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鶴鵬1，範敬群2）以微博等社交媒體為核心界面的Web3.0時代正在到來。
不管人們是否喜歡，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微博在輿論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以至於不少學者歡呼，通過微博等手段，人民實現民主的目標正在越走越近。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微博正在深刻地影響著科學傳播。
的確，微博因其平民化、互動性以及日常生活新聞化和新聞日常生活化，具有很大的潛力成為科學傳播的重要載體、媒介與工具。但自從微博在2009年開通以來，除了在與科學相關的疫情發布、地震信息發布等方面，微博由於發布的及時性而在傳遞信息和增進透明化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以外，其在科學傳播方面並沒有發揮出預期的促進科學界與民眾平等交流的作用。
相反，在涉及包括轉基因、地震預報以及食品安全等爭議性科學問題時，甚至在包括疫苗接種、流感疫情防控等本來沒有任何科學爭議的議題上，反對科學主流觀點和無視科學證據的聲音，甚或偽科學傳言和毫無依據的謠言都得到了廣泛傳播。
毫無疑問，這並非是我們需要的科學傳播。
可以說，微博既為促進公眾參與科學帶來了便利和機遇，幫助公眾通過網絡表現其參與科學進程的民主化訴求，同時，其去中心、碎片化及缺乏信息審核機制的屬性也威脅著科學傳播的質量。
那麼，究竟該如何看待科學與民主在網絡傳播的時代形成的這種張力？
微博帶來最大的挑戰來自於這種傳播方式對科學信息生產專業化的顛覆。
科學信息的生產往往需要基於科學實驗，而實驗過程動輒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需要搜集數據，對數據進行反覆分析並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闡釋這些數據，這就使得論文的生產時間通常以月來計算。一篇論文往往由數千字組成，可以充分解釋科學結論的各種條件和限制因素。科學的結論還往往存在不確定性。科學結論的發布往往以論文的形式，而論文則經歷了同行評議的過程，這一過程既是對相關結論的科學意義的肯定，也是對其真實性的保證。
以傳播科學為主要內容的科學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同樣要遵循科學界的這種專業性，雖然其表現方式也要根據傳播規律進行調整。
不僅如此，如前所述，相比於西方長期鼓勵科學家從事傳播的傳統（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規定1%—5%的科研項目經費需要用於包括媒體報導在內的科普活動），中國科學家長期以來缺乏與媒體和公眾交流的意識與能力。中國的科學新聞發布在很大程度上與宣傳機構成果和科技政策的宣傳報導聯繫在一起，而不是立足於滿足公眾的科學探求。
在這種情況下，微博所帶來的民眾對科學問題的直接質詢，更是讓中國科學界和科學傳播界措手不及。科學生產的內在規律和程序性特點並不會因為微博傳播速度的提升而發生改變，而科學家更加擔心微博的字符限制、時間短促和公眾的無門檻參與信息生產會加劇他們本來已經深惡的科學報導不準確。中國科學家在微博上表現很不活躍。
科學家和科學傳播工作者在微博空間的缺席更是導致在涉及包括轉基因、地震預報及食品安全等爭議性科學問題時，反對科學主流觀點和無視科學證據的聲音佔據了話語權。
那麼科學家在微博空間的缺席，是否代表在Web3.0時代科學傳播的專業化訴求與科學傳播的民主屬性之間存在著無可調和的矛盾？是否不負責任的微博話語的泛濫應該讓我們重新思考公眾參與科學發展這一民主化議題是否正確？
情況並非如此。
我們長期對涉及科學內容的微博發言的觀察發現，即便在科學議題上，公民也表現了極強的民主參與的欲望，這種欲望會因為熱點事件在微博上迅速引爆輿論。
例如，在最近一項針對在湖南衡陽違規進行的轉基因黃金大米營養轉化實驗的微博傳播的研究[1]顯示，自2012年8月31日該事件被曝光開始，到2012年12月涉事的中美科學家被確認違反了確保公眾知情權等科學倫理、中方責任人遭到了中國政府部門的嚴肅處理為止，在這220天內，以「黃金大米」為主題詞的相關微博內容達到545488條。這表明微博輿論對事態的高度關注。
但是，我們也發現，在科學爭議事件的微博傳播過程中，網友因態度而聚合，但彼此之間很少出現有關科學內容本身的民主辯論與平等交流。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網友對科學的質疑往往與其對政府管理的不滿和對傳統權力的顛覆有關。
深入分析這種情況， 可以說，儘管網友們在微博上發表了諸多不理性聲音，但不理性的背後，首先有其正常的權力訴求。在缺乏可以支配的傳播途徑之前，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自由表達權，只是權利而不是可以運用的權力。而微博的到來，突然提供了這種權力。其次，一些狂躁的抗議聲，其針對的目標並非是科學本身，而是針對政府對包括科學在內的社會事務的管理能力。第三，在網絡上滋生的謠言和陰謀論，儘管體現出部分網民科學素質的欠佳，但其反權力（而非反對科學本身的事實）的色彩和心態不容忽視。
而同時，正像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一樣，認為微博等社交媒體天然成為了民主交流的工具，促成了科學議題的民主化公共空間的想法也同樣是幼稚的。
