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CellPress細胞科學 關注Ta
I May Not Have Symptoms, but COVID-19 Is a Huge Headache
Steven W. Cranford
Matter期刊主編
作為科學期刊的編輯，這份工作既是被動的，也是主動的。被動的一面在於日常工作——坐在電腦前，等待著系統傳來的論文，讀論文、評估論文、對論文進行討論，然後拒絕投稿，亦或把論文交給同行評審，一旦被接收的論文累計到10份左右，我們就可以做個目錄，挑個封面，如此循環。主動的一面則是這份工作較為有趣的那部分——去和學界交流，儘可能和更多的研究人員及PI們見面，發掘領域內的研究趨勢，以及令人激動、蓄勢待發的內容（對於Matter來說，即材料科學總體領域內），這些事通常都是通過參加會議和實地考察特定機構完成的。
然而，COVID-19讓一切都中斷了
我第一次被COVID-19相關防疫限制直接影響到的是原本計劃在丹佛舉行的美國物理學會三月會議(APS March Meeting)被取消。就在一周內，Cell Press細胞出版社迅速對非必要旅行進行限制，於是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實地考察也推後了。接下來被取消或推遲的還有在費城舉行的美國化學學會(ACS)會議。與此同時，我所在地區的一些大學（哈佛和麻省理工）發出的線上教學的倡議層出不窮。我女兒的幼兒園將至少停課三周，麻薩諸塞州的小學也是如此。我認為積極安排會議是不謹慎的，因為現在要做的是保持社交距離。接下來的一個月可能還會有更多活動被取消。不過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取消活動是控制「病毒猛獸」的必要之舉，這些決策（雖然很困難）都是正確的行動方針。
但我還是更願意離開辦公室
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是一個人。事實上，我的職位的性質，決定了我可以很輕易地在家辦公（我們習慣了遠程會議），期刊也可以照常開展業務。PI們則要面對一系列事物：工作、研究、教學、學生、旅行、遛狗、健身體系等等。
然而，全世界的科學家們似乎都多多少少遭受到了疫情對於開展學術工作所帶來的影響，看看他們又是怎麼說的：
Opinion
COVID-19 Is a Huge Headache
Taylor Sparks
猶他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副教授、副主任
此前，美國物理學會三月會議（APS March Meeting）取消的新聞在學術推特圈飛來飛去，這似乎要比官方公告更高效。很多科學家早已訂好了機票，有一些甚至已經到達丹佛，只好眼睜睜看著他們的旅途白白作廢，為什麼會議組織者等了這麼久才決定取消？畢竟，APS會議能夠吸引來自世界各地超過10000名的參會者，而早在一個月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COVID-19為「全球公眾衛生緊急事件」的兩個月之前，疫情的暴發就已被發現。APS被取消後，所有的目光都轉向了將於費城舉行的更大規模的美國化學學會(ACS)會議，ACS能夠吸引超過15000名參會者。日子一天天過去，沮喪和懷疑逐漸滋生，科學家們在困惑，組織者還在等什麼？
從個人角度出發，我很同情這些被COVID-19影響的會議及活動組織者。首先，雖然世界範圍的大流行極少出現（2015年的寨卡病毒暴發、2013伊波拉病毒暴發等）這次的疫情卻引發了不同尋常的應對措施。比如有著數千萬居民的中國城市武漢，進行了大規模隔離。大型會議組織者需要在幾天內，針對世界範圍內隔離及預防措施的有效性做出評估，人們所採取的措施不但要對抗疾病，還要分辨來自媒體的錯誤信息，以及輕微的歇斯底裡就引發的大眾恐慌，這使得人們開始囤積瓶裝水、衛生紙、消毒洗手液。最終，由於如果正常舉行會議，就會有很多來自被疾病控制中心列為第三級警告國家的參會者前來，組織者決定取消會議。
另一個同情這些組織者的原因可能不被一些人完全理解，就是策劃這樣的活動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做多少準備工作。我個人就有過這樣的體會，我曾經組織過兩場關於材料科學中的機器學習研討會，新手們可以來參加學習材料信息學中熱門領域的技術、工具、最佳實踐練習、案例研究。策劃活動中廣告、住房、會場、餐食、主要發言人、註冊等等所需的後勤及計劃是非常繁重的。今年三月，我策劃的活動——固態材料化學數據科學黑客松(SSMCDAT2020 Solid-State Materials Chemistry Data Science Hackathon)，是目前最雄心勃勃的活動，原本計劃和ACS會議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舉辦。