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們處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這個歷史機遇期，我想可以用「五個數字」來解讀。第一，是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個新時代」；第二，是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2個階段」；第三，是從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3個起來」；第四，是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相融合的「4個偉大」；第五，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5個文明」。這幾個「數字工程」，涵蓋了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是個空前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要運用系統思維、系統科學、系統方法來解決。
「系統思維」恰恰是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思想的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六大思維」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一個系統工程」、「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今年是改革開放的第40個年頭，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正如總書記指出的，如果各領域的改革不配套，各方面的改革措施相互牽扯、甚至相互牴觸，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難推進下去，即使勉強推進，效果也會打折扣。因此，總書記號召要形成改革合力，使各項改革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各個成效上相得益彰，發生化學反應，產生共振效果。縱觀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中國的發展面臨更多難啃的「硬骨頭」。
從國內看，我國外部壓力和風險挑戰急劇增多，特別是面臨著在戰略上無法繞過的「三大陷阱」。國際關係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使我們與「守成大國」之間爆發戰爭衝突的增大；經濟發展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對我們能否爬坡邁坎、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形成了考驗；政治文化上的「塔西佗陷阱」，使我們面臨公權力失去公信力的危機。從全球範圍看，不平等、不平衡、不可持續加劇。全球範圍階級對立、貧富分化、失業浪潮、生產過剩、生態災難、金融動蕩日益嚴重，並通過世界性的危機集中爆發出來。在一個國家內部，這些矛盾雖然難以根除，但可以通過國家調節在一定程度得到緩解；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於不存在類似主權國家的權威機構，緩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解決全球性危機更加困難。
我們之所以對這些重大的矛盾和弊端束手無策，根本上在於現代文明的邏輯本源——「還原論」出了問題。肇始於歐洲的文藝復興，催生了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文明。但這種文明，以「還原論」為思想為基礎，就是將複雜對象不斷分解為簡單對象，將全局問題不斷分解為局部問題去解決。從方法論角度來看，還原論方法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在物理、化學等諸多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不足與缺陷也日益凸顯。在科學技術上，表現為對每個局部的透徹認識無法換來對整體的清晰感知。用生物學家貝塔朗菲的話說，就是「對生物在分子層次上了解得越多，對生物整體反而認識得越模糊」。在經濟社會發展上，自由市場與勞動分工的思想，帶來了結構化、非人格化的組織形式，把個人變成了一種工具、變成了龐大生產機器的一個零部件。在國家和世界治理體系上，突出表現為利己主義、以鄰為壑、零和博弈。歷史發展到今天，「還原論」的「分」的思想已走到了盡頭，表現在改革中，就是常常顧此失彼、疲於應付，甚至適得其反。
3000多年前，誕生在中國的整體論思想，儘管已被全盤西化者批判和丟棄，但對於從哲學層面破解「還原論」的弊端，提供了另一種思考方式。從八卦與周易學說的提出，到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一直到秦朝建立，這段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最為繁榮的時期之一，也是中國古代系統工程思想非常豐富的一個時期。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陰陽五行；無論是中醫理論實踐，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閃耀著整體論思想之光。中國古代的整體論思想，就是把萬事、萬物看作一個整體，從整體上考慮最優效果。