的東西太多。它有一個很大很好的科學技術基礎，但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多大好處。到底應該選擇資本主義的領導，還是社會主義的領導呢？當然，只能選擇社會主義的領導。

錢學森說，過去，共產黨的領導工作中是存在過一些缺點和錯誤，共產黨提出整風也正是因為要克服自己的缺點錯誤。但是，究竟是成績多，還是缺點錯誤多？當然，大多數人都看得很清楚，成就是最主要的。比如肅反問題，雖然在工作上有某些缺點錯誤，但不肅反行不行？如果不肅清反革命分子，我想我們今天恐怕就不能在這裡坐得這樣安穩。

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的文章《知識分子需要不斷的改造》：

為什麼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進攻呢？他們之中有不少人說是「利令智昏」。那麼是什麼「利」有這樣的力量呢？這他們自己也已經招供出來了，是奪取黨的領導權。做了中央的部長還不能滿足，做了副部長、副校長更不能滿足，一定要爭取副總理以至總理、主席。他們都說他們是「有職無權」，「不能當家做主」，「大材小用」了。他們自以為是中國最優秀的「大知識分子」，可是沒有被人民和黨賞識，因此，他們要反黨、反人民，想騎到人民的頭上發號施令。這些右派分子的病根子自然是他們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思想，一貫敵視社會主義嚮往資本主義，但是從上面所說的右派分子的言論看來，他們也還有一個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別人的而是我的」這種看法。雖然我們應該把右派分子和廣大知識分子分清，決不能同等看待，可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倒也是知識分子的毛病，非右派分子所專有。在這一點上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除了泛泛地表示支持「反右派鬥爭」之外，擺在錢學森面前的還有一道繞不過去的難題，那就是必須對好友錢偉長的「右派」言論予以批駁。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中共黨組積極動員錢學森「批判」錢偉長。須知，錢學森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兼中國力學會理事長，錢偉長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兼中國力學會副理事長，錢學森無法對錢偉長的「問題」置之度外。錢學森唯一的選擇，那就是不能不隨大流，也對錢偉長進行違心的「批判」。

據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報導：

錢學森在會上駁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學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計劃不要組織的說法。

錢學森說，現在已經不是科學研究的手工業時代，科學研究必須要有計劃地進行。如果說不要計劃能進行現代科學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錢學森指出，錢偉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錢學森說，錢偉長對自己所犯的罪行還沒有很好認識。錢偉長說要把清華大學辦成像加州理工學院那樣，好像並沒有什麼，但他傳播這個資本主義學校制度，並在全國範圍內活動，卻是一種對人民對黨的反叛行為。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了16年，他原本與錢偉長一樣非常讚賞這所學校的教育體制。但是面對「反右派鬥爭」的嚴峻局面，錢學森只好言不由衷地說了這番話，總算「過關」了。

經過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大會批，小會鬥，錢偉長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從此「三錢」之中倒了「一錢」。

清華大學原本安排錢偉長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道：「錢偉長是個好教師，要保留教授職位。」這麼一來，錢偉長被留在清華大學裡，但是不再是副校長，而且剝奪了他上講壇的權利。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到1966年的9年間，錢偉長先後為各方提供諮詢、解決技術難題100多個……

在「文革」中，從1968年起，錢偉長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鋼廠做了一名爐前工。

1972年，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英國、瑞典、加拿大和美國，周恩來親自點名讓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錢偉長參加。代表團團長表示不能保證錢偉長出國後不逃走。周恩來堅持讓錢偉長參加，叫秘書派車去清華大學找錢偉長，方知錢偉長還在首都特鋼廠勞動。錢偉長匆匆得以參加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出訪。

1975年，錢偉長當選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筆者在採訪金銀和女士時，她拿出中國力學會大事記，翻到1976年2月那一頁，上面記載：「中國力學會黨組成員錢學森、周培源、沈元、張維、李樹誠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聚會，決議：……糾正『反右派鬥爭』造成的錯誤，立即恢復錢偉長副理事長職務。」

