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來自民間的「奇人」一般都會成為八卦的興奮點，一方面因為民間學者往往缺乏嚴謹的學術訓練，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大眾對學術出處必須權威的要求，但上述兩者也許正好就會扼殺獨立思想和創造。所以本期金沙講壇的「奇人」楊槐說：「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我們必須敢於創新。」
嘉賓
楊槐，「地球巨量膨脹」發現者，「地球非對稱膨脹學說」建述人。1939年生於南京。四川地球起源演化研究所所長、四川地質學會會員，成都理工大學客座教授，其理論在美國《大自然探索》雜誌發表。1996年出席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登上這一有著地質學奧林匹克盛會之稱的講臺。《地問》和《大夢賦》兩部著作引起強烈反響，新作《21世紀備忘錄——「全球氣候變暖」的科學真相與人文反思》為媒體關注。
旁白
2010年11月8日
中國科學界有兩個叫楊槐的知名人物：一是「長江學者」、材料學博導楊槐；一是成都的民間學者，從事地球演化的高深研究。此楊槐非彼楊槐，他被一些媒體稱為「奇人」，使他真正「揚名立萬」的，卻是一樁與研究無關的圖書手稿拍賣事件。
1993年10月28日，在深圳舉行的中國首次優秀文稿公開競價拍賣會上，劉曉慶、魏明倫在交易場內成為焦點；而場外卻聚集了無法入門的七八百號人。一個叫楊槐的人，舉著一張紙片，上書「我有四部書，標價逾百萬，欲覓識寶者，用以設巨獎」遊走會場，成為眾目睽睽下的「狂人」。《深圳特區報》等多家媒體對楊槐跟蹤採訪後，紛紛刊髮長篇報導，這就是「三個四川人，轟動拍賣會」的典故來源。楊槐告訴我，自己得知文稿競拍的消息已經錯過了報名截止日期，只有在場外吆喝。那年他54歲，可謂知天命了，但他必須為這個「命」而拼命證「名」。
在這個怪傑、鬼才、高人、大師橫飛的世界上，人們對來自民間的「奇人」已由基本懷疑變得興味盎然，他們一般與UFO理論、永動機、水變油、包醫百病、靈魂顯形之類密切掛鈎，成為很八卦的興奮點。一方面反映了民間學者往往缺乏嚴謹的學術訓練，無知者無畏，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民眾對學術來源的曲解，似乎不是來自權威機構的研究，就不能叫學術——哪怕有錢學森這樣的泰鬥予以積極肯定。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些堵塞言路的觀點難道不會扼殺獨立思想和創造嗎？
既然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例外是什麼？「狂人」拿不出邏輯自洽的絕學，那就是妄人。「我本楚狂人」的楊槐，對此是一清二楚的。
對我談及這段往事，頭髮花白的楊槐顯得很平靜：「多年來，我逐漸習慣在人們懷疑的注視下生活。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此我們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敢於創新。」楊槐記憶力極好，邏輯嚴密，在我連續採訪的12個小時裡，他沒查閱任何資料，引述上百個數據以及有關地球演化的理論，而穿插其間的，是在漠然、誤解、敵視當中那些慧眼者對他的相識、相知之情。楊槐感慨地說：「如果說沒有中國科學院王莉貞、李曉南的舉薦，沒有錢老的批示，沒有老領導李銳、錢俊瑞、楊超、謝世傑、秦玉琴等人的大力支持，撥出專項資金出版我的《兩種地學觀——球面兩維運動與非球對稱三維運動之辯》和《 21世紀地學解》，以及大量像火一樣溫暖著我的朋友，我和我的學術恐怕就湮沒於根深蒂固的誤解中了。」
楊槐是一個現實版的堂吉訶德，他用七十年的生命進一步證明：那些「理論風車」不但要散架，而且本身就是陷你於不義的陷阱。
我想，問地問天問丹心，這就是楊槐的心結。
詩人變成了「學術瘋子」
記者（以下簡稱記）：請談談你在南京讀書、生活的情況。
楊槐（以下簡稱楊）：我父親開肉鋪為生，我11歲那年，父親因破產不能承受沉重債務而自殺，家境急轉直下。之前我讀了幾年私塾，後來進了新生小學，南京十中。初中畢業文憑是我的最高學歷。學校老師推薦我去報考美專，因家貧只能放棄，很早就飽嘗了世態炎涼。
