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利昂·P.巴拉達特的《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第十版）（張慧芝、張露璐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4月）雖然只是一部普及性的政治學教材，但其全面與清晰的架構、歷史與現實交織的視界、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研究角度以及深入淺出的闡述方式使它具有重要的閱讀價值。尤其是對於中國當今的大學生乃至高中學生，我認為它很適合作為通識教育中的政治學課程的最佳教材；與它相比，我們現在的大學政治課教材實在是慘不忍睹。我在近幾年來的教學中發現，不少大學生甚至有個別高中學生對於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和迷惘可能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而一部特別適合他們在這個特定階段閱讀的通識教育性質的政治學讀本卻極為難找。該書作者從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及其起源與實踐入手，分梳和澄清了對應於各種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即書中的「政治態度光譜」），然後深入而具體地闡釋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民族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一直到女性主義、環境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起源、發展以及思想特徵等問題。作者在「前言」中說：「可能最為重要的是，我應該相信什麼，以及我的觀點是怎樣與我身處時代的政治聯繫在一起的？」這樣的問題也正是我的一些學生所提出的。作者認為，「如果想抓住我們時代的政治現實，那麼，清晰地理解當今世界上的意識形態是必不可少的。」
其實，何止是對當今大學生，即便是對於我們的許多文科教授，這種通識教育恐怕也是需要重新補課。我常想起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讀到英國學者馬裡歐特的《現代英國》（全三冊，商務，1973年），一篇幾千字的「前言」以歷史的角度為我切開了一條通往意識形態思考的幽暗小道——比如，它談到了民主政治的發育過程、官僚政治與官方表格的關係、政治制度輸出的弊端、科學與政治的相互作用等等。現在回想起來，儘管當時肯定未能完全讀懂，但卻是進入大學後最重要的思想收穫之一。在當時，思想啟蒙與政治覺醒的最堅實路途可能就是歷史學，因為歷史真相的「去蔽」功能可以戳穿意識形態的謊言。然而如果當時能讀到類似《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這樣的通識教育讀本，將會更全面地打下對各種政治價值觀念及其實踐的深入理解的基礎。
劉蘇裡作序推薦該書，認為全書的要害是談意識形態的起源與定義的第一章，他強調的是從作者對起源的闡釋中作進一步的補充和發揮：應該看到在建立憲政基礎上的成熟社會能達成最大公約數的意識形態，從而回歸到一種具有普遍價值的生活狀態。但是對於幫助學生理解當代的政治現實而言，第二章「政治態度光譜」恐怕有著更重要的基礎性意義。我認為其中的重要性首先並不在於作者所提供的這條「政治態度光譜」可以成為像化學試紙一樣準確有效的檢驗指南，而是相反，它在進行合理的分梳、適度的排列的同時更指出了相互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指出把人們歸類於任何單一範疇是很困難的，人們常常會在各種不同議題上橫跨政治光譜上的不同區間。這種大體區分與具體辨析的討論將極大地幫助學生思考人們的政治立場與特定政策選擇的聯繫，從而學會分析社會公共決策與背後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當然，對於中國學生而言，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眼中的左派與右派的概念如果照章挪用到中國政治現實中，則是大有謬誤之處。但是如果把這些概念作為審視西方政治傳統與中國政治傳統的區別的參照點，則有很好的效果。而在把學生培養為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合格公民的方面，第四章「民主理論的演進」、第五章「自由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及其超越」和第六章「自由民主政治的程序」無疑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毋庸諱言，今天的大學通識教育並沒有真正擔負起為公民社會輸送合格的青年建設者的責任，極端功利、狹隘、扭曲的政治課說教仍在敗壞政治學通識教育的聲譽。這三章分別從理論和實踐程序上為學生提供了當代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則與現實圖景，同時也提供了建設性與批評性的思維方式。在「意識形態」這個概念被有意無意地淡化的當代生活中，其實意識形態並沒有遠離我們而去。對當代生活之真相、趨向的認識，還是離不開要回到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起源與影響的理解之中。
由美國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學者加布裡埃爾·A.阿爾蒙德領銜編著、由十八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第八版的更新版（楊紅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是三十多年來比較政治學教材中的經典之作，目前這個2006年的更新版體現了該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面對這部沉甸甸的巨著，我在書堆裡艱難地翻出阿爾蒙德和西德尼·維巴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與民主》（馬殿君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扉頁上寫著「1989年5月15日」，書頁的摺痕與劃線使二十年前閱讀時的心情重新翻卷襲來。當時是第一次了解「公民文化」的內涵，在那些日子裡開始思考民主政治的偉大理想與政治文化的艱難建立之間的複雜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國內已有研究機構開始進行中國公民政治心理的調查工作，這正與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國民性批判、文化批判思潮相銜接。在該書的附錄中有《採訪程序表》和《個人政治生活史採訪》，在今天看來，這些文本仍然提示著我們遠未完成的工作。現在再來看這部《當代比較政治學：世界視野》，一幅更為博大、更加波瀾壯闊的世界政治文化圖景展現在眼下，其以「政治體系」為核心的比較政治學研究表現出理論框架的完整性和對實際運作過程的敏銳觀察。
在返回意識形態問題的路途上，另一個看似在遊蕩的幽靈不可以被忽視。在最近的一次課堂討論上，我讓學生從人性、勞動、信仰、審美、良知等幾個主題詞中選擇一個來談對人類文化的理解，出乎我意料的是選擇「信仰」來談的學生佔了大部分。這時讀到馬克·裡拉繼《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之後的又一著述《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與現代西方》（蕭易譯，新星出版社，2010年2月），我的確意識到我們以為「人類已經學會把宗教問題從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宗教狂熱已成為過去。我們錯了」（「緒論」）。我們錯在既難以為今天的學生提供多元的政治學教育，更以偏見遮蔽著通向政治神學的思維路徑，直到有一位同學在給我的新年賀卡中寫滿了神學話語才使我心頭為之一震。結合裡拉的書來思考，我想在毫無彌賽亞政治神學傳統的國度和現實生活中，鑲嵌在我們的學生頭腦中的可能只是宗教話語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