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來，中國留學生持續而熱衷前往的國家，就是美國。留美，既是近代中國人規模化留學的起始，也是對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發生廣泛和持久影響的事件。就前者言，從晚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開始，民國時期掀起留美第一輪高潮，中經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對蘇聯一邊倒的留學政策間歇，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留美的第二輪高潮。可以說，留美的學生數量，是最為龐大的；留學受到國家政治變遷的影響，也是最明顯的。就後者論，留美產出的各行各業的精英人才，在留學的國家間比較，無疑也是最多的；而對中國建構現代國家影響最為廣泛的，非留美生莫屬。尤其是每當國家建構處在關鍵時刻，關乎政體選擇的緊要時期，留美學生發出的國家建構聲音，無疑受到中國社會最廣泛的呼應，成為國家建構諸種主張中，社會反饋最為強烈的呼籲。
但正因為如此，試圖對留美的中國影響做出全面的描述與深入的研究，就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本書不打算對留美生的中國影響進行全面描述與評價，僅僅試圖通過民國和人民共和國兩個時代的留美典型個案，對之進行窺斑見豹式的討論。著重點落在留美政治學博士對於民主和專制的態度上。分析的焦點，集中於留美政治學博士在美國的國家價值確定之後，教育走向技術化取向的情況下的留學生活，何以導致他們對民主的失望、反感，而在申論他們關乎中國國家建構問題答案的時候，對現代主流民主制度發出拒斥之聲，對專制體制懷抱遮遮掩掩或不加掩飾的期待之情。
一、在成熟現代國家中迷失的建國秘訣尋求者
從中國近代留學史看，大抵從19世紀晚期開始，由於中國學人留學日本的熱潮逐漸告一段落，在尋找建國秘訣的時候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從「東土問經」轉變到「西天取經」。中國的留美時代據此得以開啟。中國人近代留學美國的歷史，起源是各國中最早的。但最初的留美學生，並沒有掀起留學美國的浪潮。著名的留美幼童故事，開啟的僅僅是中國人留學美國大潮的先河而已。但這一開端確實是重要的，因為正是留美幼童學成之後，成為中國留美學生大潮的直接推手。
最初的留美學生，是因為偶然的機會，進入美國學習的。第一代中國留美學生容閎，就是由傳教士帶到美國的。後來又因為偶然的機會，他接觸曾國藩，與曾國藩、李鴻章二人斷定中國之不足抗禦西方入侵，乃在於技不如人。因此建議和推導清朝廷選派聰穎弟子赴美求學。而容閎不僅是這事的推動者，也是清朝廷派出的辦理留美事務的官員。1872年由清廷派出的一百二十位幼童，到1882年遭遇困頓，用了十年時間，算是打開了中國留美的大門。但這段被論者視為留美萌芽期的幼童派遣，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原因在於，「當時風氣未開，大家子弟不肯遠適異國，應選者多以政府能維持其生活之小家子，對於國事不熟悉，對於國學當然無根底，自難望其不外國化。」[1] 這一評論給人們三個重要提示：一是處於謀生狀態的留學生，不足以兌現留學救國的目標。因為救國大事不是謀生小事所可思謀。二是留學幼童國學根底不深，容易出現國家認同的危機，逐漸成為「外國人」。三是派遣留美幼童的時候，留學尚未成為時潮，官家大戶都還沒有加入到留學隊伍中，因此留學還缺少來自上層社會的推動力量。
留美大潮的到來，是由庚子賠款退還事宜的中美協議引發的。「自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以後，名額大增，自經清華學校成立專以培植留美候補生之後，赴美者更多，人數超過歐洲各國留學生之總數。」[2] 留美大潮的推動力量，最有力的推手自然是美國政府和晚清朝廷。如果不是兩國政府議定庚子賠款所派用場，留美就不可能告別萌芽期，進入高潮期。[3] 外交部與學部共同擬定的奏摺，建議設立肄業館，為學生留美做好預備教育；確定了選派學生的資格以及考試方法。後來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的設立，就是根據這一奏摺的精神落實的。考入清華學校的留美預備生，有官費補助，解決了留美資費問題。加之清華學校留美生回國勢力坐大，成為留學收益的示範。因此，自費生也開始猛烈增長，以至於美國後來不得不加以限制。由於庚款留美的退款時限預期延續到1937年，因此二戰前夕，留美學生之多，令《美國中國學生手冊》的編者都驚呼，「中國留學生滿布於美國」。[4]
留美高潮中前往美國學校就讀的留學生，大多所學，屬於理工科。這與中國留學以來的基本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以簡捷的方法，造就治國安邦的人才，總是留學運動的兩種基本規定性。而治國安邦最簡捷的造就人才的方式與途徑，就是迅速培養一大批能夠造出堅船利炮的科技人才。因此，留學歐美的學生，多選擇理工科專業，也就在情理之中。[5] 不過即使在留美時期選擇理工科專業的留學生，也不見得就是潛心現代科學技術，對中國和世界變遷大勢不聞不問。由於政府選送出國留學的學生都是圍繞「治國安邦」的目的派出的，這一目的也影響到自費出國的留學生，他們都心存學成報效祖國的政治心理。留美學習理工科的留學生，明確地表白自己這樣的留學目的。與學習人文社會科學的留美學生試圖直接給出救國答案不同，只不過理工科的留學生所走的是技術救國的道路罷了。這樣的代表，就是留美學生組成的「中國科學社」群體。這一群體的成員認定，
「歐美各國實力的強大，都是應用科學發明的結果，而且科學思想的重要性，在西方國家的學術、思想、行為方面，都起著指導性的作用。在現今世界裡，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6]
但科學救國的理工科學生志向，並不能直接解決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政治理念供給、政治制度建設的問題。留美高潮中就有人指出，研究政治學的學生太少，是一個不利於中國回答現代建國問題的遺憾之事。論者引述道,「對於社會政治理論，留美生興趣濃厚者不多。有人曾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政治家今日中國所最當有者也。』政治家可分兩種：一是政治理論家，『其議論可新國人之耳目，其學識可解國中之難題』，二是政治活動家，可處理內政，辦理外交，維護祖國尊嚴，促使國家民主、富強．這種人物如果多了，中國則可『自第二、三等國而變為第一等國。』很遺憾，留美生中缺少方面的英才。」[7]
留美高潮中重理輕文的現象表明，最初留學生以為的救國問題，不是從國家結構的重建視角審視的，而是從國家治理的技術性要領出發確定救國路線的。這是一個關乎國家轉軌認知的嚴重缺陷。但隨後留學美國人數的急遽增多，學習人文社會科學的留學生相應增多起來。按照清華學校的統計，後來進入廣義的文科（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學習的留美學生佔到47.3%，其中法政學科的留學生竟然也達到24.5%，儘管這一比例中學習經濟學的佔到9.6%。[8] 但從總體上講，學習文科人數的增多，使得中國國家建構所需要的經濟、政治、社會、法律、教育、新聞、軍事學科的人才短缺問題明顯緩解。加上文史哲的留學生中能夠從人文社會科學視角審視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問題的人數，相應增多起來。這是中國20世紀20、30年代留美歸國學生，得以凸顯中國建國的思想張力與制度抉擇問題的重要性，掀起國家建構廣泛爭論，從而自近代以來最為鮮明地凸顯出國家建構、國家轉軌問題的核心價值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在這些爭論中，國家發展的道路既得到多元顯現，也為後起的評論者觀察哪種主張更有利於中國建構現代國家，提供了便利。這也就印證了前面引述的政治學之關乎建國動員、國家尊嚴、政體選擇和國家競爭的議論之具有的確當性。
