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母親

　　冰點特稿第1155期
回憶母親

左起：張明磊、陳殿元夫婦。本版圖片均由家屬提供

　　我的母親很喜歡自己的名字，經常對人說，「這是我老閨女給我起的」。

　　舊社會女性很多是無名的，姓張叫張氏，姓李叫李氏，結婚後把夫姓冠在前邊，譬如母親多年前就是叫「陳張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報戶口需要有個名字，我為母親的名字犯了愁，問她小名叫什麼，想在此基礎上發展一下。母親說：「你這個丫頭不懂事，哪有孩子要知道老人乳名的？」沒辦法，我冥思苦想，終於想出兩個字「明磊」，說明母親光明磊落的一生。戶口本上，母親有了一個堂堂正正的名字——張明磊。

　　我的母親和千萬個中國母親一樣，她的善良、正直、無私，鋼鐵般的意志、迎著困難奮鬥的精神，對子女的人生旅途有著重要影響。我常常和兒子們說母親的故事，他們嘖嘖稱讚。大兒子是學文學的，他說：「應該把姥姥的故事寫出來，她不是一般人，很有典型性。」

本文作者陳楓和哥哥陳俊生。

　　母親講這故事時，我心裡酸酸的

　　母親生於1887年，卒於1967年，經歷了4個時代：滿清王朝、中華民國、日本帝國主義刺刀下的偽滿洲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歲月。

　　說到「三反」「五反」還鬧過笑話。當年東北大區政府臨時抽調一批幹部，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我也被調去了。根據當時的反貪規定，貪汙人民幣(指舊幣)1000萬元以上的為「小老虎」，貪汙1億元以上的為「大老虎」，工作隊叫「打虎隊」。我在家書中說我參加了「打虎隊」。母親見信大驚，馬上讓三哥給我寫信，說要多加小心。她說：「哪來的那麼多老虎呢？都進了瀋陽城了，一個女孩子都參加了打老虎。」

　　姥爺是一位教書先生，常給孩子講《太平廣記》《笑林廣記》中的故事。後來母親又把這些故事講給我們。母親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母親不到3歲時，她親娘就去世了。不久，她有了後母。

　　母親稍大一點的時候，經常住在舅舅家。舅舅是吉林市有名的中醫，很重視子女的教育，請一位老先生教孩子們念書。母親非常羨慕，常常去聽先生講課。有時我想，如果母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

　　母親心靈手巧，頗得舅父的疼愛。舅父常常給她講一些醫學知識。每次舅父在家給人看病，母親都細心觀察，有時提些問題。我小時常聽母親講什麼「十八反」，即哪些中藥不能同時用，吃了要死人的。我們小時候偶爾生點小毛病，母親弄些中藥吃就好了。常見鄰居女人抱孩子找母親看病，母親把自己配的藥給他們吃，從未收過錢。母親認得許多中藥，能把一大包草藥叫出各種名字，還會用嘴嘗嘗，然後她會說：「是的，是這個藥。」

　　在家境比較困難的時候，她送我老哥(當地稱最小的哥哥為老哥)陳俊生(後來曾任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去私塾，開始讀些四書五經，後來念醫書，希望他像舅爺成為名醫。母親從未奢望她的兒子做什麼大官，常說：「官高有險，樹大招風，人吃五穀雜糧哪有不生病的，我只求老兒子能經常在我身邊，當個好中醫就行了。」

　　母親還在舅媽指導下學會了一手好針線。常見母親拿一把帶有白星星的木尺，在人身上比來比去，然後一件合體的衣服就裁好了。嫂子們以及鄰居們抱著一些布找母親裁衣，全憑她們說高矮、胖瘦，或者拿一件舊衣參考。母親繡花也是有名的，70多歲時仍能戴著老花鏡繡花。她自己的鞋都是繡花的。我雖然從母親那裡學會了繡花、裁衣，但簡直只學到了九牛一毛。儘管如此，在我有了3個孩子之後，經濟拮据年月，幾乎一家人衣服都是我做的，特別是中山裝也能自裁自縫。

　　母親13歲那年，由姥爺做主和小她4歲的我父親陳殿元訂了婚，這就決定了母親坎坷、苦難、顛沛流離的一生。有時我想，如果姥爺不過早地給母親訂婚，如果她的後母不癱瘓，母親的人生將是另一番天地。

