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談教育:學校是將財富轉移到下一代的最好手段

本文是 1936 年 10 月 15 日愛因斯坦為慶祝美國高等教育 300 周年紀念會，在紐約奧爾巴尼市政府教育大廈校長廳舉行的慶祝會暨紐約州立大學第 72 屆畢業典禮上的發言。原文為德文，由林娜·阿羅內特（Lina Arronet）譯成英文，首次發表於 1950 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31～37 頁），後收錄於 1954 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66～72 頁）。本文參考 1952 年德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35～42 頁）譯出。

像今天這樣的周年紀念會，主要是用來回顧往事，特別是用來紀念那些為國家文化生活的發展做出特殊貢獻的人。這種對先輩的緬懷確實不容忽視，尤其是對往日盛事的回憶，有助於鼓舞今天善良的人去勇敢地奮鬥。

但這件事必須由一個從小就與紐約州有聯繫，並且熟悉其過去的人來完成，而不是由我，一個像吉卜賽人一樣四處流浪，並在各個不同的國家積累經驗的人來做。

因此，當我接受您的友好和榮耀的邀請時，我別無選擇，只能談論一些不受時空限制、始終與學校事務相關的問題。在這一努力的過程中，我絲毫不能以權威自居，因為從古到今，明智的有才之士已經討論過教育問題，並且就這些問題反覆明白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

作為教育領域的半個門外漢 ，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之外，什麼也沒有，談論教育問題的勇氣從何而來？

如果這真是一個學術探討的問題，人們可能會對這些考慮三緘其口。但是對於人類的生活和行動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在此，僅僅有真理的知識就不夠了；相反，如果不想失去這種知識，就必須不斷努力持續更新。它就像豎立在沙漠裡的一座大理石雕像，隨時承受著被流沙埋藏的威脅。必須不停地伸手拂拭，才能使大理石在陽光之下永遠熠熠發光。為此，我也應盡綿薄之力。

學校一直是將傳統財富從一代轉移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相較過去，這個道理更適宜於今天。

現代經濟發展削弱了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承載者的角色。因此，人類社會的生存和健康更加依賴於學校。

有時候，人們把學校看成僅僅是一種工具，靠它將一定數量的知識傳遞給成長中的下一代。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是在為活人服務。它旨在培養年輕人對社會繁榮有價值的品質和能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剝奪個人的獨特性，以使他成為社區中不情願的工具，就像蜜蜂或螞蟻那樣。

因為一個由沒有個人獨特性和個人目標的標準化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毫無發展可能的、可憐的社會。相反，學校的目標必須是培養能獨立行為和思考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又把為社會服務視為他們最高的生活任務。

據我所知，英國學校最接近實現這一理想。

但是，人們怎樣才能更接近這個理想呢？我們是否能通過道德說教達到這一目標？絕對不能！言辭現在是，今後仍將是空洞的聲音，通往毀滅之路從來都與關於理想的浮華之辭相伴。但是人格並不是由他們所聽到和說出的，而是通過工作和行動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一直是鼓勵學生採取行動。這適用於學生最初學寫字，也適用於大學畢業生寫博士論文，或者是記一首詩，寫一篇論文，口譯或筆譯一篇文章，解決一道數學題目，或是進行體育運動。

但是在每項成就背後都是這種成就所依賴的情感動機，它反過來又被事業上取得的成功所強化和滋養。這裡存在的最大差別是，它們同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密切。

同一工作，其起源可能歸因於恐懼和強制、追求權勢和聲名的雄心勃勃的需求，或是對研究對象的誠摯興趣以及對真理和理解的渴望，因此也可以是每個健康的孩子都有的神聖的好奇心，只不過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完成同樣一件工作對學生產生的教育方面的影響可能有很大不同，這取決於使他完成這件工作的內因究竟是害怕受傷害、利己主義的情感，還是獲得喜悅和滿足感。沒有人會堅持認為學校的制度和教師的行為對學生的心理發展毫無影響。

在我看來，最糟糕的事情是學校主要以恐懼、脅迫和人為權威的方式來進行教育。

這種做法摧毀了學生健康的生活態度、正直和自信。它產生了順從的子民。這種學校在德國和俄國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我知道這個國家的學校裡不會產生這種最壞的邪惡；在瑞士，也許在所有民主統治的國家中都是如此。使學校脫離這種所有邪惡中最壞的邪惡，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給予教師儘可能少的使用強制措施的權力，這樣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來源就是後者自