於是，1976年2月，中國力學會黨組作出恢復錢偉長中國力學會副理事長的決定。

在中國力學會的大事記裡還記載：「1976年2月，錢學森與李樹誠親蒞錢偉長住所拜望，道歉致意。」

1979年，中央撤銷把錢偉長劃為「右派分子」的決定。1980年，錢偉長恢復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擔任全國政協常委。1983年至1987年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上海市應用數學和力學研究所所長。1987年至1994年，錢偉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2010年7月30日上午6時，錢偉長在上海逝世，與錢學森一樣，享年98歲。

常常有人誤把錢偉長列為「兩彈一星」元勳之一。其實，「三錢」之中錢學森與錢三強是「兩彈一星」元勳，而錢偉長並不是。這是因為在「兩彈一星」拉開研製大幕時，原本應當進入研製科學家行列的錢偉長頭上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只有接受「思想改造」的份兒，怎能與「兩彈一星」沾邊呢？對於錢偉長而言，非不能也，是不許也。與徐璋本一樣，錢偉長年富力強的黃金歲月被「錯劃右派」這一「錯」消耗殆盡！等到盼來「改正」日，已是白髮蒼蒼時。雖說錢偉長、徐璋本與錢學森一樣都是在加拿大或者美國戴上博士帽，1957年的風暴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莊嚴的入黨時刻

儘管對於許多知識分子而言，1957年風雲激蕩，中箭落馬者不少。然而對於錢學森來說，1957年連獲殊榮，非錢偉長、徐璋本所能相比：

在1957年，錢學森著《工程控制論》榮獲中國科學院1956年度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在1957年，錢學森當選中國力學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

在1957年，錢學森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兼任該院一分院院長；

在1957年，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第二次學部委員大會上，被增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從1955年回國之後，錢學森經歷了1955年的參觀學習，1956年的適應中國環境，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洗禮，進入1958年的「大躍進」歲月。

錢學森從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得出最大的教訓，那就是必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須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否則，「三錢」之一的錢偉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愛中國首先要愛中國共產黨，愛中國共產黨首先要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從此，跟中央保持一致，積極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就成為錢學森嚴格遵循的政治準則。

1958年初，錢學森向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吐露心曲：加入中國共產黨。

錢學森在美國遭到「驅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產黨」。

1955年9月，在錢學森回國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蘭總統號」停靠在菲律賓馬尼拉港口時，有位記者還問他：「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答：「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我還沒有資格當一名共產黨員呢！」

錢學森終於從內心發出強烈的聲音：我要做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關於錢學森的入黨經過，最清楚的是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張勁夫是這樣回憶跟錢學森的認識過程：

記得我與錢學森同志第一次見面，是1956年春節後在北京阜成門外的西郊賓館。當時有200多位科學家聚集在那裡，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研究制訂我國12年科學規劃，即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我作為郭沫若院長的助手，主持中國科學院的日常工作，並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秘書長。剛一上任，陳毅元帥就諄諄告誡我：「各學科的負責人，是科學元帥（意為科學大師），絕不要從行政隸屬關係來看待，要從學術成就來看待。尊重科學，首先要做到尊重學者。中國的科學家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重視發揮科學家的作用。」這段談話對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記憶猶新。它成為我在科學院工作的座右銘，也成了我與錢學森同志及眾多科學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礎。

當時，錢學森同志是力學所所長，還擔任12年科學規劃綜合組組長。那年我42歲，錢學森同志長我兩歲半。四十多歲的他，身材不高，寬闊的腦門下，一雙深邃睿智的眼睛，白淨的臉龐透著秀氣，思維活躍，知識淵博，離開祖國20年之久，仍說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濃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驚訝。他所作的關於核聚變的精彩報告，令人眼界大開，使大家看到了當時世界科學技術的前沿。