　　給母親另一個打擊是她外祖父去世。雖然舅父母一如既往待她，她那寄人籬下的感覺更強烈。她說：「我真像《紅樓夢》裡的林黛玉，常常自嘆命苦。」

　　母親的後母腳踝生了一個瘡，久治無效，後來這條腿殘疾了，臥床不起。母親的兩個姐姐素來不喜歡這位愛挑剔的後母，而且不久先後出嫁了，侍候後母的活兒就落在母親的肩上。除了端屎尿，還要天天清洗爛腿。臥床的後母很講究，衣被要經常換洗，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難。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個碗，後母罵個不停，讓母親把碎碗擺在桌上，不準扔掉，意思很明白，是等姥爺回來看的。晚上姥爺看見碎碗說：「碎了還不扔了，擺在這幹什麼？」事後這位後母又罵了好幾天，說：「摔了東西不打不罵，哪有這樣慣孩子的？」

　　這位後母嫁到張家17年，癱瘓了11年，幾乎全是母親侍候的。臨終前她拉著母親的手說：「孩子，你心眼好，待我和親媽一樣，會有好報的。」

　　不久姥爺也去世了，母親和她唯一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嫂子賢惠，把她看成親妹妹一樣。可這個並不富裕的家庭沒有錢給妹妹準備嫁妝。那時新媳婦婚後三天要「亮箱」，實際是展覽嫁妝，很有講究，就是在這一天打開自己的箱櫃，把衣服、鞋子、繡花枕頭、首飾等向婆家親友展示，一是要看娘家的陪嫁，二是要看新媳婦的針線活兒。姑娘出嫁前幾年就準備嫁衣，其中最主要也最費時的是鞋子，不但為自己，還要給公婆、大小姑、丈夫做鞋子。如果「亮箱」得到喝彩，新媳婦有面子，在婆家地位就會提高，親友們也會刮目相看。

　　由於日夜操勞，母親出嫁時幾個箱子裝滿了各種應時的衣服、大小姑子的鞋，「亮箱」時得到稱讚，被人誇針線好、嫁妝多，給娘家增了光。

　　那時夏季農忙，地主會僱用短工鋤地、女工薅草。男人用長鋤頭，邊鋤邊走；女人的工具是一尺多長的小鋤頭，工錢也只有男人的一半，勞動時必須蹲著往前走，時間長了腿受不了，多數跪著往前爬。地主們願意用女工，既聽話又省錢，吃得也少，早來晚走，中午管一頓飯。用高工錢僱一個打頭的，她速度飛快，其他人必須跟上，跟不上就扣工錢。母親一天掙的錢能買兩雙鞋面，聚少成多，一個夏天能掙不少錢，除了做鞋還能做些嫁衣，又能常常接濟嫂子。母親在出嫁前若干年中就是這樣度過的，攢下了一些私房錢。據她回憶，那時一天下來腿疼得爬不上炕。

　　到了冬天更忙，晚上在昏暗的油燈下，一針一線納鞋底。晚上不能繡花，怕油燈給燻黑了。白天有時還要照看侄子。有一天母親在炕上做針線，抻線時碰著了正在午睡的哥哥，他翻身坐起來，掄起拳頭就打。母親氣急了，和他吵了半天，並說：「嫌我吃你的閒飯了，送我去做童養媳吧。」從此母親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淡漠了。

　　母親講這故事時，我心裡酸酸的——母親實際上是個孤兒。

張明磊72歲留影。

　　窮得連一塊補丁都沒有

　　成親時，母親剛過了19周歲生日，父親也剛滿15周歲。有一位遠房的姑奶奶來自城裡的大戶人家，來參加婚禮時帶著夥倌(廚師)和食品。她被母親的美貌震驚了，拉著母親的手說：「哎呀，你們怎麼找了這麼好看的媳婦，又有文化，有教養，這皮膚和白竹布一樣白呀。」母親確實很漂亮，1.7米多的個頭，瓜子臉，雙眼皮，大眼睛。她是吃松花江上遊水長大的姑娘，皮膚白嫩。