1949年大陸政權交替，中國留美運動由國家權力力加阻止，結束了中國從美國汲取現代建國的精神資源與制度靈感的進程。不過中國政府這次讓留美運動戛然而止，不是因為一時的社會理解、文化差異問題，而是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緣故。這種衝突，註定了中國新政府必定會斷然中止留美進程：因為處在對峙狀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調和的政治姿態就可以和平共處的。這種對峙，全面投射在國家基本理念、基本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上面。而留美運動恰恰培養出資本主義國家運作所需要的中國高層人才。由於這些因素，共產黨之全面地轉向蘇聯，僅僅派遣留蘇（以及部分派往東歐）學生，[9] 就不僅是對教育機制感興趣與否的問題，而是效法什麼樣的國家建構進路的問題了。
從1949年到1980年，中美教育交流都處於非正常狀態。隨著中國步入改革開放的軌道，留美運動重啟。留美高潮的再次興起，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簡單的政策轉向所致，而是由於中國發現簡單模仿蘇聯的國家建構模式，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國家建構效果。改弦更張的重要動力是重尋國家建構進路。重尋國家建構進路，就是對既定國家形態進行重建的進路：如何實現經濟繁榮、制度穩定和社會有序的國家建構目標，再次將中國人模仿先發國家建構自己國家的眼光，引向美國。於是，第二次留美高潮再次興起。不過這一次留學運動，不像上次留美高潮中的學人，認準了美國建國模式的國家基因。相反，長期留蘇塑就的國家理念，中蘇分裂之後中國孤注一擲的史達林主義偏執，文化大革命對這一代留美生的深刻影響，帶出了完全不同的留美效果：超越美式甚或反對美式體制，成為留美生的一種時尚。尤其是留美研習政治學的學生，對於現代政治的讀解，幾乎不再留有模仿美國建國進路的恭敬之心，而扭轉中國在現代建國的知識上和實踐的被動處境，似乎成為他們趨同的選擇。
留美前史時期的中國學生，對於美國的建國方案幾乎是絕對臣服的。容閎撰寫的《西學東漸記》，就記錄下來這種臣服心態。一方面，容閎的愛國心是其留學美國始終不變的政治心理。他說，「一向被當作西方文明表徵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個東方人變化其內在的氣質，使他在面對感情和舉止截然不同的人時，覺得自己倒像來自另一個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嗎？我的情況正好如此。然而，我的愛國熱情和對同胞的熱愛都不曾衰減；正好相反，這些都由於同情心而更加強了。……因此，我苦心孤詣地完成派遣留學生的計劃：這是我對中國的永恆熱愛的表現，也是我認為改革和復興中國的最為切實可行的辦法。」[10] 這表明，最初留美的學生，絕對是以強烈而自覺的愛國心作為行動的精神動力的；而且在留學的過程中，愛國心有增無減；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留學中形成了模仿建國的現代意識，努力將中國推向一個學習美國建國方略的政治變遷狀態。另一方面，容閎認定，旨在改革與復興中國的方案，不需要花費什麼心思去別做求索，將美國所學敷之實用，就可以將中國推進到文明境地。一者，這有賴於留美學生的個人努力，「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愈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為標準，專心致志以為之。」[11] 二者，依靠政府積極派遣出國留學生的舉措，「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12] 他自信地認為，「然使予之教育計劃果得實行，借西方之學術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13] 三者，依照歐西治國方略，建構中國行政體系，俾使國家呈現治理的新局面。「中國不欲富強則已，苟其欲之，則非行一完全新政策，決不能恢復其原有之榮譽。作為新政策，政府至少需聘外人四員，以為外交、財政、海軍、陸軍四部之顧問，與之訂立十年合同。十年後若有成效，則更繼續聘請。惟所聘之顧問，必須有真確之經驗，高深之學識，純潔之品性而後可。既聘之後，其所陳之佳言良策，政府當誠意採納，見諸實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學之中國學生，處於各顧問之下，以資練習。如是行之數年，則中國行政各機關，不難依歐西之成規，從新組織也。」[14] 容閎最早系統表達的「西化」建國或復興國家的理念，將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之模仿處境，鮮明地呈現給世人。儘管這有傷中國人的自尊心，但卻如實反映了中國的國家處境。
不過容閎這樣的表達，太過簡單和直接。他自小留學美國，不清楚中西接觸之後，文化的衝突必將導致政治認同的對峙。他極大地高估了留學生在中國國家轉型中的作用，而對所謂「國情」在阻止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力量，卻又明顯低估。事實上，容閎自己就是在晚清政爭中被迫中斷他的以留學改造中國的理想事業的。在20世紀初期留美的學生，已經不再具有容閎這樣的國家改造信心。相反，中美兩國差異的辨認，促使他們走上一條中美兩國國家建構各行其道的思考路線上去。這一時期的留美學生，相當一部分人開始走出對美的潛心模仿心態，認定中美兩國「國情」的巨大差異，中國只能走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建國道路。留美學生留學救國的思維發生重大分流：理工科學生的科技救國思維仍然頑強地延續著，人文學科的學生已經開始反思科技文化的極大缺陷，對進步主義預設著的現代性體系進行反思，[15] 而學習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部分學生，開始依循中國國情思維，考慮中國的國家建構問題。這些留學精英，在30年代初中國究竟應當走專制獨裁或民主政治道路的爭論中，明確主張中國應當實行專制獨裁。在美國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蔣廷黻，有著治學與從政的兩種經歷，他在蔡廷鍇等發動福建事變之後，痛感中國無法以民主政治實現建國，而且在革命墮落為內亂的危機處境之中，只有實行專制，才足以建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體，為今後的民主建國準備條件。蔣廷黻認為，「中國基本的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16] 而且，以建立現代中國為目的的革命，事實上百年來都在銷蝕國家的活力，成為加重人民負擔的社會動蕩。「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17] 在蔣廷黻的比較歷史視野中，先有內亂，經過一輪專制，後經革命，國家才最終坐實到現代民主的平臺上。英國、法國、俄國的現代建國史，均是如此。因此他強調：
「中國現在的局面正像英國未經頓頭專制，法國未經布彭專制，俄國未經羅馬羅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現在也只能有內亂，不能有真正的革命。」
