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自殺身亡,丈夫蕭乾自殺未遂,她說就是要比那些人都活得長

1980年代蕭乾和文潔若在蕭乾的母校北京崇實中學合影。

「超人雪子」文潔若

本刊記者/宋春丹

位於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一棟塔樓的狹小兩居室，是93歲的文潔若近30年的居所。丈夫蕭乾去世後，她賣掉了挨著的那套兩居室，在這裡獨居了20年。她說，自己用不著住那麼大的房子。

窄仄的客廳裡，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沒有手機，只有一部座機。最醒目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相框，其中最大的一張是蕭乾在歐洲做《大公報》駐外記者時的黑白照，歪著頭，笑得很燦爛，充滿年輕的活力。

屋子裡陳設破舊凌亂，但文潔若並不在意，因為書桌就是她的一方天地。一盞泛黃的老舊檯燈旁擺著一本日曆，記錄著她每天的工作進度。她有太多事要做，要繼續整理出版蕭乾著作，還要翻譯和寫作。她說過很多次：「我這一生只做三件事，搞翻譯、寫散文、保護蕭乾。」

來訪的人很雜，她問都不問，直接開門。為避免來訪者走錯門打擾鄰居，她乾脆直接手寫一張「文潔若家」貼在門上。但她希望來人有事說事，速戰速決，不願意多講一句閒話。

文潔若曾告訴自己的忘年交「粉絲」、畫家張斌，自己的姐姐們個個天資聰穎，她自覺不夠聰慧，但是勤奮。她覺得，事實證明普通而勤奮最好，太聰明反易夭折。

文潔若生日時，張斌想去看望她，她不許，想等到95歲做一次大壽。她相信，自己可以活過享年111歲的周有光。

「可愛的家」

1953年暮春，文潔若第一次見到了蕭乾，那時她26歲，蕭乾43歲。

當時蕭乾剛調來，社領導向大家介紹說，他暫時在家修改一部電影劇本，如果有什麼稿子想請他加工，可以送到他家裡去。文潔若手上有部稿子，是從英文轉譯的蘇聯小說《百萬富翁》，譯文詰屈聱牙，校樣改到第5次還不能付印，就提請蕭乾加工。幾天後，校樣改回來了，甩掉了翻譯腔，頗像創作了。她琢磨了許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現在真正做到了融會貫通。

文潔若被蕭乾的學識吸引了，意識到在文字工作上，自己不但找到了一位嚮導，也有了知音。兩人慢慢發現，彼此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深受外國文化和文學的浸染，都喜歡羅曼·羅蘭、狄更斯、凱薩琳·曼斯菲爾德。

1954年蕭乾和文潔若的結婚照。

文潔若從未談過戀愛，蕭乾則有過三段婚史。蕭乾向她坦言：「曾經遺棄過一個人，後來又兩次被人遺棄。」忠告的聲音一度佔了上風，她曾與蕭乾分手八個月，但最終還是決定嫁給他。

1954年4月30日，他們利用午休時間去北京東城區民政局領了結婚證。蕭乾僱了兩輛三輪車，文潔若坐著一輛，另一輛載著她唯一的嫁妝—— 一隻舊衣櫃。蕭乾騎著1946年從英國帶回來的半舊自行車在前引路，去了他位於東總布胡同46號的作協宿舍。新婚之夜，文潔若還在燈下突擊一部等著下廠的校樣，不看完不上床，讓第四次做新郎的蕭乾目瞪口呆。

蕭乾送給文潔若一枚精緻的瑪瑙胸針作為新婚禮物。上面有個象牙雕成的愛神，錦盒蓋子的背面寫著：「感謝世界生了個雪子。」署名：樂子。樂子是蕭乾的小名，雪子是文潔若小時候在日本讀書時的日文名。

進入文家的蕭乾發現，文家總是瀰漫著宗教音樂氣氛。畢業於燕京大學的蕭乾也深受宗教的影響。他把由海外帶回來的幾百張西洋唱片搬出來，和文潔若一道挑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亨德爾的《彌賽亞》等，靜靜地聆聽。

1954年深秋，秦順新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到第三編輯室（蘇聯東歐文學編輯室）上班。編輯室裡只有一個扎著兩隻麻花辮的年輕姑娘在編稿子，她就是文潔若。秦順新記得，文潔若正在編輯蘇聯百萬字長篇小說《磨刀石農莊》，廢寢忘食，工間操的一刻鐘也要搶時間睡覺休息。

