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化學家陳新滋：千金難買少年窮

田川：2019年夏天，《名人面對面》拍攝了一系列大科學家，他們是各自研究領域中最頂尖的人物，推動著社會的進步，創造著我們的未來。這一次，我們想讓他們走出實驗室，走進攝影棚，拍攝時尚大片，讓更多人看到他們在聚光燈下的魅力，打造我們心目中真正的大明星。

對話

陳新滋

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校長。催化劑、抗癌藥、環保材料，他的各項研究正改變著你我的生活。

16歲，他每天工作10小時

50年代初期，陳新滋出生在廣東的一個普通家庭。

1966年，16歲的他孤身一人從廣州去了香港。為了成為插班生，陳新滋白天在一間工廠做普工，每天工作10個小時，工作之餘，他用「最笨」的方法，背詞典，來攻克英文的難關。兩年過去，他在全港會考時考中狀元，獲得了出國留學的機會。時代巨變下，他從一個沒學可上的初中生，變成全港「狀元」，成為大科學家。

陳新滋：當時會考我考了第一名，現在想來也是有點不可思議。

田川：那您是怎麼克服困難的呢？

陳新滋：要很努力。就是靠努力，我其實不聰明的。

高中畢業照（第一級臺階最右為陳新滋）

陳新滋：考完會考，我成績蠻好的，也考上了中文大學，所以我當時的選擇蠻多的。但我希望可以擴寬自己的眼界，就選擇去日本留學了。去日本留學是辛苦的，因為我在內地出生，所以申請到籤證比別人要晚。別人9月已經正常開學了，我11月才拿到籤證。我到學校的時候，大家已經學完半個學期的課程了。上課教的是日文，我去的時候字母都還沒弄懂，所以一開始就很辛苦。但語言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否則你根本不可能在日本讀大學，我就千方百計的想辦法。有個理論說，你睡覺的時候，潛意識對環境是知道的，所以我就戴著耳機聽日文睡覺，半年以後，我夢裡跟人家聊天都是講的日文。

在日本的四年，慢慢跟上進度後，陳新滋又逐漸成為理學院最好的學生。

陳新滋：我們那個年代，就算是香港，老百姓還是困難的。最初，大學只有香港大學，後來加了中文大學，也只有5%的人能上大學，所以能夠到國外讀書的人，還是比較少的。我大部分到國外讀書的朋友，都在餐廳裡洗過碗，他們叫「洗大餅」。我也做過服務員，還犯過很多對當時來說是錯誤的事情。
田川：您還記得發生過什麼事嗎？
陳新滋：假如客人不多的時候，我就看書。這是不對的，因為你是服務員，就應該盯住每一個客人，看到他們有什麼問題就馬上幫忙解決。還有就是中文「書」和賭博「輸」同音，所以假如老闆喜歡賭博的話，他肯定不高興你這個傢伙老看書。老闆就會說不要看「book」了。

田川：他都不會講「書」。

陳新滋：對，所以如果你問我該不該看書，我覺得不該。但沒辦法，我沒有別的事情做，就看了。

陳新滋與妻子、兒子在美國聖路易斯

陳新滋：我認為，窮是很好的人生經驗。以前有人說過，「千金難買少年窮」。小時候窮是一件好事，你就會知道，物質生活是有一定價值的，你想去創造出這個價值，就會比別人更用功來做事情。像我們的小孩，他就沒有這個概念，但沒有這個概念是好還是不好，我也不能說。他們有他們的好，不需要擔心沒有錢，不需要去做服務員，有更多的時間去想他的問題，或去認識這個世界，那也是很好的。

從廣州到香港，香港到日本，日本到美國。巨大的時空轉換中，這個曾經面臨失學的孩子，逐漸認識著這個世界，也許是因為兒時的苦日子，陳新滋最在意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他想讓人們吃飽穿暖，過更好的物質生活。

