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人對民主的認知有了巨大的進步，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學者們如林達和劉瑜等對美式民主的近距離觀察和細節感受，「民主是一個好東西」儼然成為共識，自由女神般的民主想像主導了人們對民主和民主化的渴望。相比之下，對歐洲的民主——一種高度世俗化的民主生活，以階級合作和協商民主為代表的社會民主，多數中國人仍然缺乏足夠認識。恰在不久前，最新007電影《天幕降落》在中國公映，為觀眾重現了好萊塢背景下一個似乎與時代脫節的軍情六局（MI6），但這多少有助於國人了解，民主體制原來如此倚重情報和反間機構。在當今民主國家，對間諜與政治極端主義的監控，往往才是現實政治和民主生活中最有先行權的政治實踐。
然而在學術領域，這些與民主安全相關的題目通常被忽視。學者們似乎不了解，民主也是長牙齒的。這不僅適用民主體制對外採取幹預主義，例如北約幹預巴爾幹危機、聯軍進攻伊拉克和阿富汗、北約幹預利比亞革命、法軍幹預馬裡衝突等等；也適用於德國憲法保衛局這樣的特殊反間機構。相比CIA、軍情六局這些被好萊塢化的諜報機構，她為保衛憲法秩序的任務而生，對保衛民主的使命有著更強的焦慮感，幾乎就是「積極民主」或者「軍事民主」的制度化身。
憲法保衛局的起源、組織和冷戰
早在二戰結束後的過渡期，對納粹的各種清算逐一進行。除了在紐倫堡戰犯審判和各地佔領軍建立的「去納粹化法庭」對納粹成員的甄別作業外，還有一種清除納粹的行動至今仍未解密，大多只是零星見諸一些納粹親人的回憶錄。這些回憶有一個共同場景：半夜，那些前納粹官員、黨衛軍（SS）成員的家門被敲開，一隊佔領軍突然闖入。在核對身份無誤後，前納粹黨徒被強行押走，隨後就在附近的樹林裡被立即執行槍決。
佔領軍的這一極端行動或許源於民主最深處的焦慮：戰後法庭對這些身負屠殺和迫害罪行的納粹官員的審判，仍然是按照納粹時期的法律來審判、定罪，大批納粹的罪行因此可能在形式上並不成立，不利於民主轉型，於是秘密處決作為德國戰後去納粹化的轉型正義形式之一，便有其必要和效果，民主也是應該長牙齒的。
這段佔領軍戒嚴時期秘而不宣的「軍事民主」，為憲法保衛局所奉行的民主激進主義作出了示範。1949年，當德國憲法（基本法）通過，新生的德國民主在第一時間內，不僅面臨著對失敗的魏瑪民主和納粹罪行的反思，同時也面臨東方共產主義的威脅。1950年，憲法保衛局在科隆成立，她的宗旨被憲法法院確定為「保護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意在避免魏瑪憲法的「價值中立」缺陷而無力防止極端主義上臺、更甚者毀滅民主。所以，從一開始，憲法保衛局就明確地受「價值約束」，而且在基民盟（CDU）和社民黨（SPD）的領導下，同時防範極左和極右的政治勢力，守護憲法秩序。當然，隨著形勢發展，特別是左翼極端組織RAF紅軍派的活躍，在1972年的憲法保衛法中，這一憲法保衛職能也被悄悄轉化為國家保衛——儘管德國社會一直存在爭論，認為憲法保衛和國家保衛兩者並不必然相關。
由於守護憲法秩序的定位，憲法保衛局有別於CIA之類的反間諜機構，或可歸類為政治警察。而德國的政治警察，則可追溯到普魯士時期。1878年，普魯士內政部建立「內部安全局」，集合了警察和情報工作，到1880年代為了執行禁止社民黨的任務，進一步強化了政治警察的功能，尤其針對企圖顛覆的政治團體和政治出版物。不過，這一時期，普魯士政治警察的權力只限於普魯士王國地區，而非德意志帝國全境。一戰後的魏瑪共和，1922年加強政治警察的法案被巴伐利亞抵制，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納粹勢力在巴伐利亞形成氣候。納粹上臺後，以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頒布的法令為標誌，希姆萊建立起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警察體制，包括黨衛隊及其秘密安全機構——蓋世太保。