1956年是文潔若最懷念的一年。繼女兒荔子之後，兒子蕭桐也出生了。蕭乾發現自己每次抽完煙文潔若都會打開窗戶通風，就自覺把煙戒了。休息時，他們會一起聽古典音樂和相聲。每個星期天，他們都會帶三個孩子（大兒子為前妻所生）去公園遊玩。

這一時期，是蕭乾的春風得意之時。他的名字屢見報端，名聲在外。他風華正茂，精神面貌極佳，經常愉快地哼唱美國民歌《可愛的家》。

「超人雪子」

這一年，在作協領導的動員和《文藝報》總編輯張光年「苦口婆心」的勸說下，蕭乾出任了《文藝報》副總編輯。他本不情願，因為那是個「不祥」的單位，不少大作家都栽過跟頭，而且他的本心是脫產搞創作，但為了怕給人以「不識相」的印象，他只能答應下來，成為總編和三位副總編組成的班子中唯一的非黨員。

很快，反右運動到來。蕭乾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人民」的出版社為什麼會成了衙門》，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被打成右派。他被扣上「試圖篡奪共產黨的領導權」的罪名，反蘇、反共、反人民、親美、親英、親日的帽子都戴在了他頭上。

蕭乾本是謹慎小心之人。1949年8月他離開香港回北平之前，給海外友人統統發了信，聲明今後連賀年片也不能交換了。因為他對30年代中期的蘇聯以及戰後的東歐了如指掌，知道像他這樣的旅居國外者對海外關係應格外慎重。但這次，還是在劫難逃。

文潔若1950年的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照。

蕭乾調任後，張光年提出把文潔若也調去，她覺得自己不是當記者的料，而且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樓適夷也不放她。文潔若認為，沒去《文藝報》是自己第一次拯救了整個家庭。《文藝報》作為運動的重災區，自己去了一定會因與蕭乾的關係被打成右派，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來人，光是古典部就有7個人被打成右派，5%的指標輪不到自己。

蕭乾被打成右派後，精神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夜裡，他常驚呼：天塌下來了！文潔若鎮定地說：天塌了，地頂著。有人要她和蕭乾劃清界線，她拒絕了。蕭乾說：「Maggie（文潔若在聖心學校讀書時的英文暱稱），這世界真冷啊，虧了還有個家。」

按照單位要求，她寫了一篇揭發材料。她在材料中說，導致蕭乾被打成右派的兩篇文章與自己密切相關。因為自己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耳濡目染，蕭乾才寫出《「人民」的出版社為什麼會成了衙門》；因為自己和蕭乾講過人事科工作神秘，每個人的檔案都放在一個綠盒子裡，如果有人想陷害他人完全可以捏造假材料放進盒子裡，蕭乾受此影響才寫出《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

這份揭發材料她先給蕭乾看了，蕭乾隻字未改。材料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王任叔時，王任叔沒說話，只示意她放在桌上，文潔若覺得他可能根本沒看。

1958年11月，文潔若調到亞非組，從重病的老編審張夢麟手中接過了日本文學的編輯工作。

文潔若日語基礎紮實。7歲那年，她和姐弟們隨赴日擔任外交官的父親到東京生活了兩年。回到北京後，她就讀於一家日本小學。父親曾要求她把一套《世界小學讀本》日譯本轉譯成中文，她每晚坐在父親對面，跟他合用一盞檯燈，歷時4年，將10本書譯完，總共100萬字。也就是從那時起，她有了當翻譯家的願望。

文潔若當時的月工資是89.5元。蕭乾在農場領26元生活費，她每月還能從文聯領到40元家屬津貼。她要養三個孩子，還要贍養母親以及沒有工作的三姐文常韋。她曾花8天時間突擊翻譯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所著長篇小說《火鳳凰》的最後一章《難忘的日子》，全文達3萬字，拿到了約200元稿費。靠這一筆筆外快，她在蕭乾被打成右派的22年間支撐起了這個家。她說自己是一隻老母雞，要把蕭乾和孩子們保護在她的翅膀之下。