故而，在蔣廷黻看來，中國的建國也應當首先以為建國奠基的現代專制，終結為一家一姓服務的皇權專制，進而才能指望國家為民眾謀求幸福，不至於讓國家繼續成為人民遭受痛苦的強制機器。
「總之，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家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西人有個格言，說更好的往往是好的之敵人。中國現在的所謂革命就是建國的一個大障礙。現在在中國作國民，應該把內戰用客觀的態度，當作一種歷史的過程看，如同醫生研究生理一樣。統一的勢力是我們國體的生長力，我們應該培養；破壞統一的勢力是我們國體的病菌，我們應該剪除。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那種國家的問題。」[18]
顯然，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艱難曲折，導致留美精英對國家建構問題有嚴重誤解，以為專制是統一國家的前提條件，而民主則是治理國家的有力手段。容閎忽略國情，簡單地橫移歐美治國模式；而蔣廷黻過於看重國情，得出專制建國的武斷結論。胡適對於蔣廷黻的主張頗不贊同。但胡適反對蔣廷黻主張的原因，是專制需要的統治者高明，而中國沒有這樣高明的統治者，中國民眾素質太低，只適合幼稚園式的民主政治。這樣的推論，自然在政治理論邏輯上和現代政治實踐史上都不能服人。所以，不惟蔣廷黻不服，而同意蔣氏主張的留美精英，顯然超過胡適的同情者。就連胡適長期的論辯盟友、留英的丁文江，也與胡適論戰起來。在本章的論旨中，支持蔣廷黻而具有象徵意義的是，留美社會學博士吳景超和留美政治學博士錢端升。吳景超將一個建國的革命進程，區分為三個階段，即推翻舊政權的第一階段，群雄並爭至統一而建構新政權的第二階段，善政至和平恢復以建構國家的第三階段。以這樣的劃分為前提，他強調中國當時處在群雄割據的階段，因此以專制方式統一國家，就是一種勢在必然的事情。
「總之，我們根據中國歷史的分析，革命實分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統一問題。國家統一之後，一切的建設計劃，才能實行。此時來研究建國的計劃，是無妨的，此時來談建設的實行，未免超越時代。」[19]
吳景超是在國家發展階段論的嚴格劃分基礎上，論述國家建構問題的。蔣廷黻基於比較歷史研究，斷言中國必經現代專制才能達於民主建國目標，似乎可以理解。而吳景超基於社會學的專業視野，竟然也主張專制主義，就有些喪失了社會理論判斷力的感覺。但出身政治學的錢端升，也支持蔣廷黻的主張，就有些令人奇怪。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自覺割裂，也許是錢端升確立中國建構現代國家基本思路的前提。
「近十餘年來，為了種種不同的緣故，民主政治益見衰頹，而與民主政治處相反地位的各式獨裁制度則轉獲相當的成功。我自己於三四年前嘗寫過關於民主政治的危機及將來的一文，在歸結時我尚『對於平民政治，希望無窮，我更斷定凡背了平民而獨裁的政治終將歸於無成。』我現在對於以平民為主體的政治固仍有無窮的希望，而對於漠視平民利益的獨裁制度固仍絲毫不減其厭惡；然對於有組織，有理想，能為民眾謀真實福利的政治制度，縱是獨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20]
錢端升之論，證明像他這樣的留美政治學博士在審視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時候，沒有將其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的信念，帶入到觀察中國建國的理論思考之中。相反，他為時局所困，也為制度的當下績效所擾，竟然毫無現代政治信念地對新式獨裁「刮目相看」。而且他對民主政治衰退的斷言，事實上也是同樣缺乏長遠判斷力的結果。只要在時光隧道穿行20年，錢端升的結論就顯得十分好笑。這確實促人深思。
到20世紀80年代，留美學生的心態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一變化，首先是因為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基本解決了。當年困擾容閎與錢端升輩的國家分裂問題，不再成為留美學生思考問題的前提。他們思考的國家問題，不是國家的建構(state construction)，而是國家的能力(state capacity)；不是國家的結構，而是國家的功能；不是普世價值的接引，而是本土學理的闡釋；不是禮讚美國制度的優越（哪怕是蔣廷黻們從國情視角的限定性認同），而是超越美式民主的緊要。於是，整個留美精英在專業角度對美式學理的接受依然如故，但在關乎國家建構的問題，則完全秉持一種疏離、批判與拒斥美國的國家建構立場。恰當此時，國家建構的真問題被他們的理論籲求所遮蔽，國家建設的技術性細節，被他們提升到不適當的高度，完全掩蓋了中國的國家基本理念與制度構造存在的明顯缺陷。在美國尋找建國答案的百年努力，不僅沒有兌現其預期的目標，反而在這個最為成熟的現代國家中，迷失了建國秘訣尋求者自己的原定目標。
二、兩個例證
誠如前述，本章不打算嘗試分析整個留美精英群體對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所有看法和總體狀況。本章僅僅試圖以兩個案例，來分析留美政治學博士為什麼拒斥民主——兩個例證是：20世紀初期留美學政治學人群體的代表錢端升，與改革開放留美政治學人群體的代表王紹光。前者公開主張專制主義，認定民主制度經已衰變。後者反對現代主流民主，提倡大民主體制，實際上是以民主的名義顛覆現代主流的民主體制一種聰明的做法而已。
錢端升是留美並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21] 的現當代著名人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已經是政法界的重量級人物。錢端升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以後，回國做過教授，擔任過著名報紙《益世報》的主筆。還被禮聘為民國資源委員會的成員。這一委員會是蔣介石用於控制國家權力與資源的重要機構。儘管錢端升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但作為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受聘，已經可以證明他受到當權者的極端重視。1948年，他因為政治學的研究成就，成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可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錢端升是受到相當重視的政治學代表人物。1949年大陸政權交替以後，他先是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後擔負組建北京政法學院的工作，並出任院長職務。其間他努力靠近新政權，極力否定自己的過去，努力適應新政權的政治要求。1954年，他參與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極少數能夠繼續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新政權的留美博士。但1957的反右運動中，錢端升遭遇挫折，從此專業荒廢，虛度人生。此誠可悲可嘆之事。[22]