雖然沒有發展成為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對於破解「還原論」的弊端，具有哲學上的指導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錢學森就總結他在美國20年奠基、在中國航天近30年實踐、畢生近70年學術研究所形成的系統工程的撒手鐧，把西方的「還原論」和東方的「整體論」融合起來，形成了「系統論」的思想體系，為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開創「第二次文藝復興」指明了方向。這兩次文藝具有相同的邏輯，即：經濟社會的發展瓶頸，迫使人類產生思想文化的革命，進而引發新的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社會革命，直到再次遇到瓶頸，催生新的文藝復興。錢學森說，中國是「第二次文藝復興」的主戰場，以「系統論」的發展應用，使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實現跨越式提升，把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產業革命不斷向縱深推進，進而消滅「三大差別」，實現恩格斯100多年前所說的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現在來看，錢學森的一系列前瞻性的思考，正在由藍圖逐漸變為活生生的現實。
1991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授予中國科學家的最高榮譽，而錢學森是這一榮譽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者。在頒獎儀式上，錢學森動情地說：「剛才各位領導講錢學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萬萬人勞動的成果。我本人只是滄海一慄，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很少有人知道，錢學森在後來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兩彈一星』工程所依據的都是成熟理論，我只是把別人和我經過實踐證明可行的成熟技術拿過來用，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國家需要我就應該這樣做，系統工程與總體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錢老一生謙恭，從不自詡，但對系統工程、對總體設計部思想，他十分自豪的稱為「中國人的發明」、「前無古人的方法」、「是我們的命根子」。
正如外國人所評價的，「作為科學家，錢學森屬於20世紀；作為思想家，錢學森屬於21世紀」。在中國人「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錢學森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一定能為我們搶抓歷史機遇、引領時代之先的不竭動力。
60年前，中國航天事業的創建，讓這個國家的命運從此改寫。從「兩彈一星」壯舉，到「載人航天」偉業，中國人不斷把夢想寫在更高更遠的太空。這些在我們今天看來習以為常的事情，當初是何等的艱難，背後又是何等的勇毅！回顧一甲子的光輝歷程，回答「航天為什麼能」的歷史追問，答案清晰而深刻：事業成敗，關鍵在人，關鍵在於有了錢學森為代表的百年不遇的大師。錢學森以高瞻遠矚的戰略遠見、勇於開拓的非凡魄力、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在祖國和人類最需要的關鍵時刻，一次又一次發揮了別人無法替代的關鍵作用。這種精神，雖百折而不撓；這種力量，最持久而深沉。
（一）世界的錢學森：超前時代的創舉
錢學森以超前時代的探索，在人類科技史上，書寫了五大革命性的創舉。他在美國期間，就始終將個人的理想與祖國的命運結合，開展了大量站在時代前沿的科學實踐。他第一個促進了火箭噴氣推進技術在航空領域應用，為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作出了貢獻。1941年，他與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一道，成功研製了火箭助推重型轟炸機起飛的裝置，縮短了飛機的起飛距離，使重型轟炸機能夠在航空母艦上使用，大大提高了美國空軍的戰鬥力，也間接的加快了戰爭勝利的進程。他第一個提出了「火箭客機」的概念，為世界首個太空梭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1949年，錢學森作了題為《火箭作為高速運載工具的前景》報告，這一構想就是40年後美國太空梭的雛形。這在當時的美國取得了空前轟動的效應；他本人被《時代周刊》、《紐約時報》等廣泛報導，成為了全美皆知的明星。他第一個提出了「物理力學」並完成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這門全新科學，對於量子力學、應用力學、原子力學發展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促進作用。他第一個提出「工程控制論」，創造性的將控制論、運籌學、資訊理論結合起來，為系統工程的誕生奠定了基礎。1960年召開的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代表大會上，與會代表齊聲朗誦《工程控制論》序言中的名句，以表達對錢學森的敬意。
（二）中國的錢學森：超乎尋常的跨越