　　母親回憶：「和你爹成親後，沒過一天安定日子。」最初他們在吉林省九臺縣一個叫其塔木村河南屯的地方住下。不久又搬到舒蘭縣一個叫六道荒的地方。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住不下去了，又搬回其塔木村住了7年，7年搬了7次家。她曾痛苦地說：「那過的是什麼日子，最多時一個月搬4次家，窮得連一塊補衣服的補丁都沒有啊！」

　　日子雖然清貧，家庭倒也和睦。家內的事由祖母做主，大事由祖父掌舵。祖母37歲就做了婆婆，婆媳形同姐妹。母親很尊重年輕的婆婆，在我的記憶中，她每次說起祖母，話裡都浸透著懷念和敬意。祖母沒有文化但頗有教養，善良、聰明，從不發脾氣。祖母常對人說：我們家娶了個賢惠、能幹的兒媳婦。母親說：「沒見過那麼好脾氣的人。」

　　記得我結婚後告訴母親，婆婆是丈夫的後母，她嚴肅地說：「要善待你婆婆，哪個媳婦是婆婆生的？」她對門前來討要的人都儘量給予幫助，常說「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太陽不會總在一家紅」。

　　祖母43歲去世。祖父脾氣暴躁。祖母生第一個女孩時，祖父摔了一個泥盆，他想要個兒子。祖母生二姑時是個冬天，祖父把一個火盆摔了。在那冰天雪地北大荒，祖母自己起來做飯，還在灶王爺像前燒香請求原諒。她去世那天說脖子疼，叫母親扶她坐起，又叫母親給灶王爺燒香，就在母親懷裡咽了氣。當時那個地方人煙稀少，大多數家庭中，中年婦女慢慢死去，誰也說不清楚原因，人們給它起名叫「死老婆溝」。

　　我們家祖上是河南彰德府涉縣(現歸河北)人氏，不知祖上哪一代闖關東到了吉林。祖母去世後，全家北上逃荒。聽人說北大荒正在開發，就向北大荒遷移。祖父兄弟二人和我父親先去。這無疑是個探險活動。那時候不是交通不便，而是沒有交通，全是荒山野嶺，野獸出沒，狼嚎虎嘯，日出才能上路，日落就得找個車馬店住下。小唱本《水滸傳》裡「武松打虎」一節說：「三人五人不敢走，十個八個帶刀槍。」就是那樣。這段路他們走了一個多月，這時的祖父已50多歲，大祖父快60歲了。可見父輩們為求生存、求發展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北上後，父親和兩位祖父認識了一個叫王財的人。王財夫婦到得較早，在依山傍水地方蓋了三間草房，有了十多垧好地，父親為他家做長工。大祖父是粉匠，給一地主家開粉房，收入頗豐。祖父也給另一地主家做短工兼做些零工。經過一年多奮鬥，有些積蓄，父親就向王家告假回去接家屬。

　　父親離家一年多，家中妻兒音信皆無，他非常掛念，滿嘴起了大泡。有人說喝點醋就好了，可是父親捨不得二分錢的醋，就到一家店裡問：「你的醋酸嗎？」掌柜的生氣了，端起一勺醋說：「不酸你喝下去！」父親把一勺醋喝了下去，痛得在地上跳起老高，嗷嗷叫著，把掌柜的嚇了一跳。父親的口腔潰瘍奇蹟般好了。

　　家族的北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的一個哥哥和姐姐凍餓死在逃荒的路上。父親趁冬季農閒回家接妻兒。拉腳的(運輸)人和物均以重量定價。全部家當是兩隻木箱和一個水缸，加上母親和4個孩子，一共是530斤，僱了一個叫宋三荒的人，趕著一輛帶棚子的馬車上路了。走了一個多月，冰天雪地，車行很慢。母親暈車厲害，嘔吐不止，人也虛脫，每到住店上下車，都由父親來背。在路上，我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凍餓而死，分別只有4歲和2歲。母親昏迷中什麼都不清楚。後來父親痛苦地說：「那是把孩子埋在雪地裡了。」

　　那時路上經常碰到被凍死的人，人們把凍死的人叫「路倒」，有時一天踫到幾個「路倒」。母親清醒後不停呼喚兩個孩子，為此病了半年多才能下地。她到家前邊的南山腳下呼喊他們的名字，幻想兩個孩子會從山腳下跑過來。我記事後常坐在母親身邊聽她講哥姐慘死情景，和她一起傷心落淚。

