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牽夢縈：
還一個多年的心願
蒲慕明是美籍華裔科學家，但他卻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這位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和現任所長，多年來一直兢兢業業、孜孜以求，對中國科學的發展，做了最真誠、最實質、也是最為具體的工作。
大陸出生，臺灣長大，美國留學，又回到中國來，這是蒲慕明的特殊經歷，他不管在什麼地方，始終對中華民族的狀況深深關切，而且如果能夠做一點事情就儘量去做，在兩岸三地用自己力量促進交流，加深彼此的理解。
「打從年輕時代起，我就有比較關心社會的傾向。我走到今天的這一步，也是自然而然的。」蒲慕明說。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還在襁褓之中，他便隨父母遠渡臺灣。
蒲慕明的父親蒲良梢先生，1938年畢業於上海交大，是機械系航空工程組的第一屆畢業生。那一屆的畢業生全部投筆從戎，加入抗戰成為空軍後勤人員。後來國民黨政府要造飛機，蒲良梢不久便被派往美國，學習螺旋槳發動機製造技術，他學成回國之後，成為南京發動機製造廠的第一批技術人員。
1949年，母親帶著蒲慕明和他的姐姐，從南京的下關乘船到武漢，然後到了廣州，再從廣州坐船到臺灣。當時被母親抱在懷中的蒲慕明還沒有記憶。但蒲慕明在後來知道，中國航空工業的先驅們大多都是父親的同學，而父親的畢生志願，就是想製造出一架中國自己的飛機。
蒲良梢先生60多歲時，任臺灣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終於造出了「經國號」飛機。蒲良梢先生退休之後，在其事業的最後10年裡再創輝煌，在逢甲大學創辦了臺灣最好的航空工程系。「父親的人生經歷對我的影響很大，他的一些好朋友都成為我的師長。」蒲慕明對本報記者回憶。
蒲慕明家中的牆上掛著一幅詩作：「忘卻離鄉今幾年，水隔青山天外天，舊時歡笑渾為夢，新來思緒總難眠。海外飛傳無限意，天涯相贈有詩篇，相知一世知何事，長留肝膽照人間。」這是蒲慕明的父親與其同學、曾任鐵道部總工程師的鄒孝標的唱和之作。父親作詩，由鄒孝標書寫，時空阻隔不了父輩歸根的心願。
1999年回到中國大陸, 年逾50歲的蒲慕明已經是世界知名科學家，他最重要的是還一個心願。
因為蒲慕明決定到上海工作的緣故，蒲慕明的父親也希望來上海常住，不幸的是，2000年的冬天老人家從浦東機場到市區路上遭到車禍，他所乘坐的計程車被一輛環保卡車衝撞，造成頭部、肺部、眼睛多處挫傷，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因為這次車禍，此後老人家一直伴有失眠、哮喘、失明、行動不便等，身體就此每況愈下。
蒲慕明父親遭受的車禍，其實是開卡車的那位肇事環保工人的全責。
但老人家在住院治療期間，當工人帶著一串香蕉去看望他，老人家自己反而過意不去。因為手頭沒有現金支付，老人家就向來探視的王燕借了50元錢，感嘆地對王燕說：這位工人給我送來了香蕉，冬天裡的香蕉很貴，他的妻子已經下崗，小孩還在上學，他的家很窮困、真是很不容易吶！等那位工人下次再來醫院看望，老人家當即就給了這位工人50元作為補償。後來，老人家又給了那位工人100元錢。
2007年12月5日，接到父親不幸在美國去世的噩秏，紅著兩眼的蒲慕明早上一走進辦公室，就對王燕哽咽地說：我的父親已過世了。王燕說：那您就趕緊回家料理喪事吧。蒲慕明卻說：不用了，即便是我現在就回去，也已經見不到他的最後一面，還是把我在上海的工作忙完再說吧！
一個小時之後，處理好當日電子郵件的蒲慕明從辦公室出來，又鄭重其事地對王燕說：父親逝世純屬我的私事，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更不要影響研究所的正常工作。
但是蒲慕明內心一直存有遺憾：當父親去世時，自己不能守候陪伴在身邊，給父親以些許的慰藉。蒲慕明只記得自己小時候，有一次父親送他去上學，而後在霞光中匆匆離去的背影。那正像是自己少時熟讀過的、朱自清先生寫他父親的《背影》。
立志報國：
一份延續至今的濃情厚愛
蒲慕明從小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他瞭然於胸。「我雖然學的是自然科學，但是我始終對文學歷史很有興趣。臺灣畢竟地方很小，大家一窩蜂都認為理工科好，學理工有前途，臺灣流行的理念是，出國一定要學理工。所以我在大學時學的是物理。但我對中國內地的關切是從小一直延續至今的。」蒲慕明說。