我和協辦者們在18個月前就開始著手規劃，我們寫了計劃書，計劃書通過審核，然後拿到了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基金，有了資金，我們就開始計劃這場獨特的活動。我們排到了場地，建立網站，開始宣傳，邀請主要發言人，籤訂第三方贊助協議。這場黑客松還基於獨特的團隊，從申請者提交固態材料化學問題主題開始，我們再向數據科學家徵求潛在的解決方案，最後經過一系列緊張的工作分配爭論及團隊組建工作，從而組成團隊。郵件、電話、視頻會議，活動的後勤工作所需的時間是驚人的，而我們才僅有約100個參會者，跟ACS會議的15000人無法相比！所以，當ACS會議被取消時，我可以體會到那是怎樣的艱難決定。ACS會議的取消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將自己的活動延期到12月17-19日，同時意味著要處理退款、重新訂酒店和機票、重新組建團隊，本質上也就是把所有的後勤工作從頭再來。
Opinion
COVID-19 Is a Huge Headache
Tej S. Choksi
南洋理工大學化學與生物醫學工程助理教授
我在新加坡的預備終身教職任命（tenure-track appointment）開始於2019年12月，從1月到2月，在新加坡我們緩慢地走過了對COVID-19的恐懼。雖然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中似乎充斥著狂熱氣息，這個城市國家依然以一種幾乎令人不安的冷靜面對著新形勢。或許是因為新加坡人會認真地遵守規定，加上擴大社交距離和較高的衛生水平，從而維持了這個局面。幸運的是，第一學期我沒有被分配教學任務，所以我也就不需要在短時間內創建線上課程。
2019年我在斯坦福做博士後時，C1-C4部門的一位分會主席邀請我向2020費城ACS會議提交一份摘要。我感到欣喜萬分，也許能夠以我剛剛起步的研究組的名義，在著名的研究會議上發表「特邀報告」。作為一名化學工程師，我之前從未參加過ACS會議，而這場ACS會議、一次特邀報告、作為PI的一次演講，這些都將成為新研究組的一系列第一次。而現在，由於COVID-19大流行導致ACS會議取消，這三個第一次將在研究組記錄中深深地這場被取消的會議與聯繫在一起。當然，ACS會議取消讓我感到非常失望，畢竟它意味著令人興奮的聊天、與同事和朋友的會面，以及我熱衷於分享的科學。
我們必須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儘管力量微小，也可以在「壓平疫情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中發揮作用，給公共衛生部門以喘息的機會，來面對即將到來的如洪水般湧現的病例。
Opinion
COVID-19 Is a Huge Headache
Matthew G. Panthani
愛荷華州立大學副教授、Herbert L. Stiles教職研究員
過去的一年裡，環保活動家們的行動引起了人們對學術旅行的環境成本的警覺。這也挑戰了我們關於學術交流的思維方式，並促進了關於以電話會議作為交流的替代方式的討論，從而為減少碳足跡做出貢獻。
如今，COVID-19擾亂了全國範圍內的會議、論壇、小型會議、教學、研究活動，我們被迫以一種幾年前無法想像的方式，利用電信技術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全國的大學和院系突然轉向線上教學，在愛荷華州，我們被鼓勵不同步地開展教學，防止伺服器超載。我將通過電話會議擔任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金審查小組成員，開展工作。並且，我取消了至少未來幾個月所有特邀報告和學術旅行。雖然擴大社交距離必然能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助力，但我也確信，很多PI——尤其是處在職業早期的PI們，在擔心COVID-19對他們職業生涯的長期影響。
作為一名學者，我開始意識到面對面交流的價值。例如，我的教學評估從與學生的互動中受益良多；以「活人」形式（即非虛擬）擔任NSF小組成員，給予了我對計劃書審查過程獨特的啟示，同樣與項目負責人的附屬討論也會帶來寶貴機會，而這無疑也是為後來得NSF資助的有利因素；在大學及會議中的特邀報告也是提高知名度和擴大我的高校網絡的大好機會。