當然，憲法保衛局從一開始就與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劃清界限。在籌建新的聯邦政府的同時，聯邦議會於1949年建議未來的憲法保衛局不應具有逮捕權，而只有收集情報的權力。這一情報性質的規定，界定了憲法保衛局和警察體制在德國民主體制內的不同功能。憲法保衛局沒有警察權，不能採取阻止、訊問、搜查、羈押、逮捕、調查嫌疑人等直接接觸手段，不能搜查私人住宅、扣押私人物品，也不能要求警察或其他政府機構協助。這一原則既是憲法保衛局內部紀律，也被寫進1972年《憲法保衛法》和統一後的1990年修訂案中。換句話說，民主需要牙齒自衛，但是不能咬人。
另一方面，憲法保衛局的組織結構相當分散，這也與蓋世太保的集權模式迥然不同。各州的憲法保衛局歸各州內政部領導，並不完全與位於科隆的憲法保衛局總部保持一致，相互間也未必一致（比如在對待前東德的統一社會黨（SED）的繼承者民主社會黨（PDS）的問題上，漢堡州和布蘭登堡州的態度就較為曖昧）。而協調憲法保衛局和各州憲法保衛局的職責，則落在內政部長和總理府部長（辦公室主任）身上。也就是說，憲法保衛局的組織架構反映了聯邦體制的政治安排，其日常事務也進入聯邦的政治日程之中，而不是獨立於日常政治之外、如美劇中的CIA陰謀家一般藏在某個陰暗的角落裡。
不過，憲法保衛局並非德國唯一的情報機構。除了警察情報機構——位于波恩的聯邦刑事局之外，戰後德國共建立了三家情報機構：1950年在英國的幫助下，憲法保衛局最先在科隆建立（科隆屬於英軍佔領區），現有職員近七千；其次是總部位於慕尼黑的聯邦情報局（BND），1956年在美國CIA的幫助下建立，至今仍與CIA保持著有力的情報交流，主要工作是技偵、反恐和對付有組織犯罪，更接近FBI的角色，僱員六千，過去幾年總部逐漸遷往柏林。聯邦情報局可能是聯邦機構中最晚遷址的，不過，正因她長期駐紮慕尼黑，才有了每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尼黑才成為歐洲的情報中心——而不是波恩、科隆或者裡昂（國際刑警總部所在地）。這兩家都有自己的專門學校，憲法保衛局以社會科學的情報分析為主，聯邦情報局的學校則以技偵和反間諜為主，1970年代後期併入聯邦行政管理學院。第三家情報機構則是軍方的情報局，負責軍隊的情報和保密事務。
與斯塔西的本質區別
如果跟東德的斯塔西（STASI，國家安全局）相比，憲法保衛局的規模要小很多，但效率卻一點不低。1988年斯塔西的僱員為91000人，另外還有18萬秘密線人，相當於每十萬人口中有超過500名正式特工，而同期西德每十萬人口中只有6名特工。但最重要的區別是，憲法保衛局的職責在於保護「憲法秩序」，即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特別是個人的生命、尊嚴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人民主權、權力分立、政府責任、行政合法性、司法獨立、多黨制和每個政黨的均等機會，包括憲法框架內的反對權利等。不難看出，這些基於魏瑪民主的教訓所總結的憲法秩序，具有相當強度的積極民主意涵，更需要一個類似憲法保衛局的機構防範某一個極端主義政黨或者組織，在內部實行反民主的紀律，然後利用民主權利破壞民主秩序本身，比如威脅司法獨立和行政合法性、以及強迫結社侵犯個人權利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國歷史最為悠久的現代政黨——社民黨，曾經先後經歷過鐵血宰相俾斯麥和納粹鎮壓，戰後社民黨痛定思痛，也建立起自己的情報體系，為政黨安上牙齒。特別是，政治對手阿登納的基民盟新政權內保留了相當的納粹分子，深受詬病。如Friedrich W. Heinz，曾任臭名昭著的黨衛軍布蘭登堡師情報官，1950年起擔任阿登納的情報負責人，甚至第一任憲法保衛局長奧拓•約翰（Dr. Otto John）也是一位前納粹法官。