身的人性和智力水準。

提到的第二個動機 — 雄心，說得委婉點兒，就是以被承認和獲得尊敬為目標，牢固地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

。

缺乏這類情感的驅動，人類的互動將是完全不可能的；爭取同類的同意當然是社會最重要的約束力之一。

在這種複雜的情感中，建設性和破壞性的力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爭取贊同和被認可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是，要被承認比夥伴或者同學更優秀、更強大、更聰明，就很容易導致過分的自我為中心的心理態度，這種心態可能對個人和共同體都造成傷害。

因此，學校和老師必須小心，為了激發學生努力奮鬥，不要使用喚起個人抱負的簡單方法。

有些人提到了達爾文關於生存鬥爭的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擇理論，以證明復興競爭精神的正當性。經濟競爭中的無政府體系也可能以這種方式偽科學式地得到證明。但這是荒謬的，因為人類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就在於他是一個過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如蟻冢中單個螞蟻之間的戰爭對於生存沒有什麼根本意義一樣，人類社會中個體成員之間的鬥爭也是如此。

因此，人們應該小心，不要向青年人灌輸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標就是獲得習慣意義上的成功。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成功者從他的夥伴那裡獲得的東西，都遠遠超過他對他們所做的貢獻。但是，人的價值應該體現於他能給予什麼，而不在於他能獲得什麼。

在學校裡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動機是工作中的樂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樂趣，以及對該成果的社會價值的感知。我認為學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喚醒和加強年輕人的這些精神力量。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會導致對人類最高品質的快樂追求，即從事知識和藝術的創造活動。

激發這些潛在的創造性的心理力量，當然比採取強制手法或喚醒個人野心更不容易，但它更有價值。重要的是培養孩子的遊戲本能以及追求知識的動力，並將其引導到對社會很重要的領域 — 這種教育主要建立在培養的學生今後有能力承擔任務不辱使命的基礎上。

如果學校成功地從這種觀點出發進行工作，它將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學校給予的任務也被當作一種禮物來接受。我認識一些喜歡在校時光甚於喜歡假期的孩子。

這樣的學校對教師提出了要求。在教師的工作領域，他應該像位藝術家。我們如何做才能使這種精神在學校裡盛行？

對此沒有萬能的補救措施，正如不存在讓個人永葆健康的萬能藥一樣，但是有一些必要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本身應該在這樣的學校中成長。

其次，教師在教學資料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方面應該擁有廣泛的自主權，因為他的工作樂趣同樣會被強力和外在壓力所扼殺

。

如果你們一直關注我的考慮，可能會對一件事情感到驚訝：我已經詳細講述了我認為應該在學校裡以何種精神來教育年輕人。但是關於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我卻什麼都沒有說。究竟應該是以語言教育為主，還是以自然科學教育為主？

對此，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在我看來，這些都處於次要地位。如果一個年輕人已經通過體操和跑步訓練了肌肉和耐力，今後他將適應任何體力工作。頭腦訓練及腦力和手工技巧的訓練也是類似的。因此，當愛開玩笑的人將教育定義為「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的一切，那麼所留下的就是教育」，他的說法大致不錯。正因如此，我一點兒也不急於在古典的語言－歷史教育和更注重自然科學教育這兩種理念的追隨者們的鬥爭中表態。

我想反對這樣一種觀念，即學校應該教那些在今後生活中能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識和技能。

生活中的需求太多樣化了，在學校裡進行這種專門訓練毫無可能。除此之外，我認為更應該反對把個人像無生命的工具一樣對待。學校應該永遠以此為目標：學生離開學校時是一個有和諧個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

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對於那些培養將來從事較為確定職業的技術學校也適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遠應該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總體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獲取特定的知識。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本原理，並學會了如何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會找到屬於他的道路。

除此之外，與那些接受的訓練主要只包括獲取詳細知識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夠使自己適應進步和變化。最後，我想再次強調，在此以一種多少有點兒絕對的形式所談的內容，代表的只不過是我的個人觀點，其基礎僅僅是自己作為學生和教師積累的個人經驗。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能在如此有意義的會議上發表這些意見。

本文選自《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方在慶 編譯，中信出版·見識城邦201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