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鴻霄院士：80歲的回憶與感悟

湯鴻霄，中國工程院院士，環境水質學與環境工程學專家。開拓我國環境水質學領域，建立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水質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先後從事薊運河汞汙染、湘江鎘汙染、鄱陽湖銅汙染等重金屬形態、汙染評價及治理研究。在我國率先研究無機高分子絮凝理論和絮凝劑，創立穩定化聚合氯化鐵生產工藝，主持建立聚合氯化鋁現代化生產廠，工藝模式推廣至全國各地。廣泛開展微界面水質過程和表面絡合計算模式、吸附絮凝理論、高效水處理工藝技術、有機有毒物吸附及控制、環境納米材料生態效應等研究。主持完成多項國家及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何梁何利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美國SCI經典引文獎等。

在八十周歲紀念會上，我作了一次長篇匯報「我的人生回憶與感悟」。回憶是真實的記錄，感悟則未必確切。以前我也應邀寫過幾次自述，都是橫剖面的綜合解析，這次則是按時間順序敘述，大抵算是歷史性縱剖面的回顧。其中也有一些新思考和感悟，算是我活到八十歲才自覺弄明白的一些人生道理。實際上，不但過去遠沒有做到「四十而不惑」，而且即使到了八十歲的現在，仍然感覺對人生大惑不解。

在紀念會上作報告

我把自己的人生解剖為由三種元素合成，也可以分為少年、青年、壯年至老年三個階段。各階段的主旋律則分別是文化人、政治人、科技人，不過實際可以說是「多元一體」。每階段或許都有自己的願望和選擇，但更多是由時代環境決定而被選擇，似是身不由己，命中注定。

因此第一個感悟就是人生雖有自我選擇的可能，但其實那是很難如願的。我並不自認為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但時代的巨浪總是推動和塑造著自己，歸根結底總脫離不了時代環境，結果仍成為一個隨波逐流的「社會人」而已。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任何條件下我總是不甘人後，拼命奮鬥，盡力向前而沒有沉淪隨俗。

美國華裔儒家學者杜維明曾給「公共知識分子」下過定義，大致是：關切政治並不從政，參與社會不以為職業，注重文化並不專研某一門學問。我當然不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更稱不上儒家，但我的大部分人生軌跡確實是：關切政治和國內外時事但自己不願從政，雖然厭惡世俗禮儀但也不能完全脫離人群而免除應酬；參與社會活動並以科研教育為主要職業，雖不經商但還要介入生產實踐過程，還要同企業家打交道；名和利仍是動力，不過儘量取予有道，不觸及心中道德紅線；注重和愛好文化，好讀書而欣賞文史哲但缺乏深入鑽研，限於時間而只能碎片式閱讀，卻不求甚解。所以，總的看來，我還是在一堆矛盾中過著社會世俗生活。杜維明等所謂理想的知識分子對我或許只是理念和幻想，比較真實的我還是「多元一體」的「社會人」，自稱「雜家」而已。

其實，我所謂「文化人」時期只不過是我在童少年時期，自己嚮往將來成為某種文化人。那時處於日本及國民黨統治下我雜亂地讀了許多文史書籍，而不求甚解，憤世嫉俗，期望國強民富，自以為作為文人墨客或許能夠達到理想、目的。當我接觸和接受革命思潮後，激情奔放，可謂身先士卒地投入群眾運動，自然也免不了成為運動群眾。我在大學畢業前後十餘年，做一名業餘兼職的「政治人」，從教研室黨支部書記到城建系黨總支書記。所幸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竟在被選擇從事的「環境水化學」學科中，初步尋覓到途徑。我歸納歷年教學所得，編著出版了《用水廢水化學基礎》一書，樹立起「環境水質學」的求索目標，於是從此安心準備沿此道路前進而不動搖，立志在餘生不再追求政治職務。

1977年，我正式調入中國科學院環境化學研究所，全家回到故鄉北京，不久又由環境情報室轉入汙染化學研究室，成為全職科研人員，從而轉化為真正的「科技人」。這對當時已46歲的我來說，不僅是職業身份和工作性質的轉變，而且是人生目標和勞作貢獻進入新階段的截然變化。我的前半生處於國家民族積弱積貧、尋求方向的動亂年代，在憧憬文化和激情革命中度過青壯年的寶貴歲月。我的後半生正當國家進入改革開放和探索創新的奮起年代，我則處於繼續學習積累知識，更要實踐和自我塑造，適應作個「科技人」報效社會的時期。首先是工作場景從教學課堂、工廠、工地按需求轉向江河流域等自然環境。不過，我又不舍化學工程和水處理混凝劑的知識積累基礎，於是同時結合進行著實驗室及生產企業間的操作。這種二元化交叉的活動性質貫穿了我此後長時期的工作內容，而且逐步接近多元化的邊緣集成實踐活動，成為我提出以「環境水質學」為學科目標的背景。

