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尼阿佩爾鮑姆（Yoni Appelbaum） 翻譯/聽橋】
民主有賴於敗選者的同意。二十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中，美國的政黨和候選人加入競選行列時是這樣理解勝敗的：敗選既非始終如此，亦非不可接受。
敗選者可以接受敗選結果，調整競選主張和結盟策略，在下一次選舉中再接再厲。競選中的主張和政策會遭到駁斥，有時是惡毒地駁斥，但不論言辭多麼激烈，敗選通常不會被等同於政治毀滅。人們從競選中可能感受到高風險，但那絕少關乎生死存亡。
但近年來，事情發生了變化，這變化始自唐納德川普當選總統，並在隨後愈演愈烈。「我們激進的民主黨對手受到仇恨、偏見和憤怒的驅使」，6月，川普在奧蘭多啟動謀求連任的競選活動時這樣告訴參加活動的人群。「他們想毀掉你們，毀掉我們熟悉的這個國家。」總統說服其支持者的關鍵在於：他，就是橫亙於他們和深淵之間的那個人。
10月，彈劾的兇相隱隱浮現，他在推特上大發雷霆：「目前正在進行的不是彈劾，是政變，意在拿走人民的權力，他們的投票權，他們的自由，他們的憲法第二修正案、宗教、軍隊、邊境牆，和上帝賜予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權利！」他還引用了一位支持者的黑暗預言，即彈劾「將在這個國家導致一場如同南北戰爭那樣的分裂，我們的國家絕無法從中恢復原狀」。
《大西洋》雜誌2019年12月號封面。
川普末日啟示般的鼓譟與這個時代的主題相得益彰。身體政治較近來人們記憶中的任何時刻都更加爆裂不安。過往25年間，共和黨把持的紅色地區和民主黨把持的藍色地區都變得越來越色彩鮮明，同時，民主黨人向城市和城郊聚集，共和黨人則布滿鄉村和遠郊地區。在國會，那些隔開座位的通道已經變成裂痕，但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原本存在共識。
隨著兩黨鐵桿信徒在居住位置和意識形態上漸行漸遠，他們變得越來越敵視彼此。1960年，不到5%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表示，假如他們的子女與來自另一黨的人士成婚，他們會不高興；今天，據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與《大西洋》雜誌近期合作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35%的共和黨人和45%的民主黨人會不高興，這高於對不同種族和宗教人士通婚持反對立場的人士所佔比例。
隨著敵對情緒不斷攀升，美國人對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以及彼此之間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7月發布的一項研究發現，受調查者中，僅有一半人認為，不論誰贏得選舉，他們的同胞都將接受選舉結果。在一些外圍地帶，懷疑情緒變成了離心傾向：德州的右翼活動人士和加州的左翼活動人士已恢復有關脫離聯邦的討論。
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和其他機構的政治學者近期的研究發現，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樂於貶低對方的人格。研究人員發現：「兩黨的鐵桿信徒都樂意赤裸裸地稱對方就像是動物，缺乏基本的人類品質。」總統鼓動並利用了這樣的不安。越界是危險的。研究人員寫道：「道德約束通常會防止我們傷害其他人，而非人格化的貶低則可能令我們放鬆對自己的這種約束。」[範德比爾特大學，創立於1873年，位於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是一所研究型私立大學，由美國鐵路大亨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捐建。——譯註]
相較於黨派分裂的其他時期，包括1960年代晚期在內，這樣直截了當的政治暴力是罕見的。但過度狂熱的鼓譟已在助長一些人的激進化傾向。
