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周濂：我們對人生宇宙的困惑，是因為科學發展還不夠充分嗎？

記者 | 趙蘊嫻

編輯 | 黃月

科學的發展能否解決倫理、美學的問題？過去幾千年間，人文沒有講清楚的問題，科學能不能提供終極方案？科幻作家劉慈欣與哲學家江曉原曾經就這些問題有過一段對話。劉慈欣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現在還沒有全部解決，是因為科學的發展不夠充分。當江曉原質疑說，科學能否解決人生目的的問題時，劉慈欣給出了一個頗讓人吃驚的回答：「科學可能無法回答人生目的的問題，但我們可以通過科學來取消這個問題。」

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周濂看來，這是他「有限閱讀」中見過的「最極端的科學主義」：它不但要為世間所有的疑問提供答案，還要通過修剪問題的方式來確保其穩定性和唯一性。日前，周濂與哲學家陳嘉映在「Naive理想國」咖啡館圍繞「科學主義與科學精神」進行了一次「互為腳註」式的對談。

他們從伽利略對純粹客觀世界的發現談起，聊到了科學研究思路的特質、人文與科學的區別。在科學狂飆突進的今天，人們要麼採取科學主義的態度，認為科學可以取代人文，回答一切，要麼希望兩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針對當前的困境，周濂提出了自己對打破隔閡的「第三種文化」的構想，而陳嘉映則顯得不那麼樂觀。但毫無疑問，陳周二人都不贊成科學主義對人生目的等問題的統一式回答，「問題是坐落在每個人具體的生活語境中的，每個人都賦予問題以不同的答案。」科學精神指的是承認科學確立的事實和發現的真理，並接受其對嚴肅思辨的制約，而不是用科學壓倒、甚至取消一切。

研究科學不等於放棄人文，當代人的困境在於丟失了科學以外的精神

科學作為一種思考方式，其獨特性在哪裡？陳嘉映從伽利略所說的「第一類性質」與「第二類性質」出發，梳理了近代科學與人文的不同。

作為近代科學的先導者，伽利略將事物的性質分成了兩大類。第一類性質即客觀的性質，例如杯子的形狀、體積、材質等，它不但對人是原則性的，相對於其他事物來說，這種性質也不會有任何改變；而第二類性質卻與主觀有所關聯——它不但是人與人之間主觀判斷的差異性，還強調人類群體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差異性，例如大部分人類對顏色的認知沒有爭議，但對不怎麼依賴視覺的狗來說，世界本是無所謂顏色的。

伽利略認為，自柏拉圖以來，哲學中的經典問題已代代相爭了兩千年，後人的見解卻不見得比前人高明。這是因為他們在忙著琢磨萬物的性質及其關聯之前，沒有先對性質進行區分，抓住「世界的本質」——第一類性質。在他看來，哲學（當時科學還沒有從哲學中分立出來，伽利略等人即自稱「自然哲學家」）要想向前發展，首先得把兩類性質分清楚，而後再集中研究第一類性質。有關這類性質的真理不會因人類發生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便能依靠可積累的真理認知把哲學帶出原地踏步的窘境。

除了區分兩類性質，伽利略還定義了何為「物我相關」的陳述，何為「物物相關」的陳述。當我們用「冷熱」這樣「物我相關」的語言來描述天氣時，常常陷入主觀式的爭論；但如果我們說「今天是37攝氏度」，爭議便不存在了——物物相關的陳述讓爭執不休的人們在同一個層面上達成共識，推進討論。「我們採取物物相關的陳述，採取量化的語言、數學的語言，便可以對第一性質做披荊斬棘的推進。」周濂說道。

可以說，伽利略所做的兩個「區分」是科學研究思路及其精神的核心。然而，人類能夠滿足於對第一性質的研究，而不關心美醜善惡、是非正義的問題嗎？陳嘉映特別強調，伽利略發現了一個純粹客觀的世界，但他不是科學主義者。「伽利略只是說，新的實驗哲學家，也就是後來的科學家，要想取得進步，就必須集中於對第一類性質的研究。但他並沒有說而且他也不認為，人類就應該滿足於研究第一類性質的生活。」

「牛頓沿著伽利略的路在走，但他也不是一個科學主義者。在人生的後幾十年，他沒有研究科學，而是在研究聖經，這和牛頓作為科學家的光輝形象有點不合，但牛頓的兩個形象不是互相矛盾的。對牛頓來說，他要弄清楚世界的結構，是因為他相信上帝絕對不會糊裡糊塗地造出一個世界來。上帝是充分理性，他一定是根據一個非常理性的圖景來創造世界。研究物理學，是為了更好的信仰上帝。」 陳嘉映指出，對牛頓和伽利略而言，無論再怎麼研究第一類性質，它也只是整體生活中的「一小塊」，這兩位科學革命的先導者與集大成者的背後有「更大的東西」。「現在科學主義與人文有這麼多衝突，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現代人已經丟失了這塊『背後的東西』。」