陳新滋：我們做工作不是為了拿諾貝爾獎，我們應該考慮怎麼把事情做得更好，讓它以後可以變成生產力。為了拿獎而工作，我覺得那是一個痛苦的工作。研究做好了，可以幫到很多人，是很快樂的事情。

田川：您覺得科學家為什麼不能當明星，像偶像一樣被大家追逐？

陳新滋：我們的定位不一樣。明星是面對大眾工作，他們一開始的定位，就是需要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科學家都是在自己的環境裡工作，不需要被很多人認識。而且我認為，大多數科學家可能不會很想要出名，他們還是希望集中精神在實驗室，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研究做出來，然後跟更多人享受研究成果。

田川：您會更希望更多人知道您在做什麼事情嗎？

陳新滋：我覺得最重要是能夠出來結果，讓更多人都用上，那時自然也會有很多人知道你了。結果沒出來前，很多人認識你，沒有特別的用處。

不「真」？其它再好也沒用

2015年，陳新滋從香港浸會大學校長的職位上退休，他來到廣州，成為中山大學藥學院的教授，過上了廣州、香港兩地跑的生活。

陳新滋：我是一個不斷學習的人，只要我的腦筋還能動，嘴巴還能說，我就可以工作。我們不會退休的，一定會工作到最後一天。

步入70歲，陳新滋的生活依舊圍繞著「科研」和「教學」這兩個關鍵詞展開。

陳新滋：不同的團隊做不同的事，中山大學醫藥學院主要是做藥，除了藥，化工我們也做很多。比如跟空調製冷劑有關的氟化工我們都做，再比如不沾鍋。

田川：您特別講究實際的應用，這是您自己的一個要求嗎？

陳新滋：做科學的人都希望追尋真理。我們通常叫「真、善、美」。「真」，就是要證明這個理論它是對還是不對。「善」，研究做好以後有沒有用，會不會幫到別人。假如你做完只是自己高興，也可以，但如果你能幫到很多人的話，就更好，那是很善。我認為科學的「美」，就是很完美，做完以後會覺得整個工作都很完美，沒有漏掉什麼東西，那就達到我們最高的要求了。但三個都要追求不容易。科學求真是最重要的，不對的東西，就算你說它很美，到最後不是真的也沒用。

如果說在科研上，陳新滋早已功成名就，那在教育領域，他依舊是一個探索者。「創意」就是這場探索的關鍵詞。

就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未滿半年時，陳新滋公布了學校十年大計，他建立了創意研究院，提出將「創意」 貫穿浸大未來十年的發展。

田川：您覺得創意的能力有多重要？

陳新滋：創意你一定要做，有很多人只是空想。我很多朋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他想到就馬上去做，然後他就成功了。我一個拿了諾貝爾獎的朋友就是這樣，他想到一個問題後，馬上回實驗室做，三個月以後研究出來了，其他人覺得他很厲害就跟著做，結果就變成了我們現在重要的手性催化領域。

和美國同事在科羅拉多滑雪
（陳新滋左二，好友威廉·諾爾斯左四）

這個拿到諾貝爾獎的朋友，是美國化學家威廉·諾爾斯，他是陳新滋多年的同事，更是他的良師和摯友。

陳新滋：威廉·諾爾斯很聰明，我們一起去滑雪，我40歲，他七十幾歲。假如在比較平的斜坡滑，我們因為年輕肯定比他快，所以他就帶我們到最難的、一個個雪堆連著的地方滑。你不懂的話，就會在上面跳來跳去，我一看就嚇到了，不敢滑了。然後他就告訴我們，其實不難，慢慢沿著坑滑就可以。任何很難的問題，都跟滑雪一樣，你看上去覺得害怕，但假如掌握了技術，不要太快，慢慢走，那還是很安全的。每天都有困難，這條路走不通，就找另外一條路走，都不通就走第三條路，總有一條路可以走通的。我認為世界上每一個難題，都有它的解決方法，我們的化學工作也一樣。不要一開始就想，這個很難絕對做不了。把它拆成幾步，一步步走，也是可以走到成功那邊的。

編導：高舒晴

編輯：612、林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