在討論制訂規劃的過程中，錢學森發言很積極，他用自己的智慧給規劃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別是親自主持制訂的第37項任務「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遠又切實可行。

……

後來，我們在一起工作，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了解。我們之間的相互合作十分融洽。學森同志到國防部五院擔任院長以後，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兼任力學所所長，對加強科學院和五院之間的聯繫發揮了重要作用。按照全國一盤棋和大力協同的精神，使科學院為配合「兩彈一星」的研製，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迅速使我國成為繼美國和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擁有「兩彈一星」的國家，所以至今大家都很懷念那個時代。我和學森也成了好朋友。記得當時為選擇我國第一個火箭發動機試車臺基地，我和他一起乘飛機勘察選點。一次我到他家，他請我吃炸醬麵，使我看到這位大科學家儉樸的生活，感受至深。又一次，我陪郭沫若院長一家、錢學森全家，還有裴麗生副院長一家、範長江一家遊覽西山，中午郭老請客。學森的夫人蔣英是藝術家，大家歡迎她表演節目，她即興唱了一支陝北民歌《南泥灣》，贏得了大家的一片掌聲，飯後又乘火車遊覽了官廳水庫，五家人相處得非常愉快。

對於張勁夫，錢學森則是這樣回憶的：

剛回國時，我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今天在座的有張勁夫同志，那時您是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是我的領導。我一直記得，在50年代，您每個星期六上午組織我們這些不是黨員的所長座談，領會中央的方針政策。有十來個人參加，先讓我們發言，大家敞開思想講，然後您用30分鐘作總結髮言。每星期六的這個會，我受益匪淺，至今記憶猶新。

1958年3月17日，《人民日報》所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主席團名單」中，有錢學森的名字。這表明當時錢學森還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其實這個時候，錢學森正在積極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

張勁夫回憶起錢學森在1958年初向他提出入黨申請的情形：

在科學院我家住在北太平莊12號樓，一天晚上錢學森同志一個人找到我家裡，談了他在美國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準備，準備將來為祖國做點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險也不買。回國後，為使人民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將竭盡全力建設自己的國家；並鄭重地提出了入黨的要求。我很贊同，告訴他按照黨章必須經兩個人介紹，要他自己找兩個入黨介紹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們科學院黨組及時批准了錢學森的入黨申請。記得他的入黨介紹人是杜潤生和楊剛毅兩位老同志。當他們介紹了錢學森的情況以後，黨組成員一致通過。事實證明，我們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錢學森同志以他的行動表明，他是我黨的一名優秀黨員，科技界的一面旗幟。他的回國帶動了一批海外學子的歸來；而他的入黨又推動了科學院一大批知名科學家政治上的進步。

錢學森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極其真誠的。他的秘書塗元季詳細記述了錢學森的入黨經過，內中涉及錢學森曾經同情錢偉長和徐璋本的問題：

在1958年4月6日向組織寫了長達7頁紙的「思想檢查」，對自己過去的歷史作了詳細交代，還深挖了回國以後的思想。比如，他說自己對思想改造的艱巨性、長期性認識不足，一回國就急著要把杭州老家的房產交給國家。以為把那點東西一交自己就成為「無產階級」了，「思想就輕鬆了」，可國家偏偏不接收，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說，這其實是自己「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種幼稚病」，還「沒有下決心從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

由於他認識深刻，這份「思想檢查」得到了組織的肯定。同時力學所支部召開有部分群眾參加的支部大會，徵求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意見。大家在會上都發了言，既肯定錢學森的進步，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錢學森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並作了詳細記錄，至今他十分珍視保留的記錄稿紙就有8頁。比如，有人說錢學森不接觸工農群眾，有知識分子的「臭架子」。錢學森在會議結束時表示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一定在行動中注意改正缺點錯誤……

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黨寫了長達8頁的「交心」材料，進一步談了他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尤其是對反右鬥爭的認識。因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鬥爭中還去看望錢偉長，在經濟上接濟「現行反革命分子」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線。錢學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