因此，社民黨極為重視對憲法保衛局的控制，她的情報體系很大程度上寄生在憲法保衛局內部。波恩和科隆所在的北威州的憲法保衛局尤其重要，在1949年社民黨贏得北威州勝選後，這一人事爭奪便成為可能。老社民黨人弗利茲•特耶希（Fritz Tejessy）被成功當選為首任局長，他政治記者出身，曾參加過二戰期間北歐英軍特勤活動。從1950年就任到1964年去世的十幾年間，特耶希對當時反對德共（KPD）、直至1956年徹底禁止德共、奠定同時反對極左和極右的政治路線上，起了關鍵作用。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
憲法保衛局內部機構的設置，也反映了這種政治任務。憲法保衛局的一部負責技偵；二部為右翼極端和恐怖主義部；三部為左翼極端和恐怖主義部；四部任務為反間諜；五部專門對付外國的極端主義。在冷戰期間，憲法保衛局長期與東德間諜機關做鬥爭，反間諜部也逐漸成為規模最大的部門。儘管如此，諜戰重重，憲法保衛局未能防範東德間諜紀堯姆竊據勃蘭特總理秘書職位多年，這也成為憲法保衛局乃至整個北約在冷戰期間最大的間諜醜聞。
冷戰結束後，四部的重心轉向工業間諜。據其情報分析，在德國的外國工業間諜佔整個間諜規模的三分之二，朝鮮、利比亞、敘利亞和某東亞大國等四國在工業間諜榜單上名列前位，保護德國的工業秘密成為憲法保衛局的重要使命。2000年，德國憲法保衛局公開確認傳說中民間諜報網Echelon存在，並對德國企業發出警報。據稱Echelon主要依靠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技術支持，從衛星和海底電纜截取電信和網際網路流量，並有英國、紐西蘭、澳洲等國機構參加，卻從未被承認。
「重視極右、主要防極左」
各種極端主義被視作憲法秩序的敵人，憲法保衛局區分極端主義是以「採取非法或合憲手段以外的行動，反對聯邦共和國的憲法秩序、存在、安全或外部利益」為標準，並不涉及所有口頭或非口頭的、非暴力的、使用民主手段對資本主義和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及政治制度提出的批評。
最近二十年，憲法保衛局還將他們所針對的極端主義區別於激進主義，只要後者仍然尊重現行憲法，就不構成憲法敵人。這也是憲法保衛局自1960年代末開始對付紅軍派以來得到的教訓。在許多德國同情者看來，即使紅軍派做出過許多恐怖主義的暗殺和爆炸行動，在理論上仍然屬於社運的激進主義，對憲法秩序並無敵意，而只是對「基本現狀」不滿。相形之下，美國著名的科學教派卻在憲法保衛局的「邪教名單」上，不僅傳教分支被監控，每當科學教派的明星教徒湯姆•克魯斯入境拍片，無論是諜戰片還是扮演斯道芬博格這樣的反納粹英雄，憲法保衛局都全程緊盯。
如此種種在情報戰線上的細微差別，或者說憲法保衛局所執行的特殊的民主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德國對民主反思的結果。這些看似的細微差別，卻導致歐洲民主和美式民主的重大差異，而這些差異最終也反映在德國的外交態度上，比如伊戰爆發時美歐的不同態度、法德在北非革命和馬裡衝突的幹預主義和反幹預主義的區別等。從這個角度，那些通常頗為費解的問題也迎刃而解：為什麼民主制度竟然導致對內對外如此強硬的軍事手段，為什麼歐洲和美國在採取上述幹預行動時的差異？
日常工作中，憲法保衛局的主要任務是：監控極左和極右的極端勢力。早在1950年代，在憲法保衛局的努力下，德國憲法法院先後於1952和1956年禁止了社會帝國黨（SRP）和德國共產黨（KPD），情形頗像中國同期的政治清洗，只是規模小得太多，但是開啟了對極端主義政党進行最嚴厲懲罰的先例。不過此後，類似的禁止結社的制裁再未出現過，包括2003年試圖禁止極右政黨——國家民主黨（NPD）也以失敗告終。原因之一是憲法保衛局在NPD內部安插了大量線人，要求解散NPD的禁止令意味著這些線人可能暴露；同時，憲法法院也意識到，如此之多的線人就意味著，假如要指控「NPD是一個獨立的政黨」，這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這種與極右勢力之間牽扯太深、以致投鼠忌器的曖昧關係，使憲法保衛局長期以來飽受批評。公眾認為，憲法保衛局不僅未能阻止德國新納粹的興起，也未能有效地防止新納粹的暴力活動。