蒲慕明認為，上世紀70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是對在美國華裔留學生的一場教育。「教會了我們如何關心國家大事，學生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實驗室工作。這個『保釣』運動影響了很多學生，也影響了我的心態。」
「保釣」運動之後，許多臺灣學者放棄了自己原有的專業，加入聯合國等各種國際組織，從事社會公益事業活動。
1976年，蒲慕明在美國普渡大學完成了博士後研究之後，他申請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一個職位。「我想為世界的科學文化教育作點貢獻，但是很可惜，我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得到。」
蒲慕明申請的第二個職位，是回到他的母校——臺灣清華大學。蒲慕明給徐賢修校長寫了一封信，信中言辭懇切，希望回臺教書。徐賢修校長用毛筆回信說，「年輕人立志報國是好事，此事交由沈君山院長辦理。」儘管後來蒲慕明並沒有能夠如願以償回到臺灣任教，但徐賢修校長的毛筆字他至今仍然清晰在目。
也許是命中注定的蒲慕明學術之路，最終，他申請的第三個職位，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助理教授被錄用，從此開始了他真正的學術人生。
蒲慕明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是他在32年前在襁褓中離開故土之後的1981年。當時，北京醫學院和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交流項目，合作開辦了一個講習班，加州大學派遣蒲慕明赴中國講課。
蒲慕明對這次回國的情景依舊曆歷在目：「當時我住在北京醫學院的外國學生宿舍，到晚間肚子餓了，想出去找點東西吃，但街上的飯館基本上都已經關門，回來時連學校的大門都已經關閉，我只好爬門回宿舍。」這一年蒲慕明雖然才33歲，但已是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副教授，第一次回到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內地，北京留給他的印象是「到處的燈光都很暗」。
儘管如此，蒲慕明對這片古老的土地並沒有感到絲毫的陌生。他依然記得一次在長安街上的飯館吃刀削麵，與其同桌吃飯的一位老師傅問他：「老弟，你是從上海來吧？」老師傅不經意的一句話，蒲慕明竟永久性地記下了，「我聽了這話很高興。雖然我是從海外回來的，但這裡的人們還是把我當成自家人。」
畢竟，中美兩國關係的堅冰已經打破，畢竟，枯樹已經開始綻放綠芽。當時，全國三十幾個醫學院都派教師來北京醫學院學習，暑假一個月的時間，蒲慕明教授神經生理學與細胞生物學課程。每天的課程分上午兩個小時、下午兩個小時，上午授課，下午介紹在美國開展的科學研究。
「記得我在講課時，下面聽課的學生年紀都比我大，最大的都已經超過50歲了, 甚至有來自新疆醫學院的老師，大老遠趕來北京聽課。」蒲慕明回憶，「兩個班，每個班三四十人，每個學生尤其是那些高齡的學生，都在很認真地做筆記，他們雖然不太提問——當時還沒有形成這種風氣，但我依舊很感動。」
那是中國科學的春天，「大家重新撿起丟掉了十多年的東西，這種發奮努力的精神委實讓我欽佩，肅然起敬。」說到這裡，蒲慕明的目光依舊閃閃發亮。
「清華」情愫：
更是「親我中華」情結
蒲慕明的名字，曾幾度與「清華」二字相連。
蒲慕明1970年畢業於臺灣清華大學物理系，14年後，1984年北京的清華大學復建生物系，時任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衝破大洋的萬裡波濤阻隔，欣然受聘兼任該系的主任。
不知蒲慕明者，認為他此舉是因為母校的緣故，才有解不開的「清華」情結；知蒲慕明者，便曉得讓他真正魂牽夢縈的，是那終身的「親我中華」情結。
起初，蒲慕明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定名為「生物科學和技術系」，一直到最近，清華大學才將其改為了「生命科學院」。
蒲慕明不是「懷才不遇」，但在北京清華大學工作的那段時光，的確是榮光與艱辛的糾葛交織，夢想與現實的衝擊碰撞。當時的中國教育科學界，教育科研等經費捉襟見肘，沒有足夠的能力支持基礎研究；而對以基礎研究為本的蒲慕明來說，當時剛打開「改革開放」門戶的中國，也不具備他拳打腳踢施展才華的環境。
清華大學生物系儘管有著全國最為優秀的學生和教師，但經費支撐嚴重不足，僅有的一點經費幾乎全部用於教學工作。更有甚者，補助生物系老師們工資的獎金，還要從蒲慕明這位外籍系主任的機票補貼中發出。而最令蒲慕明先生感到無奈的是，世界銀行的貸款全部用於購買大型儀器，而會使用這些儀器的人員卻少之又少。