錢學森以超乎尋常的膽略，在祖國航天史上，推動了三大決定性的飛躍。20世紀50年代，錢學森歷盡艱辛，排除萬難，回到祖國懷抱，並作出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抉擇。在歸國路上，他滿懷深情的說：「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們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面對黨的囑託和人民的期盼，他毅然肩負起了中國航天的領導者、規劃者、實施者的多重使命。他推動了中國飛彈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關鍵飛躍，把飛彈核武器發展至少向前推進了20年，讓一個缺鈣的民族挺直了脊梁，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國地位。1960年至1964年，他指導設計了我國第一枚液體探空火箭發射，組織了我國第一枚近程地地飛彈發射試驗，組織了我國第一枚改進後中近程地地飛彈飛行試驗。1966年，他作為技術總負責，組織實施了我國第一次「兩彈結合」試驗。1980年到1984年，他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洲際飛彈第一次全程飛行、第一次潛艇水下發射飛彈，實現我國國防尖端技術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新突破。他推動了中國航天從飛彈武器時代進入宇航時代的關鍵飛躍，讓茫茫太空有了中國人的聲音。在1970年4月，他牽頭組織實施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任務，打開了中國人的宇航時代，開啟了中國人開發太空、利用太空的偉大徵程。他最早推動了中國載人航天的研究與探索，為後來的成功作了至關重要的理論準備和技術奠基。1970年，中央批准了714工程，錢學森作為工程的技術負責人，一手抓「曙光號」載人飛船的設計和運載火箭研製，一手抓宇宙醫學工程和航天員選拔培訓。儘管由於各種原因，「714」工程後來終止了，但是在他主導下保留的航天員訓練中心，為後來載人航天接續發展、快速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三）未來的錢學森：超越時空的哲思
錢學森以超越時空的哲思，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兩大開創性的貢獻。「作為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屬於20世紀；作為偉大的思想家，錢學森屬於21世紀。他開創了系統工程的中國學派，推動了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重大飛躍。他在長期指導航天和國防事業發展中，開創了一套既有中國特色，又有普遍科學意義的系統工程管理方法與技術。在此基礎上，他開啟了創建系統學的探索，從早年的《工程控制論》，到1978年《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一文發表，再到開放的複雜巨系統理論的提出，錢學森建立了系統科學的完備體系，以社會系統為應用研究的主要對象，取得了經世致用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有人評價，系統科學的發展，是一次科學革命，其重要性絕不亞於相對論或量子力學。他開創了「產業革命」的全新理論，指明了第二次文藝復興的光輝前景，並在深刻洞察五次產業革命的規律的基礎上，預言了第六次、第七次產業革命的大勢。他說，以「還原論」為主要方法的近代科學，推動了第一次文藝復興。人類要繼續生存發展，需要新的文明轉型，就是要用系統論的思想，開創「第二次文藝復興」。錢老數十年前的真知灼見，在新的時期，仍舊熠熠生輝，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錢老在美國20年奠基、在中國航天近28年實踐、晚年近30年學術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智庫撒手鐧」。
1945年，錢學森學作為美國國防部34人「科學諮詢團的重要成員，而且是唯一的非美國裔成員，執筆撰寫了《邁向新高度》報告13卷中的7卷以及大部分的技術附錄。這一報告勾畫了美國火箭、飛彈、飛機未來50年得發展藍圖，被譽為奠定美國在軍事領域絕對領先地位的基礎理論之作。時任美國陸軍航空兵司令的亨利•阿諾德專門致信錢學森，對其傑出貢獻給予充分肯定與讚揚。後來，曾準確預測抗美援朝、蘇聯解體的頂級智庫蘭德公司（RAND），即肇始於錢學森所在的國防部科學諮詢團。可以說，錢學森不僅是飛彈和太空梭的創始人之一，也是現代智庫創始人之一。錢學森智庫的獨到之處，可以概括為「看別人看不到」、「說別人不敢說」、「走別人沒走過」三句話。
（一）「看別人看不到」的戰略遠見
錢學森的系統工程思想，既包括「總體協調、系統優化」的最佳原則，也包括「一個總體部、兩條指揮線、科學技術委員會制」的管理模式。這使中國航天能夠利用很少的投入、很短的時間，將成千上萬的人有效組織起來，不斷突破規模龐大、系統複雜、技術密集、風險巨大的大科學工程。特別是在航天頂層戰略決策上，無論是《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還是八年四彈規劃，無不凝結著他高人一籌的智庫思想，打上了他鮮明的個人烙印。航天事業創建之初，面對先發展飛機還是先發展飛彈的戰略之爭，他沒有亦步亦趨地模仿發達國家，而是建議中央，走跨越式道路，優先發展代價小但威懾力量強的飛彈。在1989年，面對發展「太空梭」還是「宇宙飛船」的戰略之爭，儘管他早已不在一線領導崗位，別人就載人航天方案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寫下了「應將飛船方案也報中央」，這擲地有聲、字字千鈞的十個字，再一次為航天事業提供了最科學的方案。支持「飛船方案」，不是隨意為之，而是錢學森在總結歷史、把握國情、統籌遠近、權衡利弊的基礎上，作出的正確戰略判斷，是錢學森智庫思想扭轉乾坤、把握航向的光輝範例。