多年後，蕭乾說，那時的雪子在他心目中是個超人。

從反右開始到改革開放前，文潔若一直保持著一個習慣：與蕭乾的通信閱後即毀，放在水裡泡成紙漿扔掉。即便信中內容都是生活瑣事，從不涉時局政治。

1961年，蕭乾結束三年三個月的「監督勞動」回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

那時他們已從作協宿舍被趕到了前圓恩寺的一個大雜院，天天聽著鄰居的指桑罵槐，打定主意搬家。剛好文潔若得了兩部譯作的稿酬，就用這錢買了一個私房主賤賣的五間南屋和一間小西屋。三姐也搬來同住。他們戲稱這裡為「諾亞方舟」。

1962年，樓適夷又派給文潔若一項任務：去「把錢稻孫那套本事學過來」。

錢稻孫和周作人的經歷很相似。抗戰爆發後，錢稻孫受國立清華大學委託，留京保管學校資產。北平淪陷後，他曾一度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當時日文譯者雖多，但是能勝任古典文學名著的譯者卻鳳毛麟角，因此出版社領導常說：要趁周作人和錢稻孫健在，請他們把最艱深的古典作品翻譯出來，並花高價買下，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可出版。

樓適夷親自帶著文潔若去錢稻孫家，說給他帶來個「女弟子」。出版社自1958年起，每月付給錢稻孫100元「預支稿費」（交稿後由稿費中扣除），那天商定，由於文潔若去學習，即月起調整為150元。

1962年至1965年，文潔若在錢稻孫指導下學習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學，每周學習三個上午。為了不耽誤他的時間，他譯什麼，她就學什麼，實際上起了幫他整理稿件的作用。她說，自己一生有不少老師，似乎沒有哪一位稱得上「恩師」，但錢稻孫確實是她的一位恩師。

1962年秋，文潔若曾請他和師母來家吃過一次火鍋。不久，老先生專程乘有軌電車來出版社找她，說好不容易買到一隻山雞（那時食品相當緊缺），非請她和蕭乾次日去吃午飯不可。

第二天他們準時赴約。蕭乾早年讀過錢稻孫用離騷體從義大利語翻譯的但丁《神曲》，十分欽佩，兩人相談甚歡。

蕭乾對文潔若感慨：「你要是能多抽出一些時間，幫他搶救出一些譯稿，該有多好！像他這樣的大學者，今後上哪兒找去啊！」

「文革」開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停發了周作人、錢稻孫等幾位譯者的預支稿費。1966年8月，78歲的錢稻孫被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不久去世。1967年，周作人也在凌辱中去世。

1966年8月，蕭乾也被關進「牛棚」。被逼無奈，三姐只得將蕭乾多年來的手稿、卡片、札記、書信等付之一炬。

8月27日晚9點，文潔若下班還沒走到家，就被一群人架著押往東四八條她母親住的那個院子罰站。她母親住的屋子黑咕隆咚，沒有聲音。那些人要她交待發報機藏在哪裡，說她在美國的大姐是特務，她們母女也都是特務。審訊持續到深夜，有人喊把「老特務」也揪來一起鬥。衝進屋才發現，老人已自縊身亡了。那些人打文潔若，一綹綹薅下她的頭髮，逼她在母親的遺體前大聲詛咒「死了活該」，直至天亮。她默默承受著，因為她是家裡的頂梁柱。

蕭乾也做出了與嶽母一樣的選擇。他就著半瓶白酒吞下大量安眠藥，幸被及時發現送醫救回。面對從死亡邊緣回來的蕭乾，文潔若只是俯下身子，在他耳邊輕輕用英文說了一句：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們要比他們活得長！）

文潔若問過蕭乾，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初蕭乾可以選擇留在劍橋，成為一個著作等身的劍橋教授；也可以選擇留在香港，繼續從事新聞業。蕭乾悽然說：「想那些幹什麼！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承受中國人的命運。」

1969年，蕭乾和文潔若及子女都被下放至湖北鹹寧五七幹校。

秦順新與文潔若一家同屬一個連隊。他記得，很少有人接近這家人。

蕭乾年屆六十，卻被當做壯勞力使用，說他是「大力士，能扛二百斤」。文潔若要他量力而行，被人匯報到連隊，她挨了批，依然我行我素。排長讓蕭乾挖河泥，她就替他挖；讓蕭乾值夜班，她就白天幹活，晚上替他值班。

1973年7月，文潔若被調回人民文學出版社。蕭乾也請假回京。他們原來的住房被佔，新住處是一間土坯房，狹窄擁擠。文潔若在辦公室將八把椅子拼在一起，睡了10年。

1979年，蕭乾平反。1983年春節後，他們搬進了位於復外大街的一套四室一廳的單元。這是他們婚後第10次搬家。生活終於安定下來，他們還首次有了一間書房，叫「後樂齋」。

