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關山遠
來源瞭望智庫（zhczyj）。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膚施。史載，當時歡迎的人群從北門一直排到數裡外的大砭溝口，鑼鼓、嗩吶齊鳴，毛澤東衣著簡樸，頻頻向歡迎的人群揮手致意，走進了膚施城。
「膚施」就是延安。
「西安事變」後，原來佔據膚施城的東北軍撤出，中共中央進駐，取原延安府名，改膚施縣為延安市。從此，延安成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和戰略總後方，成為舉世聞名的革命聖地。
1月的陝北大地，天寒地凍，但當年的毛澤東，心情應該是頗為舒暢的——長徵到達陝北後，之前艱難歲月，終於要告一段落了。
很多人都以為，當年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徵後「勝利到達延安」，其實不然，從長徵勝利到進駐延安的中間，中共中央和紅軍還經歷了一年多異常兇險的時光。幾近山窮水盡，最終柳暗花明。
今天，讓我們重溫那段歷史。當時，在各方力量激烈博弈之際，走錯一步，接踵而來的可能就是滅頂之災，中國共產黨為何仍然能夠保持正確的航向？
1
「第二次長徵」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歷時一年、縱橫11個省，到達陝北吳起鎮，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告中央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徵勝利結束。
此前，從鄂豫皖蘇區出發的紅二十五軍，在這一年的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這是最早到達陝北的一支紅軍。
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於1936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徵勝利結束。
但鮮為人知的是，就在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不久，中共中央卻被迫謀劃要開始一次新的長徵。
1936年11月8日，率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正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徐向前接到中央軍委通知：一是放棄寧夏戰役計劃，二是中央軍委提出了《作戰新計劃》。
徐向前後來在《徐向前元帥回憶錄》一書中，詳細記錄了「第二次長徵」的計劃：
「……第三，（紅軍造船準備東渡入晉）如此時我與蔣閻之妥協成功，則依協定行動。如此時妥協不成，則實行東徵。入晉後如能依照妥協條件參加抗日，則實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則第一步佔領同蒲鐵路作戰，擴大紅軍；第二步如無妥協希望，東進有甚大困難，則出至冀豫晉之交；並應計劃第三步，出至直魯豫之交渡黃河；第四步到皖魯；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陝，爾後再轉西北。以一年至兩年全成之。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擴大紅軍，爭取統一戰線在全國勝利，爭取與南京訂立協定，爭取抗日。第四，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
《作戰新計劃》中所言「與蔣閻之妥協」，是指當時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政府在上海的秘密接觸談判。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記載：「1935年華北事變後，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蘇聯牽制日本，為此南京政府與蘇聯的關係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軍事力量消滅共產黨為主的方針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幟，以極苛刻的條件同共產黨談判，以達到『溶共』的目的。所以，從1935年冬開始，國民黨先後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
蔣介石一邊派人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一邊調遣重兵在西北地區企圖「剿滅」陝甘根據地和紅軍，意欲政治、軍事雙管齊下，迫使共產黨和紅軍就範。
中共中央發出《作戰新計劃》之前，紅軍正在執行佔領寧夏、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計劃，在渡黃河時被國民黨中央軍關麟徵部突入，截為兩段。徐向前和陳昌浩率領已渡過黃河的部隊組成西路軍，開始了悲壯的行軍；而留在黃河東岸的紅軍主力，也被逼入甘北定邊、鹽池一帶的狹小地帶。
蔣介石頓時感覺勝券在握，針對正在上海進行的秘密談判，開出了羞辱性的條件。
《毛澤東年譜》記載，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談。陳立夫配合蔣介石在西北的軍事行動，態度突變，提出必須取消對立的政權和軍隊，紅軍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領導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按才錄用，並要周恩來出來談判。潘漢年嚴詞拒絕。」