傳統上人們認為，公共爭論恰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和交往理性，信息的單向流動被改變，每條信息會受到各方的質疑或檢驗，在充分的對話和討論後，不實信息傳播受到抑制，（科學）問題以本來面目得到傳播，人們實現了理性的共識。
但是，在很多科學議題的微博傳播中，我們觀察到，由於支持和反對科學主流觀點的雙方基本都是各說各話，很難進行有效的對話和溝通。
另外，由於受眾現有信息水準的程度與他們採用新媒介技術的積極性成正比，加之社交媒體使用本身的門檻，「知溝」或「信息溝」在Web3.0時代並未有效的縮小。在科學問題上，部分重要群體的意見不太可能在新媒體空間裡發聲，比如微博空間裡，在對轉基因這樣爭議話題的傳播中，由於經濟狀況、受教育程度、年齡等條件的限制，我們很難看到生產者農民與部分年齡較大的消費者（他們往往決定了家庭食物採購）的聲音。這導致另外一個重大問題，即Web3.0時代媒體空間的民意與真實民意的悖離。雲技術儲備了海量數據，但所謂的大數據挖掘在科學傳播關於輿論的研究中，如不小心辨析，反而會成為陷阱。
這種情況意味著，對於科學傳播而言，微博既是體現其民主屬性的公眾參與的延伸，但又不是一種現成的民主模式，簡單地讓科學家參與網絡對話並不能構建一種平等的民主。要保證微博在與科學相關的問題上真正帶來公民的民主參與，必須十分審慎的辨析新媒體空間裡海量數據所表達的意義，並在科學的專業性與公眾言論的民主性之間找到妥協。
那麼，該如何在堅持鼓勵公眾參與科學這一民主化原則的前提下，找到這種妥協呢？
首先，需要在態度上認識到，包括微博民意、網絡民意在內的公眾對科學和科學爭議事件的訴求，背後體現了民眾真切的關切和對壟斷性權力的抵制，這種訴求對於構建科學傳播的民主屬性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合法性。而微博則有潛力在塑造這種合法性方面發揮作用，為奠定理性的科學與公眾的對話奠定基礎。
其次，即便如此，包括微博民意在內的公眾呼聲，決不能被賦予顛覆科學權威的權力。如果小心的處理微博數據，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民意，但嗓門大並不代表真理，科學的真理更不能依靠民意來投票解決。特定的問題，如轉基因是否安全，垃圾焚燒是否安全，必須通過科學來回答。
第三，在上述兩原則的基礎上，我們認為，民意在科學傳播中，首先應該體現為對科學議題的恰當關切和對科學議程的合理設定。比如，在轉基因議題中，民眾呼聲所代表的民主性，體現為民眾對轉基因安全的合理擔憂。這就要求科學決策者必須把轉基因安全研究置於最為核心的地位。這一點，在2012年另一起國外的轉基因安全爭議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表現。
2012年9月19日，法國卡昂大學教授塞拉利尼（Gilles-Eric Séralini）等人在《食品與化學毒理學》雜誌（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上發表了大鼠長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轉基因農達玉米可能會致癌的研究[2]，引發了媒體的廣泛報導，據稱文章發表幾小時內有關該文章的博客和微博轉發就達到了150萬次[3]。
在塞拉利尼論文發表後， 歐洲食品安全局及歐洲多國權威科學及監管機構進行了迅速調查，並得出了該研究實驗所用鼠種存在問題、樣本量太少、統計方法有誤以及缺乏餵養數據等結論。其中，歐洲食品安全局先後在2012年10月和11月做出了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其研究結論的初審和終審意見。但是，儘管科學界拒絕了塞拉利尼的研究結論本身，卻部分肯定了其研究主旨，即加強轉基因長期潛在毒性研究的意義[4]。
第四，正像傳統的媒體表達一樣，網絡民意促成了包括科學信息在內的信息開放和透明度。長期以來，不少科學家以自己研究內容太過專業為由，不願意加入到與民眾的溝通中。但通過微博可以構建強大的民意壓力這一點，在民主化成為整個社會追求的目標的時候，應該能促成科學家更加踴躍地投身到科學傳播的實踐中，特別是在爭議問題上。像其他領域一樣，Web3.0同樣應該在科學傳播中帶來更大的透明性。
第五，科學傳播的民主屬性也應該體現為民眾及其代表對科學組織和科學行為的監督，包括公民代表審批科研預算、衡量科學項目的民生收益、曝光科學不端行為等。
在Web3.0時代，這類溝通將變得更加容易，成本相對更低，這也使得我們有理由認為，網絡民意的合理訴求及恰當表達方式，應該更為科學家和科學決策者重視（比如宣傳部門承擔或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的網絡輿情研究，也應該被延伸到科學領域），科學傳播工作者也應該建立相關的渠道引導包括網絡聲音在內的民意，使之進入有意義的實質性討論中，讓低成本的表達同時也能成為基於證據的、負責任的民主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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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小圖：CARL WI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