1955年初中畢業後，我進入愛國化學家侯德榜創立的一家大型化工廠當學徒，半年便評為三級電工。我喜歡美術，還能唱男中音，很快出任宣傳委員、工會宣傳幹事。那個年代是詩的年代，我也寫了很多詩，得到沙白、憶明珠的賞識，後來被借調到江蘇《新華日報》和《江蘇文藝》雜誌社，分別擔任政治評論組副組長和文藝理論編輯。在此期間我讀書入魔，蘇俄文學、古典詩詞、科普小品、歷史傳記等，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買，工資絕大部分貢獻給了書店。有位老領導為我介紹女朋友，對方是南京的貴人，我不敢高攀，到了不惑之年還是單身。
記：一篇有關你的報告文學談到，直到八十年代你仍是三級工。幾十年裡你經歷坎坷。你相信宿命嗎？
楊：我不大通世故，但我不相信宿命。和其他許多被卷進「文革」的人浩劫過後都要受到審視一樣，我也被圈進了學習班。經請示，我以前收集的一些剪報被取來了。我不過是以此排遣時光調劑精神。那時接連發生邢臺、唐山大地震，我開始關注躁動的地球。1977年7月的一天，我偶然在鎮上新華書店裡，看見一些有關地球板塊構造的書。我買了很多回來，包括我根本看不懂的科學報告。囫圇吞棗，漸漸覺得魏格納的「大陸板塊漂移說」有問題。到10月份，我感到板塊學說解釋不通很多地理現象，這涉及漂移的「動力機制」問題：漂移力量從哪裡來？我想到過去就有的「膨脹說」。但全球各向同性膨脹的機制也不足以說明這一切。於是我想，如果是局部膨脹或許就能夠解釋。
我買了一本世界地圖冊，找來薄紙描圖，再把薄紙按地形撕開，七拼八湊，加拿大北部、北大西洋板塊在我手裡恢復著它們原來的面貌。奇蹟發生了！我將北冰洋拼合了。那麼地球其他水域是不是也可以拼合呢？1977年11月2日凌晨兩點，經過數月苦幹，我完成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拼合！我忘情地大喊：「地球膨脹了！」同寢室的夢中人以為地震了，驚慌起身，感覺無事後他覺得我瘋了。
我連夜寫「發現報告」，寫給誰？只能是單位了。我急於想讓自己的「發現」為國爭光。但是，領導正密切關注我這個「打著科學幌子」的傢伙。
我的三份報告泥牛入海。1978年3月，我從美國《科學新聞》上看到，美國兩位地質學家發現南美洲南端原是同南極洲南極半島相連的；澳大利亞原是同印度相連的；馬達加斯加島原是同非洲莫三比克相連的。呵，美國人追來了！這很像1985年的「長江漂流」。
我決定自己發表，為國家保住科學的「首發權」。4月3日上午，我寫了題為《我的科學發現》的學術大字報貼到了單位的大照壁上，陳述地球膨脹的六條結論。這還得了？數千人圍觀，工人們說：老楊瘋了。
單位的頭頭勒令我停職檢查，揚言批鬥。我到中國科學院去說理，連夜騎自行車狂奔八十裡到達南京，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夢斷紅樓猶說夢
記：到中科院後事情就解決了？
楊：遠非如此。我當時蓬頭垢面，皮鞋張著大口。中科院信訪處的同志為我的精神所感，地球物理所科研處處長李曉南聽了我半小時匯報後，認為有價值，要求我把結論寫下來供進一步審議。他安排了一場報告會，我用一個上午講述了地球膨脹的結論，並演示拼合地球陸塊令水域消失的「地球幾何學復原」。專家嘖嘖稱奇，會後對我的匯報作出四條鑑定，中科院黨組書記李昌批准了調用我的決定。
單位領導聞訊，立即把我「捉拿歸案」。我回到原單位，並未消沉，大量讀書，反覆完善研究。如果說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一副磨盤，那麼哲學的意義就在於更高的綜合。於是我在分析、綜合、再分析、再綜合中，體會到包容整體和全系統的「大綜合」。我將這種方法論貫徹到其他地學研究上，以綜合一切有關地、天觀察特性及前人研究成果並使理論模式與之徹底相容為根本方法和檢驗原則，並以從整體上辨認地球客觀運動規律為本質。
記：什麼原因使你到成都安家？
楊：南京是我的傷心地。46歲了，我孑然一身。我姐姐偶然對鄰居談起我，鄰居談起她在成都的妹妹，一拍即合，我連她的面都沒見就答應了。1985年我辭職來成都，租住在倪家橋。我屬於無工作、無收入、無戶口、無住房的「四無」人員。我在青年路擺地攤賣褲衩，四處銷售麻將牌，搞企業策劃……
因我參加了深圳文稿競拍，引起媒體關注，花城出版社出版我的50萬字自傳《混沌初開》，中央電視臺也播出了我的專訪。四川省幾位領導兩次特批專款，使我的兩部由三位中科院院士作序的地學著作相繼出版，並支持成立了四川地球起源演化研究所，同時還解決了我的成都戶口……