「第二次長徵」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來的，為了生存，再危險再苦難，紅軍也得拼死一戰。
根據《作戰新計劃》，除西路軍外，其餘紅軍主力將用一到兩年的時間，突圍轉戰華北和中原，經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再打回陝南，回到陝北。這無疑是一次極其兇險的長途徵戰。
在此前的長徵中，紅軍主要是在遠離蔣介石政府統治中心的西南、西北作戰，主要對手是軍閥部隊，尚付出了慘烈的犧牲，例如中央紅軍，從江西開始長徵時有八萬人，到達陝北時只剩七千餘人。
而根據《作戰新計劃》，紅軍主力突圍方向是蔣介石政府統治的核心區域，面對的敵人是精銳的國民黨嫡系部隊，作戰難度可想而知，勢必會付出比長徵更為慘烈的犧牲。
2
強敵環伺
事實上，紅軍長徵一結束，就在為擴大生存空間而四處謀求突圍之道。
陝北地域廣闊但土地貧瘠，無法養活一支大軍，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這一矛盾更加尖銳。
《徐向前元帥回憶錄》一書中寫道：
「中央又將陝甘寧根據地的困難情況，向我們作了通報：『陝甘寧蘇區版圖頗大，東西長約一千二百餘裡，南北亦六百裡，現有鹽池、定邊、靖邊、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環縣、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縣論地情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運動。人口總數只四十餘萬，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小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彭德懷也給我發過一個電報，內容和中央的電報差不多，我印象很深。我軍在甘南佔領的地區，人口約八十萬，而陝甘寧根據地的人口，才四十餘萬，相比之下，我們的處境還好些……」
除了貧瘠的土地，紅軍還面臨著更大的威脅——強敵環伺：中央紅軍初到時，陝甘根據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北部有西北軍井嶽秀師和高桂滋師，東邊是閻錫山的晉綏軍，西邊是兇悍的「馬家軍」。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此前一直在外地與紅軍分散作戰的國民黨嫡系部隊也合圍過來，虎視眈眈，獠牙森森。
今日翻閱《毛澤東年譜》1936年這個時間段的記載，能夠讀出當年重壓之下何處可去的焦慮，在毛澤東的電文中，多處出現「猛烈擴大紅軍」，「猛烈」二字，足見當年的緊張局勢。
在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尚在長徵時，紅一方面軍一邊發動群眾、「猛烈擴紅」，一邊先後組織了東徵和西徵。
東徵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由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東渡黃河，與閻錫山部激戰。蔣介石緊急調集10個師分兩路增援閻錫山，紅軍在收穫戰果後，撤回河西，結束東徵。
西徵方向是陝、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隊力量的薄弱區。紅軍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兼政委，在激烈戰鬥後開闢了縱橫400餘裡的新根據地，與陝甘老根據地連成一片。
與此同時，紅軍初到陝北，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打了幾場惡仗，一戰勞山，二戰榆林橋，三戰直羅鎮，把東北軍打得丟盔棄甲。
中共中央分析形勢，加大了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力度。經多輪會談，張學良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
在爭取張學良的同時，中共中央進一步加強了對楊虎城的說服工作，經過多次談判，楊虎城表示贊成互不侵犯、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聯合抗日等主張。
從1936年上半年開始，紅軍同東北軍、西北軍之間，實際上停止了敵對狀態，基本上形成了統戰的「三位一體」局面。
但是，危機遠未解除，敵情仍然嚴重。
1936年9月，紅二、四方面軍長徵進入陝甘寧，即將與紅一方面軍會師，但國民黨嫡系部隊胡宗南第1軍、王均第2軍、毛炳文第37軍及關麟徵、杜聿明的第25師等十萬大軍也隨之而來，控制了西安到蘭州的公路。
在東面，國民黨又新增了三十萬大軍，控制了潼關以南的隴海鐵路——這是蔣介石擺平1936年6月至9月的「兩廣事變」後調來的生力軍。
【註：「兩廣事變」為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廣西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反對蔣介石吞併地方勢力而發動的一次事變。】
再加上蔣介石趁紅軍東徵，以「增援」之名硬「摻沙子」擠進山西的湯恩伯與陳誠兩支人馬，就此形成了國民黨嫡系部隊與「馬家軍」對紅軍鐵壁合圍的態勢。
蔣介石此時信心滿滿，聲稱「『剿共』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的階段！」