塞薩爾薩耶克（Cesar Sayoc）因向多位知名共和黨人投寄管狀炸彈而被捕，他是福克斯新聞網的熱心觀眾。法庭文件顯示，他的律師稱，他從川普的白人至上主義言論中獲得了啟示。法庭文件寫道：「要將政治氛圍和（薩耶克的）精神疾病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在一處棒球訓練場槍擊數位共和黨議員（並重傷眾議員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的詹姆斯霍奇金森（James Hodgkinson），是臉書群組「終結共和黨」（Terminate the Republican Party）和「通往地獄之路上鋪滿了共和黨人」（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Republicans）的成員。
在其他例子中，政治抗議活動變成了暴力活動，這方面最出名的事端發生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Charlottesville），在那裡，一場名為「將右派團結起來」（Unite the Right）的集會活動導致一名年輕女性遇害身亡。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Portland）和其他地方，左翼因組織「反法西斯主義者」運動（Antifa）與警方發生了衝突。
極端組織的暴力行徑為一些理論家提供了火力，他們在想方設法煽動對另一方的不安情緒。
即將到來的人口巨變
如此深仇大恨從何而來？全球化與後工業時代經濟的壓力、日漸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社交媒體言過其實的誇張力量、居住地理位置方面的篩選、總統本人極具蠱惑性的挑撥煽動……如同在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中那樣，每一個嫌疑人都參與到了犯罪之中。
《東方快車謀殺案》資料圖
但最重大的驅動因素可能是人口形勢方面的變化。美國正在經歷的轉變，或許是任何富裕而穩定的民主國家都不曾經歷過的：歷史上主導美國的那個群體正變為政治上的少數派，而那些少數派群體則正在伸張他們的同等權利和利益。假如這一轉變有過先例，那麼先例就發生在美國這裡：白種英格蘭人起初佔據壓倒性優勢。自那之後，這一佔據主導地位的群體所掌控的疆界就一直在經歷談判。但那些先例幾乎無法令人欣慰。很多再度發起的談判引發了政治衝突或者公開的暴力，而幾乎沒有什麼衝突暴力如今天這般發人深省。
在絕大多數美國人鮮活的記憶中，白人基督徒佔了美國居民的多數。那不再是事實，且選民並非感受不到變化：將近三分之一的保守派人士和超過一半的白人福音派人士表示，他們因自己的信仰而蒙受了「很多」歧視。
但較這一已經發生的變化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即將到來的變化：再過四分之一世紀左右，非白人將成為美國的多數族群，具體時間點有賴於移民比例和族群、種族方面難以預料的變化。
那樣的變化對一些美國人來講值得慶祝，但對其他美國人而言則或可忽略。但這一變化趨勢已在政治領域引發強烈反應，總統利用且惡化了這一點。2016年，表示對白人的歧視是一個嚴重問題，或者覺得在自己的國家就像是陌生人的白人工人階層選民投票給川普的可能性，較不那麼認為的選民幾乎高出一倍。三分之二的川普選民同意，「2016年總統選舉代表結束美國衰退的最後機會」。他們認為，川普是捍衛美國的代言人。
政治學者魯伊泰克西拉（Ruy Teixeira）和記者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2012年出版的著作《崛起中的民主黨多數》（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認為，美國的褐化，以及越來越多的女性、專業人士和年輕人轉變為民主黨人，人口形勢方面的這些變化很快會將美國帶入一個「新的進步主義時代」，共和黨人在這個時代會遭到貶低，淪為永遠的政治少數派。該書多少帶著旗開得勝的興味認定，民主黨多數派的崛起勢不可擋，無可避免。
2012年歐巴馬再度當選總統後，泰克西拉再接再厲，於《大西洋》雜誌撰文指出：「民主黨多數可能在美國出現並紮根。」
