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2年，紐幾內亞（Nouvelle-Guinée）內陸山區仍是地球上僅剩的、完全未被認識的區域，有天然屏障保護其外圍。最早侵入當地的是淘金者，隨後是傳教士，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這些人的探求。直到1950年，人們才知道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居住了近一百萬人，他們說著同一語系的不同語言。這些居民完全不知白人世界的存在，將白人當成神祇或鬼怪。他們的習俗、信仰與社會組織，為人類學家揭開一個想像之外的研究場域。
然而，並非只有人類學家對他們感興趣，1950年，一位美國生物學家卡爾頓· 蓋杜謝克（Carleton Gajdusek）在當地發現了一種未知的疾病。在大約250平方英裡的土地上，160個村落，為數不多的人口（約3.5萬人）當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死於中樞神經系統衰敗。這種病的症狀為不自主顫抖（因此這疾病被稱為庫魯症［Kuru］，在涉病的主要族群的語言中，kuru 是「顫抖」或「抽搐」的意思），自主運動能力逐漸下降，最後則出現各種感染症狀。在相信此疾病有遺傳性之後，蓋杜謝克證實，它是由一種極具抵抗性且從未被分析出來的慢性病毒所引起。
這是首度在人類身上發現由慢性病毒所引起的退化性疾病，與動物疾病如羊的「顫抖症」（英文為scrapie［羊患的癢病］），以及最近肆虐英國的狂牛症非常類似。此外，也類似一種罕見的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庫賈氏症（maladie de Creutzfeldt-Jakob）。蓋杜謝克指出，庫賈氏症像庫魯症一樣可以被接種在猴子身上，這證實了它與庫魯症是相同的（但仍然不排除遺傳因素的可能）。因為此一發現，蓋杜謝克在1976 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庫魯症的例子上，遺傳的假設和統計數據難以相符。女人和幼兒比成年男人更常患病，以致在疫情最嚴重的村落裡，男女比例只有二或三比一，有些甚至達到四比一。因此，庫魯症也造成了社會學上的結果：一夫多妻的情況減少，單身男性以及有家庭負擔的鰥夫比例增多，女性選擇配偶時有更大的自由。
而倘若庫魯症是傳染性疾病，就必須找出病毒的類型或類型群，以及它在年齡與性別上不正常分布的原因。但在研究食品供應以及女人、兒童生活居處的衛生條件（他們與丈夫或父親們分開居住，男人們共居在集體住屋裡，約會則在森林或花園進行）後，卻無法找出原因。
人類學家進入這片區域後，提出了另一種假設。在被澳大利亞政府管轄之前，庫魯症的受害族群曾有食人行為，當時，他們以食用近親的屍體來表達對親人的感念與尊敬。他們烹煮人的肉、內臟、腦漿，用蔬菜搭配搗碎的骨頭，而負責分解屍體和其他烹調工作的女人，特別需要品嘗這些恐怖的餐點。因此可以假設，她們在處理遭到感染的腦漿時被傳染，並且經由肢體接觸，傳染給了她們的孩子。
這一區域開始有食人行為的時期，似乎與庫魯症在當地出現的時間相同。而且，自從白人到來並阻止了食人行為後，庫魯症便逐漸減少，直到今日幾乎完全消失。兩者之間看似存有因果關係。然而，對此推論仍須謹慎以對，因為在進行相關調查時，這些食人行為似乎已消失。沒有任何直接觀察和實際經驗能夠讓人斷定問題已徹底解決。
美國生物學家卡爾頓· 蓋杜謝克（Carleton Gajdusek）然而，幾個月以來，無論在法國、英國或澳大利亞，媒體都熱衷於報導庫賈氏症病例（如前述，與庫魯症相同），這些病例發生在注射了由人類腦垂體（大腦下方的一個小腺體）萃取的荷爾蒙，或移植了來自人腦的黏膜後。前者是為了治療幼兒的成長障礙，後者則是女性不孕症的治療方式。在英國、紐西蘭與美國，已有多起患者因治療不孕症後死亡的案例；其他的致死案例，則是最近在法國有兒童接受了萃取自人腦、疑似消毒不全的生長荷爾蒙。人們將它與曾經撼動法國輿論，牽涉範圍更大的愛滋病病毒汙染血液事件相提並論，並引發了多起官司。如此一來，由人類學家所提出且被醫師與生物學家接受的假設，亦即庫魯症可能是因食人行為而起，在此得到顯著證明：此兩地發生的近似疾病都在孩童和女性之間傳播，他們也曾經由不同的途徑攝取人類的大腦物質。儘管一者並不能證實另一者，但兩者之間存在著驚人的類似性。
人們或許會反對上述的比較，然而，將他人的一小部分物質，通過口腔、血液、消化或注射引入體內，與食人行為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有人會說，食人行為是因為對人肉有食慾才可怕的，但是他們應該把這樣的譴責局限在某些極端案例上，並且從食人的定義中，排除已被證實是基於宗教義務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食人行為經常伴隨著排斥感，甚至產生噁心、嘔吐等反應。