但錢端升的個人經歷不是我們此處關注的主要問題。我們關心的是，由錢端升作為留美精英的身份所呈現的、中國建構現代國家嶄露出來的公共問題。錢端升一生與他主張的新專制緊密聯繫一起：民國時期，這一聯繫體現為他在政治理論上對專制的明確支持；人民共和國時期，體現在他積極否定自我，投入到思想改造的運動之中，成為新政權的積極支持者。後一方面不是本章評論的話題，因此存而不論。就前一方面而言，錢端升在20世紀30年代的民主與專制爭論中，是鮮明支持蔣廷黻的專制主張的。不過與蔣廷黻的立論大為不同的是，錢端升不是將專製作為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過渡手段，而是當作中國政治的出路來加以論述的。錢端升的論述進路分為四步。[23] 首先，他強調指出「民主政治的衰頹」。這是他論述獨裁政治對中國建國具有特殊意義的理論與實踐前提之一。他把民主政治規定為「具體的，現實的一種制度，而不是指抽象的一種理想，或實現無期的一種希望」。這種制度實施於英、美、法、瑞、比、荷等國。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權力有限且用以制憲保護個人權利，實行代議制民主制、議會兩院制以及政黨輪替制，國家權力結構實行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制度。錢端升指出，這一制度曾經被認為是「絕對最良的制度」，但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蘇俄的建立、義大利墨索裡尼法西斯主義政權的高效運作、德國希特勒披靡人民政治能力甚強的德國，都對民主政治構成沉重打擊。「這樣一來，不特民主政治自身的缺點暴露無遺，且代替民主政治的制度之堪採用也得了事實上的證明。」錢端升還似乎考慮到邏輯上的嚴謹性，指出獨裁政治的興盛與當下績效，還不能直接用來證明民主政治的弱點。兩者確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他就後者指出，
「現代的國家已不復是一個警察國家，所以國家的經濟職務繁而且重。而且現在又是經濟的民族主義澎湃時代，國與國間的經濟戰至為劇烈，故國家常有採取敏捷的處置的必要。然在民主國家，則國家權力有限制，而個人的自由受保障；議會雖號稱代表人民，但與國中生產的組織無關；且議會中的各個政黨又復互相牽制，使議會不能為敏捷有力的決議；議會即有決議，行政人員亦未必能實行。因此種種，民主國家的生產及消費乃不能維持其應有的均衡，而生產力的增加亦至極遲緩。除了上述的二者而外，民主政治尚有其他種種崩潰的現象。工人的騷動足以影響國家的治安；黨爭的劇烈足以減少法律的尊嚴；行政權的增加及立法機關的退讓足以破壞兩權的平衡。然此種種直接間接殆皆由前述兩大弱點所引起，所釀成，故不必細說。」[24]
錢端升所列出的民主政治的缺陷，確實在當時有著事實上的強大支撐。從國家轉軌的視角看，當時民主國家受到國內試圖分享發展成果的階級、階層與集團的社會政治抗爭的巨大衝擊；同時受到國家幹預經濟發展的「新任務」的明顯影響，難以將規範的分權制衡體制，用於處理經濟事務的管理和社會事務的處置。相反，獨裁制度與極權國家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反而給人們以改造、優化民主制國家以強烈的吸引力。「近年來採用一黨或一人獨裁之制度者甚多，而最成功者則為俄國的蘇維埃制，義大利的法西斯蒂主義，及土耳其的凱末爾。德國的希特勒主義也有成功的模樣。」這構成錢端升論述獨裁政治對中國建國具有特殊意義的、另一個理論與實踐前提。
「它們儘是獨裁的國家。國家的權力無限，而這無限的權力則由一黨專享。黨之內則又大多有一權力無限的領袖。所以稱它們為一黨獨裁的國家可，稱它們為一人獨裁的國冢也可。它們也有代表機關之設，或仍稱國會，或稱蘇維埃代表大會，但這些都不是民主國家的議會可比，都不是建築於人民自由平等選舉的基礎上的，而都是獨裁的黨可以包辦，或至少可以佔絕對優勢的團體。……國家權力是無限的，所以它們在經濟及文化上的設施也和民主國家有南轅北轍的懸殊。它們變法極易，而對於人民的強制力亦較大。國家可以經營民主國家所從未經營的事業，國家也可以限制民主國家所絕不敢限制的個人權利。結果它們對內可以消除各職業及各階級間無謂的紛擾及自相抵制，如罷工，停業，及競賣等等，而對外則可以舉全國的力量以應付國際間的經濟鬥爭。固然諸國之間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努力也不能謂為已得到完全的成功，但以比民主國家，則確有指揮若定的好處。」[25]
錢端升這樣的比較論述，就是認可獨裁政治或極權國家治理的高績效。在這樣的績效面前，人們還有什麼理由為低效率、頗混亂、權乏力的民主政治進行辯護呢？因此，將兩種實行於當時代的制度體系加以比較分析，似乎可以自信地得出「何者為適宜於現代的制度」的答案。「民主政治的衰敗及獨裁制度的比較成功決不是一時偶然的現象，而是近代經濟制度所造成的一種必然的趨勢。據我的推測，近年來民族主義的空前發達也將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獨裁制度更盛行。」面對這一空前的政治制度變遷，錢端升強調說，制度的變遷活力，使人不敢斷定目前這兩種制度會朝什麼方向發展。但他確信，
「英美法等民主國家終將採用何種制度，是無法推測的。不要說英美法，即俄意德現行的獨裁制將演成何種的最後制度，我們也難懸擬。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這點我認為已有充分的說明。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26]
錢端升這麼確切的斷言，是當時支持手段性的獨裁政治的蔣廷黻都未敢明言的。依據這一建立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比較研究基礎上的強勢結論，錢端升邁出自己伸張極權政治立場的第三步，勸告處在建國困境中的中國人，不必畏懼獨裁政治，相反應當相信這一政治形態為小惡以成大善的極端優越性。
「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也不見得不及民主政治。上述四個國家的獨裁者，雖對於少數人取締極嚴，如蘇俄之於資本家，德國之於猶太人，然它們之能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蘇俄的選舉為一個階級的選舉，可以不算外，其餘之國的選民（與未有獨裁前的選民大致一樣）皆嘗以絕大的多數來表示對於獨裁者的信任。
贊成民主政治者一方提倡個人自由，一方又聲言民治為大多數人福利的保障。然獨裁既真能為大多數人（幾乎是全體人民）增進福利，則又烏能因少數人的自由之被剝奪，而硬要維持謀福不及獨裁的民治？
政治制度是一最現實的東西，不能永久地為我們的感情所牽制。我們的感情，因為過去的習慣及環境的關係，對於新制，尤其是索縛自由的新制，總不免有一種熱烈的反感。我們反對極端國家的最大理由，仍是個人之無自由。然我們於推重個人自由時我們常不免過分重視個人對於事物之標準或價值。實則個人的估價離了社會的估價是無意義的。……在極端國家，個人的價值固有降到零點，而社會價值成為一切估價的標準之勢，然這絕不是文化的退步。所以人類的成見遲早總須加以改正的。」[27]
在留美歷史學博士蔣廷黻那裡僅僅作為過渡政體的獨裁，在錢端升這個留美政治學博士手裡，儼然成為人類不易之政體出路。這已經不是簡單呼應蔣廷黻結論的舉措，而是對蔣廷黻以專製作為建構民主手段的結論的徹底顛覆。這在專制與獨裁的論辯中，是走得最遠的留美精英言論。這是錢端升僅僅將政體選擇作為治國績效的輔助條件，而一心以治國的一時效率來判定一個政體的棄取所得出的荒唐結論。因此，當他將自己的政體選擇結論推展到中國建構強大國家問題上時，最後，他進一步的結論便呼之欲出。