「當時國內的大型儀器設備雖然多，而我們卻沒有生物系最常用的電子顯微鏡，形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耗散。」蒲先生回憶：「我在清華大學之所以沒有繼續做下去，原因在於，一是我當時還很年輕，顯然力不從心，二是國內科研的大氣候還沒有形成，我也很無奈，無力更多地改變什麼，所以我兩年後只能選擇了離開。」
雖然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但選擇了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做，蒲慕明此時應有的結局可想而知。
但這時的離開並不意味著遁逃。在清華生物系復系10周年時，蒲慕明專門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來了他的一篇感言，謂之：「1984年我以兼職身份參與了清華生物系復系初期的籌劃工作，10年來看到了生物系步步茁壯成長，培育了許多優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為國內的生物科研和教育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我個人來說，與清華生物系的聯繫是我學術生涯中極為珍貴的一段經歷。」
清華大學生物系創建20周年時，當孫自榮老師邀請蒲慕明為此寫幾句話，最先映入蒲慕明眼帘的情景，是20年前在清華生物系草創初期，「南明兄提著他的黑皮包為復建生物系館奔走的情景，和在簡陋平房的小教室裡，與清華大學第一屆本科生一起上論文選讀課的生動場面。」
由此，蒲慕明還說：「2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蓬勃的發展、科研環境不斷的改善，清華生物系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國內已處於領先地位。但清華生物系作為國內一流學府清華大學的一個院系，還有更艱巨的路要走，使中國生物科學在國際上取得應有的地位。」
蒲慕明先生也曾為《自然》雜誌撰文，現身說其感悟：「基於過去20年在中國參與建立一些科研機構的經歷，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研究機構在國際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礙也許不是來自經濟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儘管命運多舛，最後在1986年蒲慕明不得不選擇了離開清華大學，但在該校生物系重建的最初兩年中，他還是為生物科學與技術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基於他從最初創建清華大學生物系，到後來到領導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工作，蒲慕明在2005年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殊榮，他這段彌足珍貴而又特殊難忘的人生經歷，無疑也是值得濃墨重彩抒寫的重要一筆。
科學書香：
創新氛圍濃鬱的閱覽室
2009年春節過後，由中科院武漢分院等研究院所發起，和武漢的高校舉行了一個聯合報告會，蒲慕明先生欣然應邀在會上作了演講，講「科學研究的ABC」，鼓勵學生多閱讀一些科學家的傳記，多了解科學探索和發現的過程。
報告會即興提問，許多學生請求蒲慕明先生推薦並開列出一個書單，蒲慕明當場就爽快地回答：只要誰對此有興趣，回去後我完全可以把書單和書評用電子郵件寄出。
蒲慕明留下了自己的電子郵箱。過後，他收到許多學生的電子郵件，也如約給學生們發送了開列的書單和收集的書評，其中有許多書評就是他親自為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學生而寫下的。
「我為武漢的學生們開列的12本書，其中的第一本，是《創世界的第八天》，講的是分子生物學革命的歷史故事，作者是一位美國的科學記者，名叫Judson，他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訪問了近100位的科學家，寫出了從1940至1960年代分子生物學革命性發展過程中，生物科學家的生動故事。」蒲慕明對本報記者說：「了解科學發現中所經歷的過程，對研究人員掌握方法論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如科學家要如何做實驗、在實驗出現問題時要如何尋找辦法克服。」
