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爾·西蒙
說到法國出品的紀錄片,中國觀眾馬上會想到像《遷徙的鳥》、《海洋》、《帝企鵝日記》這樣關於自然界的畫面美輪美奐的作品。其實,除了追逐地球的大千氣象外,在法國也有不少紀錄片工作者,關注著多元又矛盾重重的社會現狀。現年65歲的克萊爾·西蒙(Claire Simon)就是其中一位。
相比雅克·貝漢、呂克·雅蓋這些專注大自然的法國紀錄片同行,她的名字對中國觀眾來說還十分陌生。日前,上海師範大學主辦的「電影學堂·大師班」特別策劃的一次克萊爾·西蒙紀錄片回顧展,為國內觀眾了解其人其作打開了一扇窗戶。
克萊爾·西蒙出生於一個藝術之家,年輕時,曾在阿爾及利亞學習人類學與阿拉伯語。也正是在這個曾被法國殖民多年的國家,她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20歲左右,她便在阿爾及利亞著名導演穆罕默德·拉赫達爾-哈米納(Mohammed Lakhdar-Hamina)的團隊裡擔任實習生,參與了拉赫達爾-哈米納1975年拿下坎城金棕櫚大獎的影片《烽火歲月志》的剪輯工作。回到法國後,她一邊從事一些劇情片的拍攝工作,一邊自學導演、攝影、剪輯等拍攝事項,最終投入紀錄片的懷抱。
《我們在這片森林裡製造夢想》劇照。
克萊爾·西蒙總是將鏡頭對準人間一隅,不同膚色、不同祖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成長背景的人們,來到該處,或上演或講述著一個個悲喜劇:《無論如何》(Coûte que coûte,1994)裡,一家僅有六人的小公司在倒閉的邊緣苦苦求生;《課間休息》(Récréations)裡,孩子們在看似無害的遊戲玩樂中,上演著明爭暗鬥、奴役與壓迫;《我們在這片森林裡製造夢想》(Le bois dont nos rêves sont faits,2015)裡,人們在同一片森林中尋找不同的精神寄託;《入學考試》(Le concours,2016)裡,懷揣著電影夢的年輕人聚於一堂,接受最嚴苛的考核;《年輕的孤寂》(Premières Solitudes,2018)裡,還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們,已早早在家庭中體察到難以言說的不安。
《課間休息》海報。
此次「電影學堂·大師班」的展映中,包括克萊爾·西蒙的兩部紀錄長片《入學考試》和《年輕的孤寂》。《入學考試》呈現了有「法國最難考的電影學校」之稱的La Fémis的一次招生考生。從「二戰」之前直到今天,La Fémis都是法國乃至全歐洲有志從事電影創作,尤其是想當導演的年輕學子憧憬的聖地。包括讓·雷諾瓦、路易·馬勒、弗朗索瓦·歐容、阿諾·戴普勒尚等一代又一代法國導演都畢業於該校,而無緣該校的應試者中也有像維姆·文德斯、馬修·卡索維茨、塞德裡克·克拉皮斯這樣的知名電影人。
《入學考試》海報。
克萊爾·西蒙本人並沒有在La Fémis求學的經歷,不過她曾在該校任職十年之久。在決定辭職之後,她決定要以它為背景拍攝一部紀錄片。據她透露,「當時,學校裡有人跟我說,可以不用辭職,一邊工作一邊拍這部片子。但在我自己看來,那樣是行不通的。我不能既作為這個機構的一部分,又作為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來完成這部作品,所以我還是堅持要先辭職再開拍。」
賴於克萊爾·西蒙秉持如此毅然決然的態度,最後的成片也確實保持了客觀的立場,乃至於《入學考試》問世後,引起了一場爭議:不少業內外人士都認為,在今時今日,像La Fémis那樣繁瑣又模式化的面試過程,實在過於保守和落伍了。
《年輕的孤寂》則是克萊爾·西蒙應邀參加的一個和當地高中生一起完成的拍攝項目。最初的設定是拍攝一部劇情短片,而並非後來的紀實長片。但在尋找素材的過程中,孩子們三三兩兩結成小組,自由進行交談,深入彼此內心,討論關於父母離異和家庭問題時,碰撞出了彼此最真實的生活狀態。於是,她將他們同齡人之間的對話保留下來,作為影片最核心的部分。
《年輕的孤寂》海報。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這次「電影學堂·大師班」沒能像以往那樣,邀請克萊爾·西蒙親臨上海師大的講座現場。然而,疫情可以限制人們拉近物理上的距離,卻無法阻斷文化交流的熱望,西蒙還是通過遠程視訊參與了整個活動,包括回答中國觀眾的映後提問,並接受中國媒體的採訪。
澎湃新聞記者也借著這一難得的機會,對其進行了專訪,她就紀錄片的拍攝方式、製作偏好以及此前巴黎一名初中老師被殘忍殺害的恐怖事件等電影內外的議題,給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專訪】
澎湃新聞:你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與阿爾及利亞著名導演穆罕默德·拉赫達爾-哈米納一起工作了,可以談談他對你的影響嗎?
