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的危險代溝:新老編輯正在爭奪內容業的話語權

新技術和新記者正以勢不可擋的勁頭衝擊著傳統媒體的地位，面對新事物，傳統媒體自然有所堅守，但唯一不該保留的，是落後的編輯室文化。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api）為你呈現數字媒體和紙媒、年輕一輩和老一輩之間的衝突與分化，看看代際差異之下這一屆年輕人如何選擇？

90後媒體人Alexa Peters在《西雅圖時報（Seatle Times）》工作，看到傳統媒體裡依然存在的種族歧視、性別不平等等問題，除此外，編輯部裡存在著守舊文化，新老編輯觀念持續碰撞。工作過，爭取過，Alexa最後選擇離開。現在的Alexa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為《西雅圖時報》、《華盛頓郵報》、Leafly、Thrillist、Amy Poehler’s Smart Girls等媒體撰寫音樂和文化版的稿件。

事情起源於今年五月的一次網絡交鋒，90後記者Tilia Jane在Twitter上向《西雅圖時報》知名記者Mike Rosenberg請教問題。聊到西雅圖的生活成本問題時，話題走偏，Rosenberg在私信裡對Tilia進行言語性騷擾。

事後Rosenberg表示，這只是一條手滑發錯的信息，但Jane並不買帳，決定在Twitter上曝光，要求《西雅圖時報》進行徹查。事情似乎到此暫時告一段落，這只是#Me Too萬千案例中的一個，有媒體如Crossvut在持續跟進，《西雅圖時報》官方也表示會調查。

這件事勾起了Alexa的記憶，在《西雅圖時報》擔任資訊助理和數字主頁製作人時，她看到類似的強權文化並不鮮見，這直接導致了當時27歲的Alexa選擇離開，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記者。

old school vs. new school

千禧一代的困境

Alexa的選擇不是個案。

在美國，放棄進入媒體業的千禧一代，尤其是千禧一代女性的比例高得驚人。2017年，《每日野獸報（the Daily Beast）》報導過6位頂尖新聞專業畢業學生放棄媒體工作的故事，縱然薪資是其中關鍵，但也並非唯一原因。代際分化和守舊的編輯部文化讓這些新的媒體人望而卻步。

討論這個話題之前，自然不能迴避媒體業的困境：數字時代，紙媒盈利空間大幅縮減，或者被收購，或者主動裁員。這直接推動著紙媒擁抱網際網路，甚至重新定義媒體這門生意。以《西雅圖時報》為例，為了應對數字媒體衝擊，公司在2008、2012和2016-2017年度進行了三次大規模裁員和併購。從2016年到2019年4月，《西雅圖時報》的員工從178降至145。

這自然也打擊了員工的士氣，人人自危，害怕和崩潰的情緒在編輯部蔓延。老媒體人緊守著過去所學，新記者們卻要在一個快速變化又不斷收縮的行業裡不斷學習。

《媒體業消失的一代：新聞編輯室的潰敗》一書作者Scott Reinhardy認為：新一代媒體人在努力探索媒體業的方向和文化，但我並不能說，新生力量從老一輩那裡得到了足夠多的指導，畢竟，老一輩們忙著要給新人灌輸既定的規矩和任務。

數字媒體和紙媒、年輕一輩和老一輩，這些衝突和分化由來已久。2010年，23歲的Alexandra Hazlett進入《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看到這種固化的衝突導致雙方劍拔弩張，拉鋸感令人無法忍受。「數字媒體正在重塑編輯部文化，年輕人受到的挑戰在於，那些司空見慣、自然而然的網際網路內容，對老一輩來說卻陌生無比。」

技術的進步刺激著代際分化的進一步加深，弔詭之處在於，無論哪一方都無法保證自己是對的。Hazlett的前同事Joyce Chen提到，編輯部裡一度被彼此互不信任的氛圍籠罩著，「傳統媒體人認為新人不懂什麼叫『好報導』，他們質疑『你怎麼寫一篇重磅新聞？你有沒有問對問題？有沒有找到5個不同的信源？』但與此同時，他們又要讓年輕人們有網感，適應網際網路寫作和報導。」

Alexa也在《西雅圖時報》看到類似的情形。數字訂閱用戶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高層推動，這個過程中，60後和70後老記者們只能努力適應新節奏。他們不懂社交媒體，質疑擅長數位化生產的年輕團隊的目的和建議。很多時候，他們也不懂如何利用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甚至，還有人用著上世紀的手機。

與此同時，新一輩們把大量時間耗在電腦前，做著所謂內容「管理」的工作，離真正的報導、寫作和編輯越來越遠，但後者才是他們進入媒體行業的目的。

各自擁有對方所需的技能點，但代際分化導致兩代媒體人難以互相交流，實現彼此融合，這也導致了孤獨和不滿情緒，編輯部裡如死水一般，甚至把這種情緒帶進了報導中。

讀懂用戶，首先要留住新人

傳統媒體正在嘗試用新故事吸引數字用戶，推動數字訂閱增長，也嘗試留住千禧一代的新興媒體人。從這幾年文化類報導的變化中可以看出這種趨勢。

舉個例子，雖然這些年參加現場音樂節的年輕人佔比越來越大，紙媒上的相關報導和評論卻越來越少見，所以有紙媒調整了方向，關注年輕人的愛好，但代際差異導致了更大的問題。如果去讀一讀《西雅圖時報》的藝術和文化版報導，你可能會以為，我們生活的不是同一個星球。