合譯天書 《尤利西斯》

1990年，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約請英語翻譯界大家譯《尤利西斯》，約了一圈，均被謝絕。他又試圖勸說錢鍾書來譯此書，並說葉君健說全中國只有錢鍾書能譯。錢鍾書回信說：「《尤利西斯》是不能用通常所謂翻譯來譯的。假如我三四十歲，也許還可能（不很可能）不自量力，做些嘗試；現在八十衰翁，再來自尋煩惱討苦吃，那就仿佛別開生面的自殺了。」

李景端又找到了蕭乾。此前的1989年，蕭乾剛被國務院聘為新一任的中央文史館館長。80歲的蕭乾想謝絕，但63歲的文潔若很痛快地答應下來。

文潔若曾十年寒窗攻讀英文。1940年，她小學畢業進入由法國天主教聖心會創辦的聖心學校。她的四個姐姐先後在聖心學校讀過書，她趕上了末班車。後來，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外文系。從50年代起，她用業餘時間譯了幾百萬字的文學作品，但沒有一部名著，且多為日文翻譯。她始終記得，幼時在日本，父親曾在書店指著一套日譯本的《尤利西斯》對她說：「你看，日本人連那麼難懂的書都翻出來了，要是你用功搞翻譯，將來在書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多好！」

蕭乾與這本「天書」的緣分更深。1939年他剛到劍橋時就購買了這套兩卷本的書，在劍橋大學讀研究生時，他以英國心理小說為課題，又重點鑽研了這本書。1945年初，他還專程到瑞士蘇黎世去尋訪喬伊斯的墓，寫下憑弔的話：「這裡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雖然如此，但他對譯這本巨著卻猶豫再三。

文潔若先翻譯了一章，給蕭乾試閱，見底稿不錯，潤色起來不費事，蕭乾才同意。1990年9月20日籤訂的約稿合同上，寫的是「譯者文潔若，校訂者蕭乾」。直到1992年，蕭乾確信能保證譯文質量又不至於把他拖垮時，才終於在合同上作為合譯者而籤了名。

蕭乾在1991年7月寫的《一對老人，兩個車間》，記錄了這段翻譯生活。他說，他的同輩人多是兒孫滿堂，像他和文潔若這樣三個子女都遠走高飛的，寥寥無幾。但他們既無意誇耀這種冷清的晚年，也沒有絲毫怨氣，對眼下這種「車間生活」十分滿意。

在這個「車間」裡，他們流水線作業，文潔若當「小工」，擔任草譯和注釋，做到「信」；蕭乾當「大工」，加工潤色，力求「達」和「雅」。兩個人最喜歡用的詞是「team work」。

他們的門上貼著一張紙條：疾病纏身，仍想工作；談話請短，約稿請莫。兩個年齡加起來150歲的老人，像年輕人一樣煥發了熱情。兩人都覺得，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現在過的也就是平生最美好穩定的日子了。

蕭乾在書房兼會客室裡寫作，文潔若的書桌擠在臥室的大床邊。書架幾乎挨著天花板，她經常爬上爬下地翻閱參考書或字典。她放棄一切休息和娛樂，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一連幾個月不下樓。

蕭乾說，在這項工作中，妻子是「火車頭」。她的勤奮努力一直在改造著他，譯《尤利西斯》是這個改造過程的高峰。他最佩服的就是妻子那摘「定額」的辦法（文潔若說這是得益於父親從小的訓練），不論多麼艱巨的工作，都能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去完成。

文潔若最喜歡譯瘸腿美少女格蒂·麥克道維爾的部分，這使她想起曾經患17年腿疾的三姐。三姐一直未婚，與文潔若和蕭乾一同生活。

工作之餘，文潔若唯一的活動是幫著三姐料理一些家務。為三隻烏龜餵食換水本來是蕭乾的活兒，因為他又添了腰痛的毛病，文潔若把這活兒也接了過去。蕭乾說，別看烏龜是寵物當中最省事的，三天兩頭也鬧些花樣。一次，為了搶餌食，大烏龜把小烏龜的前爪咬得鮮血直流。文潔若把小烏龜隔離開，為它上了幾天紫藥水。

1994年，《尤利西斯》歷時四年三個月，終於翻譯出版。這是《尤利西斯》的第一部中文全譯本，成為文壇一大盛事。1995年，蕭乾和文潔若在上海籤名售書，創下了兩天籤售一千部的紀錄。

