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竟然頒給了《寄生蟲》！
作為奧斯卡92年歷史中第一部拿到這座小金人的非英語片，網上一時間炸開了鍋：《寄生蟲》到底厲害在哪裡？作為資深影迷，且聽小凡給大家好好說一說。
No.1 故事：絕望的貧富階級
奧斯卡獲獎電影一向都要有夠深度、夠現實的故事，而這恰好是《寄生蟲》所擁有的。與我們以往觀看的電影不同，《寄生蟲》不講戰爭，不講種族，不講歷史，而是講了韓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與階級矛盾。
劇情
主人公基宇一家都沒有工作，擠在狹窄的半地下室裡，整日渾渾噩噩。一天，基宇通過同學得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沒有考上正經大學的他偽造了學歷，順利進入樸社長家。而後經過一系列策劃，基宇將全家人都「安排」進樸社長家工作，一家人成了名副其實的「寄生蟲」。
隨著時間的推移，基宇一家發現樸社長家中原來還有與他們一樣的「寄生蟲」——前保姆的丈夫在地下室裡秘密生活了四年。基宇母親誤殺了前保姆，引發一場混戰，前保姆的丈夫、樸社長都接連被殺。
在這樣一個壓抑的故事中，人不以好壞區分，而以窮富區分。窮人自私且狡詐，富人冷漠且高傲，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成為一把刀，最終釀成了一場血色的悲劇。
手法
從小細節到大框架，奉俊昊將每個部分都詮釋得淋漓盡致。
電影將貧富差異的體現非常明顯，觀眾從衣著、住所就能簡單判斷出誰是窮人，誰是富人，甚至連味道都被導演賦予了意義：富人會嫌棄窮人身上「總坐地鐵的人身上會有的味道」。
除此以外，奉俊昊對空間的把握調度能力也非常高，在僅有半地下室和別墅兩個場景的條件下，奉俊昊卻將優先空間充分利用，同時達到了渲染氣氛、影射現實的目的。
內核
奉俊昊在採訪中說：「雖然生活在一個國家和城市，但富人和窮人可能都沒機會相遇。」
而基宇進入樸社長家工作，則讓「相遇」成為了可能。但對於有著高度貧富差距、階級差距的兩端來說，「相遇」或許並非好事，在差距無法縮小之前，這只會引來對雙方的負面衝擊。
地下室與別墅是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高度則由金錢決定。當窮人直面富人的生活時，不公平、怨恨、無能為力的情緒夾雜在一起，量變引起質變，最後只需一個小小的引子，就能讓他「衝動」地毀掉他得不到的一切。
《寄生蟲》的故事看起來有些異想天開，也有很多人說「邏輯不通」，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看完電影後會覺得它現實。因為「貧窮」這個詞離我們太近了。
之所以有人無法理解《寄生蟲》，我想是因為我們沒有像電影中的基宇一樣直面富人的生活。我們永遠在社交網站上看到富豪，對他們的認知僅僅在於那些千萬級別的薪酬數字。
當有一天我們生活在一起，直面他的跑車、名表、別墅給我們帶來的衝擊時，或許就會懂得基於一家人為何怨恨、為何絕望，也會懂得貧富與階級的差距如何難以跨域了。
No.2 共鳴：全世界底層人的聲音
《寄生蟲》講述的貧富差距與階級矛盾是一個全球性的話題，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無論發展如何，都同樣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而《寄生蟲》的故事講述沒有囿於韓國本土現實，直接以一種簡單粗暴的形式呈現了出來，基本上不會出現文化差異導致的觀影障礙。中國人可以看懂《江湖兒女》，日本人可以看懂《無人知曉》，但《寄生蟲》卻可以讓全世界都看懂，這是它能夠斬獲一向有些「排外」的奧斯卡四項大獎的原因之一。