兩年後的2014年，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遭受重創，朱迪斯隨後的立場有所後退。他表示，崛起中的民主黨多數已經成了海市蜃樓，而在白人工人階層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共和黨，這將賦予共和黨人以長期優勢。2016年的總統選舉似乎證實了這一點。
但眼下，審視人口趨勢後，很多保守派人士認為，泰克西拉沒有錯，只是結論倉促了。他們可以看出共和黨在更年輕選民那裡的時運愈發不濟，並感受到那種反對他們的文化，那種文化譴責他們今天的看法僅僅是昨天的陳詞濫調。他們正在失去未來可贏得選舉的信心。諸多兇險的可能隨之而來。
走向死胡同的共和黨
共和黨更多將川普的任期視作一種過渡，而非復興，是一次短暫的休整，可用來減緩其衰落。這個大佬黨沒有只是在選舉中展開爭奪，反而加倍努力，縮小選民規模，提高其以選民中的少數贏得立法機構多數席位的機率。
2013年，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廢除了《選舉權法》（Voting Rights Act）中一項關鍵條款，之後的頭五年間，在這部法律先前加以約束的郡中，有39%削減了投票站的數量。雖然不公正劃分選區是兩黨共同的罪過，但在過去十年間，共和黨人更加沉溺於此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民主黨人在州立法機構選舉中贏得了53%的選票，但只贏得了36%的席位。在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人試圖彈劾幾位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因為他們曾瓦解共和黨人重新劃分該州國會選區的企圖。川普行政分支曾試圖限制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將移民計算在內，以削弱他們的投票權。
所有政黨都動用手段以獲得有力地位，但只有認為自己無法贏得大量公眾選票的政黨才會想方設法完全阻止他們投票。
美國歷史中隨處可見這樣的例子：一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團體調整自身，適應了一些先前處在邊緣地位的人口的興起，這種調整時而是溫文爾雅的，更常見的情形是憤憤不平，間或是暴力的。美國的黨派聯盟一直在重組，圍繞新的核心重新站隊。信仰、族群和階級的疆界一度一成不變，但往往最終呈現出可塑性。一些議題贏得關注，或是隱沒到無關宏旨的境地；昨日的對手成了明天的盟友。
但有時，這一重組過程會發生失敗。政治右派非但未能伸出手來延攬新的盟友加入其同盟，反而變得僵化頑固，轉而反對他們懼怕會將他們納入其中的那一民主進程。一種由理念詮釋的保守主義能夠堅守自己的立場，抗拒進步主義，贏得皈依者宗奉其原理，並應時而變。一種由身份詮釋的保守主義則將複雜的政治算計化約為簡單的算法問題，且在某一時刻，那些數字不再增加。
川普率領他的共和黨走向了這個死胡同。假定彈劾未能將他趕下臺，這種局面大有可能讓他付出連任失敗的代價。但總統的失敗可能僅僅會加劇刺激他崛起的那種絕望之感，證明他的支持者的擔心，即人口趨勢已經不利於他們。那樣的擔心是美國民主所遭遇的最嚴重危險，沒有之一——那是一種已在摧毀先例、敉平規則、拆除圍欄的力量。當一個以傳統方式運用權力的團體開始認為其黯然退場是無可避免的，認為其所珍重的一切的毀滅隨之而來，它將不計代價，捨身一搏，保住它所擁有的。
政治學者亞當普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研究過東歐和拉丁美洲推進民主的艱難進程，他認為，為了生存，民主機制「必須在利益和價值觀競爭中為所有相關政治力量提供偶爾致勝的機會」。但他補充說，這些機制還必須完成其他同等要緊的事：「它們必須使得哪怕是民主制度下的失敗，也顯得較非民主結局之下的某個未來更具魅力。」儘管目前把持著白宮、參議院和很多州的政府，保守派仍在喪失能在未來贏得選舉的信心，對美國民主的平穩運轉而言，這並非吉兆。他們認為選舉方面的失利將摧毀他們，這甚至更令人憂心。
