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今報首席記者趙嬡(左)採訪崔琦先生
獲得諾貝爾獎後,崔琦曾接受過著名主持人楊瀾的專訪。「你12歲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讀書,結果會怎麼樣?」面對楊瀾的提問,崔琦流淚了,他給出了一個讓世界動容的回答:「如果我不出來,三年困難時期,我的父母就不會死。」
□東方今報記者 王秋欣
首席記者 趙媛/文 記者 沈翔/圖
崔琦先生雖然在美國功成名就,但他心裡永遠抹不去未曾盡孝於雙親的遺憾。他說他寧願在河南當一輩子農民,也不想與父母天各一方,永不能相聚。他的母親,是對他人生影響最大的人。如果沒有母親執意送他到香港求學,他不可能完成學業,更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東方今報記者靳暉珍藏的照片背後,有著怎樣動人的母子情深故事?東方今報獨家了解了崔琦母親王雙賢那些不為人知的往事。
母親系出名門,家族從開封遷到寶豐
1998年,崔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在記者招待會上,他曾含淚回憶起難忘的童年時光和母親對自己的深刻影響:「小時候在鄉下耕田、割草、放牛,能從中學畢業已算幸運,但是母親有遠見,自己不識字,卻堅持要我上學。」
「舅舅資助他上學,母親和舅舅是對崔琦姐弟影響最大的人。」當年靳暉採訪崔琦的表姐王筱蘭時,她這樣說。
崔琦的母親王雙賢是河南省寶豐縣肖旗鄉人。當時,王家擁有數百畝良田,舊居從大門樓到後院,有數畝地之廣。王雙賢是家裡唯一的女孩子,她凡事不喜與人爭,獨愛一個人靜靜地做事。
當年,王筱蘭還向靳暉透露:「王家是北宋以來世居開封的猶太人後裔,後來因為黃河水患,才來到了寶豐。」
本來,王雙賢有的是讀書習文的機會,然而,她的父親卻固守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不讓她跟著3個哥哥進私塾。王筱蘭說,王雙賢不識多少字,但這並不影響她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廣遠見識和博大胸懷。
雖不識字,母親卻堅持送崔琦香港求學
在王筱蘭看來,在與哥哥們的相處中,王雙賢深知教育對一個人成才的重要意義。
崔琦的舅舅王治軍1906年赴日留學,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舅舅王治安曾任寶豐縣教育會會長;舅舅王治寰曾任郟縣中學校長,還當過河南省教育廳督學。
王筱蘭回憶說,她曾聽過老家的一個傳說,當年寶豐鬧匪患,經常搶婚,很多大戶人家為了女眷免受騷擾,就會匆忙找個老實本分的農民,把女兒嫁給他。
崔琦的父親崔長生是個地道的農民,以種地養家。王雙賢在有了4個孩子之後,不管生活多艱難,都堅決要求他們跟著三舅讀書。
崔琦的3個姐姐崔穎、崔珂、崔璐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先後大學畢業的。
「這在當時是轟動方圓數百裡的特大新聞。」王筱蘭說,崔琦也正是在母親的要求下,才離開家鄉到香港求學的。
母親要求極嚴,為了「偷瓜」罰崔琦下跪
「崔家的家規嚴,在當地是出了名的。」王筱蘭說。
有一次,一位老太太聽說崔琦和村上幾個孩子偷她地裡的瓜,便在王雙賢跟前告了一狀。崔琦放學回家,母親叫住他:「驢娃兒(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東西啦?」
崔琦沒搭腔。母親說:「去吧,門樓底下牆角裡跪著!」
崔琦便放下書包,自己拿鍁弄了些爐渣放在門樓底下,跪在那兒一聲不吭。過了好長時間,王雙賢才嘆口氣喊他站起來。
崔琦低著頭來到母親跟前,母親問他以後還偷不偷人家的東西了,崔琦說:「娘,俺以後不和他們一路上學了。」
事後,王雙賢才知道崔琦根本沒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們碰到一起罷了。母親問崔琦為什麼不說明情況。崔琦說:當時娘正在氣頭上,說了也沒有用,再說我畢竟跟他們在一起,即使沒偷也說不清楚,就想乾脆認了算了。況且娘這樣要求我也不是壞事,偷人家的東西到哪兒說都醜,我不想讓娘為我擔心。
靳暉採訪時,當地很多老人回憶起崔琦的母親,仍會說:「驢娃兒他娘真是好人呀!別看說話慢聲細語的,可教孩子真有一套。」
去香港讀書,太想母親兩次寫信要回家
1949年前後,崔琦的幾個姐姐先後移民香港。正是1949年,崔琦高小畢業。由於當地沒有中學,三舅又全家移民澳門,所以,崔琦只好輟學在家。
兩年過去了,當地依然沒有成立中學,這可急壞了崔琦的母親。為了兒子的前途,1951年,王雙賢決定讓崔琦投靠香港的兩個姐姐以完成學業。
當年,崔琦的外甥王達人(崔穎兒子)曾撰文回憶,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崔琦趕做了一件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別,竟是永訣。
這年秋天,崔琦進入香港培正中學讀書,因為語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艱難等諸多原因,崔琦強烈思念在家鄉的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
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讀,靠全額獎學金完成中學學業,並於1958年到美國留學。
這時,他的父親崔長生已身患重病,臥床不起。作為唯一的兒子,崔琦本應回國為父盡孝,但母親卻對他隱瞞了這件事,直到1959年夏天父親因病去世,母親都沒對他透露一點消息。
母子一別再沒相見,母親茅草庵中辭世
隨後的9年間,母親不管自己受多大的罪,甚至在81歲高齡時住茅草庵,都沒有影響兒子的學業。
王筱蘭說,崔長生去世後,崔母無人可依,只得拖著老弱之軀,千裡迢迢去北京和他們一家一起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崔母又拖著殘軀回到家鄉,自己的兩間草房也塌了,只好住在生產隊的一間庵裡。「庵就是搭起來的窩棚,四面透風,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回憶至此,王筱蘭傷心不已。
一年後,崔穎為了照顧母親,辭去工作,陪著她在寶豐度過了最後的艱難歲月。
1967年,崔琦在芝加哥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一年後,母親王雙賢寂寞地離世,當時只有大女兒崔穎一人守在她身邊。
合葬完父母,崔穎返回北京,因積勞成疾,過分悲傷,不久也去世了。
鏡頭
他一遍遍摩挲著母親的照片
昨天上午,當崔琦看到母親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時,他久久站立,捧著母親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細端詳著照片,似乎要把母親的笑容銘刻進腦海中。當記者靳暉告訴崔琦,照片背後是他大姐崔穎留下的字跡。崔琦輕輕地說了聲「姐姐」,半天無話。
記者連續問了幾個問題,崔琦一直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地搖了搖手,然後細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裡。
(東方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