　　王財夫妻後來染上賭癮，把房子和地都賣給了我家。一家人從此就在北大荒一個叫橫岱山前的農村落戶了。我們6個兄弟姐妹中有4個在此出生。在這依山傍水的半山區，我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母親常說：「這是一生中最安穩，不愁吃穿的幾年。」

　　母親的牙不好，很早就開始掉牙。舊社會鎮上沒有鑲牙的，而牙掉了若干年再鑲是很困難的。據她回憶，她小時候，一位遠房姑奶奶，她的孫子出世後不久兒媳婦死了。要想讓這個嬰兒活下來，當時只有一個辦法，做「奶布子」吃。做「奶布子」，就是把上好的小米煮到七八成熟，用乾淨的白布包著一口一口嚼，嚼爛了抖到碗裡，濾掉渣子，出來白白的米湯給孩子喝。一天要嚼一兩斤小米。姑奶奶是沒有幾顆牙的老太婆，這嚼半生不熟小米的任務落在母親身上。她嚼了3個多月，牙疼得最後吃飯都困難。一位老中醫說：「慢慢養著吧，沒法治，可能你會早掉牙的。」沒想到，這一善舉給母親晚年造成極大痛苦。

　　拾來麥穗換學費

　　母親教育孩子，會講今論古，讓人心服口服，從不打罵，哪怕我們做錯了事。我讀小學時有一年瘟疫流行，死人很多。鎮子東門外有一塊亂葬崗，窮人死後就扔到此處。同學們傳說因死人太多都無人埋了，遍地是死屍。我既好奇又膽大，想去看看。一天放學後就奔亂葬崗去了。一眼望去有一些橫七豎八的東西，有用蓆子卷著的，有用草捆著的。天漸漸黑下來，忽然感到害怕，看看曠野空無一人，加快腳步往回走，走著走著跑起來，慌不擇路，有時踩到那一捆捆的東西上，有時踩著硬的，有時踩上去軟乎乎的。

　　事後想那軟的可能是身子，那硬的可能是人頭吧。跑回家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父親暴跳如雷，說丫頭就不該念書，出了事怎麼辦。母親擔心地說：「嚇著了吧？」我說：「開始沒怕，後來才怕的，好像那些鬼來追我。」父親吼道：「哪來的什麼鬼？要有鬼怎麼不去抓日本鬼子，都是鬼子害死的。」雖然這麼說，他臉色溫和了，心裡一定想他的女兒多麼勇敢，他最不喜歡膽小的人。事後母親教育我說：「世道不好，一個女孩子碰上壞人怎麼辦？」她嘆口氣說：「唉！你呀膽子忒大了，哪像個女孩子？」此後便加強了對我的管教。

　　過去家境所限，其他哥哥未能念書，母親深感遺憾。條件好一些後，她把希望寄托在我和老哥身上。父親反對老哥上學，說家中失去一個勞動力，又說我一個女孩子要嫁人圍鍋臺轉，念書有何用？二哥也說：「丫頭念書帶到婆家去了。」

　　但母親堅持之下，總算和父親達成「君子協定」，我們可以去念書，農忙時老哥必須回來幹活。父親還說，家裡不出1分錢，由母親自行解決。學費這副沉重的擔子壓在了母親的肩上。每到秋收以後，家裡活兒忙完了，母親就拿起一條麻袋和一根麻繩，懷裡揣上一塊乾糧和一塊鹹菜上路了，到那些收割後的谷地、麥地裡，拾撿丟在地裡的谷穗和麥穗。天黑前，她像背著一座小山一樣回來。如果哪塊地裡還有沒運走的莊稼，母親就離開那塊地。她說：「瓜下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為避嫌，她寧可走得遠一點。

　　記得有一次，母親叫我第二天給她到某塊地送飯，因為那塊地裡的莊稼已拉完了。我提著瓦罐，裡邊裝著稀飯，上面蓋著一個碗，碗裡有一塊乾糧和一小塊鹹菜，再扣上一個大碗，這樣就涼得慢了。遠遠望去，在那一望無際剛剛收完莊稼的土地裡，母親孤零零地坐在那裡，身邊已經堆了一大堆麥穗。她高興地說：「我老姑娘給我送飯來了，今天可以喝上熱米湯了。」看著母親坐在壟上吃著乾糧、啃著鹹菜疙瘩、喝著米湯，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我要留下，她不準，要我回家複習功課。她說：「媽這輩子命苦，從小無父無母，不能再讓你們和我那樣了。」此時的母親不懂什麼婦女解放，但她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婦女經濟獨立的意義。