上述所有活動都包括面對面會談，而我有一些虛擬（線上）會談的經驗——曾作為虛擬NSF小組成員。虛擬會談失去了面對面會談的很多優點（對小組成員來說），例如與其他小組成員的附屬討論，和項目負責人在休息時間的交流，這些在虛擬空間中都不存在。並且，我認為虛擬會議中小組成員並未完全投入到工作中，社會壓力可以使人持續保持工作狀態，而這就像在沒有社會壓力時進行多任務工作。我可以假設，如果對虛擬小組和面對面工作小組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會發現，在計劃書評估方面，面對面工作小組的效率更高。研討會和大型交流會議可能也將以虛擬方式進行，但與實地到訪會場或大學的情況不同，這並不能提供會場或大學本就存在的寶貴社交機會。今天早上我講了第一堂利用Zoom完成的課，當然隨著經驗的積累，我通過Zoom的授課質量會有所提升，但我感到我是在對著30個黑盒子組成的牆講話（大多數是黑盒子，因為大多數學生沒有開啟分享視頻），而不是在和真實的人說話。
幸運的是，我的終身教職材料(tenure package)在去年就提交了，這就意味著無論愛荷華州立大學做出怎樣的決定，都不會被COVID-19影響。我擔心的是，COVID-19大流行將會影響那些在自來年晉升終身教職的人。儘管機構否認這一點，目前的評估過程中，存在著評估者和委員會關注總數的趨勢，即文章、特邀報告、提交的基金、收到的錢、已畢業的學生等等事項的總數。那麼，晉升與終身教職委員會，以及大學官員會在評估中考慮COVID-19所造成的影響嗎？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實現？這會指向出現在大多數大學晉升及終身教職評估過程中更大的體制問題嗎？我沒有答案，但我希望這能夠激發出對此進行討論的機會。
Opinion
COVID-19 Is a Huge Headache
匿名（根據要求）
美國某研究機構助理教授
引用皇后樂隊的一首歌：「表演必須繼續(The Show Must Go On)。」
我的預備終身教職職位(tenure-track position)，在開始日期前雙親之一被確診為癌症時被蒙上陰影。隨著化療、幹細胞移植失敗，以及一種決定生死的新療法，焦慮已經使我剛剛開始的職業生涯受到重創。現在，情況好轉後，我和父母認為一切明朗了，COVID-19又將一切打回原形。任何一種病毒可能都是致命的，我在等待著最壞的結果。我的父母生活在歐洲，歐洲的情況要比美國嚴重得多，如果真的沒有機會說再見，這絕對令人無法承受。
2020年本是我職業生涯的開端。雖然從個人角度來說，我並沒有受APS或ACS會議取消影響，我倒是有幾場美國國內及國際會議的特邀報告，作為領域內的年輕人，一場戈登會議 (GRC)的報告將會是一次收到讚賞的絕佳機會。現在，我可以預料到這些報告都將被取消，並會在整個預備終身教職的時間內，在我的終身教職信(tenure letter)中，體會到這些取消帶來的長期影響。「哇，做助理教授的第二年可以給出這麼精彩的報告」和「也許會是場不錯的報告，我們不得而知」這兩種評價有著相當大的區別。人際交往和將自己的工作展示給別人，對於助理教授是非常重要的，助理教授在這些過程中可以找到合作者、推薦人，以及全方位支持。我認為虛擬的線上人際交往不存在這些效果。
助理教授在課堂教學上已經足夠努力了，我們剛剛進入狀態，還在為新的課程備課，突然間又要轉移到線上教學。可能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完全沒有遠程教學的經驗，我很困惑怎樣才能高效地通過Zoom或類似軟體進行教學。無需面對面就會使學生分心，注意力也不會像面對面上課那樣集中。翻轉課堂（註：學生及老師的角色對調的教學模式）是一種不錯的方式，但如果要在一周內重修一門課程，這可行嗎？最終，如果我們的學生得不到同教室中一樣的教育，這無疑將對我們共同的未來造成負面影響。
還有一個方面是研究生招生。年輕的教授依賴於為實驗室招到優秀的學生，就如我們的事業依賴於對下一代的培養。COVID-19會對研究所招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只有到接受結果公布時知道，但我認為肯定會造成一定的後果。
對於研究生來說，最壞的影響就是，實驗室可能關閉。他們的博士期限會被延長嗎？在實驗室關閉後，他們還會回來繼續被扔下的課題嗎？雖然不我願意成為那種讓學生在不合理時間工作的導師，但我給出了指示，確保他們儘快拿到可降解材料的所有所需數據，畢竟未來學校也可能關閉。
這場大流行對我整個職業生涯的影響的不確定性，令人窒息。幸運的是，我還有一些稿件的相關數據，可以遠程寫作，但我也知道很多助理教授的境遇卻並非如此。
只能希望，如有必要，我們的終身教職倒計時(tenure clock，註：從助理教授到終身教職的七年預備期)能夠被延長。
結語
付之東流的策劃工作、失去的會議機會、虛擬會談vs面對面會談、終身教職倒計時的時間流逝，這些擔憂只是來自一些願意分享的人。
這些經歷和觀點是普遍的嗎？顯然不是，但或許你可以在一兩個方面感同身受。重要的是，要意識到疫情影響著每個人，即使方式不盡相同。我們一同經歷這一切，我們也將一同渡過這一切。
但這依然令人非常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