「我們已不是一個毫不足輕重的國家。關於這一點國人幾乎是全體一致的。不過關於達到這目的的方法則說者各異。有的以為應從平民教育著手，有的以為應從增進人民健康著手，有的以為應從開放黨禁，提倡民治著手，有的以為應從分治合作，不再內戰，埋頭建設著手。但我以為我國應經的途徑是和別國無異的。無論是增進人民的知識及健康好，或增加人民生產能力也好，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必絕對無成的。欲有一強有力的政府，則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緩不濟急，更是緣木求魚。欲求達到英美那樣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辦到。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樣的民治後，國家也是弱而無力，不足以與別的民族作經濟上的競爭。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28]
錢端升認定獨裁政體是中國建構現代國家必須認準的政體形式。因此，儘管他將獨裁限定為有能力、有理想的政體形式，但獨裁之謂獨裁，就是因為它大權獨攬，無論什麼樣的理想，都是顯示它的能力的工具。這一點錢端升幾乎全無察覺或拒絕承認，實在是難以相信錢端升作為政治學博士對於政體優劣的判斷力。留學精英的功利化建國思維所導出的結論，受其功利化眼界的限制，是否必定如此看待中國現代建國的政體選擇呢？
轉而分析本章確定的第二個案例。案例的主人是王紹光。王紹光成長於「文革」時期，1977年恢復高考，即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後留學美國，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然後在耶魯大學擔任了九年教師，之後回到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政治與行政系的主任。王紹光的學術與政治背景似乎不如錢端升強勢，但絕對不同於那些悄無聲息歸國任教的、普通的留美學人。從學術上講，他長期的學術研究合作者對他的推崇，就可以看出他具有的影響力。
「王紹光是現代中國研究領域的『佼佼者』之一，也是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到目前為止，他在海外SSCI中被收錄了12篇文章，引用次數277次，在海外中國政治學學者中居前列：2000-2005年間，他在國內CSSCI中被收錄20篇（第一作者），被引用415次（排除自引）；在『Google學術搜索』中，中文網站引用1490次，英文網站引用813次。這反映了他持續的創新能力和影響力。」[29]
而在改革開放的中國進程中，王紹光對於國家決策也發揮了受人矚目的影響。這種影響力，從一個角度可以簡單予以證明，他撰寫的關於美國財政制度改革的著作，使時任中國中央政府財政部長為之專門舉薦。[30] 這是王紹光著作所具有的現實決策效力的一個最佳註腳。正是由於王紹光具有的雙重影響能力，使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留美政治學的精英人物、傑出代表。按照胡鞍鋼對王紹光所做理論貢獻的概括，他在民主理論、國家能力與市民社會的研究上，做出了「在世界上都是領先的」研究成果。[31] 因此下文循這一概括，對王紹光的國家建構理念進行縷述。 王紹光明確批判美式乃至整個西式現代民主制度。他十分簡潔有力地將之成為「選主制度」。他對現代民主的研究，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一是對民主的起源與演化進行源流考辨，二是對民主興起的條件進行勾畫，三是對民主的運作機制加以描述，四是對民主的實踐現狀予以反思。比較而言，第二部分的論道，屬於常識形態的描述，大致與一般的民主條件描述相當。第三部分對民主的機制與運作進行的描述分析，已經顯露出王紹光對民主運作機制的偏狹性理解，因為他只是從選舉制度與政黨制度兩個角度來描述和分析現代複雜的民主制度。如果說這還僅僅是為他推導出否定現代民主，回歸「古典」民主奠基，因此在學理上尚可容忍的話，那麼他對民主歷史源流的主觀化描述，以及在這一描述中得出的「民主的異化」結論，就值得商榷了。而在第四方面對現代民主做出的「反思」，設想的超越路徑和方案，才真正體現出他反對「現代」民主的真實意圖。
民主的歷史源流確實漫長。但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的分流，則是公認的結論。古典民主之因應於希臘那種小規模、簡單化社會的需要而產生，因此缺乏自由的希臘民主，乃是一種不得以適應希臘社會結構凸顯出來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希臘的直接民主制度，到後來幾乎無法正常運行，因為人數增多之後，公民大會完全無法正常召開，會議程序幾乎無法正常執行，於是希臘的直接民主遭遇到小團體政治、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腐化墮落的困擾，以至於民主績效低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32] 轉進到現代民主制度，代議制民主制興起，取代了古典的直接民主制。代議制民主制除開一整套限制國家權力的機制體制設計，對產生國家領導人的選舉制度，以及為選舉順利進行設計的政黨制度，構成現代民主制度的支柱。國家體制的設計，包括保證公民自由的憲政制度、嚴密設計的選舉制度、保持競爭性的政黨制度。現代民主運行中確實與此前任何制度一樣，都存在運行機制上的缺陷，但技術上的細節缺陷，與體制機制上的總體有效性，尚不能判定現代民主制度是一種不可救藥的制度。但在王紹光看來，現代民主恰恰導致「民主的異化」。這一異化，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自由和憲制，限制了民主權威的適用範圍。自由的優先性是為了保持社會上層的特權，而憲政對權力的規範，也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基於這樣的判斷，王紹光指出，民主就是沒有限制的直接民主，而限制民眾的直接民主，就不能叫民主。
「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經接受了對其使用民主方式進行決策的限制，使得民主決策的原則在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裡面不能被適用。『憲政民主』也是一樣，無非就是用憲法規定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運作，不可以在哪些領域運作，民主的原則只能在適用的領域裡面適用。……如果民主是個好東西，為什麼不將這個好東西適用於與我們生活品質息息相關的各個領域呢？『自由民主』和『憲政民主』把『自由』、『憲政』置於『民主』之上，就等於把『民主』關入『鳥籠』。換句話說，『自由民主』、『憲政民主』就是『鳥籠民主』。『自由』聽起來是開闢了一片新天地，實際上是給民主劃了個圈，在一個小圈圈裡，你可以民主；在圈圈以外，對不起，民主靠邊站，那是『自由』和『憲政』的領地。這是一種非常有限的民主。」[33]
其次，王紹光認為，「代議」限制了民眾直接參與決策的機會。他指出，原生的古希臘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因此，按照原汁原味的直接民主理念，民眾直接參與決策，乃是民主的根脈。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民主制，其實是一種將人民統治的民主扭轉為人民選舉統治者的民主，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
「民主一『間接』、一排斥人民大眾的參與，它就拋棄了民主政體的實質，變成了另一種政體，非但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反民主的。難怪有些思想家質疑『代議民主』到底是不是夠格被冠以『民主』這一令人尊敬的稱號。」[34]