「『科學八股文』現在已成為寫論文的標準模式，並沒有真實反映科研工作的整個過程，需要花很多力氣才能找出來龍去脈。」蒲慕明談及要認真閱讀科學家傳記的初衷，甚至不無尖銳地說：「一些20世紀初期的科學論文不是這樣。作者會誠實地告訴人們，他為什麼做這個工作，原先可能希望得到其他結果，但是沒有發現他想要的結果，可是在偶然之中得到了現在的發現，整個來龍去脈都講得一清二楚。但為了簡化或者修飾，現在的論文把真實的來龍去脈都修改了。」
《創世界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是蒲慕明竭力向學生們推薦的第一本書。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他還只是美國加州大學的年輕教授，當時他就要求自己所有的學生都仔細讀這本書。「想了解重要創新工作的來龍去脈，就要讀科學史、科學家傳記，要讀科學家寫的東西。20世紀生物界最重要的就是分子生物學革命，這是怎樣發生的？是誰做的？他們為什麼能做出這樣的工作？」
蒲慕明常常說，了解分子生物學革命的歷史，甚至遠比上一門分子生物學課重要，比讀100篇最新的分子生物學論文重要。在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閱覽室裡，放了3本蒲慕明從美國帶回來的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他希望所有的學生有空都去讀讀，哪怕每天只讀幾頁也可以，讀多少是多少，總會有些許收益。大概是為了本報記者能在書香中潛移默化，更好地寫出科學新聞，蒲慕明先生還贈送了記者一本《創世界的第八天》。
蒲慕明喜歡讀，也常常介紹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傳記和科學家撰寫的通俗文章。早在臺灣清華大學讀書期間，他就曾在老師李怡嚴的鼓勵下，翻譯了G.Gamow的《湯普金夢遊記——近代物理探奇》，交由徐氏基金會出版。這本科普讀物，一直到30年後還在臺灣出版，版權頁標明的是「197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學士蒲慕明譯，1993年再版」，而且在臺灣許多書店的書架上都可以找到。
蒲慕明坦陳，過去在美國，凡是由他負責指導的研究生剛進到實驗室時，若是學生問他需要看一些什麼書、如何準備進入科學生涯，他首先不是指導學生看生物學方面的專業書籍，而是要他們看一些自然科學史方面的書籍，了解世界自然科學史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如推薦學生看有關盧瑞亞（S.Luria）的《吃角子老虎與破試管》，以及介紹沃森（J.Watson）的《雙螺旋——DNA結構發現者的告白》，介紹克裡克（F.Crick）的《狂熱的追求》等等有很好看頭的科學傳記，「在熟讀這些科學家傳記書籍之後，學生方可了解科學大問題是如何得以解決」。
蒲慕明認為諾貝爾獎得主Peter Medawar所寫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是一本很好的書。這本書有對年輕科學家的忠告，開卷有益，所以他在20年前自己動手還翻譯了其中一章，交與國內的一家出版社，建議完成翻譯後出版，但因種種原因終於擱淺。
「在我們的閱覽室裡，還有許多其它不同領域的類似的書，我希望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能抽出間隙的時間離開實驗室，暫時拋開手頭繁重的實驗工作，花點時間到閱覽室去讀那些書。」
從某種程度上或也可以說，神經科學研究所這個閱覽室的創建歷史，就是蒲慕明上任所長之後，將科學方法與思想不斷傳播、滲透的一個縮影。該閱覽室是一個自發組織的系統，主要由其使用者、在學研究生負責維護。在過去的近10年裡，許多研究生對閱覽室的管理做了很多工作。現在閱覽室由學生管理員負責，由學生志願者值周進行維護。有學生稱，該閱覽室是「一把通往未來的鑰匙」。
自2000年閱覽室建立以來，其中大部分的書籍，都是來自蒲慕明本人的慷慨捐贈。建立屬於神經科學研究所自己的閱覽室，其深層次的原因，自然也可以追溯到蒲慕明作為一名年輕學子，孜孜追求科學真理的時候。
「蒲先生認為，讀那些由大科學家寫成的書籍可以激發對科學的興趣，知道如何分辨科學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更加重要的是，讀一本好書，就相當於聽一場來自大科學家的報告。因此蒲先生向閱覽室捐贈了很多由一流科學家寫就的書籍，希望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學生能與他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閱覽室的一位學生志願者這樣寫到。而神經研究所的管理人員也給予閱覽室人力物力的支持，使閱覽室有一個舒適的閱讀環境。
