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忠海
北宋雖然是一個富裕王朝，但也一直深受財政方面的困擾，至宋徽宗在位時發展到極為嚴重的程度。宋徽宗任用蔡京為宰相，試圖破解這道難題，而「能臣」蔡京卻提出了一個根本不靠譜的理論，給出的是一個不實際的方案。
財政困境
如果僅從統計數字來看，北宋是一個財政富裕的王朝。曾鞏在《議經費扎子》中記載：「天下歲入，皇佑、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折合成銀兩，一般認為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財政收入超過1億兩的王朝，不僅遠超之前的唐朝，也較之後的明朝高出不少。但到了北宋末期，尤其宋徽宗執政時期，卻出現了「府庫空虛」的財政危機。
在遼、金威脅下，北宋長期處於戰時狀態，在廣大北方地區，各行業生產都受到嚴重影響，隨著戰場上的一次次失利，生產也受到嚴重破壞，處在日漸萎縮的狀態。宋徽宗在位時，偏偏人禍之外又頻受天災，在其25年統治期間共發生14次大水災、6次大旱災、5次大火災和4次大地震，嚴重影響到物資生產，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北宋財政收入峰值出現在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宋徽宗時呈下降趨勢。
財政收入在減少，但支出卻沒有減少。北宋一朝，一直受冗兵、冗官、冗費等「三冗」的困擾，官吏隊伍過於龐大，官員待遇又非常高，造成相關支出加大。《宋史·食貨志》記載，宋徽宗時「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御史中丞張克公說：「今官較之元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僅十幾年光景，官員人數就增加十多倍？這裡可能有誇張的成分，但至少說明這一時期官員隊伍膨脹速度相當驚人，由此產生的額外財政支出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北宋還有一項巨大的支出，那就是軍事及相關費用。宋朝初年，朝廷共有常備軍22萬，到宋仁宗時猛增到125萬。時人富弼說：「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這一說法被宋仁宗時任三司使的蔡襄在《論兵十事》中印證：「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宋徽宗即位後，軍費繼續增加，以京師地區為例，前任宋哲宗時每月吏祿兵廩支出40多萬貫，到宋徽宗初期很快增加到60萬貫，中期增加到68萬貫，晚期增加到120萬貫。除常規軍費支出外還有一些額外支出，如崇寧二年（1103年）曾向吐蕃、西夏境內拓邊，「費錢億萬」；宣和四年（1122年）出兵攻打燕京，「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頻繁對外用兵，造成了「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的局面。
「豐亨豫大」
收入在減少，支出在增加，財政必然難以為繼，朝廷內外一空，形成了「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的局面。為應對財政困難，尤其是應對大額臨時性支出，北宋朝廷採取了額外加稅的辦法，如為向遼國興兵，曾向百姓加徵「免夫錢」，具體標準是：正常稅錢每1貫額外收「免夫錢」10貫，或按照戶等計口出錢，每夫20至30貫。
但是，這些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宋徽宗也曾想向「三冗」開刀，通過深化改革破解難題，但之前經歷過多次變法的失敗，讓宋徽宗缺乏信心，嘗試一下，遇到困難就縮手了。
怎麼辦？這時「能臣」登場了。蔡京，曾是王安石變法的堅定支持者，他的弟弟蔡卞還是王安石的女婿。變法失敗後，司馬光要求各地在5天之內廢除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眾人認為根本無法做到，結果只有「知開封府」蔡京做到了。司馬光表揚蔡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蔡京由變法派搖身一變成為保守派，時人雖譏其見風使舵，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政執行力。
宋徽宗即位後，蔡京幾經輾轉，最後被重用，於崇寧二年（1103年）二月升任左僕射參知政事，左僕射相當於宰相。蔡京之所以能引起宋徽宗的注意並予以重用，絕不是因為他與宋徽宗是書畫界的「同道」，而主要得益於他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蔡京並不認為此時財政難以為繼，更不主張節省支出，他認為「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這迎合了宋徽宗的心理。
為此，蔡京還發明了一個「豐亨豫大」的理論。「豐亨豫大」之說緣於《易經》，其中「豐」「豫」都是易卦：「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按蔡京的解釋，王朝在最興盛時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憂此慮彼，而應當日行中天，依天理而動，那樣才能安逸和快樂。