我們理當慎重，不能誇大危險。眼下不再是1860年的美國，甚至不是1850年的美國。但當一大部分美國人對他們既無法繼續贏得選舉又承受不起失敗的代價這一點變得深信不疑時，一個穩健的民主制度可能多麼迅速地衰敗下去，美國歷史上的無數例證，尤其是那些來自南北戰爭前南方的例證，可以提供發人深省的講述。
民主如何崩潰：20世紀的德國與19世紀的美國
共和黨主流遭遇川普主義時的崩潰，是極特殊環境的產物，同時是其他事件令人不安的重現。
在其最近對西歐民主興起的研究中，政治學者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專門探討了一個決定性因素，可以區別實現了穩定民主的國家與那些掉入威權主義衝動陷阱之中的國家：核心變量與其說是政治左派的力量和品格，或急切爭取更大範圍民主化的那些勢力的力量和品格，倒不如說是中間右派的活力。一個強大的中右政黨可以隔絕更極端的右翼運動，將攻擊過政治體制本身的極端分子排斥在外。
左派絕無法免受威權主義衝動的影響。二十世紀最為殘暴的一些放肆行徑系由全能主義的左翼政權實施。但右翼政黨一般來講由一個社會內部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士組成，中間包括數量多到離譜的領袖，如商界富豪、軍官、法官、州長，政府有賴於他們的忠誠和支持。齊布拉特認為，假如那些傳統上享有特權地位的群體在一個更民主的社會中看到了有利於他們自身的未來，他們會認可這樣一個未來。但假如「保守派勢力認為，民主政治會將他們永遠排斥在政府之外，他們就更有可能完全拒絕民主」。
1930年代的德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在二十世紀最具災難性的崩潰，齊布拉特以之為例證明，民主的命運掌握在保守派人士手中。在中右派興盛的國家，他們可以捍衛其支持者的利益，令更激進的勢力喪失支持。在德國，中右政黨搖搖欲墜，「並非它們的力量，毋寧說是它們的孱弱」成了民主走向崩潰的驅動力。
當然，民主國家在十九世紀最具災難性的民主崩潰恰恰發生在美國這裡；在一個多元化的國家內部，對自身權力敗落憂懼萬分的白人選民的焦慮激發了那次崩潰。
在美利堅共和國的早期，蓄奴的南方掌握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除了那兩位姓亞當斯的總統，美國前十二位總統都蓄奴。前十六位國務卿中的十二位來自南方的蓄奴州。國會最初也由南方主導，因南方能將留作財產的受奴役人口的五分之三計算在內，用於分派眾議員的數量。
共和國的早期政治是派系傾軋、戾氣沖天的，受縱橫交錯的利益主導。但隨著北方州正式放棄奴隸制，之後採取向西部擴張的戰略，在那些頌揚自由勞動的州和那些財富與奴隸勞動直接相關的州之間，緊張局面在加劇，令地區衝突日漸凸顯。到十九世紀中葉，人口形勢顯著有利於自由州，那裡的人口增長迅速。橫跨大西洋而來的移民不斷湧現，他們在北方的工廠尋找工作機會，在中西部的農場中安家。到內戰爆發前夕，生於外國的人口將佔北方州人口的19%，但只佔南方人口的4%。
作為美國政府中最民主的機構，眾議院首先感受到這一新的動態，南方的應對是一致行動，將奴隸制議題排除在辯論之外。1836年，南方的眾議員和他們的盟友在眾議院強行推動言論限制令，禁止討論哪怕是提到奴隸制的請願，有效期九年。
如歷史學家喬安妮弗裡曼（Joanne Freeman）在她的近著《血腥之地：國會暴力與通往內戰之路》（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中所呈現的那樣，華盛頓的奴隸州代表還訴諸恐嚇、炫耀武器，要求與那些敢於非難這一特別制度的人士決鬥，或者乾脆在眾議院的議員席用拳頭和手杖攻擊他們。1845年，俄亥俄州的約書亞吉丁斯（Joshua Giddings）發表的廢奴演講令路易斯安那州的約翰道森（John Dawson）極度不快，後者舉起手槍，宣布他想殺掉其議員同事。其他議員——其中至少四人帶著自己的手槍——趕緊衝向雙方，局面一時僵持不下。那場面與其說是弗蘭克科波拉（Frank Capra）式的，不如說是賽爾喬萊昂內（Sergio Leone）式的。到1850年代晚期，暴力脅迫相當普遍，乃至於議員進入眾議院時通常會攜帶武器。（弗蘭克科波拉，生於1897年，卒於1991年，義大利電影導演，三度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賽爾喬萊昂內，生於1929年，卒於1989年，義大利電影導演，代表作包括《黃金三鏢客》、《美國往事》。——譯註）