同行吃驚：
「Really? You can do it?」
如今，海內外科學界廣泛認為，在中國科學院，蒲慕明領導的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是中國科學界一個令人矚目的典範。
蒲慕明面對本報記者採訪，回顧自己帶領研究所走過的10年曆程，和盤託出的問題之一是：我目前對神經科學研究所最大的擔憂，就是對學生的教育不夠紮實，如何教育他們踏實做事，不走所謂的「捷徑」，不急功近利，培養優秀的品格。我現在常常與學生交談的，就是嚴謹、誠信問題。
「在研究所初期的幾年裡，我們的人才招聘速度和進展都比較慢，主要精力用於紮實工作、出成果、出文章。我們作出一些成績之後，國外同行吃驚的成分大於讚賞的成分。其實我內心裡很明白，我們的工作沒有比他們做得好多少，但是他們就是不相信我們能作出這樣的成就。當然，他們也看到了中國的巨大潛力，看到了中國在未來科學發展之路上是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美國同行對我回國這10年的工作評價很高，也很羨慕我在中國開展的工作，最初往往還會吃驚地問我：『Really? You can do it?』因為我除了能做出他們能做的科研工作，我還能做他們不太可能做得了的事情——架設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探索並推行科研機構的改革——這實在是件很有意義、很值得竭盡全力去認真做的大事。」蒲慕明笑道，「我非常幸運能有機會將我的部分『才幹』，投入自己科研工作以外的工作。我在上海的工作機會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不是發生在上海，也可能發生在臺北或香港，這些地方都是我所熟悉的，我能更好發揮自己的潛力。」
蒲慕明鞭辟入裡地分析：現在美國的科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科學中心依然在美國，但他們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看到中國學生的優秀潛質，他們認為中國有很好的學生，能出很好的成果。但是他們並不認為，中國也有能力引領一個學科或者領域的發展。現在年輕的中國科學家還沒有達到這種層次。第二種觀點認為，將來世界科學發展的重心有可能轉移到亞洲，而中國又是亞洲的重心之一，所以，能與中國的科研機構早日合作，到中國的科研機構做事，實在是一件具備戰略眼光的事情。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沃森認為，將來的科學中心將會轉移到亞洲，沃森走過了亞洲的中、日等幾個國家後，最後決定在中國的蘇州建立亞洲冷泉港會議中心，因為中國是亞洲的中心。
蒲慕明對本報記者披露：不久前，沃森又提出建議，希望冷泉港實驗室與上海神經研究所建立姐妹關係，開展緊密科學合作。
面對神經研究所的崛起，蒲慕明的態度依舊謙虛而清醒。他對本報記者說，要想成為國際一流的科研所，必須具備3個條件：
「第一，要能在幾個神經科學的重要領域持續地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並能引起國際同行的注意。」蒲慕明認為，神經科學所已初步具備了第一個條件。
「第二，多數研究組組長在他的研究領域具有一定的國際聲譽。國際同行談起這個領域的工作時，都能想到他這個人。」蒲慕明特別強調，是否能夠由重要的國際會議邀請作報告是個重要的標誌。僅提交會議論文並不能算是有國際影響，關鍵是國際最重要的會議能邀請你去作大會報告，這才表明你工作的重要性。
蒲慕明也承認，第二個條件現在神經研究所暫時還不具備。「在我們的二十幾個研究組中，也就只有一、兩個組長曾被國際重要學術會議邀請作報告。如果我們有1/3的研究組長能常常被重要的國際會議邀請，才算是具備了第二個條件。」
「第三，也是最難的一個條件，就是研究所要能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出現作出具有開創性工作的人物。他的工作不但是領域裡做得最好的，而且還必須能開創出新的研究領域，或者有非常重大的突破性的發現。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師級的人物，我們若能培養出像這樣的領袖人物，就是真正成功了。」
飛人所長：
「我現在的工作是服務」
無論身在美國還是在中國，蒲慕明每周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基本上都沒有休假。10年來，蒲慕明平均每月來國內工作一周，人稱「飛人所長」。