像這樣的事在那個年代其實是司空見慣的，今天的人們不值得大驚小怪。黨組織對錢學森是十分愛護的，他寫的這些材料當時都定為「絕密」級，不準向外擴散。鑑於錢學森對黨的深厚感情和對黨認識的提高，組織上決定發展他入黨。1958年9月24日錢學森正式填寫「入黨申請書」，1958年10月16日力學所支部召開有部分群眾參加的支部大會，正式討論錢學森入黨問題。全體黨員一致同意錢學森入黨，也誠懇地給他提出了意見和希望。比如，有人提出錢學森和院領導如張勁夫、裴麗生、杜潤生等關係很好，但對力學所黨的領導尊重不夠，一些業務上的重大問題不徵求他們的意見。錢學森在支部會上老老實實承認了自己的缺點，說他在思想上覺得張勁夫、裴麗生等人雖不懂科學，但很能幹，有領導水平，所以有問題總願意請示他們。在他的思想深處確有瞧不起力學所黨支部負責人的想法，遇事就很少找他們商量。經過大家的幫助，他認識到「這是不尊重黨的領導的表現」，是一個「嚴重問題」，他「一定從思想深處提高認識，堅決改正」。

錢學森是心口一致，說到做到的。他在以後的工作中和力學所歷任黨支部、黨總支負責人，像晉曾毅、楊剛毅等同志都建立了良好的同志式工作關係。他在晚年也常常念叨這些老同志在他剛剛回國時對他的幫助和支持。他也很感謝同志們在支部大會上給他提的意見。他說：「像我這樣的人上面很重視，如果我飄然自大，不尊重本單位領導，那也做不好工作。同志們及早指出我這方面的缺點，使我在以後的工作中時時注意這個問題。我後來在工作中和老五院、七機部、國防科委及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同志能處好關係，搞好團結，是與支部大會同志們的幫助分不開的。」

1959年1月5日，科學院黨委通知力學所黨總支：錢學森「已被接收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預備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學所所辦支部大會一致通過錢學森轉正。從此，這位科學家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正式黨員了。

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錢學森人生道路上的裡程碑。從此，他有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講壇上的風採

錢學森有著三重身份：在研製火箭、飛彈的第一線，錢學森是「總設計師」；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錢學森是研究員；然而，他又是教授，手持粉筆在三尺講壇上授課。

錢學森擔任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在那裡他用英語給學生上課。回到中國之後，他的主要工作是研製火箭、飛彈，但是他也走上講壇，用漢語給學生上課。

談慶明特別提到，錢學森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在1958年春天，力學研究所的「三巨頭」——錢學森（所長）、郭永懷（副所長）、楊剛毅（黨委書記）在北京萬壽山開會，確定了力學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是「上天、下海、入地」。在這次會議上，錢學森提出，必須辦一個學校培育學生，建立一個「星際航行學院」，以培養「上天、下海、入地」的人才。他寫了報告，上報到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主持院務會議討論錢學森的報告，很多人以為，不光是火箭、航天方面的人才缺乏，方方面面的科技人才都缺乏，乾脆辦一個集綜合性、前沿性、尖端性於一身的新型大學，這個大學就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當時，郭沫若親自兼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錢學森為力學系主任，華羅庚任數學系主任，郭永懷是化學物理系主任。借用北京玉泉路政治學院二部作為教室和校舍，只花了3個月，就辦起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如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中國名校之一。追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立，錢學森功不可沒。

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力學系當年的學生張瑜回憶說：「至今我還記得，錢學森先生在全系大會上宣布聘任教師的名單時那躊躇滿志的神情。他高聲地說：『我把科學院的大炮都給你們調來了！』」

