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亞里斯多德關於城邦的理念
城邦、公民與政體是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論述的三個核心概念，這部分主要介紹其對於城邦的理解。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來源於村社，而村社來源於家庭。城邦產生的原因，是由於人的本性，因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城邦的起源是因為人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其意義在於實現道德的良善，謀取優良的生活。這是城邦區別於其他道德團體的關鍵。筆者認為，亞里斯多德的國家（城邦）觀的積極意義在於，其並沒有從超自然的神聖存在中尋求國家的產生，而是將國家放在自然社會自身的視角中，擺脫了宗教國家觀的窠臼。同時，「求善」的論述也透露出古人已經朦朧地意識到，國家的出現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一個積極的歷史現象。這在思想史上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將亞里斯多德關於城邦的定義與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產生的論述相對比，我們能明顯發現不同。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的出現是為了追求良善的生活，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國家的出現是由於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這兩種對於城邦（國家）本質目的的理解大相逕庭，但是追究這兩種理論的背景，便可以推測到原因：亞里斯多德所生活的古代，生產力發展緩慢，並沒有急迫的革命任務，而在馬克思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方興未艾，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也是為了順應時代的潮流。
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所有對於國家性質、本質的思考都源於時代的需求。自由資本主義發軔之時，國家被描繪成自然人讓渡權利組成的契約政府；現代的國家觀念、國家理論也必然隨著時代任務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
二、亞里斯多德關於政體的判斷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其對於政體的分類和描述了。在亞里斯多德這本《政治學》中，最重要的章節是第三、四兩卷。第三卷中，亞里斯多德辨析了城邦政治的幾種模式和標準，並進行了優劣的比較。卷四承接上文，著重分析了平民政制和寡頭政制，並褒揚了共和政製作為一種較為穩定的混合政制。
亞里斯多德將城邦政治體制分類的標準有三項：（1）最高執政者的人數多少；（2）施政的目的是全體人還是少數人；（3）貧富或者階級的差別。
粗略看來，依據最高執政者的人數多寡，可以將政體（理想狀態下）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與共和政體；依據施政的目的，為全體城邦居民謀求福利的政體屬於典型政體，而施政目的是為了少數人的私慾的政體，則屬於典型政體的變態形式。按照上條標準劃分的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所對應的變態政體形式分別是僭主政體、寡頭政體以及民主（平民政體）；貧富或者階級差別的標準，在人數標準的基礎上對政體進一步進行了限定。這裡以平民政體與寡頭政體為例。即使一個城邦之內掌權的人數佔據城邦居民的多數，仍不能簡單得出平民政體的結論，因為還要做階級的考察。這一點也許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關於階級分析界定政權性質的思想萌芽了。
但是，就三種所謂正宗政體而言，亞里斯多德也有其自身的傾向性。亞里斯多德主張實行共和政體，主張多數人的統治。但是，亞里斯多德又不贊成雅典這類實行多數人統治的民主政體，因為「在這裡，民眾成為一位集體的君主；原來只是一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併為一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於全邦」「在這種平民政體中，好象在膺主政體中一樣，政權實際落在寵幸的手裡。平民領袖們把一切都召攬到公民大會，於是用群眾的決議發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權威。
那麼如何建立多數人的統治，但又免於權力的恣意，達到善政和正義的效果呢？亞里斯多德的答案是混合平民與寡頭，平衡各方的意願與力量，建立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共和政體。
三、亞里斯多德關於法治的思想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柏拉圖哲學王的理想，認為典型的君主制是最符合城邦「善」要求的政體。但是這種理想的哲人王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出現，因此亞里斯多德退而認為良法的治理才是好的統治。
在亞里斯多德的觀念裡，所有典型的政體都適合法治的建立，而變態政體中，也存在著法治建成的可能。通過對於亞里斯多德關於在變態政體中建立法治的論述，也許能促進對現代法治社會的建的所借鑑和思考。
首先是僭主政治，這類政體存在三種形式：（1）「某些野蠻民族 （非希臘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2）「在古希臘曾經一度存在的類似君主的所謂民選 總裁」；（3）「真正僭政的典型」 ，「絕對君主政體 （`全權君主』）的反面典型」。在亞里斯多德的論述中，前兩種政體多多少少保持了正宗「王政」的色彩，統治者的權力多多少少帶有人民的認可，因此這兩種政體並不必然與法治理念相斥。然而對於第三種政體，「典型的僭主政治」「絕對的君主政治」而言，君主的權利缺乏任何有效的制約，君主的意志之恣意性無法避免，法治成為了僭主為自己謀利的障礙，因此此種政體天然與法治的理念相背離。