大家知道，空氣動力學是航空航天的理論基礎，起著舉足輕重的「先行官」作用。中國空氣動力學的發展，同樣與錢學森緊密相連。早在1957年，錢學森就以高瞻遠矚的戰略遠見，指示有關人員起草了中國第一份航天空氣動力學實驗基地建設規劃，其中包括16座各種類型和尺寸的風洞。在錢學森的關心下，中國最大規模的空氣動力試驗基地——「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西」在四川綿陽建成。然而，1985年10月，大裁軍開始了。在這個大形勢下，國防科工委的領導決定從綿陽的氣動中心開始，研究機構精簡甚至裁撤的可能性。理由無非兩條：一是不影響當前緊急任務，二是氣動中心耗電量過大，影響當地的國民經濟建設。由於存在很大爭議，中央經反覆討論仍沒有決定。在一次會議之後，鄧小平請錢學森留下，與他探討風洞建設問題。鄧小平問：有人提出，計算機發展到今天，氣動性能可以用計算機模擬的方法來求解，是不是就不需要風洞了？錢學森答：是有這種可能。但計算機的速度目前還達不到這個地步。即便是將來計算速度和軟體技術提高，風洞試驗還是需要的，要看看計算的模擬結果符不符合試驗的結果。鄧小平問：聽說由於氣動中心吹風需要大量電能，已經影響到西南地區的工業生產了？錢學森答：如果我們走美、蘇研製太空梭的高馬赫數、高雷諾數的路子，確實存在這個問題，可能影響到整個城市的用電；但我們不主張走美、蘇大型風洞的路子，而是發展激波風洞、走短脈衝的道路，以節約投資和電能；而且，風洞開機的時間僅佔很小的一部分，只要不做試驗，就可以不用電能，不影響當地的工業生產。錢學森的一席話，打消了中央疑慮，對氣動中心的「免死」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正是由於氣動中心的保留，使得中國氣動試驗沒有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使後來大型太空飛行器的研製具備了先進的試驗條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保障我國太空探索在國際上佔據了應有的位置。
（二）「說別人不敢說」的理論勇氣
周恩來總理在調研航天時對錢學森說：「學森同志，你們那套方法能否介紹到全國其他行業去，讓他們也學學。」他牢記周恩來的囑託，認為我國航天事業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系統工程的運作實體——總體設計部發揮了重要作用。航天型號的總體設計部，對於系統運行進行總體設計、總體部署、總體協調、總體集成，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調和各種矛盾，實現不滿意狀態到滿意狀態的綜合提升。錢學森總結航天型號總體設計部的經驗，將其推廣到經濟社會領域，提出了開放複雜巨系統理論，建立了系統科學的完備體系，提出建立國家總體設計部的設想。錢學森晚年以極大政治擔當與理論勇氣，多次建議中央，建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部」，甚至在他臨去世的前幾天還念念不忘，感嘆國家的總體設計部在20世紀未能實現，可能要到21世紀的某個時期才能實現了。這成了永遠的「錢學森之憾」。今天，系統工程思想得到黨和國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特別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建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設計部」的構想，已成為了現實。
（三）「做別人沒做過」的實踐膽識
中國航天十二研究院是錢學森系統工程思想的重要傳承者，是「錢學森智庫」的第一踐行者。1986年，錢學森在十二院的前身之一——原航天710所開辦了轟動國內外的「系統學討論班」，完善了系統工程的「中國學派」，推動了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前所未有的重大飛躍。錢學森為十二院打造了一整套智庫方法工具體系，鑄就了「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框架，運用「人機結合、人網結合、以人為主」的先進理念，形成了「專家體系、知識體系、機器體系」相互融合的錢學森智庫基礎設施。十二院及其前身始終高舉錢學森系統工程的大旗，在「三大體系」的基礎上，完善形成了「六大體系、兩個平臺」，即「思想庫體系、情報庫體系、專家庫體系、網絡和信息化體系、模型體系、決策支持體系」，以及機器平臺、指揮控制平臺。這套體系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無論是「載人航天飛船方案」的提出，還是「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發展規劃」的研究論證；無論是《中國的航天白皮書》，還是多個航天發展五年規劃，十二院及其前身都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特別是在宏觀經濟和人口問題方面，十二院為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學、管用的支持，並因此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十二院前身單位——中國航天工程諮詢中心成立時，錢老專門發來賀信：「上世紀80—90年代，我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的710所聯繫比較多，指導這個所在進一步發展航天系統工程，將系統工程的科學原理和方法推廣應用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曾取得重要成果。」2016年4月24日，即全國首個航天日，經中央批准、中央編辦發文，在原航天707所、710所等五家正局級單位的基礎上，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二研究院正式重組成立，肩負著「建設錢學森智庫；支撐航天、服務國家；成為軍民融合產業發展的抓總單位」三大使命。首要的使命，就是建設錢學森智庫。十二院成立以來，致力於把「錢學森智庫」推廣至黨和政府決策的方方面面，面向各地政府打造了「錢學森綜合集成研討廳」實體，錢學森生前未能實現的「總體設計部」夙願，正在逐步變為現實。由錢學森開創、十二院發展形成的錢學森智庫「六大體系、兩個平臺」，是十二院建設「智庫的智庫」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們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底氣所在。