再次，王紹光認為，「自由競爭性選舉」限制了大多數人參政的機會。他指出，民主的實現形式，並不一定只有通過競爭性選舉來產生，古希臘行之有效的抽籤，也使產生代表的有效機制，否則就會由競爭性選舉將民主推向寡頭制和貴族制的對立面。
「拼資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的選舉制有利於經濟和知識精英分子人圍，把窮人、『笨人』排除在外。選舉把人民大眾的作用局限於幾年一次的『選主』，將政治變為少數人的遊戲。長此以往，無論選舉多麼開放、多麼自由、競爭多麼激烈，都不可避免地會形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個階層，使政體帶上亞里斯多德、孟德斯鳩、盧梭所說的『貴族』、『寡頭』的色彩。」[35]
最後，王紹光指出，即使在現代條件下實現了普遍選舉，也無法改變選舉的「貴族」、「寡頭」色彩。因為只要是「選主」支撐的民主，這種民主的貴族和寡頭性質，確實難以改變。於是，對於現代民主制度，王紹光進行了總體上的否定。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民主』都是經過改頭換面的民主，它們是異化後的民主、去勢後的民主、無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經過『自由』、『憲政』、『代議』、『選舉』、『多元』一刀刀閹割之後，民主已從難以駕馭的烈馬變成了溫順的小羊；窮人已沒有辦法利用它來實現他們最想實現的目標，他們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實現的目標是什麼；富人也沒必要害怕這種『鳥籠民主』，鳥籠內外依然是他們的天地。對有產階級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無可怕的『民主』之實，這種玩意兒不是『好東西』又是什麼？這讓我不由想起拿破崙一句名言：『真正的治國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來行使貴族統治。』」[36]
正是由於王紹光對現代民主抱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他期待的民主就是古典的民主、大眾的民主、直接的民主——
「全部論述基於一個簡單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所謂『真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閹割、經過無害化處理的民主。」[37]
這樣的真正民主制度，具有四個指標：一是用抽籤代替民主，增強民眾參與政治的力度。二是加強商議，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深度。三是利用電子技術，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廣度。四是超越政治民主，將民主的原則適用於更廣泛的範圍，尤其是經濟領域。他將自己的抽籤民主、商議民主、電子民主與經濟民主，作為現代民主的替代性選項，一方面是為了承接「西方學者」對現代民主的超越努力，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給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開列藥方。
「對於真正關心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我們應該拓展想像的空間，從理論和實踐上尋求『選主』體制以外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途徑。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採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38]
王紹光對於民主的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交錯考察，最後的結論卻指向的是中國。這一結論以對中國現實政治制度的完全承諾為前提，以建構直接民主制為目標，以超越現代民主制為追求，以不加限制的想像力為條件。確實，王紹光的結論比之於一般西方的左派學者得出的相應結論，要激進得多。也正是在這一思維定勢中，王紹光一旦涉及到中國的國家權力運轉時，也就懷抱一種不問結構、只問功能，將現實理想化的態度。他對中國的國家能力的研究，是其引起國家權力和學術同仁雙方高度注意的話題。以前者言，他得出的國家能力就是財政汲取能力，對於中國形成超強的政府財政徵收體系，產生了理論上的推動作用；就後者論，他對財政問題的論道，推動學界不甚關注國家基本結構的行政學研究者，得出治國就是理財的偏狹論斷。
「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國家將自己意志(preferences)、目標(goals)轉化為現實的能力。本文主要指中央政府能力，不是泛指公共權威的能力。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國家意志，而其他公共權威以及地方政府是無法代表國家意志和國家利益的。」[39]
王紹光與合作者將國家能力分解為四個方面：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強制能力。但在四種能力中，「國家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
「財政汲取能力是國家動員吸取全社會資源的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核心，是國家實現其他能力的基礎。宏觀調控能力是國家對財力資源分配，穩定經濟增長，以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合法化能力是國家對個人、集團、社會行為進行規範，建立以成文憲法為核心的法律框架體系，從而調節各利益集團的矛盾和衝突，以實現社會發展目標。強制能力是國家從事國防建設，維持社會治安，懲治違法行為，以實現政治穩定目標。各種國家能力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種能力下降就會影響另一種能力下降；一種能力提高又會影響另一種能力提高。但是，財政汲取能力是最重要的國家能力，國家只有掌握了財力資源，它才能實現其他的國家能力國家職能。」[40]
實際上，王紹光這裡的學術辨析，應了一句常識性的大白話，「有錢好辦事」。確實，近20年中國政府對於財政資源的強力汲取，構成它超強的社會政治支配能力的前提條件。但是，政府的相關能力並沒有一個相應的提高，相反，卻導致合法性危機、社會動蕩和調節手段的短缺。不過這似乎並不影響王紹光頑強堅持政府主導的價值傾向。這在他的市民/公民社會分析中，得到了明確的呈現。王紹光將公民社會視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公民社會可以是國家、家庭以及市場組織以外的任何組織，」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是近年來人們熟知的所謂「非政府組織」、更大的一部分是「非營利組織」、最大一塊是「草根組織」。他認為從來不存在一個整體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其間有階級的存在、不平等的競爭；同時，公民社會也不是一塊淨土，不能將其與國家的關係看作是淨土與汙泥濁水的對立關係。公民社會大多依賴商業收益、政府資助和外國捐款，因此實際上也難以自主。公民社會的組織內部效應，諸如公共精神、合作習慣、交流技巧等等，都對其是否具有民主性發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在現實社會中，公民社會與民主的關係呈現出複雜的關聯性，而不能簡單將其視為民主的基石。[41] 確實，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不是簡單的對立性關係，公民社會一端的內部效應，與國家另一端的內部效應，構成國家-社會合理關係的基礎。這是一個關係問題的三個結構成分。但是，王紹光明顯強調了公民社會的弱點，做大了國家權力的優點，似乎指出公民社會的弱點，就可以反證強勢的政府調節的絕對合理性與正當性。正是因為王紹光的這一思維定勢，確立起他一旦認定政府在「做好事」的時候，一種堅定不移的無條件支持態度。他在諷刺人們的想像力不足，可他自己只是在中國」文革」既有做法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想像」。