即便是在美國的時間裡，蒲慕明同樣也牽掛著神經研究所。黨委書記王燕介紹說，蒲先生通常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差」，及時處理研究所事務和回復發給他的電子郵件，有時甚至工作到凌晨一兩點。
蒲慕明對工作殫精竭慮，身體狀況也就並非十分理想。2005年，王燕和神經研究所的幾位同事湊了8000元錢，購置了一臺跑步機，放在蒲慕明的辦公室裡，但幾個月過去，卻從來也不見蒲慕明使用。王燕著急了故意拿話激他：「蒲先生，您怎麼就這麼懶啊？跑步機都買了有這麼一些日子，我們怎麼也沒見到您運動一下啊！」蒲慕明的回答是：「樓下就是電生理實驗室，他們需要安靜。」
後來，蒲慕明希望把跑步機送給學生會。但他的一位學生卻對王燕說：「蒲先生的跑步機不能動，等我們的新大樓落成之後，一定要給他找個地方，專門放這臺跑步機。」
神經研究所的很多業餘活動，蒲慕明慷慨地掏自己腰包，而不用研究所的錢開銷。僅以2009年神經所組織，包括上海生命科學院其他研究所學生參加的科學夏令營為例，組織了十幾位學生去四川，蒲慕明用自己在美國領取的工資，支付了其中3萬元學生的機票錢, 王燕則是負擔了學生們的生活開銷。迄今為止的10年裡，儘管蒲慕明一身同時跨兩邊工作，領取的卻只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資，而在神經研究所的工作，他只是領取旅差費和生活補貼。
神經研究所的許多學生說，雖然我們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們卻不會過像蒲先生那樣的生活——在學生和大多數人看來，那的確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蒲慕明這樣一位科學大家，每天的飲食生活卻簡單到了極點。
只要是身在上海，幾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會從嶽陽路的一個小超市裡出現，很快就買回兩三個菜包子。
午飯要麼是食堂裡的盒飯，要麼依舊是菜包子。在蒲慕明辦公室的冰箱裡，總是會冷藏好幾個菜包子，餓了他就用微波爐熱一熱再吃。
蒲慕明的晚飯，一般是從6點半開始，最常見的「食譜」，是神經研究所附近快餐館裡的一碗麵條。一個小時後，他準時回來繼續上班。而如果他的太太剛好也在上海——這是一位在美國當生物學教授，但卻同樣在為神經研究所「做義工」的華裔——則會與蒲慕明相伴，出雙入對地吃這一頓「正餐」。
「他們夫妻倆堪稱是一對絕配，不僅對工作是同樣的認真和投入，甚至他們倆的性格也十分相似。」有一位充滿欽佩之情的知情者，這樣描述、評價蒲慕明和他的太太。
「也許今後我會全時回來工作，但我認為，即便我『全時』回國了，和現在的工作基本上也不會有太大差別。」蒲慕明對本報記者坦陳，「我還有許多國際科學界的事情要做。」
蒲慕明兼任很多國際科研單位的學術顧問，同時擔任著許多學術刊物編委的職務，「現在我為國際科學界的服務工作，要遠大於我自己實驗室的科研。」的確，對蒲慕明而言，自己的科研工作已經不是重心，雖然他的實驗室仍不斷有論文發表。他到國內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多。他最近每次回國的時間已達十餘天，日程表裡總都是排得滿滿當當。
3年前，蒲慕明在美國的學生（包括博士後）有20多人，現在只剩下5個人，「今年起我在美國已再沒有研究生了。在美國這是很小的一個組」。
「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服務。當然，這樣的服務對我個人而言，不可能帶來別的什麼『好處』，即便我做再多這樣的服務，也不可能幫助我自己獲得更大科學成果。」蒲慕明笑著說，「我只是希望真的能在中國創造一個環境，使許多中國神經科學的學者能在此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2009年11月27日，神經科學研究所迎來了10歲的生日，但並沒有舉行任何慶祝儀式。在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網站上，出現了不足300字的一段簡潔文字：我們的宗旨，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研究所的機制，提供一個有助於嚴謹科研工作，高效科研產出，良性科研合作的環境，實現以業績為準的激勵和資助評估系統，以及為研究生和博士後提供高質量的專業訓練。
這段簡潔的文字，顯然是出自蒲慕明的手筆。就像是他在為神經科學研究所、也為本人作的一幅素描自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