錢學森晚年，曾回憶他一生當中的刻骨銘心的三次激動。他說：「我第一次激動是1955年，我終於被允許回國了，當我帶妻子蔣英和孩子去向我的恩師馮•卡門辭行時，手裡拿著一本在美國剛出版的《工程控制論》，希望恩師給予指點和教誨。他翻了翻書很感慨地對我說，你現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了。我聽他說這話，激動極了。能在學術上超過這樣一個世界著名的大權威，為中國人爭了口氣，證明我們中國人一點不比外國人笨，我真是太意想不到了，太激動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激動。1959年11月12日，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我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這是第二次激動！今年，我看到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序裡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優秀代表，我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並且與勞動人民中的優秀分子連在一起了。」
在我看來，錢學森自決定歸國的那一刻起，就已把作為一個合格黨員作為他堅定不移的信仰和信念。這使他迸發出堅強的意志力，無論面對何種困難、何種壓力，都能夠咬定目標、咬緊牙關，排除萬難去贏得勝利。
（一）堅定「信仰、信念、信心」
錢學森的堅定信仰，體現在面對強權迫害忠貞不屈、面臨人生絕境從容淡定。20世紀50年代中期，錢學森在美國工作期間，參與了大量美軍的秘密計劃，並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來，「麥卡錫」主義盛行，掀起了清除共產黨和左翼人士的運動。錢學森僅僅因為十幾年前有一位同事是共產黨員，就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盤查，他所在的加州理工學院也收到了禁止他參與任何軍方機密計劃的公函。面對無端懷疑、無禮歧視，錢學森給予了針鋒相對的辯駁，也堅決拒絕揭發無辜的同事，並憤然決定從此不再為美國工作，回到自己的祖國。時任美國海軍部副部長的金貝爾認為錢學森是全美國最優秀的火箭專家之一，在得悉錢學森回國的心志後，立即打電話告知美國司法部：「決不能放走錢，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寧可把這傢伙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因為無論在哪裡，他都抵得上五個師。」美國海關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非法扣留了錢學森託運回國的全部行李。非法軟禁、毫無人道的折磨和迫害接踵而至，令錢學森在短短的14天內體重減輕了13.5公斤，甚至短暫性失語，無法說話。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一次又一次的聽證會，他學森從未屈服。在被軟禁期間，錢學森以驚人的毅力和超然的心態，把全部精力放到物理力學、工程控制論兩個艱深領域的研究中，創下了連續四個月每月完成一篇論文的記錄，取得了這一領域具有開創性作用的成就。負責審訊他的檢察官審問他：「你認為應該為誰效忠？」錢學森答：「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美國人的迫害和拘禁都沒能動搖錢學森回國的意志，最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只好同意放行。在被迫害的五年期間，他從來沒有為了所謂的「自由」放棄做人的尊嚴，從來沒有丟動搖「鐵了心回國」的決心，展現了不畏強權、敢於鬥爭的錚錚鐵骨。
（二）錘鍊「眼力、魄力、定力」
錢學森以高人一籌、先人一步的獨到眼力，做中國航天不斷勝利的「主心骨」。回顧中國航天的重大決策，從《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到八年四彈規劃，無不凝結著他高人一籌的智慧，打上了他鮮明的個人烙印。即便到了1989年，他已退出一線領導崗位，國家仍然就載人航天方案徵求他的意見。當時，多數專家認為「太空梭方案」優於「飛船方案」，理由是載人飛船在技術上已經落後，而飛船方案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錢學森雖然已很少介入國家工作，但他寫下了「應將飛船方案也報中央」這擲地有聲的十個字。錢學森認為，從國家承受能力、安全係數、實現時間、政治影響等多方面權衡考慮，飛船方案是最穩妥，也能夠取得最大效益的方案，即「用簡單的辦法走一段路，保持發言權」。錢學森的意見，使得關於「太空梭」和「飛船」的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終於有了定論。他再一次為航天事業提供了最科學的方案，起到了扭轉乾坤、把控航向的作用。錢學森慧眼識才、善用英才，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為航天事業發展培養了一支宏大的人才隊伍，特別善於從年輕一代中發現棟梁之材。在1964年「東風-2A」飛彈即將發射的時候，當時的一個年輕人提出了與大多數專家截然相反的技術方案，但遭到眾人的反對。唯有錢學森在仔細傾聽和思考他的意見後，指示「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對，就按他的辦！」「東風-2A號」因此而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標。這個人就是後來在錢學森的推薦下，擔當載人航天工程重任的王永志。錢學森已將他早年的報國之志、壯年的實踐之道、畢生的理論之光，融入到中國航天發展的血脈，是當之無愧的「主心骨」。