調入中國科學院環境化學研究所

在這後半生，工作場景的變換對我身心潛移默化的影響便成為巨大和根本的因素，諸如：我在北京這文化科學中心大開視野，接觸到全國環境界的精英學者，討論著與國家建設直接有關的論題，提升了我的學術思想境界，並且投入更廣闊的環境汙染控制實際領域。

首次出國和在瑞士聯邦水科學與技術研究所（EAWAG）的研究實踐，使我得到擺脫一切事務的樂趣，全身心投入科學研究實驗，見識和掌握了調試操作先進儀器的技巧，有了真正「脫胎換骨」成為「科技人」的感覺。幸遇國際水化學權威學者Stumm 教授及若干國際知名學者群體，直接接受他們的指導，當面請教和討論學術及科研路徑細節，使我把對蘇聯、日本的已有知識與西方會議報告文獻上的理解相互印證，自覺萌生了全面涉獵科學的新意念，不時激發著創新立異的衝動。我見識到若干國際環境研究中心的儀器裝備設施水平後，期望著有朝一日能夠並駕齊驅，此時自卑與自傲的心態並存且與日俱增。在實驗室身體力行地調試和操作各種現代儀器，使我增強了實踐檢測鑑別數據資料的能力。

在瑞典哥德堡會議上作報告

在有限的條件下，我終於主持建成略有特色的中等規模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併集合組織起尚稱精幹的研究團隊。團隊合力完成了數項國際和國家的重要環境課題項目，在環境水質學領域開闢了新模式，提出了幾類新概念，以各項成果發表了數百篇國內外文章，並編著了相關書籍。遺憾的是，我參與十數年的薊運河汞汙染、湘江鎘汙染、鄱陽湖銅汙染的考察規劃，與全國環境界一起，集體綜合提出了控制治理方案，但大多都限於國家財力未能完全兌現實施，只能以大量數據資料當作歷史文獻留存備考。

所幸的是，我致力多年實踐研發，結合國情建立聚合氯化鋁現代化生產廠，終於在團隊通力合作與外商合資經營下於唐山建成投產。它的固體粉狀噴霧乾燥生產模式在國際獨樹特色，隨後逐步推廣到全國多地，產品規模擴大出口行銷東南亞。研究領域貫穿著基礎理論—形態鑑定—生產工藝—優化模式等水處理無機高分子混凝劑系列，形成有特色的一條龍研究—生產鏈。

1995 年，我有幸被推薦評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進入我人生的又一新階段。這時我已經64 歲，實際已接近暮年，但我卻仍壯心未已，奮力不負這偶得的禮遇和頭銜，拼盡身心度過80 歲前這力不從心卻貌似輝煌的十數餘年。

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我的工作場景和活動內容顯然又有相應的變化：一方面我要繼續完成研究團隊未了的科技項目任務，但卻離開了實驗室儀器臺，只能憑著讀文獻掌握動態科研方向，憑著經驗檢查學生們的數據曲線圖譜來改進並發表論文。盡力把分散的分析成果綜合為驗證創新的前導，並以此成為我的優勢強項，不斷充實、發展著我的環境水質學和水質微界面學科觀念。另一方面，我還要責無旁貸地應對紛至沓來的鑑審會議，發表粗知半解的評論籤署，親手繪製PPT 圖表去作大會報告，即時應答國內外學者的諮詢交流，以這些作為我撐持外界需求壓力的手段。

在此期間，我還有幸在錢正英、錢易兩位院士的指導和協作下，參加了全國和西北水資源的戰略諮詢項目和現場考察，重溫了我青年時期跋山涉水走過，如今公路、鐵路暢通的雲貴川青地區。還隨團訪問考察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水資源再生利用系統的實踐模式，並得到莫大啟發。這兩次大規模活動顯著提高了我對國家水資源環境汙染現狀的實感和控制方略的思考，初步產生社會發展與環境汙染之辯證關係的哲學概念。

憑藉團隊集體歷年來的辛勤勞動成果，我們又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何梁何利獎、美國SCI 經典論文獎等一系列高級別獎項，為環境水質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成果光環添上了一筆濃重的色彩。

實驗室20周年紀念會師生合照

當我在紀念會上作完報告，說了幾點人生感悟走下講臺時，聽見觀眾席上不知哪位聽眾評論說：「思想家呵！」我不禁為之愕然。我想如果這是褒義的讚許，可能他對我的感悟有所同感，如果這包含著貶義的批評，則恰觸到我的軟肋。我縱觀一生所為，作為科技知識界分子，除了建設水處理混凝劑工廠尚算是屬於硬體行為外，大部分活動都致力於縱橫捭闔在發展多元學科綜合思想軟體研究領域，也不知其社會貢獻為正為負能值幾何。即使建設生產工廠也仍是團隊主要出力，而我自己主要參與謀劃組織構思模式而已。總體稱我為：不過是個強於思想而弱於行動的雜色知識分子也不冤枉，這才應是我最重要而猛回頭已百年身的感悟！

本文摘編自《湯鴻霄自傳 : 環境水質學求索60年》，標題有修改，點擊下面「擴展連結」可立即購書。歡迎廣大科研工作者投稿，聊聊你們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投稿郵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