一方面，憲法保衛局對極右政黨長期滲透，活躍的NPD成員中多達100人是憲法保衛局的線人，200餘位NPD頭目中大約有30位是憲法保衛局的線人，而這個政黨成員到2003年不過6600餘人。憲法保衛局對這個重要極右組織的監控可謂不遺餘力，但是效果可疑。
例如2010年，全德境內約有219個極右組織，2.5萬名極右分子，其中9500名為暴力分子，當年共發生了16375件「右翼政治驅動的刑事案件」，其中806件涉及暴力。右翼分子們已不再滿足混進球迷隊伍、將足球場變為新納粹的表演場，或者在街頭製造年度「戰鬥之夜」，比如每年五一勞動節期間，柏林、漢堡、德勒斯登等地幾乎都會發生極右暴力分子與極左力量的衝突、互毆；而且從1998年起，已經連續製造了10起謀殺、14次銀行搶劫和一次炸彈襲擊，襲擊目標直指土耳其人、庫德人等穆斯林移民。
遍布德國全境的極右暴力活動引發公眾強烈不滿，憲法保衛局依靠人工情報的滲透方式和效率成為眾矢之的。據估計，80-90%的NPD線人未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不僅左翼的綠黨和左派黨對憲法保衛局的低效大加撻伐，社民黨和基民盟也非常不滿。社民黨議會黨團領袖奧珀曼（Thomas Oppermann）在2011年11月公開承認憲法保衛局的失敗，未能真正掌握極右恐怖主義的結構；禁止NPD也再度成為NPD之外所有左中右政黨的共識。2012年憲法保衛局更換新局長，馬森（Hans-Georg Maaßen）上任，但這並沒有改變公眾對憲法保衛局的不信任。
而另一方面，左翼陣營對憲法保衛局與新納粹之間的曖昧關係投以更深的懷疑，擔心憲法保衛局可能利用新納粹的暴力發動針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迫害行動，德國因此可能被憲法保衛局或新納粹綁架而變成「第四帝國」。他們揭露，在被稱為「新納粹之州」的圖林根州，其州內政部長蓋博特（Jörg Geibert）在2001年的一份備忘錄中提到，該州三分之一的新納粹分子都是憲法保衛局的線人、受到憲法保衛局特工的保護。
而憲法保衛局特工的捲入之深及其背後動機，不免讓人們產生陰謀論想像：一個新的新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組織」（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NSU），被指控應為2001年至2006年期間八起槍殺土耳其和庫德移民以及一起女警被害的恐怖案件負責，他們還製造了2004年科隆市土耳其街區的一起爆炸案。到2006年4月16日，21歲的土耳其青年HalitYozgat在卡塞爾被殺，這是第9件類似謀殺。疑兇Andreas Temme，憲法保衛局特工，被發現隱蔽地出現在這位土耳其青年開設的網吧監控錄像中，最後是循著DNA痕跡追蹤到此人。在稍後2006年11月4日發生的一起銀行搶劫案中，發現涉案槍枝與此前九起槍殺外國移民和女警案相同，且編號屬於政府槍枝。兩位搶劫犯最後承認是NSU成員，但旋即可疑地「自殺」身亡。檢察機關的調查於2007年被迫中止，Temme現在黑森州一家政府機構工作，連環槍案的調查也停止了。類似的案例還包括2005年多特蒙德發生一起針對穆斯林移民的槍殺案，疑犯新納粹分子Sven K.最後被法庭開釋；極右分子Michael Berger，2000年6月14日在多特蒙德和瓦爾特諾普（Waltrop）槍殺了兩名警察，然後在高速公路上又射殺了一名臨檢的督查警官。後有消息稱Berger是憲法保衛局特工，而他的罪行並未列入恐怖襲擊統計。
