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今天南非有相當多的暴力問題，治安問題，那麼在這裡面我們常常看到一些非常古怪的一種，非常劇烈的情緒表達，一種動不動就要掄刀動槍的這麼一種很暴烈的表達方式，宣洩方式，而我們繼續給大家介紹的這本書《A Rumour of Spring》他的作者，這位南非著名的媒體人跟評論家Max Du Preez，他就認為其實這是某種的過去的災難性的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的後果，這話怎講？
他就引用了一些心理學的說法，他認為當一個民族，當一個文化或者當一個具體的個人，他過去很多歷史上面的創傷，沒辦法好好的說清楚的時候，他後來遺留的表達出來的情況是什麼？通常就是一種被孤立的，被抽離的，孤立的一種狀態，覺得沒有人了解自己。
然後他的情緒很容易變得是非常的劇烈的，具有侵略性的，他會變得很不容易寬容別人，他會變得很不容易接受不同的想法，這樣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受過上，心理創傷之後的人，而沒有得到好好的治療跟宣洩的人所具有的一個狀態，而對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來講，可能也是同樣的情況，然後他這邊來提到一點，他說很多人認為，曼德拉出來之後，成為總統之後，所謂的新南非成立之後，這時候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叫做自由的一代，生兒自由的一代。
但是在這裡面他做了一些訪問，訪問了一些現在年輕一代的南非的政治人物，他們說什麼叫做生兒自由的一代？你去問問那幾百萬仍然沒有工作的人，那些仍然住在隔離政策時期的城市跟空間規劃裡面的人，你去問問那些非常努力念書，然後大學畢業之後，仍然沒辦法找到體面工作的人，你去那些在醫院裡面排隊等著看病，但是因為種種的醫療失誤，而讓他們的家人傷心透頂的那些人，什麼叫做生兒自由的一代。
我們現在問題跟以前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我們並不是所謂生兒自由的一代，我們仍然在某方面是活在了我們父母曾經活過的那個階段，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或者也不一定更重要，其中一個常常被忽略的重要問題，就是剛才講的。
很多的文化、情緒、心理上的東西，是否表示父母那一代經歷過，我們下一代就不會用，就等於今天我們談中國的文革，我們說文革那一代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是否文革後出生的人就身上再也沒有了文革時代的那種創傷所遺留下來的傷痕呢？這些東西會不會也遺傳下來，透過種種文化習慣，生活氣氛遺留下來呢？
同樣的南非也在面對這個問題，說到這裡，我們就不能不談我們前幾天曾經跟大家談過的，很多人歌頌了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我也非常喜歡這個委員會，難道這個委員會不是已經治療了新南非的傷口，使得大家都能夠往前看的嗎？
在這裡面我們作者說，請注意，這個委員會他做的東西恐怕非常有限，為什麼這麼講呢？他說第一，當時他身為一個媒體人他作為一個記者，他也幾乎全程採訪各式重要的這些應荀（音）工作。
他說真正當時上過真心與和解委員會，做過工的那些人數其實非常少，只有兩千人，而這兩千人大部分都是直接參與過一些非常恐怖的謀殺行動，或者是傷害行動的人，但是問題是當時在南非，那個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這個政權，是受到大部分南非說荷語的這幫南非白人支持的，這些人就等於今天我們問，當年納粹的支持者，他們有沒有問題呢？他們有沒有罪呢？這個問題卻好像完全被放下來，在寬容大度的曼德拉領導底下被放過去了。
不只是如此，他還說這些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裡面，有很多的表現都是讓人失望的，很多人，什麼樣的人讓人失望？比如說這裡面說道，當時南非的白人，這些白人他們其實很多他們控制的報紙媒體，都不太願意合作去報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事。
他說他們覺得這只是一個南非黑人對他們清算，他們沒有想到這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避免了紐倫堡大審判般的一個司法判決的最好出路，他們放過了這個機會，然後他們盲目的幾十年支持了過去的這個舊政權，到現在遇到了一個新政權上來了，能夠給他們一個改變的機會，他們卻輕輕放過。
然後這邊更可怕的是什麼？他說到，有許多當年的一些的執政者，當年的那個舊政權裡面一些重要的人物，在這個委員會上面的表現，其中一個最好的代表就是誰呢？就是克拉克，也就是南非最後一個白人總統，在最近關於南非的中文報導裡面，很多人都提到克拉克的重要，說南非的改變不能只看一個抗爭英雄曼德拉，還要看一個肯放下白人至上的政權，願意跟他妥協、合作交出政權的這麼一個克拉克，也很了不起。
尤其在大陸這邊，很多人我覺得對各種這樣的事情讀業，大概帶著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影響出現偏頗，就你想想蔣經國，很奇怪，在臺灣跟在大陸對蔣經國的評價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大陸這邊好像很多蔣經國了不起，有氣度，願意自己放下國民黨的這片大好江山。
同樣的克拉克在南非依然是個非常有爭論的人物，這邊就說到，就在前兩年，他還又讓大家憤怒了一把，但那不是重點，我們先說回他當時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上面的表現，他說什麼呢？他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上面他也道歉了，他道歉什麼呢？他道歉了很多說，過去幾百年來，對於南非人做的事情，他們這個政權絕對有責任，他知道現在一般的南非人非常慘，他非常的抱歉。
可是他說到，他手下有許多非常暴力的，用謀殺的酷刑的方式來殺害一些反抗者的這些東西，他說他完全不知道，他說那些，他要是知道他是會阻止的，他說那些事情全是一小撮人，不顧上司命令，在沒有他們這些上級執政者的關注底下，或者知情的情況底下，自己幹的。
然後他說這些人的事情，他們沒辦法負責，當時很多南非人為此非常憤怒，圖圖大主教就說他這番話講得非常聰明，但是他連國外正在對他們做了什麼制裁抵抗他都知道，怎麼可能手下在殺人，他可能會不知道，他就用了這麼樣一個方法，很巧妙的混過去了，但是他還是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由此可見，所謂的真相與和解，他要的這個真相直到20年之後，還恐怕是有待發覺的事情，今天如果我們說，我們要懺悔，要真相，這是一條多麼漫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