克萊爾·西蒙:我對拉克達-哈米納本人並沒有特別強烈的私人感情,他的作品對我的創作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但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正是因為最初和包括拉克達-哈米納在內的阿爾及利亞電影人的合作,之後我才能獲得進入法國電影界的機會。此外,阿爾及利亞電影人的那種沉浸式的快樂的工作狀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和按部就班的法國電影工作人員合作,我還是更傾向於跟想要突破自己的被殖民者身份、積極探尋藝術上的創作自由的阿爾及利亞導演合作,後者更能激發出我的工作熱情。
澎湃新聞:這次的展映作品《年輕的孤寂》,主要呈現高中生和家庭的關係。讓我比較好奇的是,究竟是孩子們談話的內容確實都集中到了這一點上,還是說你把其他一些與主題無關的素材都剪輯掉了?
《年輕的孤寂》劇照。
克萊爾·西蒙:其實,在這部電影中,我完全沒有對學生之間的談話內容做任何限制、指引或提示。他們自己在聊天時,自然而然就談到了家庭方面的問題。在後期剪輯時,我也沒有刻意把這方面單獨剪出來,也是因為他們不約而同都會聊到這方面。比如說,裡面有一段是一個男生和兩個女生在聊天,一開始他們其實都在聊各自的戀愛,說著說著,一個女生無意提起一句「你的父母是不是也分開了」,這個話題一下子觸到了那個男生心中的一塊軟肋,然後他的情緒就有些難以控制,說出了自己跟父親之間的隔閡,於是話題才轉到他們三人談各自的家庭問題。
澎湃新聞:《入學考試》問世後,片中呈現的La Fémis的面試過程令許多人頗有微詞。事實上,早在很多年前,考入該校的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也因為不滿學校的教育模式而選擇中途退學。而就你本人來說,也沒有專門上過電影學校。那麼,作為一名在其中任職十年的老師和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兩個不同身份出發,你個人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克萊爾·西蒙:我認為跟過去比起來,現在的La Fémis變得更保守了。想當年,前任校長還在的時候,施行過一項政策:每年有四個入學名額會特別留給來自貧困家庭或者移民家庭的學生。我個人對此很支持,但是新校長上任後,並沒有將這項政策繼續下去。時至今日,這所電影學校對於生活在相對貧困的郊區的孩子、貧困家庭以及移民家庭的孩子來說,已經是相當遙不可及了。
《入學考試》劇照。
澎湃新聞:你的作品有些是自己剪輯,有些不是。對於紀錄片導演來說,這兩種選擇有什麼區別呢?
克萊爾·西蒙:事實上,我自己剪輯的時候,反倒速度比較慢。即便如此,假如時間充裕的話,我還是會傾向於自己來剪。有些作品我則會刻意選擇讓其他人來剪,因為電影是面向大眾的藝術,剪輯師其實就是它的第一個觀眾。比如說《巴黎北站》(Gare du Nord,2013),我本人已經擔任了攝影的工作,感覺引入其他人的視角的話,會令作品更有趣。
澎湃新聞:你的紀錄作品有一個共性,都是拍攝一個固定地點裡的不同個體。為什麼你會對這種拍攝方式情有獨鍾?
克萊爾·西蒙:我覺得在紀錄片的拍攝中,相比聚焦於一個特定的拍攝對象,用鏡頭跟隨他的行動軌跡來說,這樣的方式更具有開放性。當你將鏡頭對準一個固定的地點,人物在其中進進出出,本身就包含著某種敘事性:他們為什麼會來到這裡,又為什麼會離開?而且這種拍攝方式,不會帶有預設的視角,會有很多意外的情況產生,也令拍攝本身更無拘無束。
澎湃新聞:這種方式也讓我想到了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
克萊爾·西蒙:懷斯曼的確是一位很偉大的紀錄片導演,但我們兩人的作品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懷斯曼的紀錄片裡沒有完整的故事性,我雖然不會一路跟隨某個特定的主人公,但在某一個特定地點,我的鏡頭對準的拍攝對象的經歷還是有開頭和結尾的,有完整的故事性。
澎湃新聞:紀錄片工作者同樣也是社會觀察家。在《年輕的孤寂》裡能看到,當前法國學校裡的學生有各種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作為一名曾在法國中學駐紮過的紀錄片導演,作為一名精通阿拉伯語和阿拉伯文化的學者,請問你是怎麼看待之前發生在巴黎的教師因為在課堂上談論宗教先知的漫畫形象而遇害的事件?
克萊爾·西蒙: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讓人難以承受……我的傷痛難以用語言表達……當然,這本身是一次恐怖事件,但探究問題的根結,我認為近二十年來,法國都沒有採取有效的方法來應對移民問題,其實在法國幾乎沒有一座真正的清真寺,政府沒有對移民群體的宗教表示出足夠的尊重,這使得信仰伊斯蘭教的普通民眾沒有一個地方去實現宗教訴求。如果法國各方對這種宗教信仰更寬容一些,現狀可能會更好一點。我認為,當下對於各方來說,都是十分艱難的時刻。
《村莊》劇照。
澎湃新聞:可以介紹一下最新作品《村莊》(Le village)嗎?它似乎是一部連續劇式的紀錄片。
克萊爾·西蒙:沒錯,它是一部由短片組成的連續紀錄片,總長度為九小時。不過,我也準備剪出一部長度為一個半小時的紀錄長片版本,目前這項工作正在進行中。紀錄片裡的這個村莊規模並不大,但跟它本身跟紀錄片很有淵源。在當地,每年會舉辦一個紀錄片電影節,設有專門的紀錄片資料館,還有學校可以學習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另一方面,它也有和其他法國村莊別無二致的地方,比如有釀酒產業等,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努力尋求發展,包括政治上和經濟上。總而言之,我希望以這個小村莊為中心,展示一種整體性的現代生活樣態。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