試圖界定一者是野蠻與迷信的行為，另一者卻是科學知識上的實踐，但這樣的區分並不具說服力。在古代的藥典中，許多藥材取自人體物質，當時被視為科學，對現代的我們而言卻是迷信。某些以往被認為有效的治療，若干年後也會因為被發現無用甚至有害，而被現代醫學排除。因此，此處的界線顯然並不像人們想像得那麼清晰。
然而，一般輿論仍持續將食人行為視為殘酷可議之事，是人性無法想像的錯亂，以至於某些受偏見影響的作者，甚至否認食人行為曾經存在。他們說，那是旅行家和人類學家的空想，證據是：在19和20世紀期間，儘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見證，但那些人從未在任何地方直接觀察過食人的場景（在此不考慮某些例外，例如飢餓交迫的人為了維生不得不以已死亡的同伴為食；因為人們反對的是作為習俗與體制的食人行為）。
在一本引人注目但膚淺、廣受非專家讀者歡迎的書《食人神話》（The Man-Eating My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中，作者阿倫斯（W. Arens）便支持上述論點。假使如他所論，食人的史料是出自調查者和受訪的原住民之間的共謀，皆是捏造的故事（第111—112頁），那麼就沒有理由相信，食人行為是導致紐幾內亞庫魯症的原因。就像沒有理由認為，歐洲的庫賈氏症是經由食人的途徑所傳染。
然而如我們方才所見，正是因為後者（歐洲的庫賈氏症）不可置疑的現實性，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賦予了前者高度的可能性。
沒有任何嚴謹的人類學家會質疑食人行為的真實性。然而所有人也都知道，不能將之簡化為最粗野的原因，也就是殺掉敵人以便吃了他們。這個習俗確實曾經存在過，在此只舉一個例子，16世紀的巴西，曾有古代旅人以及葡萄牙耶穌會教士，詳盡記述了食人習俗。他們與當地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並能使用他們的語言。
除了外族食人行為（exo-cannibalisme），還必須考慮同族食人行為（endo-cannibalisme）的重要性，也就是以生食、煮食或燒烤的方式，食用部分或極少新鮮、腐化或風乾的死亡親屬的身體。在巴西以及委內瑞拉的偏遠地區，雅諾瑪瑪（Yanomami）印第安人——他們遭到入侵的淘金者剝削——至今仍食用死去族人搗碎後的骨骸。
食人行為可以是食物性的（發生饑荒或為了品嘗人肉的滋味），政治性的（為了懲罰罪犯或報復敵人），巫術性的（為了同化死者的美德，或反之，為了驅離死者的靈魂），儀式性的（宗教崇拜、舉行亡靈或成年祭典，或為了確保農產豐饒）。最後，它也可以是療愈性的，就像諸多古代醫學處方所示（在歐洲，這甚至並非十分久遠以前）。前述腦垂體的注射、大腦物質的移植，以及今日常見的器官移植，毫無疑問都屬於最後這一類別。因此，食人行為的類型如此不同，其真實或假想的功能如此多樣，以致讓人質疑能否精確定義我們目前所使用的食人概念。當人們試圖去掌握它，它便隨之瓦解或消散。食人本身並沒有客觀的現實性。它屬於種族中心主義論（ethnocentrique）的範疇：它只存在於那些禁止它的社會眼光中。對相信生命是一體的佛教來說，任何肉類，無論從何而來，都是食人性的食物。反之，在非洲的美拉尼西亞，人們把人肉當成一般食物，甚至有時是最美味、最被推崇的一種，而且據他們說，這是唯一「具有名字」的食物。
那些否認世上存在食人行為的學者認為，捏造食人概念是為了加深野蠻與文明之間的鴻溝。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錯誤地將令人反感的習俗與信仰歸於前者，以便讓自己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識，並肯定自我在信仰上的優越性。
讓我們倒轉這個趨勢，並嘗試去全面感受食人造成的一切結果。在不同的時空中，食人行為具有非常多樣的形態與目的，但它始終是自願將來自其他人類的身體部位或物質導入自己體內的行為。驅散食人的神秘色彩之後，這一概念就顯得相當平常。盧梭認為，社會生活的起源在於我們能認同他人的感受。而最終，使他人認同自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他吃了。
最後一點，在遙遠國度的旅行家，那麼輕易地採信食人的存在，是因為他們認為，食人的概念以及此概念直接或間接的應用存在於所有社會。如同我方才所舉的例子，比較美拉尼西亞人的習俗和我們自己社會的應用，幾乎可以說，食人行為也存在我們的社會之中。
本文發表於1993年10月10日，出自「Siamo tutti cannibali」 , La Repubblica, 10 octobre 1993，收錄於克勞德·列維-史特勞斯 著、廖惠瑛 譯，《我們都是食人族》，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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