　　母親拾來的谷穗曬乾後，脫粒碾成小米，黃燦燦的，乾乾淨淨，沒有一粒沙子，到鎮上能賣個好價錢。這些錢她是一分也捨不得花的，留作我們兄妹的學費。她對書的崇拜達到迷信程度。我小時若是不小心腳踏到書上，她會嚴肅地讓我拿起來頂在頭上贖罪。形成習慣，我上大學後還經常把書頂一下，如果有誰的書包擋了路，我會繞過，絕不跨過。

　　多年以後，就在「四人幫」大喊「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貴族」的時代，我也沒有動搖讓兒子們讀書受教育的決心。「文革」中我為孩子念書問題遭到批判，說我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就用毛澤東的「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反駁他們。我常常和兒子們說：「你們若不能上大學讀書，我是死不瞑目的。」

　　1977年恢復高考，各報都發表了這一消息。一天晚上，在工廠當工人的大兒子一進門就興高採烈地說：「媽，你可以瞑目了。」給我說糊塗了。他說：「弟弟他們可以按部就班地考大學了。」我馬上說：「你呢？」他說：「我一個初中生，沒戲了，他倆正在讀高中，考大學是沒問題的。」我說：「你可以複習嘛。」這一年他沒報考，可當他一些同學考上大學後，他信了我的話，馬上找來高中課本孜孜不倦學習起來，1978年他和二弟同年考入大學。兩年中，我的三個兒子先後考入重點大學。

本文作者陳楓。

　　就是一塊補丁也要補得周正

　　母親熱愛生活，對生活充滿信心。不論多麼艱難，很少見她愁眉苦臉。她常說：「一分精神一分福。」她的髮髻從來都是在頭頂上梳得高高的，衣服雖然打著補丁，但洗得乾乾淨淨。就是一塊補丁，也要補得周正，針線要藏在補丁的下邊。

　　母親喜歡漿衣服，一為美觀，二為好洗。漿衣服是很麻煩的，要把衣服洗乾淨、擠淨水後放進衝好的粉子裡，然後抖出來曬，要在不太幹的時候疊好，用棒錘乒桌球乓地錘，最後把摺疊的稜角也錘平。進城後，棒錘和錘石沒了，她習慣仍未改，改用腳踩，踩得平平整整。我有次回家，洗了幾件衣服曬在院子裡，第二天早晨醒來見母親正在給我踩，此時她已是快70歲的人了。

　　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母親說：「你們在屋裡等著，我去給你們變些東西來吃。」說著神秘地笑笑。過了好一會兒，她像個雪人似的回來了，胳臂上挎著滿滿一籃子西紅柿。在冰天雪地的東北，能見到這麼多鮮紅的水果，真是天方夜譚了。不僅孩子們，哥嫂也驚呆了。

　　數九寒天吃上新鮮西紅柿，比那魚翅、燕窩好吃多了。母親破例拿出白糖，我們吃著拌白糖的西紅柿，又涼又甜，至今不忘。母親告訴我們，深秋時節自家種的西紅柿吃不完，有些快紅的、待紅的，凍了著實可惜。她想了一個辦法，把麥秸垛中心掏出一個洞來，把西紅柿裝進去，把洞口堵好，沒想到紅的保鮮了，綠的也都紅了。這真是母親的一大發明。

　　母親還人工孵過小雞。我上小學時，一年夏天，正是雞生蛋的季節，忽然鬧起雞瘟，傳得很快，幾天之間前院後村的雞統統死光了，全鎮各村沒有一隻雞了。雞對老百姓來說，是一項可觀的副業收入，婦女只有生孩子才能吃上幾個白水煮蛋，我記得小時候過生日才給煮個雞蛋。