3
「最後一戰」
紅軍最終沒有走上「第二次長徵」的兇險之路，原因有二：一是山城堡之戰，二是「西安事變」。
山城堡位於甘肅省環縣山城鄉以北及大西溝西南、斷馬崾峴以南地帶。1936年11月18日，緊追紅軍的胡宗南部第1軍右路第78師判斷失誤，孤軍向山城堡方向追擊，落入紅軍重圍。
20日晚，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奉命集中優勢兵力殲敵，21日下午，紅軍發起進攻，從南、東、北三面攻入山城堡，並乘勝追擊，將敵軍大部壓縮於山城堡西北山谷中，經浴血苦戰，至22日上午，紅軍全殲敵軍第78師1個多旅。
與此同時，紅二十八軍在紅井子附近擊潰國民黨軍1軍第1師第1旅。第1軍其他各部倉皇西撤，國民黨軍對陝甘寧根據地的進攻，實際上被迫停止。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山城堡戰役非常有名，新中國諸多開國將帥都參與了此役，這是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後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勝利，是長徵最後一戰，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一戰。
「最後一戰」，並非指此役徹底打消了蔣介石「剿滅」紅軍的念頭，而是給紅軍爭取到了一次寶貴的喘息之機，更成為誘發「西安事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西安事變」對於中國歷史的意義，不用贅述，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之歷史貢獻，千古留芳。
從山城堡戰役到「西安事變」，可謂環環相扣，步步驚心。
史料解密顯示，東北軍的默契「配合」，也是紅軍取得山城堡戰役勝利的一大原因。
當時，胡宗南不原意與紅軍單打獨鬥，硬要拉上東北軍「陪打」，他打左路，讓東北軍主力第67軍軍長王以哲打右路。東北軍已經跟紅軍達成了和平協議，王以哲本人更是在1936年7月由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怎會聽胡宗南的話去「陪打」？
胡宗南在賣力進攻，王以哲卻一直在磨洋工。胡宗南氣得到蔣介石處告東北軍消極怠工，蔣介石施加壓力，第67軍才出動，但走走停停，任憑胡宗南的部隊孤軍深入，被紅軍包了餃子。
陷入重圍的部下向胡宗南求救，胡宗南又向王以哲求援，但王以哲「為難」地訴苦說：前進部隊採用無線電靜默，自己和前方部隊失去聯絡，不知道各師在哪裡，無法下達命令。胡宗南聞聽此言，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
山城堡一役後，胡宗南被殲滅一個旅，蔣介石也心疼不已，他心知肚明王以哲和第67軍在「打假仗」，一方面電斥張學良，要求追究責任，另一方面，直接給王以哲發電，逼他與紅軍單獨決戰，否則新帳老帳一起算，軍法從事。
王以哲壓力山大，一方面找各種藉口搪塞蔣介石，另一方面與紅軍保持密切聯絡。11月23日，山城堡戰役結束翌日，西北「剿總」連續電令王以哲前進，王以哲索性關閉了電臺，西北「剿總」一看聯繫不上，直接動用飛機給他空投指令。
《王以哲之死——東北軍參與西安事變始末》一書寫道，「（1936年12月8日，蔣介石接見王以哲時），毫不掩飾且十分嚴厲地威脅王以哲：『王軍長，你不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抗命，你怎麼當的軍人！你的軍隊裡有電臺跟紅軍聯絡，你以為我不知道？』」
蔣介石逼王以哲賣命打紅軍，否則就滾蛋。王以哲把此事告訴了張學良，後者表示：把東北軍調出西安或積極「剿共」，這兩條都不能接受！
「把東北軍調出西安」正是蔣介石的計劃：張學良、楊虎城兩部如果再不積極進攻紅軍，就分別調到福建和安徽去。他的邏輯是，既然你倆「剿共」不力，不可信任，就請你們讓出地盤，我讓聽我命令的人來打紅軍。
對於張學良和楊虎城來說，讓出西北地盤，到人生地不熟且處於「中央軍」勢力範圍的福建和安徽，完全是死路一條。
蔣介石急於早點實現「最後五分鐘成功」，各種威脅、逼迫，而張學良和楊虎城基於抗日民族大義不願意打內戰，又想保住自己經營多年的地盤和軍隊。歷史的張力，終於找到了爆發點。
張學良告訴王以哲，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扣蔣、「逼蔣抗日」一條路。王以哲說：「副司令有決心，就幹吧！」
兩人對話之際，距離「西安事變」爆發還有4天。
4
信仰的力量
今天，再讀1936年這一年的歷史，何等慶幸紅軍沒有開始「第二次長徵」，也讓人深思「歷史何以如此」。
歷史看似充滿了機緣巧合，但實質有其內在邏輯。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統一戰線的威力有多大？可看看1936年冬天蔣介石威脅王以哲進攻剛打完山城堡戰役的紅軍時，王以哲以「弟」自稱給彭德懷發的一封電報。
《王以哲之死——東北軍參與西安事變始末》一書收錄了這封「奇特」的電報：
「（甲）弟部無日不奉飛機投令並電令嚴催，今日更甚。（乙）弟部由預（豫）旺堡至環縣、山城堡、洪德城做三日行程，茲意延六七日，實在無法再緩。（丙）張先生（註：即張學良）意如更於延續，於各方也似不便，總以於協同之中間能不露痕跡為當。（丁）基上數點，弟部定於有日午（註：指25日中午）進至洪德城、環縣。（戊）弟進兄讓，兄已言之，務請兄克踐諾言，並向朱、張、肖、賀諸同志解說，勿生誤會，是為至盼。」