錢學森調來了哪些「大炮」呢？中科院技術科學部主任、物理學家嚴濟慈主講「普通物理」，1957年與錢學森同獲中國科學院科學獎一等獎的數學家吳文俊主講「高等數學」，剛剛歸國的留美博士蔣麗金主講化學課，錢臨照、卞蔭貴、林同驥、郭永懷……還加上錢學森，他親自為學生們上課。這麼多一流的科學家親自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力學系學生上課，真可謂是盛況空前。

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主講「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這兩門課程他在美國大學裡都講過，駕輕就熟。

接著，由於教學的需要，錢學森又開設了3門新課：

在他剛剛就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之後，100多名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該院，錢學森主辦飛彈專業訓練班，為他們開講新課「飛彈概論」。

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和清華大學，錢學森開講新課「水動力學」。

1958年春，錢學森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籌備委員會的10位委員之一，參與創辦這所新的大學。他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系主任達20年之久。196l年至1962年，錢學森為近代力學系58、59級學生主講新課「火箭技術概論」（後定名為「星際航行概論」），聽課人數達到400多人，每周1次，每次3小時。

眾所周知，開講新課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相當於寫一部新的學術專著。錢學森開設的「飛彈概論」「水動力學」「星際航行概論」的講義經過整理，後來都成為專著出版。

在1957年，「飛彈概論」在當時是很新的一門課程。錢學森為開設這門課程所寫的手稿，被列為「秘密文件」。2006年11月，《飛彈概論》一書由中國宇航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影印了當年錢學森的手稿，並配以珍貴的圖片。當年聆聽過錢學森講課的部分老同志的回憶被收進附錄。全書共分四講，內容通俗易懂，邏輯嚴密，既有公式推導，又有圖表。」

上海交通大學何友聲院士多次建議出版錢學森的「水動力學」講義，他認為「從整體上看，錢先生的這份講義至今仍然是學界水平最高的教材」。2007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錢學森著《水動力學講義手稿》。

在「火箭技術概論」講課的基礎上，錢學森先是寫成《星際航行概論》一書，在1963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火箭技術概論」手稿及講義·錢學森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共兩冊。

錢學森在當時能夠開設「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飛彈概論」「水動力學」「星際航行概論」這五門課程，從整體上反映了錢學森高超的學術水平。尤其是「工程控制論」「飛彈概論」和「星際航行概論」，在當時屬於開創性的學科或者尖端科學技術。

關於錢學森的講課風格，聽課的學生們後來回憶說：

錢學森繼承了恩師馮·卡門的經典德國學院派授課方式，上課只靠兩根粉筆和四塊黑板。口齒清楚、層次分明、板書漂亮，而且四塊黑板、兩根粉筆用完，下課鈴即響。

錢先生每周上一次課，一次四個學時，一個學期中除一次因去蘇聯訪問而調課外，從沒有缺席過。錢先生聲音洪亮、板書非常規矩，由於學校配的擴音器帶著導線不方便，他就對著大教室大聲講課，一節課下來嗓子都沙啞了。

錢學森還特別注意聽課者的感受，在大的階梯教室，他專門安排人檢驗自己的板書在最後一排是否能看得清，自己的聲音在最後一排是否能聽得清。

錢學森先生講授的「火箭技術概論」45學時，分13次講完。大家眾口一詞地認為，錢先生講課富有哲理、邏輯性強、概念清楚、關鍵公式的演繹都不用看講稿、板書工整、語言規範。有時，課末留一段時間，給同學們講做人道理，講愛國精神，講科學態度和治學方法，給大家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錢學森的考試也是別具一格，那時候學生也曾希望他透露一些考試範圍，但是被告知：他採用開卷考試，筆記本、教科書、參考書、字典都可以帶，只是不許互相交流。

平時，錢先生上課都是和藹可親的，笑眯眯的，就有兩次卻板起面孔生氣了，都是為了學生在考試卷子上捅了婁子。第一次，考試中有一問：「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有一位同學的答案是7.8米/秒。錢先生非常生氣地說：「你的基本概念都不對！自行車都比你快！」他還說，這個問題現在如果不提的話，以後不光是流汗的問題了，要流血啊！