站在這場批評風暴最前沿的，是德國左派黨極右問題專家、前聯邦刑事法院法官沃爾夫岡•內斯科維奇（Wolfgang Nešković）。他多次直言憲法保衛局在監控極右翼極端勢力方面的失敗是難以置信的，而相形之下，憲法保衛局對左翼極端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工作倒還可接受。作為左派黨人，內斯科維奇的評價相當中肯，反映了憲法保衛局「重視極右，主要防極左」的政治警察態度，儘管憲法保衛局對左派黨高層的監視、甚至對一些自由派媒體的監視，一直爭議極大。公眾擔心，憲法保衛局對所謂極左勢力的監控是否範圍過大、以至幹預到正常的公民社會。
紅軍派：憲法保衛局的傑作？
1956年聯邦憲法法院禁止德共後，原德共黨員大多仍然在憲法保衛局的監視下。但是，1967年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後，新的極左力量出現了，包括「六月二日行動」（Bewegung 2. Juni）和紅軍派（RAF）。而這些極左力量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為警察暴力的濫用，甚至柏林圍牆兩邊的間諜與反間諜機構的陰謀。參照憲法保衛局對極右勢力的滲透和操縱，這種加諸於極左力量上的陰謀論也許並不令人意外。
1967年6月2日，伊朗國王巴列維訪問西柏林，沿途遭到柏林市民抗議。示威人群中，27歲的學生奧納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射殺在一處停車場。但法庭對這名警察的審判最後以無罪告終。1989年之後解密的東德檔案表明，庫拉斯當時已經是斯塔西的一名間諜。如果他的射殺行動是在執行斯塔西的任務、以挑起西德學運衝突，那麼可以說他做到了，而且效果超乎成功。不久，同樣在右派報紙《圖片報》的煽動下，一位來自斯圖加特的學徒工槍擊了德國學生領袖魯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激起學生的憤怒。憲法保衛局似乎面臨著一個空前的挑戰，因為激進的學生們很快就轉向建立「六月二日行動」和「紅軍派」這樣的學生軍事組織，開展城市遊擊戰，先後製造了一系列爆炸和暗殺行動。
六月二日行動有：1972年2月2日，在柏林一家英國遊艇俱樂部和盟軍駐地製造貨車炸彈襲擊；同年3月3日在柏林刑事警察局製造炸彈襲擊；1975年2月27日綁架基民盟柏林候選人洛倫茲（Peter Lorenz）。這些活動在1977年秋天達到了高潮，紅軍派對西德資本主義制度的象徵性人物發起了攻擊：1977年4月7日，在卡爾斯魯厄街頭阻殺了西德聯邦總檢察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和他的司機及保鏢；7月30日在德意志銀行總裁龐託（Juergen Ponto）於奧伯魯塞爾的家中將其殺死；9月5日綁架了西德僱主協會主席、奔馳公司總裁施賴爾（Hanns Martin Schleyer）。1977年的秋天也因而被稱作德國歷史上最「血腥的秋天」。
德國電影《巴德爾和麥因霍夫集團》（2008年）還原了這一段歷史，並生動展現了憲法保衛局如何孜孜不倦與這些左翼極端主義鬥爭的情形。不過，憲法保衛局在其中真正扮演什麼角色，非常耐人尋味，幾乎為憲法保衛局後來處置極右翼勢力提供了先例。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參與1977年街頭阻殺總檢察長布巴克的烏爾巴赫（Peter Urbach），實際上是憲法保衛局的特工。他在紅軍派的角色是提供行動所需的武器，因此也有一個外號「城鐵彼得」（S-Bahn Peter）。只是，紅軍派的同志們不知道他找到的手槍、衝鋒鎗、突擊步槍、炸藥、手雷等五花八門的制式軍用武器，都是憲法保衛局提供的。1967年起，烏爾巴赫從就從憲法保衛局接受任務，成功滲透進入紅軍派，負責武器輸送。