其實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人生中的絕大部分煩惱都可以用錢來解決。很久以前有一句話非常流行：錢不能買來幸福。但你要知道，錢能買來令你幸福的東西。漂亮的衣服、寬敞的公寓、愛豆的雜誌……一切令你幸福的，都需要你付出金錢。就像《寄生蟲》中所說的：錢就是熨鬥，把一切都燙平了。
電影是文藝作品，天生有著引發共鳴、反映現實的使命，不管是科幻片、動作片、劇情片，一部好的電影永遠能在題材的大框架下戳中觀眾的某一個共鳴點，就連很多人嗤之以鼻的好萊塢爽片也是迎合了我們對英雄的嚮往與幻想，更不用說直接用「貧窮」來戳觀眾心口的《寄生蟲》了。
No.3 土壤：韓國電影的勝利
《寄生蟲》一部電影就拿下了「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影片」四項大獎，在後臺時奉俊昊還小小地「炫耀」了一下：So many, I'm so sorry~
四項大獎不僅對奉俊昊意義重大，也同樣是韓國電影歷史上亮眼的一筆。熟悉韓國電影的朋友應該知道，其實韓國產出過非常多的「致鬱系」現實主義電影，有原創劇本，也有根據真實事件改變的影片，《寄生蟲》並不是唯一一部。
2003年奉俊昊就曾導演過《殺人回憶》，取材於韓國33年未破的懸案「華城連環殺人案」，此外還有同樣改編自真實案件的《素媛》、《孩子們》、《7號房的禮物》等，甚至還有直接取材總統案件的《辯護人》。
韓國導演擅長挖掘現實來創作電影，而他們的電影也在同樣改變著社會。例如，改編於光州聾啞兒童性侵案件的《熔爐》在上映37天之後，韓國國會就以207票通過,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這部轟動全國的電影也被稱為「改變韓國國家的影片」。
一部文藝作品可以直接改變國家法律，這足以看出韓國影業的自由與強大。
這種電影在我們眼中看來是有相當大的尺度的，就算拍攝成功，恐怕也無法順利上映。而這也是韓國電影能夠茁壯成長的背景之一——政府支持。
《寄生蟲》獲獎後，韓國總統文在寅在SNS和推特上說：「今後政府將進一步為廣大電影人提供能夠盡情發揮想像力並放心大膽製作電影的環境。」
此話一出，廣大網友心中的酸味便倒出來了。說實話，本凡也酸得不行。誰不想自由地看電影呢？但在文化產業尚不成熟的中國，幾乎所有導演都要面臨「審查制度」這一問題。
與其他國家的「分級制度」不同的是，我們無法在國產電影開頭看到「18R」、「19R」這樣的字樣，因為一旦被認為是限制級或是有敏感因素，那就只有刪減、撤檔的結局。
審查這把刀不僅架在小導演的脖子上，就連我們熟知的名導也逃不過同樣的宿命。2014年姜文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我只拍了四部電影，但我受的煎熬可多了去了，《鬼子來了》到現在還沒通過，你不要戳我的傷口好嗎。這個是我最弱的方面，我沒有這個本事避開政治審查。」要知道，2014年距離《鬼子來了》在未通過審查的前提下獲坎城評審團大獎已有14年之久。
2019年，管虎的《八佰》、曾國祥的《少年的你》都遭遇了撤檔，背後也都有著審查不過關的猜測。此外，存在部分敏感性劇情的電影通常也會被要求刪減之後上映，比如《唐頓莊園》刪減掉了兩名男同性戀人的吻戲，雖然僅僅只有幾秒鐘，但也無法在中國的大熒幕上呈現。
韓國曾經的文化部長李滄東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開玩笑說過：「不希望中國電影取消審查制度，否則的話你們很快會超過韓國。」
是的，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從不缺少好的故事、好的編劇、好的導演與製作人，缺的是一條暢通的通道。沒有政策的支持，卻有制度的打壓、資本的壓制，中國影業註定要在夾縫中生存，好的影片也只能被剪得支離破碎甚至無法上映。
我們心裡都清楚，雖然我們「酸」《寄生蟲》、「酸」韓國電影的自由，但也希望著有朝一日中國也能拍出這樣的電影。或許有一天，我們的電影市場上也會重現百花齊放的絢爛景色，那時，我們才會真正擁有「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