在近期重慶的改革試驗中，主管當局以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規模打黑、平等許諾、五個重慶建設等等舉措，作為引領中國改革進路的嘗試。重慶的改革如何可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真正兌現其作為直轄市設置的預期目標，是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大膽試驗，人們當然樂觀其成。但重慶的所為，應當說僅僅是相關改革處在政策起點上的一種政治動員而已。但王紹光對於重慶則完全依據自己的政治價值偏好，就起點做出了結論。他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峙的視角指出，「資本主義強調個體和市場競爭，而社會主義強調互助團結。」[42] 重慶之聲稱平等享受發展成果，恰好符合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本質特徵。他以一種勾勒社會主義演進史的方式，將社會主義的演進區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處於匱乏階段的社會主義1.0版本，「中國免於戰亂，保證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醫療、基礎教育都得到了發展，為下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是解決溫飽問題的社會主義2.0版本，「讓經濟更快、更穩的發展，消除貧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問題。」接下來便是致力解決小康以及後小康問題的社會主義3.0版本，「這個階段面臨的問題是，衣食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住行問題還需要改善。住就是宜居的問題，行就是暢通的問題。私人的衣食住行問題解決以後，還要解決公共住行的問題。」基於這樣的判斷，王紹光認定，重慶當局承諾的三項制度和三項活動、五個重慶、兩翼萬元增收、國民共進等等正在努力的政策目標，已經呈現了社會主義3.0版本的輪廓。
「我感覺重慶經驗最重要的，就是把社會主義的未來和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聯繫起來，關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這裡面既有社會主義1.0版本的要素，也有社會主義2.0版本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蘊涵實踐社會主義3.0版本的要素。重慶正在實踐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各個階段的發展中都具有連續性。當然，探索中國社會主義並不是重慶一個地方的問題，其實其他地方也在做，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到重慶來學習經驗，這就使重慶模式的適應能力變得強大，這不僅是具體的政策，也不僅是具體的制度，而是整個體制制度允許自我學習，這是重慶模式真正的實質，重慶正在證明這一點。」
王紹光長期的政治科學研究，坐實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之中的時候，終於給人們一個現實樣本，讓人們可以從中判斷王紹光的政治價值選擇和制度傾向：那就是對他曾經經歷且印象極為深刻的「社會主義」懷抱明確的、排他性的執著，對於國家權力承諾的衷心讚賞和積極的、政治理論上的強勢提升。這種完全忽視國家基本結構長效合理性、僅僅只看重當下國家能力的論斷，其實與前述錢端升的論斷，在結構上是完全吻合的、進路上是完全一致的、判準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過王紹光使用的辭藻是「真正的民主」，而錢端升使用的辭藻是「優良的專制」而已。
三、在民主與專制之間
錢端升對於民主衰落的斷言、獨裁專制的稱頌，是基於一種政體的實際發展效果之比較研究。如果說他對民主喪失信心的現實支撐條件已然缺失的話，他的當下事實判斷，也是嚴重缺乏長時段眼光和總體性制度衡量標準的。人類政治史的發展，證明錢端升的結論是錯誤的。與錢端升這種簡單將民主與專制截然對立的簡單化思維不同，王紹光對於現代政體之間的複雜關係，抱持著明顯審慎得多的立場。王紹光不再表述一種簡單的反民主的主張，他反而要求將民主的原生邏輯一貫到底，凡是符合併堅持貫穿到底的政體，就是民主的；否則就是反民主的。因此，他以一種「真正的民主」理念，作為反對現代主流民主方案的立論基礎。但這種似乎聰明的立論技巧，實際上還是讓人們明顯覺察他是在以古典民主反對現代民主、以直接民主反對間接民主、以大眾民主反對代議制民主、以參與民主反對程序民主、以社會民主貶低政治民主、以技術民主反對制度民主。總而言之，他是以「社會主義」的大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有限民主。對錢端升和王紹光而言，這都是政治學理論的創製，都是富有想像力的體現。但實際上，這些理論「創製」，除開具體表述其觀念的辭藻大部分已經替換之外，在專制獨裁的政治理論中，早就為一些理論家所充分闡釋（對錢端升而言）；同時，在超越「資本主義」有限民主而伸張「社會主義」全面民主理論方面，西方左翼學者也早就做出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多種替代方案的表述（對王紹光而言）。因此，兩代留美政治學博士對於現代民主的明確反對，除開同情性地理解他們是為了中國迅速強大而致力政治學思考的主觀動機之外，實在難以理解他們對現代政治所採取的審視角度、得出的令人驚奇的結論。
在民主與專制之間，究竟採取什麼樣的比較立場？抑或在「真實的」直接民主與「虛假的」間接民主之間，如何採取更為審慎的比較研究態度，確實是分析錢端升與王紹光做出的相關論斷必須要回答的預設性問題。對此，可以從錢端升、王紹光以及二人的共同關注這三個視點上，加以分析。