如何理解憲法保衛局安插烏爾巴赫並且主動提供武器、間接幫助紅軍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謂恐怖行動？雖然事實上，憲法保衛局也不是唯一的武器提供者，早有克格勃叛逃到西方的軍官揭露，克格勃也為紅軍派提供武器和情報，在背後操縱和利用著西方陣營內部的左翼激進組織。
須知，紅軍派們代表的德國68革命一代，不同於德共的老一輩。他們生長在戰後的優裕環境中，父輩們或者戰死或者遠在西伯利亞戰俘營，典型如紅軍派第一代領導人巴德爾的家庭，他們對資本主義的仇恨源自父愛缺失而產生的對父輩的造反；同時，他們在政治立場上並不認同蘇聯模式或史達林主義，有意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也就是「新左」。只是，對紅軍派來說，他們是「革命權利」的行動者，站在整個資本主義意識生產的對立面，認定暴力是打破大眾對資本主義有限度使用暴力進行統治的幻覺的唯一有效途徑，而不是僅僅作為合法鬥爭的非法之翼（illegal wing）；武裝鬥爭因而是革命不可或缺的條件。
對憲法保衛局來說，對左翼極端主義力量紅軍派的恐怖主義進行滲透並且提供武器，跟68革命一開始就向抗議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學生們提供莫洛託夫雞尾酒炸彈如出一轍，就是煽動左翼恐怖，然後擴大憲法保衛局的職權即國家威權，強化紅軍派所反對的警察國家體制。結果，紅軍派似乎與憲法保衛局成為民主體制內部相互否定卻又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以致於有些德國知識分子將紅軍派假設為憲法保衛局一手製造的產物。在技術層面，烏爾巴赫多次破壞了紅軍派的重要行動，顯示憲法保衛局對紅軍派的控制頗有成效。例如烏爾巴赫在1969年2月27日尼克森訪問柏林期間提供了若干失效的炸彈引信，導致紅軍派的暗殺計劃失敗；同年11月9日在西柏林猶太會所的爆炸行動，也因烏爾巴赫提供的引信失靈而流產。烏爾巴赫後來從憲法保衛局獲得100萬美元，改變身份後移居美國，2011年死於加州的聖芭芭拉。
類似的情況還包括另一名有爭議的前六月二日行動、紅軍派成員貝克（Verena Becker），在她獄中服刑近三十年面臨假釋之際，2009年9月2日，德國內政部長肖伯樂（Wolfgang Schäuble）首次承認稍早圖片報報導的，貝克曾經接受憲法保衛局十萬馬克充當線人。不過，更令人驚訝的，《南德意志報》2010年5月17日報導，從1973到1976年期間，貝克還是東德斯塔西的線人。無獨有偶，兩德統一後，紅軍派律師馬勒（Horst Mahler）似乎同樣扮演了這一雙面線人的角色，他曾向紅軍派提供了第一支武器——勃郎寧9毫米手槍，後來成為極右組織NPD的領袖至今。
當極左組織如紅軍派殘存成員於1998年4月宣布解散，其他幾個極端組織如「革命細胞」成員被捕殆盡、「紅色佐羅」在90年代初期不再活動，憲法保衛局對左翼極端組織的控制似乎取得了歷史性勝利。如果不考慮冷戰結束這一大背景的話，她的滲透戰術不能不說是成功的，只是，當政治形勢變化，憲法保衛局的監控轉向監視那些並非極端主義的政黨甚至媒體，恰在某種程度上則實現了紅軍派最初的奮鬥目標。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警察國家的代理人，憲法保衛局有著近乎無盡的欲望，將手插入政黨政治和大眾媒體，特別是，東德統一社會黨繼承者德國民主社會黨前黨魁、現左派黨領袖吉西（Gregor Gysi），和左派政治雜誌《西塞羅》（Cisero）。吉西近年來屢被媒體爆料，指責他作為前東德社會統一黨黨員，曾經出入斯塔西，是斯塔西的線人。
如果對比另一個曾經的「疑似」極端主義組織——綠黨的特殊待遇，那些配有吉西走出斯塔西大樓的照片、「線人登記卡」等原始材料的解密性報導雖然極有爆炸性，但也暴露出憲法保衛局在背後操作的痕跡。2009年以來，德國左派團體已經多次舉行示威，反對憲法保衛局對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的侵犯。