《美國往事》資料圖
南方的政治家察覺到人口形勢開始有利於北方，於是開始將民主制度本身當成一種威脅。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約翰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1850年警告說，「在這個政府的每一個部門，北方都獲得了決定性優勢」，這是一種「專制」的局面，「不論結果多麼具有壓迫性」，南方的利益註定要被犧牲掉。考慮到眾議院對他們不利，南方的政治家將重點放在了參議院，他們堅持要求，接納任何一個自由州都應以新的奴隸州來平衡，以維持他們對參議院的控制。為守護他們的權力，他們將目光轉向了最高法院：1850年代，最高法院有五位來自蓄奴州的大法官，佔了多數。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他們的反擊直指北方人制訂他們自己社區規則的權利，開始將矛頭直指州權。
但南方及其溫言安撫的盟友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種將南方種植園主和北方商人維繫到一起的中右派共識，長久以來維持著合眾國的完好無損。但隨著人口形勢不利於南方，南方的政治家開始放棄用他們的立場的道德正當性或妥協的實際案例去說服北方鄰居的希望。他們沒有寄望於通過選舉民主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反而動用聯邦政府的高壓力量迫使北方支持奴隸制度。他們堅稱，任何向奴隸提供庇護的人士都應受到懲罰，甚至在自由州也是如此：1850年的《逃亡奴隸法》（The Fugitive Slave Act）要求北方執法官員逮捕那些逃離南方種植園的人士，並懲罰那些為他們提供庇護居所的公民。
在歷時數十年的廢奴運動失敗的地方，南方的受迫害妄想者們取得了成功，製造出針對奴隸制度的敵意，而南方人懼怕這樣的敵意。武裝執法官拆散家庭，押送他們的鄰居回到南方的奴隸制環境下，這樣的畫面將很多北方人從道德麻木狀態喚醒。先前的數十年間，民主政治的推拉為南方製造出挫折，但南方放棄選舉民主，轉而支持反多數的政治。事實證明，這對南方的事業而言是災難性的。
美國民主的維繫有賴於中右派
今天，一個主要吸引了白人基督徒選民的共和黨正在打一場失敗的戰鬥。選舉人團、最高法院、參議院或許可將失敗延緩一段時間，但無法永遠推遲失敗。
共和黨通過高壓而非說服的手段維繫權力的舉措，說明了在一個多元民主社會中圍繞一份共同的遺產而非價值觀或者理念來詮釋一個政黨的極大危險性。考慮一下川普的作為：他力推放緩移民到來的節奏，結果事與願違，引發軒然大波，將公眾輿論推向了他立場的對立面。在川普於2015年宣布參選總統之前，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應該增加合法移民的數量；今天，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應該吸收更多合法移民。不論川普獨特的移民建議有多大正面意義，他都令那些建議鮮有通過的概率。
對一個民粹主義者來講，川普顯然不受歡迎。但該事實不應令人安心。他越是刺激他的反對者反對他的議程，他就越是為他的支持者送去不安。左派的放肆行徑更緊密地綁定了他的支持者和他；與此同時，右派的放肆行徑令共和黨更難以收穫多數派的支持，這做實了這樣一種不安，即共和黨正在一個惡性循環中慢慢走向失勢的境地。
右派和整個國家可以退出這種局面，回歸正途。我們的歷史中隨處可見一些顯赫的團體，他們企圖繼續掌權時丟棄了對民主原則的承諾，之後在權力爭奪戰中失利，隨後發現，他們可以在曾經極為畏懼的政治秩序中發展壯大。
聯邦黨人通過了《客籍法和懲治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用刑事手段打擊批評他們的行政分支的意見；救贖時代的民主黨人剝奪了黑人選民的選舉權；持進步主義立場的共和黨人從外來選民那裡奪走了大都市的治理權。每一方都拒絕大眾民主，他們擔心他們會在投票中失利，懼怕隨後可能發生的事情。在每個例子中，民主最終都被接受，沒有在失敗者那裡造成悲劇性後果。此等美國制度發揮作用的時刻往往多於失靈的時刻。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一些年提供了另一個例子。蜂擁而來的移民，尤其是來自東歐和南歐的移民，令很多白人新教徒感受到了威脅。美國頒行了禁酒令，一定程度上是要規範這些新到人口的集體習慣；發動了帕爾默搜捕行動（Palmer Raids），圍捕了數千名政治激進分子，並將數百人驅逐出境；見證了三K黨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的復興，其成員多達數百萬人，其中數萬人曾在華盛頓特區公開遊行；並通過了新的移民法，關閉了移民前往美國的大門。