他曾在黑板上寫了「嚴謹、嚴肅、嚴格、嚴密」這八個大字，反覆告誡大家：「做學問必須一絲不苟！」

據當年的學生米博恩回憶說：「有次上課，錢老師說如果你5道題做對了4道，按常理，該得80分，但如果你錯了一個小數點，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訴我們，科學上不能有一點失誤，小數點錯一個，打出去的飛彈就可能飛回來打到自己。」

1963年3月30日，錢學森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對1958級的學生作了一次《怎樣寫畢業論文》的講座。當時在座的一位學生做了詳細的筆記。如今，這位學生把筆記整理出來，可以看出錢學森對於《怎樣寫畢業論文》的種種獨到的見解：

畢業論文就是給大家一個過渡，作一次攀登高峰工作進行前的練兵。這就是畢業論文的目的。練習一下怎樣把所學過的東西應用到具體工作上。

做畢業論文是練兵，但要求嚴格，要真刀真槍地練，要像對真正工作一樣認真對待。論文的科學內容要求不能太高。同學們剛畢業，既不是專家，也不是經驗豐富的科學家，所以論文的科學內容太高是不切實際的。有同學認為：「不幹則已，要幹就要達到世界水平。」幹出來當然很好，但這不太實事求是。

應該以嚴肅、嚴密、嚴格的三嚴作風來對待論文。論文要寫得像個樣子。論文必須按照一般世界科學論文的總格式來寫。這一套格式就是：第一部分，首先寫明論文題目，指明寫論文的目的；指出前人在這些方面已做了些什麼工作，引出不同於前人的觀點，用什麼方法解決問題。這一段是自我介紹（引言）。第二部分，如屬理論性分析論文，要介紹本題；若屬實驗性論文就介紹具體實驗。第三部分，具體結果。理論分析論文，清楚地寫出具體計算結果；實驗性論文，寫出實驗結果。第四部分，由所得結果可以總結出什麼規律，並進行討論是否解決了問題，要老老實實，不能亂吹，不能含糊。如解決問題不那麼徹底，要提出今後工作的建議。最後，引出文獻索引（書籍，期刊名稱，某某人著，卷冊數，頁數，出版社，出版年月）。論文就要這樣寫。這是世界科學論文的總格式，不標新立異。我主張字要楷書，不能潦草，文句要順暢，達意，準確。但也不能太「浪漫主義」了。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簡明扼要，不能囉唆。論文裡的圖要上墨，畫得清清楚楚，不要用鉛筆，否則容易磨掉或模糊。

如果論文是幾個人合作，就應該有所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幾個人協作，要同心協力。一個人只作某一方面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定會牽連到別人所進行的工作，別人問題的解決。只有通過充分的討論，密切合作才能解決問題。任何想自私搞「自留地」的人都是不可能拿出論文來的。即使拿出來了，也很臭。不養成和別人合作的良好作風，將來在科學工作中是要吃虧的。

根據多年來的工作，我深深體會到研究科學只能一步一步來，結結實實，頑強苦幹。起初解決芝麻大的問題，以後慢慢大，直到最後能建立一門科學。在科學道路上必須要有一股傻勁，不要怕做小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平凡勞動。取得一次成功，必須經過千百次的失敗。跌倒了，爬起來，滿懷信心，幹勁充沛，任何困難也難不住，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錢學森作為「總設計師」是出色的，作為研究員是出色的，作為教授也是非常出色的。他的學識，他的睿智，他的嚴格，他對年輕一代的熱忱，全都傾瀉在三尺講壇。

　「三起三落」物理力學

前面已經詳細述及工程控制論，在這裡，要特別提一下物理力學。

錢學森是物理力學這門學科的創始人。錢學森從事物理力學研究，幾乎是與研究工程控制論同時進行的，即在美國他受到軟禁的5年，無法從事國防科學技術研究，便從事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理論研究。與工程控制論一樣，物理力學在當時也是新興科學。