錢學森以勇於擔當、敢於擔責的強大魄力，做中國航天不斷勝利的「頂梁柱」。中國航天創業之艱難，在新中國建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人類科技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面對缺錢、缺人、缺技術的困境，甚至在沒有第二個人搞過飛彈的條件下，他從零開始，從培養基礎人才開始，受命組建了中科院力學所、清華大學力學班，創辦中國科技大學，擔任國防部五院首任院長，始終肩負著常人難以承擔、不敢承擔的使命，堅定信心、義無反顧地幹下去。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著眼載人航天的長遠需要，毅然反對撤銷航天507所，並極為罕見的拍了桌子，旗幟鮮明地表態：507所不能撤！29基地也不能撤！正是因為他超乎常人的魄力和擔當，才為載人航天的接續發展保留了不滅的火種。
錢學森以不畏艱險、不怕失敗的從容定力，做中國航天不斷勝利的「壓艙石」。「東風二號」飛彈是中國航天隊伍自主研製的「頭生子」。1962年，「東風二號」首次發射，但結果卻是中國飛彈發射的第一次失敗。在巨大的壓力下，錢學森毫不氣餒、沉著冷靜，帶頭查找問題、總結教訓，不僅找到了正確的技術途徑，在千錘百鍊之後，終於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通過總結「東風二號」的失敗教訓，初步建立了一套科學有效的航天系統工程管理體系，包括沿用至今的一個總體部、兩條指揮線、科學技術委員制等。在錢學森的帶領下，航天堅忍不拔、堅持不懈的定力，造就了中國航天騰飛的歷史性拐點。
（三）保持「平和、平靜、平淡」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邊雲捲雲舒。」這是一種至高境界，需要沉澱和修煉。對人平和、對名平靜、對利平淡，始終保持著平和之狀、平靜之態和平淡之心。對身外之物「看得透、想得通、放得下、忘得了」，是錢學森對待名利一以貫之的基本態度。
錢學森始終保持平和之心，不戀位置。1957年，錢學森被任命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但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決飛彈研製中的重大技術問題，錢學森主動提出辭職；3年後，周恩來總理又代表國務院任命錢學森為該研究院副院長。從此錢學森只任副職，由國防部五院副院長到七機部副部長，再到國防科委副主任等，他專注於研究我國國防科技發展的重大技術問題。1986年錢學森當選科協主席，是在方毅、楊尚昆、鄧穎超等人出面找他的情況下，才勉強幹了一屆。正如錢學森自己所說：「我是一名科技人員，不是什麼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樣也不想要。」
錢學森始終保持平靜之氣，不圖名利。對於別人稱自己為「飛彈之父」，錢學森說：「稱我為飛彈之父是不科學的。因為飛彈衛星工作是『大科學』，是千百人大力協同才搞出來，只算科技負責人就有幾百，哪有什麼『之父』……所以『飛彈之父』是不科學的，不能用。」錢學森特別不喜歡對自己進行宣傳，尤其是拍電影電視、出版個人傳記，他生前一律禁止。他對人說：「我還沒有死，不宜登這類回憶性文字。所以我勸您把文稿收起來，存檔，不發表。」錢學森對自己所完成工作的態度是：「一切成就歸於黨，歸於集體，我個人只是恰逢其時，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宋平同志曾經評價說，錢學森這樣說絕不是故作謙虛，而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發自內心的真實思想。
錢學森晚年甘於平淡，提出並恪守七個「不」的處世原則：不題詞、不寫序、不參加任何科技成果評審會和鑑定會、不出席「應景」活動、不兼任榮譽性職務、不去外地開會、不上任何名人錄。這些原則在他去世後，展示在了由中央批准建立的「錢學森圖書館」的展板上。曾有中央領導在這塊展板前駐足良久，發出感慨：「一個人要做到這幾點還真不太容易啊！」從錢學森的諸多「不」中，我們看到了錢學森不為名利所累的崇高道德境界，恰恰是因為錢學森不為名利所累，才能在「兩彈一星」事業上做出彪炳史冊的歷史功績。
如果說，以錢學森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科學家，胸懷的是「中國人站起來」的民族自尊心。那麼今天，我們和下一代身上，激蕩的更多是「敢超跨越、引領世界」的民族自信心。「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我們將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接好歷史的接力棒，把錢學森作為「思想先驅、科技泰鬥、育人導師、做人楷模」的精神和風範世世代代傳承下去，努力成為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事業的開拓者、實幹家、行動派，為中華民族實現「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做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