　　一天吃飯時，母親說要孵些小雞，並說要到很遠的村子去買蛋。家裡人都覺得好笑，人怎麼能孵雞呢？父親說：「別聽她胡扯，想一出是一出的，沒聽說人能孵出雞來。」母親要做的事別人是動搖不了她的，第二天她早早提著小筐上路了，到天麻麻黑，回來了，興奮地說：「買到了21個雞蛋，那家院子裡雞很多，大公雞也漂亮，這蛋錯不了。」

　　母親開始孵小雞了。

　　首先在熱炕頭放上厚厚的棉墊子，把21隻蛋平擺在上面，再蓋上厚棉絮。母親每天像照看嬰兒那樣撫摸那些蛋，並學著母雞的樣子翻那些蛋，晚上也把手伸進棉絮裡不停地摸，太累了就打個瞌睡接著撫摸。過了三四天，她把蛋一個個在燈下照，辨別出「壞蛋」淘汰。再過些日子，她把所有的蛋放進溫水盆裡，哪個蛋沉到盆底，就說明這是死雞，要馬上淘汰。到21天時，蛋再放進溫水裡，這時的蛋不僅是搖搖晃晃的，而且裡面嘰嘰地叫著，要趕緊拿出來小心放進棉絮裡。有次母親讓我把蛋拿出來放進棉絮裡，我高興極了，覺得這是最大的獎賞。

　　過不久，17隻小雞全出世了。母親編了一個草窩，晚上它們擠在窩裡，白天母親走到哪兒它們就嘰嘰地跟到哪裡。母親到後院菜地，它們前前後後跟著；母親中午休息，它們就在窩裡擠在一起睡覺，等母親起來穿鞋往外走，它們呼呼啦啦跟在後邊。從前母親常領我們一群孩子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她總是張開雙臂做老母雞，這下她真成了「雞媽媽」了。

　　鄰居們先是不信，然後是嘖嘖稱奇。第二年這些雞長成大雞。院子裡有17隻雞是很壯觀的，因為別家沒有。

　　最後一面

　　可能是命運的安排，使我能和母親見上最後一面。1967年，我到東北出差，公事完成後，回鄉探母。已經3年未見到母親了。到鎮上時，剛好是10月1日國慶節上午。

　　我每次探親，先寫信告訴大概日期。信一到家，親戚朋友、左鄰右舍就全知道了，因為我在北京工作是母親引以為榮的。那時唯一的聯繫方式就是寫信，全鎮也沒有一部電話，後來有了電報，一般不用，那樣會把人嚇一跳。

　　這次來不及寫信。我想給他們一個突然襲擊，一個驚喜。快到家時，一個調皮的念頭閃現，我先不忙進去，繞到房後，踮起腳來從後窗往屋裡看去，看到母親在南炕上坐著，呆呆的神情黯然，髮髻照例梳在頭頂上，背稍稍有點駝。我忍不住大聲喊：「媽！」然後縮到窗下。過會兒我探頭看，她抬起頭東張西望一下，嘴裡說些什麼。啊，她聽見了。我踮起腳又大喊了一聲「媽」，她終於看見我了。我大喊：「媽！我回來了！」

　　母親雖然已80歲高齡，耳不聾眼不花。我往前門跑去，母親靈巧地下了炕，大聲說：「別跑，小心狗！」沒想到大黑狗搖頭擺尾，親熱地咬我的褲角。母親說：「三個孩子的媽了，還這麼頑皮。」

　　母親問長問短，還做了各色各樣的點心，叫我帶給孩子們。「文革」歲月，城裡機關、單位都分了派別，農民們照常過日子。母親憂心忡忡地問我：「有那麼多壞人嗎？」她十分擔心老哥情況，「你老哥大小在省裡也是個頭啊，能不得罪人嗎？」

　　說實話，「文革」開始我是比較「熱」的，對毛澤東崇拜是五體投地的，奉若神明。後來看到亂了套，也想到將來可怎麼辦。記得一個上小學五年級的侄女「串聯」來到北京，吃飯時我順口說：「這麼亂將來可怎麼收拾？」她馬上反駁我：「毛主席黨中央會知道怎麼收拾的。」嚇得我不敢往下說了。許多家庭悲劇就是他們的妻子、丈夫、子女檢舉他們在家裡說了什麼，成了「反革命」，最後家破人亡。母親的話使我震動、清醒許多。後來「文革」中許多活動，能不參加的就儘量不參加，使我免去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劫難。母親囑咐我：「凡事都要悠著點。」