就錢端升而言，他們那一代留美學人，面對國家動蕩的狀態，憂心如焚。因此，留學歸來，中國的現實狀態與美國井然有序的發展情景，形成了極為悖反、極具衝擊力的畫面。如何讓一個動蕩不已的中國，迅速走上一個規範發展的軌道，是決定他們政治思考、國家建構思維的核心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留美學人深具雄心、試圖解決的大問題。因此，錢端升之對國民黨專制的引導、對自己1949年之後去留大陸的決斷、對個人生活事務的處置，再再體現出這種雄心支配之下的特殊心理與行為方式。他在申述支持獨裁政治、極權國家的文章中，明確主張國民黨獨裁。但他對於國民黨的實際表現，又是失望的。因此，在1949年政權發生交替的前夕，錢端升對新政權充滿著希望，奔回中國。新政權初期也確實給予錢端升禮遇。人們在評價錢端升這個留美政治學博士的政治決斷時，曾經指出這是他試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驅動的決斷。[43] 這一雄心，是驅使他在政權交替的高風險狀態下，義無反顧地回到中國的最重要動力。與此同時，錢端升自己對於國家事務與個人生活之間的關係，也加以簡捷明了的確認。應當說他從來不具有信仰現代自由民主價值的個人主義理念，相反，他認定自己的一切行為都體現著某種國家狀態。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幾乎都以國體尊嚴來苛刻地約束自己。[44] 在這種國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獨裁極權之論，是多麼順理成章。
就王紹光來講，他是改革開放時期放洋的留美學生。與錢端升那一代尚處在價值觀形成階段的留美學生不同的是，王紹光留美時，已經是形成了自己價值觀的成年人。而且國家正在展示發展的光明前景，不會受到國家分裂動亂的精神折磨，這對他心生超越美國的另一種雄心，具有現實的支持作用。就前者言，王紹光受到中國泛政治時代的塑造，成為一個從小就對政治感到興趣的觀念人。[45]
「高中時期我也開始啃大部頭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家裡那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還學著毛主席在書上寫滿了評語。1970年前後中央要求幹部讀馬、恩、列的六本書。我不自量力也認認真真地讀起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和《法蘭西內戰》並不難讀，《哥達綱領批判》也還湊合，但《反杜林論》和《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不好對付了。當時各級革委會印發了不少學習六本書的輔導材料，而我卻『高標準，嚴要求』自己，堅持『讀原著』。這兩本書反反覆讀了無數遍，直到懵懵懂懂自以為掌握了其精髓才罷休。」[46]
這樣的精神自我塑造，使王紹光在年紀尚輕的時候，就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念、理論儲備和判斷問題的能力。加上王紹光作為文學青年的經歷，就此確立了他判斷問題的基本思想傾向。大學的學習、留學的生涯，似乎都沒有改變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價值定勢，而只是在知識上提供了更加豐富的養料而已。因此，王紹光實際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個人經驗來確定其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基本進路的。
「仔細想想，我感興趣的『政治』實際上是毛主席當年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裡的那個『大事』，而不是狹義政治學所指的那個『政治』。說到研究方法，我是地道的機會主義者，或魯迅說的『拿來主義』者。」[47]
這與錢端升僅僅考慮國家強大、而不問政體長效效能的思路，其實是大同小異的。而且比較有趣的是，王紹光的遣詞造句中恭敬地使用的「毛主席」，稍微過份一點加以解讀，這體現了王紹光思想演進中，」文革」的持續影響力。事實上，他自己也毫不諱言這一點，「回首過去，我認為自己最有想像力的年代是上大學前那五年。那時讀書完全沒有功利的考慮，因此什麼書都讀；那時腦袋裡還沒有學科的框框，因此可以自由自在地想。」[48] 而那個時代，正是大眾民主高漲的時代，一切約束性的制度與程序，都為大眾民主所衝擊，要麼制定出來得不到遵守，要麼根本就喪失了制定相關制度的需要。這對被時代塑造定型了的王紹光來講，要再欣賞留學美國之後看到的現代代議制民主制度，實在已經騰不出政治思維的容留空間了。
錢端升與王紹光是兩代留美政治學博士中的傑出代表。但是，兩人在表達自己關於國家建構或國家建設的意見時，卻雖隔六十餘年，竟然給人不謀而合之感。這確實需要人們求解這一類同的導因。除開他們兩位在考慮國家問題時，都懷抱共同的實用主義態度、因此都承諾了一種功利化的國家建構立場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可以辨認的共同驅動力：
首先，在民主與真正的民主、專制之間，一直存在讓留美政治學博士們難以化解的政治論說張力。這一論說張力，源自民主與真正民主、專制制度的西方典範性與混合性自身的張力。無疑，在亞里斯多德致力分辨政體類型，而得出最好的政體乃是混合政體的結論之後，自足的理想類型之政體形式，實際上從來只存在於政治學理論的分析之中。即使一種混合著運作的政體形式，由於其中實際發揮作用的是諸種政體的混合因素，因此很難表明這一政體究竟應當歸屬於那種典範或理想類型。但是，兩代留美政治學博士都意圖為中國尋找典範政體。這一意圖勢必將他們審視中國政體選擇的目光，引向那些在歷史上很罕見的、偶然出現的理想化政體類型上。於是，要麼民主、要麼獨裁的二元思維，便主導了他們的思考。錢端升非常明顯地顯現出這種典範歸類的政體思考缺陷：因為他將非常規狀態的獨裁政體或極權國家，作為後革命的常規狀態下進行決斷的中國政體建構標本。結果當然把他帶入了短時間呈現促使國家疾速壯大的獨裁與極權的政體陷阱之中。而王紹光本來對二元對峙思維懷抱警惕。但當他不經意之中陷入自己指責的思維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時候，他也將民主與專制、現代民主與古典民主、代議制民主與直接民主對立起來，結果也就混淆了民主政體選擇和優化民主政體運作結構的關係，以後者代替了對前者應持的審慎態度。[49] 當他們認定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因此必須在國家建構中將政體選擇視為一個創造性問題來處理的時候，卻又跳躍到另一個極端：既然中國已經沒有條件再坐實典範而自足的理想類型政體，那麼就不必再陷入理想類型政體的抉擇困境之中，因此只要哪種政體形式的某種運作方式和舉措，能夠保證國家的強大，中國就應當以創新的心態，勇於加以創製並應用。[50] 這樣又將他們設定的政體選擇問題懸擱起來，他們在政體論述中處理的中國國家建構問題，被他們自己的論述轉換為反政體選擇的國家實際能力高低的衡量問題。實際上，他們自己取消了自己設定的問題。結果是民主不民主、專制不專制的問題，都服從於國家能力的實際考量。
與此同時，涉及專制、真正民主與現代主流民主模式的選擇問題時，無論是錢端升還是王紹光，都將學理分析與實踐選擇攪合在一起。無疑，錢端升與王紹光對於西方政治學的學理有一個系統的學習、了解與把握。但兩人在處理中國國家政體選擇的大問題時，秉持的卻都是對策思維。在學理辨析與對策思維之間，存在著共享的邏輯，但更明顯地分流為兩種考量問題的進路：就前者看，兩者共享的邏輯是，為了能夠清晰表達國家建構或政體選擇的解析思路，必須借重古今政治學的學理資源，否則就既不足以澄清現實中政體選擇的問題意涵，也不足以開出政體選擇病症的對症藥方。兩者考量問題的重大差異是，前者服從純粹的理論推導邏輯，後者服從現實的權力對策需要。當錢王二位在進行理論辨析的時候，思路的清晰是有保證的；但當他們屈從於對策需要的時候，政治學理論便成為他們表達對策的利用工具。
其次，在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存在著讓留美政治學博士們難以合理決斷的縫隙。現實運作中的所有政體，無疑都是具有缺陷的政體形式。這是因為，所有宏大的制度建構，就不免從全局、整體角度考慮問題，這就註定存在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