其次，對於平民政治，亞里斯多德依據政治參與的範圍也進行了一個劃分：（一）「一切具備必要資格的公民全都參加」的平民政體；（二）「凡在族裔上（門望）無可指摘的，依法都能享有政治權利」的平民政體；（三）「凡屬自由人出身（血統）一律可享有政治權利」的政體；（四 ）「公民全都享有政治權利 ，群眾在數量上」佔「優勢」的平民政體。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平民政治中的第四種無法實現法治，而其餘三種政治體制都可以建立法治。在前三種政體中，由於參政設有一定的門檻，能夠參與政治的公民本身有一定的家產，從事政治是一個純粹的公益性質的活動，必然耗費時間精力，而這會損害公民自身參與經濟活動的收益，因此公民也樂於樹立法律的權威，在規則的保護下實現個人利益於城邦整體利益的同一。而在雅典式的、發放鼓勵津貼的全員參政模式中，大量「無恆產者」依賴於此，政治權力對於治理者成為必要的生活來源，而這必然導致對法治精神的腐蝕。同時，全體民眾參與的民主政治也必然壟斷一切國家合法性的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沒有尊重法律權威的必要了。
最後是對寡頭政治的分析。亞里斯多德將寡頭政治按照參與人數的多少劃分為四類：第一個品種 ，「中產性質的寡頭政體」；第二個品種，可以稱為富有者的寡頭政體。在這種政體中參政的人已不是一般的小康之家。 他們的「資產數額」因「有產者人數減少」而「增大」了；第三個品種 ，可以叫巨富的寡頭政體 ，在這個政體中參政的人數量上比上述「富有者」更少 ，而「資產」則更大；第四個品種，「權門政治」。它已與「君主政體極為相似」。
在上述四種類型中，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結構的變化，「寡頭」這一範圍也變化了，最溫和的形式接近於中產階級的集體治理，而最極端的形式則是少數巨富宰制著多數貧困的民眾。而實行法治的可能性也隨著這一比例的變化而漸次變化，中產階級越多，「寡頭政治」的參與度越高，則越容易建立起法治，而最後一種接近於君主政體的寡頭政治則最不易建立法治。究其原因，統治者的權威越不容易為少數人所壟斷操縱，則越有建立法治的共識，而權威越集中，這種希望則越渺茫。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在亞里斯多德的觀念中，法治的成立於是否民主無關，民主法治之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張力。法治與認定的政治體制無關，想反，法治取決於法律自身的素質，良法才能產生善的法治；同時法治也取決於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農民與小康之家越多，就越容易樹立法律的權威；最後，一個社會的權威過於集中，同樣不利於法治的建立。極端的平民政治和極端的僭主政治、寡頭政治都容不下法治的空間。
四、亞里斯多德與儒家的比較
亞里斯多德與中國的孔子所處的年代相隔不到200年，都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人物，兩者分別對東西方的思想史產生了無可替代的影響，因此時常被後人相提並論，並加以比較。筆者在讀《政治學》時也時常試圖回憶中國的孔孟如何論述相近的問題。
首先，亞里斯多德和孔子之間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二人對於「中庸」「中道」的推崇。「中庸」思想，所謂「中」的含義是為了達到自己一定的目標，必須使人的行為和認識與客觀實際保持統一，不得與之相悖。換句話說，「中」也就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真理」。所謂人們的各種喜怒哀樂、行為都必須做到恰如其分，不溫不火，不過不及，才可使「中」與「和」綜合起來，達到相對統一。而亞里斯多德「中道」思想則認為 :「在一切可稱讚的感受和行為中都有著中道。」被看作是最高層次的善或美德的一種道德準則，一種人遵循理性的準則。
二人對於「中庸」「中道」的推崇反映了一種理性主義的色彩，即持中穩重，不走極端，宣揚一種適度和諧的狀態，將人的欲望調和在對美德的追求中。但是二人的思想也有明顯的差別。在筆者看來，孔子的「中庸」思想更像一種感性的認識，強調為人處世一切行為必須符合「禮」的要求，道德意味更濃，由此對於社會的認識更有保守意味，強調君臣父子之間的身份等級。而亞里斯多德的「中道」則與其政治思想聯繫更加密切。由「中道」思想出發，亞里斯多德提倡建立中產階級執政的社會，他認為中產階級掌握一定的財產，增大中等階級的勢力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緩解貧富差距的有效途徑。
其次，二人對於理想社會形態的論述也有很大差別。孔子所面對的、所論述的都是基於血緣關係建構擴展而來的「宗邦」，西周宗法制下，國家的組織更多借用了天然存在的血緣關係，以及因此而存在的權利義務結構，因此存在「禮失而求諸野」的說法，「家」國是在一條邏輯的延伸之上；而亞里斯多德所生活的社會是「城邦社會」，是一個不同家庭、村落的人基於追求良善生活的需求，通過契約而建立的共同體。
這種差異的實質是社會形成的機制。中國商周之際的社會，隨著周王朝的軍事勝利，宗法制的權力結構也隨之拓展到全國範圍。依據血緣關係來組建國家也意味著，國家組織的原則要遠遠古老於其下的社會；而城邦的組成，在歷史上是由分散的鄉村聚合而來，因此社會限於國家的組織結構存在。在這種差異的分野下，儒家對於政治問題的關注，更多是為了維繫既有的社會結構，這是一切政治學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直接省略了政治參與的重要性，而是將政治的合法性寄託於天，而天命則與民心息息相關，「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因此形成了一個「天-王-民」的三元結構，三者循環貫通。儒家政治哲學從既存的宗法制度出發,論證調整其正當性、有效性，把對它的維持調適以提供基本的秩序與正義作為關注重心。；而亞里斯多德使得政治學第一次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使其具有了自身關注的問題。這門創始自亞里斯多德的學科從某種功能的需要、期待出發，討論相應制度的結構方式與原則,把正義、平等作為關注的焦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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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緒林：《Aristotle小摘要》，豆瓣網，訪問地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494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