王以哲本來是紅軍的死敵，先是參與「圍剿」鄂豫皖蘇區，後來一路尾隨開始長徵的紅二十五軍，從河南追到陝南，又追到陝北。這樣的死敵能夠成為「同志」，在於中國共產黨基於對抗日救亡運動歷史大勢的判斷分析，制訂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這不得不提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這次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並相應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在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指出關門主義的由來主要在於不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特殊、具體的環境中，強調黨不能空談抽象的共產主義原則，必須大膽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分裂的。」「把這個階級關係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背負著家仇國恨，還有「不抵抗」的屈辱，完全可以團結過來。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的黨內文件，指出：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爭取東北軍抗日是我們的基本方針」；黨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也不是要把東北軍變成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成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爭取的辦法，主要靠耐心說服與解釋工作。
文件還指出，在東北軍內的統戰工作，應是「上層統一戰線與下層統一戰線同時並進與互相配合」，上層統一戰線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中共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評價說：這些方針和以前「左」傾錯誤的方針明顯不同，實際上不只是適用於爭取東北軍，最終進一步擴大了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了西北大聯合的局面，從而推動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在批評「關門主義」傾向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同時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既要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堅決不動搖地同一切動搖、妥協、投降和叛變的傾向作鬥爭。共產黨必須以自己徹底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和行動去取得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這就是共產黨的硬骨頭！即便在最危險的時刻，也不會放棄原則。
《毛澤東年譜》記載，在「西安事變」爆發前兩天的1936年12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指出不同意蔣介石要求紅軍削減為三萬的要求，「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紅軍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認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不能減少一兵一卒，並須擴充之。」「我們願以戰爭換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
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還致電正在上海談判的潘漢年，指出：「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今天，有些人說起「西安事變」，總歸結於張學良的一時衝動。事實並非如此，學者謝春濤在《入黨——40個人的信仰選擇》一書中特地寫了張學良的入黨往事：在與周恩來談判時，出於對國民黨的失望，感於共產黨的魅力，張學良提出入黨，中共中央也同意，但由於共產國際的反對沒能加入。但他在晚年的口述歷史中說道：「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不但同情他們，我擁護他們，這是我的內心。」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足以改變歷史走向。
參考資料：
1.《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1月
2.《毛澤東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
3.《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徐向前，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8月
4.《王以哲之死——東北軍參與西安事變始末》|施原，現代出版社，2017年7月
5.《入黨——40個人的信仰選擇》|謝春濤，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