獨居歲月

1998年，畫家張斌經人介紹，第一次見到了自己崇拜的這兩位《尤利西斯》譯者。

那時蕭乾因心肌梗塞住在北京醫院。文潔若在病房中安置了一張辦公桌，一邊照顧他，一邊忙譯作。

張斌覺得，蕭乾與文潔若是互補性格，蕭乾幽默、機智，文潔若實在、樸素，但她出席活動一定衣著得體，頭髮一梳，稍著淡妝，文化大家的內在風範就顯現出來了。張斌送給了他們一幅畫，是兩朵雞冠花，因為蕭乾屬雞，文潔若算是嫁雞隨雞。兩人都很喜歡這幅畫。

1999年2月，蕭乾安然離世。進入半昏迷狀態前，他不斷地念叨著「回家，回家」。從他的遺物中，文潔若找到了一封留給她的簡訊，信中說：「謝謝你使我的靈魂自1954年就安頓下來。」

子女想接文潔若去美國，她說：「我哪裡走得開？你爸爸身後的事，10年也做不完。」

她獨居後，近鄰史佳成了她的「信使」之一。80年代初，史佳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資料室做圖書管理員，經常看到文潔若來查資料。一般人來借書都要史佳幫忙找，但文潔若對這些資料了如指掌，都是自己直接查找。很多人為了方便複印，會把一本書拆開，她從來不會，而且每次還書都會給書包上新書皮。

史佳有時會幫文潔若傳遞稿子。文潔若每次都在黃昏時分來，因為這時日光下已看不清稿子，而天空又還微微亮著，她覺得這點陽光很寶貴。

多年來文潔若一直自己做飯，極其簡單，只把食材統統倒進鍋內用食用油和鹽水煮，然後分成幾份吃兩天。她每周去飯館吃一次魚，打包回來再吃幾頓。

2000年後，她年事漸高，表外甥黃友文成了她的一位助手。黃友文覺得，文潔若為人簡單赤誠，很多人打著各種名義來家裡搜羅資料和手稿，她都任其拿走。她還曾被人以建蕭乾墓的名義騙走很多錢。

張斌說，文潔若向來不怕任何打擊，她說損失一點錢沒事，因為生命和健康最重要。「何況國家有補助，超過90歲的人每個月補助還多500塊，何必為幾十萬揪心。」

《尤利西斯》出版後不久，南京市新華書店邀請她和《呼嘯山莊》的譯者楊苡等來籤售，楊苡的女兒趙蘅第一次見到了文潔若。

趙蘅記得，與衣著樸素的母親不同，文潔若穿了一條裙子，搭配大紅色外套，還化了妝。

趙蘅說，雖然同為翻譯家，但母親楊苡與文潔若的性情完全不同。楊苡很會生活，興趣廣泛，童心未泯，而文潔若除了工作，再沒有其他物質和享受的欲望。她覺得，文潔若的很多做派和生活哲學都與眾不同，從不看別人的喜好行事，喜歡當眾表達自己真實的看法。雖歷經坎坷，她身上找不到困惑、憂愁、苦澀與掙扎的字眼，精神狀態總是像一個鬥士，全無感傷，簡單明了。

這些年趙蘅每次見到她，她總是信心滿滿地說，自己要趕上楊苡（楊苡已101歲了）。

她經常問趙蘅，出了幾本書了，讓她汗顏。

她沒有三個子女在國外的電話，從不主動聯繫他們，也不想讓他們常回國探望：「我還要忙自己的事呢，不要打擾我。」現在，她正應重慶出版社之邀翻譯太宰治的《惜別》。

她一直獨居，直到今年夏季摔了一跤，右手手腕骨裂，93歲的她才在親友的幫助下請了一位保姆。休息時她喜歡和保姆聊天，給她講與蕭乾的過去，講兒時的舊事。

小時候，她家住北京東北城的桃條胡同3號。胡同不長，總共也就住了十來家人。她家住的是個大四合院，前後共四進，還有一個西院。母親在五個院子裡都種滿了花，招來很多蜜蜂、蝴蝶和蜻蜓。文潔若原名文桐新，五姐妹的名字依次為桂、樹、棣、檀、桐。院子裡有祖父、父親和姐姐們三代人買下的幾屋子書，根本不用去圖書館，就可以徜徉在書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