錢學森的批示
記：錢學森如何得知你的研究？王文華編著的《錢學森實錄》裡，有錢老有關你情況的兩次批示。
楊：總參通信工程學院的方守清大校富有正義感，一直支持我。他修書一封致錢老，錢老見信後十分重視，在詳細看完我的論文後指出：「楊槐的理論思維有相當深度。」並馬上交由科協書記處調查落實，遂於1990年京豐賓館舉行楊槐學術報告評審會。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在對我的學術論文評審報告中提出：「楊槐學術思想新穎活躍，視野廣闊獨特。理論模式自洽，且資料包容性大，論證有據，材料翔實，說服力強。這是一項在天體起源與演化問題方面頗有見地和價值的可喜研究成果。」
記：你為何不到國外去發展？
楊：與我同時代的人都知道，愛國主義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高命題。我有幾次定居國外的機會，均放棄了。我深愛這片土地。我的學術演講裡，核心恰是「愛我中華，科學報國，革除舊觀念，創造新文化」。正是靠這樣的信念，我才走到了今天，也促使我在今年推出《21世紀備忘錄——「全球氣候變暖」的科學真相與人文反思》一書。
在「低碳」的背後
記：利用氣候變化提倡「減排」、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無疑必要。但對這個問題不能不保持清醒。我注意到，國內已有著名專家提出氣候變暖問題極可能是一個陷阱。
楊：「全球氣候變暖」話題我在《地問》裡探討過。2009年12月18日晚，我從中央臺看到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專題報導，深為發達國家設置的「碳排放」標準憂慮。我是研究地球演化的，太熟悉地球的溫度變化了，比現在溫度高十幾度的時候很多。從今年開始，我對「氣候－環境問題恐慌」作了系列思考，決定寫一部書。
記：這部新書寫作、出版都很快，再沒出現地學著作問世那樣的艱難？
楊：海天出版社的領導在成都書博會期間一見此書就拍板了。我沒有固定收入，還是要買一些書送給讀者，以喚醒人們對溫室陷阱的警惕。
今年3月21日中央臺播出的《面對面》節目中，丁仲禮院士指出：到2050年前，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規定世界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為「不超過8000億噸」；27個發達國家總人口為11億，要切去44%的排放份額；總人口55億的其餘國家（含中國）只能排放剩下的56%。這意味著中國從2020年起，每年要花一萬億人民幣向發達國家購買排放權。丁院士反問：「這合理嗎？」這當然不合理！
可以說，世界上低碳經濟國家還是那些以自然經濟形式存在的最不發達國家。在人類歷史上，低碳發展的國家還沒有出現過。丁仲禮指出：「即使今後低碳技術獲得長足進步，發展中國家在建設基礎設施、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這讓我們看到，藏在「低碳」背後的是生存權、發展權……
2010年11月12日、13日，2010中華環保聯合會可持續發展年會在杭州召開，為策應墨西哥坎昆氣候變化大會，傳遞中國公眾的聲音，支持我國政府的主張，300家環保民間組織在年會上就氣候變化問題發出了民間的聲音。表演藝術家秦怡宣讀了15萬公眾籤名支持政府氣候變化立場的倡議書。
我的論點是從地球演化角度研究地球溫度，可隨意舉出的一個證據是：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支持發起《俄勒岡宣言》，宣言籤署者同意：「沒有讓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溫室氣體造成地球的災難式變暖。」這就是說，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只有通過降低能源使用總量、調整能源結構、控制人口增長等方式才能實現，因此它本質上是經濟社會如何發展的問題。
本報記者 蔣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