科學主義的問題在於用「how」來回答「why」

如果我們採用第一類性質與第二類性質的視角來追問哲學為何「原地踏步」，所得的答案大概與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們一致：科學突飛猛進，哲學停滯不前，是由於我們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何為正義，何為良善生活、人生目的、美醜善惡。啟蒙運動之後，就有一批哲學家嘗試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第二類性質的問題。在周濂看來，這種試圖用科學來解決一切非科學領域問題的做法帶有很強的還原論色彩。

還原論對問題的追溯永遠是朝下的。比如我們在談論經典的身心問題、自由意志問題時，一些科學家就想從粒子的層面去尋找答案，這就好比用腎上腺素解釋革命，用多巴胺闡釋愛情。「還原主義也許是成立的，但它是否能原路返回呢？」周濂認為，還原論在逆向復原建構的過程中，必然有所丟失。科學主義者可以用還原論將第二類性質的問題化歸到第一類性質中去，卻無法原路返回。

面對這樣的質疑，一些科學主義者可能會辯護說，現在的科學水平不能很好地去建構，也不能很好地去描述細節，是因為科學發展還不夠到位，我們對事實的認識還不夠充分。對此，陳嘉映回應道，還原論實際上還是在用「how」來回答「why」的問題。「為什麼巴勒斯坦的小孩看到以色列的軍隊會朝他們扔石子、扔自製炸彈？為什麼馬克龍在黎巴嫩則受到民眾歡迎？我們當然可以去查不同人群的神經系統與體液循環，但這只能告訴我們這些反應是如何做出的，而不是為什麼做出。最初的好奇心沒有得到解答，甚至可以說沒有被問。」

跨越科學與人文的「第三種文化」是否可行？

英國小說家C·P·斯諾在《兩種文化》中描述了人文與科學在現代社會的分道揚鑣。這兩種文化互不搭理，也不明白對方在說什麼。人文文化代表者不懂相對論，科學文化的代表者從不閱讀莎士比亞。今天，科學高歌猛進，一些人充滿信心地斷言，科學遲早取代人文，另一些人則主張相安無事的態度，讓科學的歸科學，人文的歸人文。在這兩種主流觀點之外，周濂提出了「第三種文化」的構想。

「所謂第三種文化，即是藉助現代科學，更深入地把握人文社科所關心的主題，與此同時，人文社科又能夠保持自己相對的獨立性，不完全被科學主義所吞噬，還原到粒子層面。」周濂說道。

在談論「第三種文化」的可能性時，周濂引用了美國語言學家史蒂芬·平克的兩句話。「平克說，科學告訴我們，世界是可以理解的。這句話看似卑之無甚高論，但仔細琢磨它的意思，實際上是在說，科學不是信口開河的，不是用圖像的、寓言的或者神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它有特定的方式，人類能用這種嶄新的眼光來打量世界，本身就是極為詩意的浪漫。平克另一句話是說，要讓世界告訴我們，我們關於它的各種看法是否正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從古至今許多關於宇宙和人類自我的理解，都被顛覆掉了。科學雖然不能取代人文的理想，但它可以限制我們的各種理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對『第三種文化』有所期待。」

與之相反，陳嘉映對「第三種文化」的看法較為消極。他的這種態度可以從其對還原論的批判中看出端倪：「你沿著『how』的路走，不會回到『why』，你只不過會在路上慢慢遺忘掉後者而已。」一旦走上向下追溯的科學之路，就永遠不會回來。同時，陳嘉映也懷疑科學的勃興到底對人文理想提出了多少新的限制。在他看來，即使沒有科學，好的哲學也不是用空想的方式來思考的。

在提問環節，有觀眾提問，如果科學是在解釋「how」的問題，那麼人文真的能回答好「why」嗎？周濂說：「好的哲學提供較好的答案，壞的就提供壞一點的，但問題在於，哪怕提供了較好的答案，它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人文真的能回答好why嗎」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暗含了尋求唯一正確答案的傾向，而這正是科學主義者的雄心所在。「這個問法本身就錯了，因為問題是坐落在每個人具體的生活語境中的，每個人都賦予問題以不同的答案，這是人文想要保持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它和科學那種乘風破浪、一往無前的思路是極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