2015年，《西雅圖時報》在報導Flavr Blue樂隊主唱——一位亞洲女性時，稱其為Macklemore（白人說唱歌手）的助手，赤裸裸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激起樂迷的不滿。官方很快公開道歉，但編輯似乎也沒吸取教訓。第二年，體育版在報導海鷹隊隊員Marshawn Lynch的退休時，形容他的沉默寡言為不夠「優雅」。2018年，說唱歌手Kendrick Lamar的現場被形容為「巨蟒吞噬的氣勢」，「（巨響）像一輛蘭博基尼沿著Crenshaw大道轟鳴而來。」

男性白人記者們總是如此帶著自以為是的傲慢在寫作，最好的情況下只是讓人不快，最差的情況下，則是明顯的種族歧視。年輕一代可不會就此接受。

《西雅圖時報》某次就編輯部多樣化的議題召開全體大會，為數不多的少數族裔裡，一位千禧一代女記者發言時明顯身子微微顫抖，她發現自己看過的一些報導中，明顯帶有歧視。

一位年紀稍長的男性白人編輯認為，她得多說一點，而不是第一時間進行自我教育，或是提高自己在這方面的意識，但後者恰好是年輕人們在工作中所尋找的「包容文化」。

Brooking報導中提到，千禧一代中有44%是少數族裔，是美國歷史上少數族裔比重最高的一代。福布斯的報導中分析到，這代人會盡最大可能去爭取多樣化的公平，哪怕薪資因此縮減。所以，這些措辭不當的報導很影響個體感受，也因此打擊了他們進入傳統媒體的意願。

記者JT Arowosaye寫到：年輕用戶必然是未來閱讀和消費的主力，如果媒體業想要吸引這批人，需要對編輯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便是招募新人，認可年輕人的價值，尊重這代年輕人，因為他們最了解如何和千禧一代們建立穩固的聯繫。

這些抱怨情緒的確在新聞業的池塘裡激起了一些漣漪。Alexa在紙媒工作時見到不少同事會加班輔導其它同事學習數位化技能，也努力鼓勵多樣化。多樣化力量小組逐步成型，形成了導師制，針對社會化話題的內部讀書會也組建完成，有更多少數族裔加入編輯部。

改變過時的組織架構

可以說，這些行動都是在千禧一代和少數族裔群體的努力下被推動的，在這個過程裡，他們常常因為監控報紙的社會化意識感到崩潰。不過，對於千禧一代而言，僅滿足於多樣性配置依然不夠，最終需要落到管理上。

主唱事件之後，編輯部裡也在呼籲改革，管理層迫切要求改變現狀，態度堅決，行事積極，招聘了更多有色族裔，《西雅圖時報》一位匿名員工表示，銳意改革之後，大批優秀年輕人加入編輯部，不過，其中也有不少人失望而去。

此外，編輯部裡的組織化管理風格，鼓勵過時的組織架構，使得年輕人的價值得不到發揮，打壓了他們的才能。

比如，公司認可一種超男性化的氣質——「證明自己」，這只會保持現狀，無法讓年輕人得到鍛鍊，尤其是，男性們受益於此。根據女性媒體中心發布的《2017年，美國媒體的女性地位》報告顯示，在紙媒、網媒、電視等渠道上，男性得到的署名權和其它權益達到62%。

毫無疑問，這樣的媒體對千禧一代女性不會有太大吸引力。哈佛尼曼實驗室在2018年年末的報導中提到，「行業頑固守舊，管理和支持力度不夠，成長機會較少，我們正承擔著年輕一代媒體人的流失風險。」

去年11月，27歲記者Stephanie Butzer本考慮進入《丹佛郵報（Denver Post）》，但看到裁員30人的消息後改變了主意，因為「不想踏上一艘正在下沉的大船」。28歲的Kassondra Cloos也有類似的想法，原來在《每日新聞紀事》工作，迫於低薪和巨大的學業貸款，加之不夠靈活的工作時間，Kassondra最終放棄「鐵肩擔道義」的夢想，選擇自由職業。

更直接的原因來自於編輯室的文化：一名男性記者告訴她，從一位管理者那裡得知，女性永遠不可能當上罪案報導的記者，因為這註定是一份男性的工作。對於一名22歲的女性來說，很難接受這個消息，「得不到一點鼓舞。」

Alexa也有類似的經歷，在《西雅圖時報》工作數月後，Alexa自認為展示了足夠的熱忱，技能上得到提升，做過很多採訪，但接連申請三份正式工作都遭到了拒絕，她最終決定離開。

Alexa問過領導，自己是否可以申請報導獎學金，上頭認為她「不合格」，「如果想從兼職轉正，必須重新回新聞學院學習」。在考慮是否接受建議時，一位男記者告訴Alexa，他從沒去過新聞學院。

花了兩周時間準備，Alexa決定當一個自由撰稿人，更加勤奮投入工作。之後便是工資翻倍，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提高。一切都預示著一個好的未來，但並不一定是在媒體業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