《一個國家的誕生》海報
在總統伍德羅詹森執政期間，民主黨充當了這場本土主義反對運動的急先鋒。威爾遜卸任後四年，民主黨要在威爾遜的女婿和阿爾史密斯（Al Smith）之間選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史密斯是一位擁有愛爾蘭、德國和義大利血統的紐約天主教徒，他反對禁酒令，公開斥責私刑。代表大會在確定總統候選人時陷入僵局，投票多達一百多輪，最終選定的總統候選人名不見經傳。但在四年後的下一次候選人角逐中，史密斯勝出，擠走了民主黨內的本土主義勢力。他整合了新獲得選舉權的婦女和新興工業城市的少數族群選民。
民主黨人在1928年的總統競選中失利，但在接下來的五次競選中獲勝，他們所經歷的選舉是美國政治史中佔據最多優勢的競選之一。民主黨政治家後來發現，捍衛他們所珍視的東西的最有效方式不是拒斥移民於黨外，而是邀請他們加入。
丹尼爾齊布拉特的研究啟示我們，今天的美國政治體制是否能維持下去而不是進一步分裂，或許有賴於中右派做出的選擇。假如中右派決定接受選舉上的一些失敗，隨後謀求通過辯論和魅力收穫支持者，那麼共和黨就能保持生機。如同威爾遜之後1920年代的民主黨那樣，其分裂將癒合，其前景將獲得改善。民主將得以維持。但假如中右派審視人口統計方面的巨變，發現無法忍受選舉失利的前景，並與川普主義和源自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極右派共進退，那麼他們將註定只能贏得越來越少的選民青睞，並極可能再度經歷我們歷史上那些最醜陋的時期。
川普主義與美國民主的命運
在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2012年競選失敗後和2016年川普當選之前形成的兩份文件展示了風險和選擇所在。
羅姆尼在總統選舉中遭遇慘烈失敗，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隨後認定，假如堅定貫徹其路線，它註定將面對政治流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呼籲這個大佬黨採取更多行動，以贏得「西班牙裔、亞裔和太平洋島民、非洲裔美國人、印度裔美國人、土著人、女性和年輕人」的支持。該建議中帶著幾絲恐慌；那些群體佔到了2012年投票總數的將近四分之三。該報告警告說：「除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對解決這一問題報以嚴肅態度，否則我們將在未來的選舉中敗北。數據證明了這一點。」
但不只是這個大佬黨內部的實用主義者感受到了這樣的恐慌。在一份支持川普主義的最有影響力的右翼宣言中，保守派作家麥可安東（Michael Anton）於《克萊門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Books）宣布，「2016年的總統選舉是93號航班選舉：控制好駕駛艙，否則你死定了」。他的絕望吶喊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人口統計分析略相呼應。他寫道，「假如你們不曾留意的話，我們這一方自1988年以來一直處在失敗當中」，斷言「我們完全被暗算了」。他指責那種「第三世界人口無休無止的輸入」，認為這早就將民主黨人置於「即將獲得永久勝利的境地，這樣的勝利會讓他們永遠不必再假裝尊重民主和憲政的細節」。
上一次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在這兩大相互矛盾的願景中做出了抉擇。2012年之後的那份報告在意識形態上詮釋了共和黨，敦促其領導人接觸新的群體，強調他們共同認可的價值觀，並重建共和黨，將這個黨建設成為一個能在一場總統競選中贏得多數選票的組織。相較而言，安東的文章則將共和黨詮釋為受到了美國日漸增進的多元性威脅的「一個民族、一種文明」的捍衛者。他嚴斥共和黨拓寬其聯盟的舉措是一種卑賤的投降。假如共和黨在下一次選舉中失利，保守派將遭遇「矛頭指向反對和異見的惡意迫害」。