　　這次回家，我照例給母親拆洗被褥，發現一件上衣已經是補丁摞補丁，本來的面貌看不見了，拿到手裡沉甸甸的，有幾斤重。我怕我走後她再穿，想撕成條條又怕她傷心，就勸她：「三嫂說打格布沒舊布了，怎麼做鞋？這件衣服能打不少格布，能做多少鞋啊。」母親同意了。事後我很後悔，為什麼不把它留下來，多麼珍貴的紀念品！她已是四世同堂了，她的兒子已是相當高級別的幹部了，她仍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本色。

　　母親的錢從未為自己用過，全存起來，到過年時早早準備出一份一份給孫輩們的壓歲錢。給錢她不用，我就想辦法買她需要的東西。記得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後，我第一個月工資近50元，從未掙過這麼多錢，興奮得不知該放何處。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錢，想的就是給母親買些東西。第二天就進店，給她買了一塊夠做長褲的黑色府綢，一塊夠做大褂的白色府綢。最後又買了她喜歡吃的國光蘋果和紅棗。拆了一條褲子縫起來，布料單獨包好，然後寄走。後來母親告訴我，鎮上郵遞員送到家裡來，一進門就說：「你閨女寄的什麼好東西，這一大包子還帶著香味。」

　　為什麼買蘋果呢？在日本鬼子侵佔的時代，把東北人喜歡吃的國光蘋果定為軍用，老百姓要吃就是「經濟犯」。一次母親病得不吃不喝，忽然說想吃蘋果，父親跑遍鎮上的店，偷偷買回兩個揣在懷裡拿回來。

　　母親從未戴過像樣的耳環，我小時常說，等長大了掙錢要給母親買一對金耳環。後來在北京一家店裡，我選了一副最重的金耳環，為如何寄給母親犯了愁。最後把耳環縫在一件舊毛衣袖管裡的袖根處，寄回老家，同時寄一信。母親非常高興，逢人便說：「我一輩子沒戴過金耳環，這是我老姑娘給我買的。」這副金耳環她一直戴著，直到隨她入土，我感到無比欣慰。

　　最後這次探母，我的經濟狀況到了「秦瓊賣馬」的地步。為了給孩子們補充營養，我把唯一的金戒指賣掉了。我清楚記得那金店收購員用鉗子咔吧一聲把它弄斷了，然後扔進鐵皮柜子裡，我的心也跟著咯噔一下刺痛了。那麼重的戒指換回20元人民幣！後來條件改善了，每到首飾店都看戒指，就沒有當年那個樣的。

　　從我有記憶起，母親從未有把我們摟在懷裡那種親熱表示，感情並不外露。我回家探親，她非常高興，但她說：「能住一個星期不錯了，回去吧，別誤了工作。」

　　以前走時都是高高興興的，這次不同了，眼望著80歲高齡的老母，我眼淚悄悄流下來。一種生離死別的感覺。告訴家人誰也不許送我。當我上了卡車，轉身往下看時，父親站在車下，我第一次居高臨下看父親，一個瘦削小老頭雪白的鬍鬚飄在胸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不失當年的英俊。我大聲說：「爹！你怎麼來了，不是說好了，誰也不送嗎？」父親笑說：「我上街有事，來看看你，你什麼時候還回來？」我眼睛又一次模糊了，其實他很愛我們，只是不善於表達而己。

　　回京後，我給母親做了短褲、襯衣，寄了回去。母親來信說很高興。兩個多月後，她就因一次感冒引發心臟病與世長辭了。

　　母親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靂。在那個特殊年代，我丈夫被審查扣發了工資，經濟上的拮据不說，那政治上的歧視令人窒息。3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令我心力交瘁。當時就到商場買了黑紗，我和兒子們都戴上，以寄託我的哀思。母親去世時我未能守候在她身邊，成為我終生憾事。幸虧母親去世前兩個多月，我們團聚了一周，否則我會難過至死。

　　多年來一直在想，一定要把母親的苦難、坎坷、奮鬥、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寫出來。這不僅是寫我的母親，是寫舊中國被壓迫的女性，她們是和命運抗爭，對子女奉獻一生而索取為零的母親。

　　陳楓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