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這一新的論述，不但突出了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對我國經濟學者提出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的新要求和新任務。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經濟學正邁入中國時代
經濟學理論是對經濟現實的一種邏輯化解釋，真實世界的變化推動著理論變化。因此，經濟學研究的學術中心總是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變化。
自經濟學成為完整體系以來，經濟學研究中心經歷了兩次大的變遷，第一次是經濟學的英國時代。從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是世界經濟中心，經濟學成為英國時代的經濟學；第二次是從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美國崛起，美國取代英國逐漸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經濟學進入美國時代。
現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學者們普遍預測，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而終結美國一百多年來雄霸全球的歷史。
當前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個數百年來難遇的巨變時代，中國經濟的崛起不但會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也會推動著經濟學研究重心的轉移。如果中國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那麼，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一定會成為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現象。理論的重要性取決於被解釋對象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國問題必然成為世界問題。因此，未來30年，隨著中國經濟再次重返世界中心，世界正在邁入經濟學的中國時代。
當前這個時代，中國令人矚目的事件有兩個：中國的崛起成功實現了趕超，以及由此引發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與秩序的調整與重組。由此而來，中國經濟學所肩負的使命就是基於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實踐，講好「中國故事」，並通過理論創新，在中國深刻的經濟社會轉型中為經濟發展明確方向。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正目睹龐大中國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後強勢西方文明的日漸式微。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新問題將全世界帶入一種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學所要擔當的歷史責任就是解開全人類「認識上的枷鎖」，更好地引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
中國崛起有兩層含義：一是意味著300多年來由西方中心論主導的經濟學時代即將結束，也意味著中國成為經濟學中的西方概念「搬運工」、西方學術話語「跑馬場」的時代結束。現代西方經濟學是西方經驗的總結，近100多年來，不僅經濟學，而且整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一直籠罩在西方中心論的霸權話語體系下，而中國的崛起解構了西方話語體系。二是世界發展巨變和新格局，暴露出西方經濟學解釋力的日漸式微和體系的自相矛盾。中國經濟學只有在上述兩個問題上形成有見地的理論體系，才會獨立地自成一派並引領未來經濟學發展，從而真正在經濟學之林中佔有主導地位。
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
從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個累積的過程。因此從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上升和提煉為系統化的中國經濟學理論，也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理論要具備指導意義必然要經過反覆檢驗，註定有一個滯後期。從美國經濟學的演變歷程來看，從經濟強國躍升為經濟學強國，用了50多年時間。另一方面的教訓也值得中國經濟學界警惕和思考。這就是國家經濟強，未必經濟學強。但是，如果只是經濟強，而沒有自己的主流經濟學，經濟發展不可能走得更穩、更遠，經濟的強盛只可能是曇花一現。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正當其時。而中國經濟學的系統化理論構建，更需要的是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提煉，進而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第一，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前提。現代西方經濟學無論從起源還是從發展來看，都是與「西方」息息相關，是西方經驗的總結。在過去的300多年，經濟學一直籠罩在西方中心論的「現代性霸權話語體系」下。因為過去的現代化發展路徑受歷史局限，沒有更多樣本可以選擇，從而造成依賴於發達國家經驗而抽象出來的西方經濟學成為指導各國發展的「通用」教條，眾多發展中國家奉西方經濟理論為「圭臬」，西方模式成為唯一可以模仿的樣本。結果，西方概念充斥並泛濫，國際化成為單向輸入，現代化成為西方化，甚至一些學者宣稱「歷史的終結」。
中國並沒有遵循西方的教條，始終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短短的40年時間便快速崛起，實現趕超，以更為雄辯的事實打破了西方中心論的「神話」。發展中國家西化的失敗與中國特色的「成功突圍」，正反兩方面說明中國經驗不但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特別是對當今在世界上仍佔大多數的發展國家來說更富借鑑意義。因此，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任務是，不但要解構經濟學的西方中心論，更重要的是對經濟學的西方概念進行「術語革命」，進而用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術語，「創造性」重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邏輯體系。這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前提。
第二，中國已具備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實基礎和能力。首先，從近40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成就來看，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其次，從未來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仍將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經濟巨大的體量、份額以及增長潛力，說明中國經濟已經具備引領世界經濟的能量。這兩方面奠定了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基礎，中國應當也有能力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取得更大的「話語權」。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同時，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可以對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發展借鑑，從而對世界經濟發展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
第三，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系統化總結中國發展經驗的內在理論訴求。今天「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實踐」「中國現象」已成為舉世矚目的話題。理論是實踐的反映。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帶來理論的繁榮與興盛；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必然要在經濟學的理論和思想上體現出來。否則，中國經驗與中國奇蹟只停留在經驗層面，而不能上升到理論高度，就得不出規律性結論，必然失去指導意義。