安東和其他大約6300萬美國人控制好了駕駛艙。一位沒有擔任過一天公職，公然展示對民主程序不屑一顧的候選人碾壓了共和黨的多位旗手。唐納德川普非但沒有接觸多元化的選民，反而加倍押注於共和黨的核心支持者。他向他們承諾說，他將保護他們免受某種文化和政體的侵害，而他表示，那種文化和政體正在走向他們的對立面。
到川普的總統任期結束時，共和黨將面對在他崛起之前所面對的同樣選擇，只是會愈發急迫。2013年，共和黨領導人清楚看到了他們面前的進路，並敦促共和黨人接觸那些自身價值觀符合這個大佬黨的「理念、哲學和原則」的多元背景的選民。川普主義消解了保守派理念和原則的優先性，而以族裔民族主義取而代之。
偏好連續性，熱愛傳統和習俗，對劇烈的轉變報以健康的懷疑，——美國政治傳統中的這一保守主義脈絡為這個國家提供了必要的壓艙石。美國這片土地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同時維持著強大的連續性。前往美國的每一波移民都改變了美國的文化，但移民自身也接納並因之維護了美國的核心傳統。令神職人員大為沮喪的是，到達美國海岸的猶太人、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變得有一點各行其是，將權力從教士牧師那裡轉移到了會眾那裡。農民和勞工變得更能白手起家。很多新來的人口變得更富於平等精神。所有人都變得更美國。
但美國的精英接納了這些移民，並要求他們認同美國的建國理念，由此避免了被取而代之。這個國家的主流文化不斷重新詮釋自身，拓展邊界，維持住了變動的人口中多數的支持。
美國開始形成之際，絕大多數美國人是白人、新教徒和英格蘭人。但威爾斯人和蘇格蘭人之間那種根深蒂固的差別很快就變得幾乎無法察覺。事實證明，白色自身是有彈性的，先是排除了猶太人、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隨後又延展出去，將他們囊括在內。已經建成的教堂向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別讓出了位置，其他宗教信仰的擴散則使得「基督徒」成為緊密凝聚的一類人；那也壯大為猶太-基督教傳統。假如美國的白人基督徒多數不存在了，那麼某個新的多數群體已在顯山露水，要取而代之。這是理解什麼屬於美國主流的某種嶄新的、更恢弘的方式。
如是美國理念的魅力極其強大，乃至於感染到了異見人士。塞尼卡福爾斯（Seneca Falls）那些支持女性參政的人士、林肯紀念堂上臺階上的小馬丁路德金和舊金山市政廳前的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都引用過《獨立宣言》。美國擁有強大的激進傳統，但其最成功的社會運動往往採用保守主義的語言，將它們的改革訴求說成是在表達而非拒斥美國的建國理念。（塞尼卡福爾斯，是位於紐約州的一個鎮。1848年7月19日至20日，大約三百人在這裡開會，討論女性的社會、公民和宗教狀況及權利。哈維米爾克，生於1930年，卒於 1978年，加州政治家，曾任舊金山監事會成員，是首位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加州當選官員。——譯註）
林肯紀念堂資料圖
即便是在今天，大量保守派人士依舊保持著信念的勇氣，相信他們的事業能夠贏得新的支持者。他們沒有對在選舉中獲勝感到絕望，並且不準備拋棄道德說服，轉而青睞強制手段。他們正在戰鬥，要從一位總統手中找回他們的黨，這位總統的成功有賴於說服選民相信，這個國家正與他們漸行漸遠。
對右派而言，這場戰鬥的風險遠遠高於下一次選舉。假如共和黨選民無法被說服，民主選舉將繼續為他們提供切實可行的制勝路徑，他們可以在一個多元化的國家內部興旺發達，哪怕選舉失利，他們的基本權利也將受到保護，那麼，川普主義就將繼續得以延續到川普離任之後很久，並且我們的民主將因此而蒙難。
（本文原題「How America Ends」，原刊於《大西洋》雜誌2019年12月號，是當期封面專題「How to Stop a Civil War」中的一篇。小標題是譯者所加。）