為此，蔡京鼓勵宋徽宗多花錢，設法把朝廷、宮室都搞得雄偉高大、富麗堂皇，認為這才是明主之德，才能體現大宋王朝的昌盛。《宋史》記載，宋徽宗在一次宴會上拿出玉琖、玉卮給輔臣們看，對大家說：「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蔡京立即回答：「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誇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還有一次，宋徽宗說：「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蔡京說：「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
《水滸傳》描寫的「生辰綱」，原型就是蔡京大興的「花石綱」。「綱」指運輸貨物的船隊，為了給宋徽宗修造豪華園林，蔡京從江浙等地調集花石運往開封，其規模越來越大，為此專門設置了蘇杭應奉局，索求奇花異石。運送花石的船隻每10隻編為一綱，駛離長江後沿淮水﹑汴水而上，舳艫相接，絡繹不絕，前後持續了20多年。
幣制改革
那麼，蔡京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持續增加稅賦肯定行不通，因稅賦徵收標準有極限。蔡京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方面，改革鹽法、茶法，通過加強專賣加大徵斂，增加一部分收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通過改革幣制、鑄行「大錢」來增加朝廷收入。
北宋流通最廣的貨幣俗稱「小平錢」，類似於五銖銅錢，重約3克左右，因為鑄造精良、分量足而廣受歡迎。蔡京擔任宰相後，以銅材匱乏為藉口，鑄行所謂「大錢」，最早在陝西路試行，鑄造的是「當五大錢」，也就是1枚這樣的銅錢可以當5枚「小平錢」使用。大約因為最初的發行量較小、發行地區也有限，所以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不大，推出後沒有引起通貨膨脹。蔡京的膽子於是大起來，隨後推出了「當十大錢」，標準的「小平錢」每枚重1錢多，崇寧年間的「當十大錢」每枚僅重3錢甚至更輕，不僅虛出的面值更大，而且向全國範圍內強行推廣。
除增加銅錢的面值，蔡京還鑄造了「夾錫錢」，主要原料是鐵和錫。「夾錫錢」最早在缺銅的地區鑄行，後來逐漸擴大範圍，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頒布錢式，「命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為使百姓接受「夾錫錢」，朝廷頒布了嚴格法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
惡性通脹
「當十大錢」推出後，首先遭遇到技術難題：用這種錢買東西經常需要找錢，而「找零」往往成為問題。宋人曾敏行在《獨醒雜誌》中記述：「優人因內宴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
當然，這只是技術性的小問題，還有辦法解決，更大的問題是私鑄泛濫。用不到3枚「小平錢」就能改鑄1枚「當十大錢」，中間利潤可觀，自然有不少人鋌而走險，私下鑄造，官府難以禁絕。宋人方勺在《泊宅編》中記述：「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時任監察御史的沈畸說：「遊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數倍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往往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民、士大夫之家。」尚書省也奏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慮民間物重錢濫。」
更嚴重的問題是，大量官鑄、私鑄的「大錢」如潮水般湧向市場後，加劇了原本就已經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錢」推出前，邊郡糧草的價格是「鬥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錢」，「大錢」泛濫後「鬥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部分地區「至鬥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就連京城開封也出現「鬥米千錢，民兵缺食」的局面。宋徽宗在所下的詔書中也不得不承認：「物價騰湧，細民艱食，嗷嗷幾至失業。」
嚴重的經濟和金融混亂，激化了社會矛盾。沈畸一針見血地指出:「錢輕則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而饑寒之患，此盜賊之所有起也！」在這種情況下，蔡京被宋徽宗罷去宰相之位，但不久又將其召回，原因是蔡京的辦法雖然帶來了很多問題，但也實在找不出更好的辦法維持局面。就這樣，蔡京罷了召、召了罷，先後四登相位，表面看是蔡京個人仕途浮沉的尷尬，實際上是北宋面臨諸多困局而無解的悲哀。
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最後一次罷相，兩年後金軍大舉入侵，宋徽宗禪位給宋欽宗。為了避難，蔡京舉家南下。南宋史學家王明清在《揮麈後錄》中記載，蔡京南下時雖攜帶大量財寶，但「道中市食飲之物，皆不肯售，至於辱罵，無所不至」。富可敵國的蔡京竟然「窮餓而死」，成為北宋王朝的一個諷喻！
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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