因此，在正視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同時，必然引發對「中國道路」「中國實踐」的全方位多維思考，進而提出經濟學創新的理論需求。在這方面，恰恰是國內的一些學者反而不及西方學者清醒，忘記世界經濟已進入「中國時代」，仍然在用西方話語來講述中國故事，機械甚至固執地認為現代經濟學主導者只能是西方經濟學。
第四，中國發展經驗是構成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內核。中國發展的經驗有著豐富的內涵和更加多維的層面，具有取之不盡的經濟學豐富元素，遠遠超越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曲線和模型描述。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實踐經驗，中國經濟學對此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和理論提煉。從「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視角考察，目前至少已經形成了諸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論、「三個有利於」標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公有經濟主體論、按勞分配與要素分配結合論、經濟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不同於西方的原創性的中國「術語」，這些自然成為中國經濟學「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嶄新概念」，同時又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進而成為中國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和學術範式的顯著標識。
第五，中國經驗不但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歷史上的中國曾一度衰落，今天又再次崛起實現對西方的發展超越。回望整個歷史進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超越其本質是中國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對西方的超越。歷史上中國從秦漢開始的以郡縣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上對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才確立了後來中國在1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對西方發展的遙遙領先。今天，作為21世紀的中國在發展上再次實現對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臨的危機不僅僅是發展的危機，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危機。一方面，中國道路和中國實踐對世界減貧作出了70%的貢獻，從而使得今天的世界變得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中國經驗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探索，相比西方提供的發展模式，中國方案更具有普遍性和認同性。
對於發展中國家如何更好發展，經濟學中有一門學科叫發展經濟學，它是二戰以後從西方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新的學科。按照發展經濟學理論，二戰後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這就是今天的世界銀行。世界銀行的目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以實現消滅貧困的夢想。世界銀行為發展中國家相繼開出了諸如進口替代、結構主義等藥方，也通過各種途徑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製造產業和建設基礎設施。儘管有世界銀行的一些具體幫助和發達國家自身的努力，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國家的貧困問題。
從世界銀行成立到2008年這60多年的時間裡，如果去除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擺脫世界貧困線的6.8億人口數，世界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後來的華盛頓共識，也更加極端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干預太多，所以發展中國家要解決發展問題就必須把所有的政府干預都取消掉，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結果，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結局越來越糟。所以，中國的扶貧攻堅的偉大實踐和脫貧的道路，不是西方理論的簡單移置，而是體現了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因此，只要堅持將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中國道路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學發展和豐富的源泉，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進而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大發展、大繁榮。而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完成中國經濟的發展優勢到理論優勢的轉換，應該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它更可能會伴隨著中國經濟由崛起走向繁盛的整個歷程。
要有自己的標識性概念與理論創新
過去的40年裡，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贏得了世界的認可，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存在著重學習和引進西方經濟學，不少學者存在著對西方經濟學的「迷信」和「崇拜」，因而出現輕視構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的情況，從而妨礙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能力。這種格局和狀況，容易使我們喪失理論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經濟學理論和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之中，由此容易導致誤判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
構建中國自己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創新與概念範疇創新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概念範疇的創新。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沒有標識性概念和範疇，經濟學就缺乏主體性和自信力，更容易落入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伴隨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西方觀念對中國實踐如影隨形，不時左右著中國實踐，甚至一些領域成為西方概念的「跑馬場」和「試驗田」。現在，中國的崛起對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戰，中國的崛起和對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學說越來越難以對中國問題提供準確解釋。
其次是理論的創新。回顧改革開放近40年的中國改革實踐，不少是源自於自下而上的實際經濟操作者的行動，然後被中國的經濟學者不斷總結髮掘，最後以某種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無法理解或似乎不嚴謹的詞語，不斷被中國高層決策者採納，經過不斷試驗和「試錯」，進而以更直白和樸素的語言形成權威的改革文件，最後推向全國，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製、價格雙軌制、所有制結構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正是這些在西方經濟學裡很難搜尋的中國語彙和中國理論，實際上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不斷推進的推動力量，從而不斷深化和完善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實踐，並推動形成了中國經濟的奇蹟。
