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麼不自由,讓五隻猴子告訴你
在小時的記憶裡,曾打過一些架,其中有幾次是向比我高大的人挑戰。按我的性格,本該不會發生,因為那樣意味著吃虧。事實也證明,大部分時候我都沒打贏,但我還是出手了。
好像西方有一個叫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家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雖然是哲學的角度談時空的流逝和改變,但放在人的心理上,卻恰恰相反。我居然蠢到不止一次挑戰強者。
後來,我反思那些事情,發現每次打架,絕大部分都因為迫不得已。我很奇怪,為什麼明知道揍不過人家,卻還要動手。
有人說這叫「衝動」,但人為什麼會衝動?
時光流逝,有一天,我和一位曾經動過手的「敵人」成了朋友,談起當初為何兩人會動手時,都深有感觸。
為什麼會動手?
經過仔細分析,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每次被迫動手,都緣於有其他人在場。即使他們沒有唆使,當時仍然覺得非這樣不可。
他和我都是哭笑不得。
難道,有一種力量在推動著我們去這樣做?這簡直太可怕了。我一下子感到毛骨悚然。
如果,沒有其他人在場,我們會不會動手呢?如果沒有其他人,我們的身體就會由我們自己決定嗎?
以前我認為會,現在?嘿嘿……
在武志紅《擁有一個你說了算的人生》的書裡,講了一個「 溼猴實驗 」 :
5隻猴子關在一個籠子裡,中間有個梯子,梯子上有一串香蕉。猴子很愛吃香蕉,但當有猴子嘗試爬梯子拿香蕉的時候,會觸發一個機關,所有的猴子會被潑冷水。這種事不斷重複,後來猴子們都老實了,不敢拿這串香蕉了。
接下來,放進一隻新猴子,換出一隻老猴子,這隻猴子自然想去拿香蕉,而這時其他老猴子們會衝上去對它一通臭揍。好了,這隻新猴子最終也不敢去碰香蕉了。
如此不斷重複,5隻原來的猴子都被換出去了,籠子裡的5隻新猴子都沒有被潑冷水的經驗,但它們都不敢去拿那個香蕉,因為它們都知道,要去拿香蕉的話會被暴打。但是,至於為什麼不敢拿那串香蕉,那個原因它們都不知道了。
最為奇怪的是,即使猴子逐漸被全部換完,新來的猴子也不敢去動那串香蕉。被淋冷水的猴子們都不存在了,其他猴子為何還會認同「不拿香蕉」的做法呢?它們怕的是什麼?
這可能牽涉到一個心理學名詞,叫「集體無意識」,由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發現。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的行為,都受到了集體無意識的左右。
清朝被推翻後,有一個很大的「運動」就是剪辮子,似乎剪掉辮子才算真的擺脫封建統治。但有一個人的話卻很有深意,他就是辜鴻銘。作家沈從文在聽過他的課後回憶:「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系了根藍色腰帶。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後拖了一根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要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
讀了這個故事,我有些省悟。其實,清朝初期的留辮子和清朝滅亡後的剪辮子都是同樣的道理。原來我之所以跟別人動手,恐怕是精神上的「辮子」的原因。別人罵了我的媽,我自然不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武力反抗。至於「罵人」和「打架」之間,究竟有無因果關係?這樣的因果關係是誰賦予的?這就不得而知了。
客觀地說:集體意識有時在無形中左右了我們的行為。它有積極的一面,也有不當的一面。每個人都有體會,我就不深入了哈。
舉幾個例子:2011年春季,日本東北部發生芮氏9級大地震。大地震引起的海嘯、核輻射等危機層層推進,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引起了恐慌。一條「吃碘鹽可以防輻射」的謠傳忽然傳遍大江南北,從而引起了大面積搶購市場碘鹽的行為。雖然很多人可能都認為,並不會真的鬧鹽荒,但看到身邊的人都在買,自己也就控制不住地買了。
今年疫情發生後,雙黃蓮一夜之間被買光。這些行為雖然可以歸結為從眾,但想過沒有:為什麼人會從眾?
當前,美國疫情日趨嚴重,有不少人覺得「活該」。試著問問:那難道不是生命嗎?你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幸災樂禍嗎?偏執和狹隘,從哪裡長出來的呢?
人啊,其實並不如想像中自由。我們,其實也是一隻猴子。
摘抄一:
被一個文化共同體所承認的心靈內容,就是集體意識;被一個文化共同體嚴重排斥的心靈內容,就是集體無意識。
每一個時代都會持有一種主流的觀點,這就是這個時代的集體意識,但不能代表這種觀點絕對正確。
但是,任何有創見的觀點的提出,都是有些冒險的,它必然會去冒犯自己所處的集體。
連結二:
馬丁·尼莫拉《我沒有說話》一詩被鐫刻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的新英格蘭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石碑上: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憨先生胡忠
2020年4月11日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