1953年錢學森在美國首次正式提出物理力學概念，主張從物質的微觀規律確定其宏觀力學特性，改變過去只靠實驗測定力學性質的方法，並開拓了高溫高壓流體力學的新領域。隨後，錢學森發表了《液體特性》《氣體在高溫高壓下的熱力學性質》等數篇論文，並在加州理工學院開設了「物理力學」課程，編寫了《物理力學講義》。

錢學森回國之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同時又兼任力學研究所的物理力學研究室主任，而且親自帶物理力學研究生，足見錢學森對於物理力學的看重。當時，錢學森確立了物理力學的四個研究方向，即高溫氣體、高壓氣體、高壓固體，以及臨界態和超臨界態。

物理力學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經歷了「三起三落」的艱難過程：

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設立了物理力學專業。但是物理力學專業剛建立，在「大躍進」中被認為「遠離生產」，被取消了。

1961年要重新設立物理力學專業，錢學森決定在1962年親自為化學物理系58級學生主講物理力學課。錢學森拿出在美國出版的英文版《物理力學講義》，在他主持下把這本講義譯成中文，1962年2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作為教材。

可是物理力學專業在「文革」中又被取消。錢學森培養的物理力學研究人員在「文革」中到工廠、農村去「與工農結合」。

直到1979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物理力學專業在錢學森的再三建議下才得以恢復。然而到了1993年又取消。

經過這「三起三落」，物理力學專業最終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得以確立。

當物理力學研究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起起落落之際，物理力學在美國卻得到發展，尤其是在超臨界態的物理力學獲得突出成就，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世界納米技術突飛猛進，而物理力學正是納米技術的基礎。很遺憾，在錢學森的領導下，中國原本可以在物理力學研究方面領先的，卻因為「三起三落」而落伍了！

就在美國重視物理力學的同時，物理力學在當年的蘇聯也得到重視。

錢永剛向筆者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那是2010年6月6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辦的錢學森圖書館奠基儀式上，錢永剛除了向錢學森圖書館捐贈了錢學森的交通大學畢業證書之外，還捐贈了錢學森著作《物理力學講義》俄文版。

這本錢學森著《物理力學講義》俄文版的來歷，頗為曲折。

那是錢學森的《物理力學講義》在1962年2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之後，蘇聯方面看重這部專著的獨創性學術價值，組織人馬進行翻譯。俄譯者H.A.斯別施涅夫精通中文，因為他從小在北京長大，然後回蘇聯上中學，能夠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可是他不懂物理力學。為了能夠譯好錢學森的《物理力學講義》，蘇聯方面請了兩位科學家與他合作，這樣譯者擴大為三人。

H.A.斯別施涅夫在晚年作為俄中友好協會成員來到北京，接待他的中俄友好協會成員之中，有一位女士名叫劉恕。劉恕早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基洛夫森林工程學院，回國之後從事沙漠治理工作，曾經得到錢學森的許多幫助。錢學森提出了「沙產業」的概念，使劉恕受到極大的啟示。在與《物理力學講義》俄譯者H.A.斯別施涅夫交談時，劉恕說起了錢學森。H.A.斯別施涅夫頓時雙眼發亮，顯得格外興奮，說自己曾經翻譯了錢學森的《物理力學講義》。

H.A.斯別施涅夫回國之後，給劉恕寄來了《物理力學講義》俄譯本。

劉恕把這一珍貴禮物送給了錢永剛，錢永剛又捐贈給了上海的錢學森圖書館。

上海的錢學森圖書館鄭重其事地給俄譯者H.A.斯別施涅夫寄去捐贈證書……

從當年蘇聯翻譯、出版錢學森的《物理力學講義》，可見蘇聯對於錢學森以及物理力學這門新科學的重視。

[責任編輯：賈丕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