我認為，現在總結中國實踐、中國經驗在理論上最大的貢獻，第一應該是提出了發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也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深化，體現的是對發展理念上的突破和貢獻的中國智慧，很可能會成為引領未來全球發展的新理念。
第二是以人民為中心，統籌兼顧先富後富實現共同富裕。在整個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實踐一直伴隨著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重視和不斷出臺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解決舉措，只是在每一個進程和階段，可能具體的措施、側重點有所不同。
回顧中國對扶貧和減貧的實踐，中國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理解和實施舉措，應該說是對西方理論的超越，它破除了人們簡單化認識的兩極分化概念。從中國的發展實踐推進來看，中國的收入差距拉大問題不是一個兩極分化現象。
回顧中國的減貧歷程，不難看出，政府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從中國的減貧經驗中，可以獲得如下啟示：其一，強有力的政治意願和政府承諾是實現中國減貧的根本保證。中國將促進減貧作為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以人為本，努力使經濟發展的成果為所有社會成員所分享。其二，堅持用發展解決貧困，以減貧促進發展的理念。政府始終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任務，努力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這為實現大規模減貧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時，立足於培養和提高貧困地區和人口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堅持「開發式扶貧」，引導和幫助貧困人口直接參與減貧活動，使之成為反貧困的主體力量，穩定了減貧成果，增強了減貧的可持續性。其三，減貧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改善貧困人口和家庭的生產生活條件、增強貧困人口和家庭發展能力是減貧的關鍵切入點，需要綜合性的發展政策和專門的減貧計劃來保障。其四，減貧需要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在政府積極推動脫貧攻堅的同時，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加入扶貧濟困行列。把政府的意志、社會的關愛與貧困群眾意願相結合，確保減貧項目與貧困人口的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
第三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對西方理論的超越就在於對市場和政府關係的認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不斷超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教條，用事實不斷改寫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屢屢誤判，成功地走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今天來看，中國經濟的奇蹟和成功，應歸功於經濟體制改革中始終堅持政府與市場的兩點論、辯證法，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而不是簡單地推行市場自由化。中國改革與發展始終不是照搬「華盛頓共識」的「正統經驗」，而是尋求適合本國實際的發展路徑。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質是對西方經濟學中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顛覆和重構，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
要注重融入中國傳統文化
現在，中國問題本身已經成為考驗經濟學理論普遍性的一道現實難題。由此產生的對中國經濟學的呼喚，不僅是對更具解釋力的經濟學理論的一種訴求，更是對經濟學整體提升的一種渴望。
因此，中國經濟學必須順應經濟學發展趨勢，既能對特定的中國問題做出現實性的解釋，又能推動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進而推動經濟學理論的整體進步。真正意義上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經濟學，決不能局限於對那些發生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政策和做法進行簡單歸納總結，而必須發現不同於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前提。並由此出發，建構出一整套符合發展邏輯的一般理論體系，而這種前提的差異性深藏於文化的差異之中。
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經濟學，而中國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相比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更具有包容性、現實性和開放性。中國作為世界上曾經從輝煌到衰落，又再次從衰落走向復興的唯一國家，保持了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燦爛文化和中華血脈，其本身的實踐探索和發展歷程就是一部厚厚的發展教科書。
認真總結中國經驗，從更深層次上挖掘，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強大的復興能力，並不是某一個單獨因素的結果，而是綜合因素的自然內生。這與中國獨有的文化相關，這種獨特的中國現象更值得研究。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包容性，這絕對是西方難以具備的。中國文化包容性的強大內生力，就在於它可以融入西方一切之優點，吸取全人類之精華。這是天生俱來的文化本源，是其他國家學不來的。
因此，中國經濟學作為從成功實現發展趕超、發展轉型、13多億人口大國三大元素的豐富實踐經驗中抽象、提煉出來的經濟學理論，已具備涵蓋廣泛性、獨特性、多樣性、多元性、適用性等特點，不但具有世界意義，更具有史詩般的歷史意義。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中國實踐為根基，廣泛地吸收西方發達國家和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精華，並在改革和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的經濟學。因此，中國經濟學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外優秀成果三者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論範式。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既要立足於中國實踐、源於中國經驗，又要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為此應把它放到更寬廣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國家的經驗中去檢驗，並用科學的方法提煉、概括和抽象，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從而形成特定的理論範式，創建出更多符合併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經濟學理論。所以，中國經濟學的構建應該有一個從一般理論到中國問題，再從中國問題升華為一般理論的過程。
毋庸置疑，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巨變時代，不但是中國的實踐發展，而且是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展示出對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經濟學的強烈需求。因此，中國的經濟學者們一定要重視這一歷史機遇和需求。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近4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探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這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堅實理論基礎的前提。我們堅信，在未來的30～50年，中國的經濟學者能夠以國際視野站在學術前沿，對構建中國經濟學付出務實努力，可以預期，中國經濟學完全可以在中國的第二個一百年成為世界主流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