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新的研究發現,遺傳和情感差異的結合可能會導致警察的創傷後壓力(PTS)。
該研究表明,最重要的PTS預測因素是:對突然聲音的驚嚇傾向、職業生涯早期心理健康症狀(如焦慮和抑鬱)以及某些遺傳差異,包括一些已知會影響人的免疫系統的差異。
如果我們可以識別導致PTS的主要風險因素,並在它們有機會發展為創傷後應激障礙之前對其進行治療,就可以改善警察或其他緊急響應者的生活質量,並更好的幫助他們應對工作壓力。
該研究發表在《轉化精神病學》雜誌上,研究者使用了由紐約大學朗格健康中心和明尼蘇達大學科學家開發的一種數學電腦程式。他們結合了統計分析的方法,來測試過去研究中與創傷後應激障礙相關的大量特徵裡面,哪一個最能預測在警察身上發生創傷後應激障礙。
這種確定最佳預測因子的篩選是通過機器學習完成的,即用數據訓練數學模型來發現模式。作者說,這些算法使研究人員能夠追蹤經歷、情境和特徵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互作用而導致PTS症狀的,這代表了此類技術在警察PTS研究中的首次應用。
「基於這些技術,我們的研究確定了PTS的具體原因,而不是可能的聯繫,」紐約大學朗格分校精神病學系主任Marmar說。
他還提到,現在我們迫切需要更好的信息。據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估計,每100人中就有8人在一生中經歷過PTS。他說,警察尤其脆弱,每服務六個月平均要面臨三次創傷經歷。常見的症狀包括噩夢、攻擊性和痛苦的回憶創傷事件,這可能導致睡眠不良、焦慮、抑鬱和增加自殺的風險。
在這項新的研究中,調查人員分析了來自紐約、舊金山、奧克蘭和聖何塞警察局207名具有PTS的警察的數據。所有警察在工作的第一年都至少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事件。
利用電腦程式,研究人員搜索了先前認為與PTS相關的148個不同特徵的模式。他們確定了83種不同因素或途徑的可能組合,這些因素或途徑可能會影響警察發展PTS。
然後,他們確定了出現最頻繁的因素,並發現通往PTS的每條途徑都有這五個原因中的一個。除了容易驚嚇的傾向外,創傷經歷後的嚴重痛苦,以及一系列的情緒健康問題,如焦慮和抑鬱,也在PTS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遺傳原因包括HDC基因突變(與免疫系統問題有關)和MR基因突變(與人體對威脅的即時反應有關,稱為「戰鬥或逃跑反應」)。研究人員說,如果這五個因素都被排除,警察就不會發展PTS。
研究者稱,「因為我們確定的因素是因果關係,所以可以直接針對它們進行幹預。研究發現的幾個致病因素——HDC基因、MR基因和驚嚇反應——指向了映射良好的神經迴路,這應該能讓我們找到有幫助的藥物和行為療法。未來,我們有可能利用從患者那裡收集的有關因果因素的信息來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幹預措施。
其他未來的幹預措施可能會針對那些本身可能不會導致PTS,但經常會促進其發展的因素。例如,研究發現,在60%的因果路徑中,難以適應工作與PTS的發展有關。因此,一個直接的解決方案,比如給那些難以適應警察工作的新警官提供更多的支持,可能會降低他們PTS的風險。
接下來,研究人員計劃在更大的受創傷的成年人和兒童群體中應用同樣的算法技術,關注更廣泛的特徵和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