而相比之下，綠黨卻像是個政治寵兒。其許多初創成員都是跟紅軍派成員一道混戰在1968革命的街頭，直至1970年代初，包括後來的紅綠聯盟政府的外交部長、前綠黨主席尤西卡•菲舍爾。菲舍爾與紅軍派乃至「豺狼」卡洛斯熟識，其在法蘭克福的家還是他們的中轉站之一，至今也未脫捲入街頭命案的嫌疑。時至今日，綠黨的許多外圍組織仍然堅持激進主義的抗爭方式。但是，這些都不妨礙綠黨以及環保組織們在憲法保衛局內被另眼相看，與其他激進左翼組織如第四國際和斯巴達克斯等區別對待。甚至同樣是街頭的激烈行動，環保分子都被警察網開一面。
綠黨的翻身始於與主流的合作。1985年，菲舍爾進入黑森州議會，1996年進入聯邦內閣，從此，綠黨已然躋身主流政黨，能夠在州和聯邦政府的內務部層次接觸憲法保衛局的文件，並影響憲法保衛局的政策與人事任命。綠黨的意識形態也隨之趨保守。對憲法保衛局而言，尤其在環保已經成為德國和歐洲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之後，綠黨早已經算「自己人了」，而吉西這樣的前東德共產黨人在「資本主義政黨」眼中尚不具有足夠的政治信任。
憲法保衛局對吉西以及其他左派政客和媒體的監視，實則充當了黨同伐異的工具。民主的牙齒若長得太長，把民主社會變成了一個監視社會，那就是形容醜陋的獠牙了。
穆斯林兄弟會：不是尾聲
在德國的另一支共產黨，庫德工人黨（KKP），處境更慘，從1994年起被正式禁止，自然屬於憲法保衛局的重點監控對象。但是，無可否認，這一監控充滿了種族或者宗教歧視。類似的種族與宗教偏見，同樣適用於憲法保衛局對待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土耳其人的米列哥魯組織（Milli Goerue），這兩個穆斯林組織都是德國憲法保衛局的重點監視目標。
最初作為伊斯蘭世界現代化運動的結果和中介，穆斯林兄弟會成立於1928年，其在歐洲規模最大的機構就設在德國慕尼黑，主要成員來自德國在埃及納賽爾政權期間接受的大量被阿拉伯世俗政權迫害的兄弟會學生，如薩伊德•拉馬丹，他是兄弟會創始人哈桑•阿爾巴拿的秘書。此情形頗類蓋達組織受益於中情局對阿富汗戰爭抵抗運動的支持。
而米列哥魯則是新興的穆斯林組織，創立於1980年代初，公開宣示接受西方民主價值，不支持激進的伊斯蘭運動和反猶主義，其德國總部位於科隆，在歐洲的30個分支機構有15個在德國境內，至今已經成為一個希望融入德國社會、有著龐大的清真寺、學校和人員網絡的組織。但是，直至本世紀最初幾年，憲法保衛局的報告對此立場仍然非常懷疑，堅持米列哥魯的極端主義性質。一般認為，2004年德國極右翼組織製造的針對穆斯林社區的科隆爆炸案，不能排除背後存在憲法保衛局的陰謀。
而問題在於，「9•11」之後的世界反恐浪潮似乎印證了憲法保衛局激進主義的保守立場。在冷戰結束多年後，憲法保衛局似乎重新確認了民主的敵人。只是，當北非革命爆發之後，埃及兄弟會趁民主化選舉第一次掌握世俗政權，歐洲該當如何調適自身立場，介入到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和民主鞏固進程呢？當庫德工人黨利用薩達姆政權倒臺之際在伊拉克北部捲土重來，敘利亞內戰成為庫德工人黨又一次新的發展契機。目前，庫德工人黨領導的庫德武裝正在敘境內成為一支堪與自由軍及蓋達組織抗衡、並且屢屢發生衝突的獨立武裝力量。德國以及國際社會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觀望或許能夠部分解釋憲法保衛局的民主激進主義對這些穆斯林組織與民主關係的困惑。但是他們究竟是民主的敵人，還僅是憲法保衛局製造的敵人？
（作者：吳強；原文刊於《鳳凰周刊》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